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全喜说的，也是我想说的，许多地方我跟全喜心有戚戚焉。在没有特别支持，没有多少知音的情况下，凭一己之力，章润与学生们一起，花十年之功，研究、策划、出版了煌煌十卷《历史法学》，确实不容易，令人感佩。美国的政治学会会刊，1958年开始一期一期的办下来，到现在不到60期，但这个杂志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美国政治学、公法学的发展路径。所以这样的事情要继续办下去，再办十年二十年，持续的影响力就会显现出来。

最重要的是，经由这个刊物，培养和聚集了这么多青年才俊，这是百年大事。我一直在想，我们学界确实发展很不平衡，像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的人，五六十岁的人，占领各种各样的位置，把持各种各样的资源，但是我们并不必然比现在的年青人能力强，他们的教养、学识、语言都非常棒，又勤奋，不幸的是他们没有好的位置和资源，这些年青人是需要提携的，章润一直给年青人创造平台，发了大量年青人的文章，这对年青人来说很重要。我们今天的座谈会，来的主要也是年青人，我们要把位置和资源，让给年青人，他们是中国学术的希望所在。

《历史法学》各卷，我陆陆续续读过一些，今天完整地看了一下各卷的主题和篇目，章润一直有家国情怀，每次他讲什么东西我都会仔细听，因为听他演讲是一种享受，他对中国文字的把握，对中国文化的执着，都让我感动。章润在墨尔本拿的博士学位，但是对中国的历史传统保持一种温情与敬意，对西方的普世理念保持开放，又汲汲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希望能从中梳理出现代中国转型的法理构造，这方面我确实挺佩服章润的，所以我们能合作的尽量合作，有机会能见面的话都会尽量见面。

赞成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大家有目共睹。我就说一下以后如何发展，我在来的路上仔细想了一下，大概有几个建议看看合适不合适。

第一，如何从理论走向实践，走向现实。这十卷本所涉主题，基本上都是宏大的理论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是对现实的问题似乎关注的不够，我们从历史角度看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制度，它有历史的解释力，但是不是有现实的建构力呢？这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因此可以考虑以后各卷从完全纯粹的理念和思想转向相对比较实际的问题。比如说讨论我们现在的一些棘手问题，例如制定民法典，法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民法典到底是不是应该制定。有些人看来这恐怕是劳民伤财的事情，但是有些人认为这很重要，一直在推动，据说现在官方也提出要制定民法典，对法学有敏感度的人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所思考。再举一个例子，关于司法制度，司法制度到底属于国家的主权事务，还是属于社会的事务？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司法制度存在的时候主权国家还没存在，司法制度是先于主权国家的，司法机关是不是必须是主权国家的一个机构？现在又在搞司法改革，这些基本的问题还是要先讨论清楚的。

第二个，从人类认识的角度来看，从民族文化传统的视角，如何来应对人类未来的大趋势？包括所谓的后人类中心主义，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以及更为重要的虚拟网络世界。比如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机理，这个新的机理如何面对网络世界？特别是虚拟存在，大概二三十年之后，虚拟存在要大于现实存在，百分之六七十的存在可能是虚拟的而非现实的。再比如人工智能，未来人工智能可能基本取代人的劳动，人主要不再进行生产活动，而转向消费领域，这是对人类生活的巨大改变，这些人类历史的大趋势，我们法学家应该有所思考和回应。

第三个，今天座谈会的主题是现代中国的法理构造，我们能从中国的传统里面重新解释出或建构出什么？这也是需要进一步去考虑的。比如在西方，像正义、民主、权利、自由这些今天耳熟能详的概念很早就产生，并且在历史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所以这些概念从一开始就逐步形成了所谓的概念之树，有各种各样的概念以及概念与制度之间的关联，这就形成了一整套概念体系。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传统文化，你可以看到我们文化传统中最主要的根概念，比如说德、道、天、气、命这些概念早就产生出来了，但是这些概念没有得到进一步的体系化的发展。也就是说，在根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并没有产生出体系化的概念群，也没有产生出工具性的概念，也没有产生出概念和制度之间的关联。这就使得我们的概念与现实的制度建构之间产生了所谓的断裂，比如“德”这个概念，一直高高在上下不来，不能把它贯彻到具体制度当中，但是公平、正义这样的概念就可以用司法制度来具体贯彻。

考虑现代中国的法理构造时，可以说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构造，具体到法律制度、规范制度，很难将中国古代的重要根概念融入其中，因此应该考虑如何进一步发展所谓的概念之树，在与制度实践的互动中建构概念之树，并进一步建立起概念与制度之间的关联。这一些列的问题，以后的诸卷可以考虑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