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近20 年之后, 《话语与社会心理学》(以下简称《话语》) 一书从英伦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一方面见证了其自身的价值,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社会科学界吸纳西方学术进展的工作尚任重道远。面对类似的著述不断传入中国,我们有一种深切的矛盾心绪。在社会心理学三个世界的划分中(杨国枢,1993) ,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引入这些著述,不断强化着我们“第三世界”的地位,这让我们心有不甘;然而,一旦接触这些新的著述,其中所蕴含的新视野和广泛充实的内涵又不能不让我们有种危机感,进而迫使我们进一步加大引进和吸收工作。作为一本近20年来有相当影响力的社会心理学著作, 《话语》的引入或许会进一步增强我们的失落感,但也未尝不是一个奋起直追的契机。对中国社会心理学而言,其意义不仅在于对传统的社会心理学议题提供了一套系统的新方法——话语分析方法,还在于它体现了对社会心理学发展方向的思考,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也容纳了20 世纪以来社会科学所积累的重要争论,如反身性问题和客观性问题等,而后两项对当今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尤其重要。作为一个简要的书评,本文的重点不是介绍这一系统方法,而是对该书所涉及的这些议题进行简要的评析。在触及这些议题之前,本文会对该书的背景——社会心理学的危机及其引发的话语转向——做一简要的介绍,因为这些背景与后面的学术议题有本质的联系。

一、社会心理学的危机

社会心理学的危机大体发端于20 世纪50 、60 年代。在经历二战时期和二战之后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后,社会心理学似乎突然受到剧烈的挫折,局内局外都不断发出批判的声音(乐国安主编,1998) 。面对战后的种种社会问题,特别是60 年代后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社会心理学束手无策, “‘社会工程师’的自信心及公众的期望降到最低点”(方文,1997) 。不能继续扮演社会工程师的角色,是导致社会心理学危机的社会因素。

与此同时,学术界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现状也不断积聚着不满,这些不满大体包括:1、对实验方法的不满,如实验中存在的期望效应、需求特征,以及普遍增长的对伦理问题的关注等;2、对于过度依靠实验方法的不满,很多人认为实验在理解人类行为上具有不可突破的局限,而且有过于看重方法的倾向,乃至有方法主义之嫌(Cartwright ,1979) ;3、对社会心理学理论的不满,包括认为其缺乏对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进行解释的理论, 缺乏长时段的研究(Cartwright , 1979 ;Boutilier et al . ,1980) ,缺乏理论的整合;4、在基本的学术取向上,不满于个人主义的立场,这种个人主义尤其表现为过度关注个人认知,将个人简化为信息加工者,相应的便是要求社会心理学“更社会”(more social) 的主张。

在四面楚歌声中,主流社会心理学巍然不动,固守着原来的园地重复开垦,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积极地寻找出路。斯奎尔将有关社会心理学危机的话语分为三类,这三类可以看作是克服危机的三种方向(Squire ,1990) :第一类是主流话语,大致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方案,它们诉诸于修正和拓展既有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但这种修正和拓展不改变其心理学的特质,它们仍然要借助于社会心理学中主导的认知主义和生物原理;第二类是替代性话语,它们质疑传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和哲学假设,更多借助于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的资源,它们尝试着网罗所有主流社会心理学所遗漏的主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替代性的,但同时也意味着它们是被主流社会心理学所限定的,而且与主流话语一样,它们依靠的人的概念只是带有社会色彩的、在最终的层面上仍然是生物性的单个个体;第三类被称为评论性话语,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它们并没有提供一种替代性的整体方案,而更多地是对传统研究进行质疑,它们是在做“解构”的工作,而不是“重构”的工作;它们对抗主流的认知主义的策略是靠研究有关社会世界的集体表征的结构和内涵,或者是用另一套方法来研究主流社会心理学中的概念,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从社会心理学的整体格局来说,克服危机的一种出路就是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不断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发展出不同于美国的研究方向和方法,而这种本土化运动与上述的第二、第三类话语实有诸多重合。

