当前，社会上有关信任危机的报道充斥着媒体，如“不敢扶摔倒老人，怕是碰瓷的”等。人们从日常生活中的体验出发，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信任危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际间的社会信任度却日渐降低；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当今中国社会的信任度尤其偏低，甚至出现严重的信任缺失。但是，科学调查数据所显示的结果与人们的主观感受并不一致。世界价值观调查在1981年到2014年间对100多个国家进行了六轮调查，结果显示，在这30多年里，世界各国国民对自己所在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呈现出总体下降趋势。对于“您认为大多数人可信吗？”这个测量社会信任的经典问题，各国被调查者中表示信任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的34.8%下降到目前的25.4%，30多年间下降了近十个百分点（见图1）。这说明，所谓的“信任危机”是全球性的，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

64.4%的中国人认为社会上多数人可信

世界价值观调查同时也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结果：与人们的主观感受相反，在对于大多数人是否可以被信任这一问题上，在历轮调查里，中国都是信任度最高的，且远高于其他国家。那么，中国是一个高信任度的社会吗？社会理论家福山在《信任——社会繁荣》一书中提出，根据在社会中的个体行动者建立合作关系自发性的强弱，可以把各个国家分成高信任度国家（自发社会性高）和低信任度国家（自发社会性低），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相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低信任度国家。但是，福山的这一判断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结果并不相符。从最新一轮的世界价值观调查（2010—2014年）的结果看，中国的社会信任情况远乐观于其他国家；与世界平均信任水平（25.4%）相比，中国人与人之间的一般信任程度（64.4%）高出一倍多。比较各轮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结果仍能发现，在30多年中，中国的社会信任度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日本、韩国和美国等国家。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提出，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其中的工商人士能够有效地营建“信任网络”，以培育健康的经济，这样的国家更有可能取得经济增长。和社会信任度低的国家相比，社会信任度高的国家的社会秩序更好，经济发展更有优势。单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是对我国较高的社会信任度的一种佐证。

从我国社会信任发展的趋势看，在过去30多年间，社会信任度呈先降后升的态势：1990年有60.3%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五年后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的比重却下降到53%左右，这一水平一直持续到2007年；此后，社会信任度又开始上升，到2012年有64.4%的人认为社会上多数人可信。这意味着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在最近几年内得以逐渐恢复。

陶普（Lars Torpe）和洛莱（Henrik Lolle）在其研究中提出，相对于泛化的大多数人，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是一个更有效的测量社会信任的指标。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年和2013年调查结果，对陌生人表示不信任的比例从2003年的73.4%下降到2013年的52.2%，对陌生人表示信任的比例却从4.3%上升到18.8%。这里问及对陌生人是否信任时，并未设定具体的情境，因此更有说服力。另外，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都在提高，那么可以做一个合理的推断，对朋友、亲人的信任度也应该都在提升。这些都与世界价值观调查里的中国数据结果相一致。两个调查的结果都显示，中国是一个高信任度国家，且近十年来社会信任程度呈上升态势。

人们的社会信任在不同角色和对象之间具有差异性

那么，为什么中国是一个高信任度社会的判断与人们的主观感受不一致呢？这主要是由社会信息的结构特征造成的。信任可以被视为一个立体的概念，从横向上看，信任对象的范围有多大？从纵向上看，信任的程度又有多高？从更深层次看，信任的情境是什么？首先，面对不同的人，信任程度通常不一样。一般情况下，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肯定不及亲人高，但这种程度上的差异称不上“危机”，而是人之天性使然。其次，面对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中，人们对他的信任程度也可能会有差异。因此，信任度的提高和下降都不能一概而论，需分对象、分情境予以讨论。从信任的产生和培育机制看，可以把它分成基于血缘或亲缘的信任、互相为利的信任和以制度为基础的信任。基于血缘或利益的信任都存在一定的范围界限，容易产生封闭且排外的小群体，不利于群体合作。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制度为基础的信任在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中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种信任不仅能够提高办事效率，而且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

并且，人们的社会信任在不同角色和对象之间是有高度差异性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在2012年的调查询问了人们对不同社会群体的信任，其结果差异明显（见图2）。首先，信任度的差序格局模式一目了然，信任度最高的人群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亲人，随着关系的疏远，信任度逐渐降低。其次，人们对供职于机构/组织中的人的信任度普遍较低。对公司高管（代表营利组织）的信任度最低（53.3%），其次是非营利/非政府组织的领导（57.3%）和地方政府官员（57.6%），分别代表了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和地方。这说明中国人相信人不相信机构，对于机构的信任要通过机构中的特殊个人来保证。再次，人们对不同机构/组织中的人的差异性信任程度，表明其对某些机构/组织确实存在信任危机，而基于制度的信任有待更完善的制度建设。不过，虽然“医患矛盾”、“老师和学生、家长之间的冲突”屡见于一些媒体，但从总体看，人们对医生（82.5%）和教师（91.7%）的信任度并不低。此外，由于信任和满意度密切相关，对机构/组织的不信任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某些机构/组织的工作有不满，不满程度因机构/组织而异。

提倡合理看待社会信任的认知模式

综上，无论是中国的调查数据还是国际上的调查数据，都显示我国的信任度不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近些年来有着提高的趋势。那为什么“信任危机”一说仍盛行？是真的有信任危机，还是人们对信任本身产生了信任危机？

首先，信任度下降的说法和一些新闻媒体的改变密不可分。随着通信技术和各种媒介的飞速发展与普及，媒体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媒体间的竞争亦愈加激烈。为吸引眼球，一些媒体的关注点都转向冲突、负面事件，无意中导致一种夸大的、与实际不符的信任氛围。所以，在很多时候，媒体的报道虽有助于我们洞察社会问题的存在，但是并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科学地评估社会信任状况，反而可能会促使人们对信任本身产生信任危机。其次，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随着人们的生活需求从生存转向注重生活质量，对社会信任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同时对权威的尊重度在降低，而这些转变中可能会滋生信任危机。再次，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信任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沟通，因急剧的社会转型带来一定时期内的价值冲突、道德伦理失守，必然会妨碍人际交往，造成局部的人际交往失范，可能会导致局部信任危机。最后，需指出的是，从信任的测量方法和手段看，现在对信任度的测量方法并非完美，国内外学者对此也有很多讨论，结合社会发展和文化差异发展出一套更准确的信任测量工具也迫在眉睫。“信任危机”和“信任社会”本质上都是一种相对说法，并非要寻找一个绝对的度量信任的标尺，达到了标尺的某个刻度才可视为信任。任何人对他人或机构的信任都有一定的限度，也存在着个体差异性，因此应提倡一种合理看待社会信任的认知模式。

总之，社会信任的建设和维护没有捷径可走。价值观的一致性、令人满意的绩效、合乎道德且切实可行的制度以及客观真实的新闻报道，对建设信任社会而言都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