《话语》一书正是克服危机的一种努力,我们可以很恰当地将其归入第三类话语,而该书的两位作者也是欧洲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中的重要成员。他们在70 年代接受主流社会心理学的训练的同时,也正是社会心理学的危机话语方兴未艾之时,他们在布里斯托尔等大学受到欧洲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先锋泰弗尔等人的影响,而在知识结构上受后结构主义和文学理论影响至深,这些不同的知识潮流的碰撞和人生际遇的巧合,最终让他们走上发现话语之旅。

二、发现话语

20 世纪的西方哲学经历了语言学的转向,这一转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1987 年两位作者写出《话语与社会心理学》,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话语研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运用,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这一语言学转向的影响。面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两位作者认为格根、哈勒等人没有发展出令人满意的替代方案,因而产生了通过话语分析的路径发展出一套替代方案的雄心,而《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份宣言书,其后续的成果就是现在日益为人所知的话语心理学(discursive psychology ,台湾学者译为“论述心理学”) 。

(一) 话语和话语分析

何为话语? 作者在书中坦言这是话语分析中用法最为混乱的一个术语。当然,我们这里也无法穷尽话语的定义,但我们关心《话语》一书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话语的。查拉比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的研究多数是把话语作为语言学范畴的概念(Chalaby ,1996) 。话语作为语言学范畴的概念又有两种含义:其一是将话语等同于语言,比如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就不对话语和言语(Parole) 进行区分。这一定义是目前社会科学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定义,现在的一个趋向是在这一语言学取向的定义中,纳入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视角。其二是将话语等同于文本,这主要为语用学和修辞学等语言学科所采用。作者在前言中说,他们是“在最开放的层面上使用‘话语’这个词,它涵盖了各种形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语互动以及各种形式的书面文本”。不过,正如查拉比所指出的,波特和韦瑟雷尔所采纳的概念实际上接近上面的第二种定义,也就是将话语等同于文本。这在《话语》和两位作者随后的一本书《图绘种族主义的语言》(Wetherell & Potter ,1992) 中都可以得到确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纳了这一定义,他们自然就不是在最开放的层面上使用话语这个词。许多研究者把非言语形式的体态、动作、感觉都视为话语(Purvis & Hunt ,1993) ,比如符号学“巴黎学派”的重要成员高概(Jean2Claude Coquet) 就把身体感觉视为话语符号学的首要研究对象(高概,1997) ,这些在《话语》中是付之阙如的。

不同的话语定义,就有相应的不同的话语分析方法和关注对象。《话语》作者采纳这一话语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就定义了他们的研究关注点。他们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与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尽管福柯不接受这些各式各样的标签) 相比,福柯等人更关注作为宏大历史进程中的语言实践或整体的意象,而他们关注的是文本中具体的话语过程。《图绘种族主义的语言》一书则特别将他们的研究旨趣与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比较,认为他们的研究更带有修辞学色彩,更类似于常人方法学和谈话分析的研究。

我们也可将他们的研究与冯·戴伊克的研究做简单的比较。冯·戴伊克往往是研究文本的整体格局,以及这种格局与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结构的分析(戴伊克,1993) 。波特和韦瑟雷尔更为细微,他们更关注具体的词句的意义以及与语境的关系。另外,冯·戴伊克十分重视话语和认知的关系,而《话语》的作者提出要超越内在心理的解释,因此,认知和话语的关系就不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之中。

尽管作者有宽广的学科视野,但他们对自己社会心理学家的身份有着强烈的意识,因此在书中也多次强调他们是作为社会心理学家进行话语分析,明确地将自己的工作与语言学家的工作区分开来。后者的工作包括对句子一类的语言学单位的研究,对句子之间的结合与联结的研究等。

概而言之, 《话语》一书的话语分析方式不同于结构式的分析以及语法逻辑的形式解释和客观解释,而接近诠释学的投入理解,研究的关注点不是宏大历史进程中的语言实践或整体的意象,也不是纯语言学的工作,而是文本中的具体的话语过程及其社会意涵。

(二) 话语分析的允诺

传统社会心理学认为存在一种心理实体,例如态度、人格等,而谈话、行为都可由这种心理实体生发出来。研究者便是用这些心理实体来解释人们的心理与行为,这种解释被称为内在心理的解释。受奥斯丁等人的语言哲学影响, 《话语》不认为存在着能够脱离人们语言的客观实体,相反,社会世界和个体是被言语实践所不断建构的。心理自然也是社会的建构,是一种言说的社会实践,而语言则是建构的积极媒介。所谓“积极的媒介”,其含义是指语言不是简单的对客观事实的反映和描述,而是具有力量的,能够带来后果的。因此,对话语的关注便不是要从话语中透视出某种客观实体的存在,而是分析话语如何不断建构社会世界。研究关注的不是内在的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而要勾勒出这一言说实践的过程及后果,这便是本书喊出的最响亮的口号“超越内在心理解释”的基本内涵。一旦内在心理的解释被超越,就能扭转对个体认知的过度关注,从而破除上面所提到的社会心理学中泛滥的“个体主义”的窠臼。

将话语置于研究的中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能够将心理学的关注与社会分析结合起来。传统的社会心理学都假设社会场域( social field) 是一个预先定义完好的社会群体的结构,假设心理过程是内在于个体之中,将话语仅仅视为一种媒介,主要表达和反映这些先在的心理实体和社会实在,因此,将话语与行为、主体、社会过程区分开来。当《话语》把研究重点放在话语的具体过程,而且这些话语实际有着种种的行动取向时,话语的生产者就不仅仅是“主体”( subjects) ,而且是“行动者”(agents) ,这样一来,对话语过程的描述和分析,也必然是对具体的社会过程的描述和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引入对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解释,从而消除我们上面提到的对社会心理学的第三点不满。

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从而超越内在心理的解释,一方面能够摆脱对实验方法的依赖,另一方面也能够与社会分析结合起来,冲破个体主义研究的樊篱。这些都是医治学界不满的药方,也是话语分析的允诺。

三、《话语》所涉及的几个问题

20 世纪以来科学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给实证主义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我们有关社会实在的科学知识是一种反身性的知识, 它在建构着它所研究的对象(Delanty ,2002) 。人们也越来越多地关注科学研究与其置身的宏观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科学共同体的微观运作机制之间的关联。在这种思考之下,反身性的问题就凸显出来。《话语》为反身性的问题赋予了新的含义,这在学界引起很大的争议。另外,正如我们前面所言, 《话语》所持的话语分析方法接近诠释学的投入理解,因而也引起人们对如何进行诠释和诠释的客观性问题的讨论。最后,话语分析的方法使得心理学的关注与社会分析能够结合,而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这就涉及心理解释中人的概念问题。本文将依次对这几个问题作简要的评析。

(一) 反身性(reflexivity)

反身性(又译为自反性) 在《话语》中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在对话语分析的批评与反批评中,更是一个焦点问题。

《话语》对反身性作出了比较明确的定义(第九章) :反身性的第一层含义是指谈话的这一特性:它既是关于行动、事件和情境的,与此同时,它也是这些事物的一部分;它的第二层的含义是,话语分析的发现对话语分析家及其他任何人所构造的社会文本同样适用。

第一层含义与吉登斯的理解多有相似之处,强调的是谈话和文本能够反作用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并产生一系列的实际后果。举例来说,有一份心理学报告,说常洗头的人有更高水平的自信心。这样一份报告不仅是对现实的一种描述,而且会重新塑造人们的行为。人们可能会因此更加频繁地洗头以增加自信,但也可能故意不洗头来否定这一研究报告。

不过,在第九章中,作者更看重的是第二层含义,也正是这层含义引起很多争议。作者强调他们自己的文本与他们所研究的文本一样,都充满着建构性和行动取向。他们反对任何大写的真理(Truth) 的存在,反对任何人对知识的最终权威。基于这种立场,他们多次批评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试图确立对文本解释的“最优版本”( the best version) ,因为始终存在着另外一种解释的可能,研究者应该对自己文本中的建构性保持敏感。

为了体现这种反身性,他们似乎看好学界中出现的“新文体”。这种新文体摆脱学术写作的标准规范,以平行文本的形式,一边给出研究者对所研究的文本的解读,一边把自己的研究也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给出自己的考察。但是,如果遵循这种反身性的思路,那将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过程。因为对考察的考察仍然是一种建构,那我们是不是还要给出我们对它的考察呢? 如此循环,又岂有尽头?

因此,对反身性的问题并没有很好的解决途径。批评者认为,在研究中给出这类反身性的考察,纯粹是一种自恋。他们提出应该放弃这种走入歧途的反身性观念,而倡导一种社会学的反身性观念(Fuhrman & Oehler ,1986) 。他们认为,在社会学内部,对反身性的吁求,往往与对被某一群体或个人视为当然的假设进行考察相关。一种反身性的理论,是要帮助人们获得那些社会不让他们知晓的东西,那些他们作为社会的一员理应知道的东西。

他们指出,波特等人持有的这种褊狭的对反身性的理解正在把社会研究带往一个更无趣的方向。就科学知识社会学而言(波特在这个领域多有研究) ,他们不能提供对科学界的信念和知识的社会学理解,不能关注知识被生产和合理化的社会结构和过程,而只是为文本而研究文本(Fuhrman &Oehler ,1986) 。在随后的一篇文章中,批评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反身性观念实际是放弃了学者的担当,波特等人把反身性视为单个作者的问题或文本的特征,而不是一个攸关整个科学共同体的问题(Fuhrman &Oehler ,1987) 。

对这一争论的孰是孰非,我们难以遽下论断,但这种种的反身性观念还是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因为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我们都已接受这样一个共识,即知识远不是书斋里供人把玩的器物,也不是博物馆里陈列着的古董,在读与写之间,它们就充斥着我们的周遭,扮演天使或者恶魔的角色。

(二) 客观性

在上面对反身性的讨论中,其实已经牵涉到客观性的问题。作者对反身性的重视,在某种意义上便是对客观性的拒斥。在《话语》中,他们多次提到,话语是否真实反映内心状态以及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并不是他们所考虑的问题,更严格地说,这些问题不成为问题。这与作者所置身的思想脉络是一致的,从建构论的立场出发,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惟一的真实,从反身性的角度考虑,所有的文本都有着行动取向和建构性。而这些观点,归结起来就是,不存在什么客观的标准。

但是,从《话语》和随后的《图绘种族主义的语言》来看,作者并没有完全摒弃客观性的问题,在一些论述的角落里我们仍然能找到客观性的踪影。在《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作者先给出一小段话语(比如第二章有关波利尼西亚人的话语) ,相应地我们会得出一个解释;然后作者把该话语所置身的更长的话语序列呈现出来,这时我们会得出与刚才非常不同的解释。这样一种处理,往往是把放在更长话语序列中的对话语的解释置于一个更高的位置,也就是说,确实存在一个版本优于另一个版本的问题。这样一来,就出现评判不同版本的标准问题,而这个标准不能不包括客观性。

在《图绘种族主义的语言》中,作者提出,普通人的话语和社会科学家的分析都是言语构建,但是,相比于普通人的话语,科学家的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实践在很多时候并没有直接的支持,在这样一个层次上,它们可能是通往不同目的的言语实践(Wetherell & Potter ,1992) 。这句话颇耐人寻味,所谓不同的目的究竟有何不同?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科学家的话语之所以对意识形态的实践没有直接的支持,乃是因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更价值中立,他们要遵循一套严谨的被称作科学的程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会比普通人更靠近客观。而这种客观性,或许就是有别于常人的不同目的。

与拒斥客观性的态度相矛盾的是,波特等人反复强调他们的研究不会“超越资料本身”(go beyond the data) ,而认为历史学家们往往是在资料中添入自己的解释,这样一种比较,似乎是在表示他们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更具有客观性。然而,这一点也备受批评,论者认为,由于人们的语言并不是透明的,可以一眼看穿的,因此研究者的解释只能是解释,而非资料本身(Shapin ,1984 ;Fuhrman &Oehler ,1986) 。

由此看来,客观性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抛弃的,与此同时,客观性也不是如此容易就可以标榜的,尤其当《话语》确在使用一种主观诠释的方法来分析时。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客观性的问题呢?

(三) 语境有多大

在对《话语》的阅读过程中,我们其实一直在阅读着作者对话语的解释,这个时候,我们自然会问,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吗,这种解释从何而来,它依靠的是什么证据呢? 当然,作者会说,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解释就是正确的解释,因为始终有另一种解释的可能。但是,作者大概不会认为自己的解释纯属杜撰。事实上,他们在敦促我们要在话语所置身的语境下来理解话语的意义及其行动取向。这一主张与符号学、行为发生学的观点是一致的。后者认为,行为具有符号学的性质,单纯的动作与它们的含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天然的,只有在具体的乃至非常地方性的社会常规的语境下,这些动作才可获得意义。因此,对动作和行为的理解,要依靠对语境的理解。由此,无论对话语的理解,还是对行为的理解,其所依托的都是对语境的理解。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语境有多大?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如果我们只截取一小段话,对这段话的解释往往是有偏差的,只要把这段话所置身的话语序列呈现出来,我们就会得到另一种解释。我们可以把话语序列理解为语境,但某一具体的话语序列又有它自身的语境,由于语境是无限开放的,因此,语境也可能是无限大的。这样一来,由于语境的无限开放性,对语境有多大的掌握才拥有诠释的权利? 这里,我们又遭遇到客观性问题,即我们是否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标准,在这样一个标准下,我们能够确定出对语境多大程度的把握才是完备的,从而来衡量不同诠释的优劣。

(四) 心理解释中的人的概念

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话语分析方法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将心理学的关注与社会分析结合起来,迈向一种“更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在心理学史上也不断出现过对心理学的社会化改造,如泰弗尔的“社会认同论”(Tajfel & Turner ,1986) 。但这些改造往往预设了一种心理实体的存在,这种心理实体成为沟通宏大社会结构和微观行为的一个桥梁。《话语》一书则把心理实体去除了,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比社会认同论等“更社会”的研究。这种更具社会性的研究所隐含的是一种新的人的概念。

这种新的人的概念一反传统社会心理学中的个体主义立场——这种个体主义将个人的内心视为完全独立自主的、与其他人相隔绝的“封闭的个性”, 其典型的隐喻是“封闭的黑箱”、“容器”等。埃利亚斯(1998) 在批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这种个体主义倾向时指出,这种观念在欧洲有悠久的历史。在古典哲学中,这一图景就是以认识主体的形式出现,个人是一个封闭的人,一个自成一体的小世界,拥有绝对的自主权,而意识不到与他人之相互依赖。从这种人的概念出发,个人就似乎总是存在于社会之外的东西,在个人的内部与外部之间存在一条明显的界限。埃利亚斯指出,应该将人视为“开放的个人”,“个人与社会”不是两个割裂的存在,而是一个人的不同的但却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注1）

埃利亚斯的观点实与《话语》的立场殊途同归,也就是走向一种更开放的、社会化的人的概念。在埃利亚斯,是他对个人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长期变化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关注引领他迈向这种观点;在《话语》的作者,则是由于将心理状态视为言语的社会实践,这种言语实践的本质上的社会性,让他们不能接受“封闭的黑箱”的人的概念。不过,在埃利亚斯那里,似乎仍然保留一些心理的质素;而本书作者等人的努力,则近乎把心理实在彻底解构了。

在迈向这种更具社会性的人的概念时,我们也有必要听听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在20 世纪60 年代是十分兴盛的。朗在60 年代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批评结构功能主义中的人的概念是过度社会化的(Wrong ,1961) 。（注2） 结构功能主义在回答霍布斯的“社会秩序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时,借助于社会规范的内化这种观念。朗认为,这是一种“社会决定论”。规范的内化受到弗洛伊德超我观念的影响,但却忽略了弗洛伊德理论中强有力的本我与超我控制之间的张力。朗主张要回归弗洛伊德的人的观念:弗洛伊德认为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但决不是完全社会化的动物。无独有偶,同一时期也出现了著名的“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之争”。这一争议也源自对弗洛伊德理论予以阐发的立场之不同,这种不同的阐发体现出人的概念上的差异。

马尔库塞和弗洛姆都欲图使弗洛伊德的学说成为一种批判的革命的学说。不过,对马尔库塞来说,这一批判的基石是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里比多的被压抑是导致个体顺从既定秩序的根源。因此,批判的锋芒要指向社会对里比多的压抑。对里比多的强调,其实就是强调个体所拥有的一种独特心理实体的重要意义,这种人的概念是反对完全社会化的。与之不同,弗洛姆在出版《逃避自由》这本书之后,就正式放弃了里比多理论。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之所以是激进的或者说革命的,并不在于他的里比多理论,而在于他对压抑的强调。推动人类行为的最强力量, 起源于人的生存状况, 而不是里比多( 弗洛姆,1988b) 。而且,今天这个社会主要不是性的压抑,而是充满生机、自由自在和爱情的冲动的压抑(弗洛姆,1988a) 。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弗洛姆的人的概念往往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有密切的相关关系,其集中体现便是在《逃避自由》中首次系统运用的“社会性格”学说(弗洛姆,1987) 。这种人的概念便是高度社会化的。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指责弗洛姆为修正主义者(马尔库塞,1987) ,他放弃了里比多理论,也就放弃了批判的立场,而沦为顺从者(conformist) 。

无论是朗对本我的强调,还是马尔库塞对里比多的坚持,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出个体化的人的概念,这其实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个时期正是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马尔库塞本人就是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他们对“过度社会化的人的概念”的拒斥,其实是对个体服从社会的拒斥,他们要树立的是一种独立不羁的人的形象。

从这一视角来观照《话语》所呈现的人的概念,大概也是过度社会化的。在这一概念中,人都是受制于具体社会处境的试图达成各种目的的人。这样一种研究进路所呈现的人的形象,就是每个人都成为技术专家和策略专家。它虽然凸显了人的种种能动性,但同时又似乎剥除了人的主体性。不过,这一批评并不是否认更具社会性的人的概念,因为更具社会性的人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就是“顺从主义者”,以弗洛姆为例,尽管他放弃了里比多学说,但由于他对压抑机制的强调,对马克思的人性概念的强调,使他仍然能够注意到既定的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冲突,因而也蕴含着对社会进行批判的可能。与弗洛姆相比, 《话语》所持有的建构论立场,使其不可能接受人性的概念,因此这种人的概念就缺乏一个稳固的基石,在社会的洪流中,这或许将缔造出脆弱的没有灵魂的人类,这一点无疑是需要我们警醒的。

四、结　语

《话语》深深扎根于欧洲的思想土壤,是欧洲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中的一面鲜明的旗帜。在将这样一本书译介入中国时,我们很容易想起这样一个问题,它将对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产生何种影响? 早在1988 年夏天在青岛召开的中国社会心理学学术年会上,与会者便达成了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的共识。近20 年之后的今天,我国社会心理学大体仍是紧随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主流,若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进展整理成册,其主体架构与任何一本美国主流社会心理学教科书都大同小异(可参见乐国安主编,2004) 。个中原因恐怕不是中国学术的“边陲性”所能完全解释的。此时此刻,当我们再回头看本土化运动的先锋人物当年对本土化的理解和阐释(杨国枢,1993 ;朱瑞玲,1993 ;杨中芳,1993 及叶启政等人对该文的评论;杨中芳,1996) ,就很能受到几分启发。无论是杨国枢所言的“多元方法论”,还是杨中芳对“本土定向研究”的定义,实际上都没有能够详细和系统地阐明本土心理学的方法论立场。而这种未阐明,实际是让实证主义引导下的科学心理学继续支配社会心理学领域。《话语》所提供的系统性的“另类”方法论或许能为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反思机会。更重要的是,这种替代性的方法论所引发的新的学术争议和学术意识,当成为本土心理学的一剂清醒剂,它将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科学作为一种认知系统与现代社会中的制度系统(institutional system) 的关系。而这或许有助于阻止学人由知识分子沦为职业人士的倒退吧!

注释：

* 　此书英文原名为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7 年由Sage 出版社出版,作者为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乔纳森·波特(Jonathan Potter) 和开放大学心理学教授玛格丽特·韦瑟雷尔(Margaret Wetherell) 。该书中文版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注1：随着个人与社会的二元两分的被消解,传统上被视为社会心理学的核心问题,即社会的持续与个体的独特性之间的悖论(方文,2002) ,就成为一个值得重新表述的问题,话语分析及其置身的广阔的理论资源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丰富的启发。

注2：有趣的是,无论是埃利亚斯对个体主义的抨击,还是朗对“过度社会化”的人的概念的批评,结构功能主义都成为了攻击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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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沈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