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国会的施政演说中，就日本外交路线进行了以下说明，‘旧本的外交应以与共同拥有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观的国家加强联系、构筑开放而富有创新精神的亚洲、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贡献为三根支柱，进一步推进真正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做贡献的‘有主张外交”’。[1]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就是“对于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法治以及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在推进外交时要给与高度重视。”安倍第二次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仍然推行“价值观外交”，并于}}1J年选择对缅甸、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中国周边国家进行了初访。并同时加强于美国及印度等国的联系。安倍就任首相以来的一系列绕开中国的外游活动可谓是“价值观外交”的又一次露骨的体现。
“价值观外交”反映了该民族的传统文化模式、思维理念、行为方式等文化因素。因此要研究安倍两度执政都竭力推行所谓“价值观外交”的实质，从日本人特有的国民性格和文化理着眼就至关重要，这样既可以透析其外交政策的初衷，也有利于把握日本外交路线、中日关系的走势，在此笔者从以下几个文化因素试作分析。
一、“价值观外交”反映了日本社会中的求同去异意识和等级意识
日本社会奉行以和为贵，注重集体内部的合作精神，提倡集体成员的相互依赖。这种依赖的心理日语叫做“AMAE”，翻译成中文是“娇宠”或“依赖心理”。
“依赖心理”的提出者土居健郎指出：“依赖的原型是婴儿朦胧地察觉到自己与母亲的区别，渴望紧紧依偎母亲，并祈求母子一体的心理(即‘同一性’)是依赖的原始形态。在日本，这种依赖心理并不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弱，反而自始至终都得到社会的承认。”日本文化中，集团就像母亲一样，日本人通过依赖一个集团并通过与所属的集团保持同一性而得到心理上的安全感，背叛集团或者离群是最可怕的事情。
而安倍内阁推行的“价值观外交”就是这种依赖意识的集中体现。其具体表现为企图构筑并依赖一个与中国抗衡的集团，来满足其心理上的安全感，同时又可以达到战略上对中国包围的目的。外相麻生太郎宣称：“为保证日本自身的和平、安定与繁荣，日本要和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欧盟等拥有共同思想和价值观的友好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同时也必须在欧亚大陆外缘努力打造‘自由与繁荣之弧’。”曰可见，安倍重拾“价值观外交”的旗帜，试图同中国的周边国家从意识形态上构筑一个具有拥有所谓“共同思想和价值观的集团”，并将中国排除在外，妄图以“集体”力量对付中国。因此，“价值观外交”充分体现了对集团的依赖心理和求同去异意识。
除此之外，“价值观外交”也充分体现了等级意识。长达三百多年的德川幕府的统治，就是建工在严格的等级制和主从制的基础上的。即便在当今的日本社会，等级制和主从制仍潜移默化地支配着日本人的思维。因此，在外交上，安倍政府试图建立一个“等级集团”，并确立主从关系。安倍曾明确地表达过，日本的基本战略是以强化日美同盟为基础，共同对付中国。以其外交实践看，打着“价值观外交”的幌子，首先建工了以美、日、印、澳四国组成的“民主国家联盟”，确立起集团中的等级秩序，并积极拉拢东盟相关国家，构建包围中国的新“自由与繁荣之弧”，构建层层外交“等级集团”围堵中国的目的意图很明显。
可见，“价值观外交”其实是一种可悲的外交态势，其出发点是为了寻求对抗而不是对话，以至于倾注自己的所有外交资源用于所谓牵制、抗衡某个特定国家。这是明显的排挤、刻意求同，与我国主张的包容、求同存异的包容思想截然不同。
二、“价值观外交”体现了日本文化中的两面性和实用主义
两面性和实用主义是日本的文化符号。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人类学研究报告《菊与刀》中对日本文化中的两面性格作了过精辟的描述，并指出像日本人这样将矛盾的性格发挥到极致的民族实属罕见团。
这种两面性格也充分体现在安倍内阁的对华外交上。“价值观外交”与‘旧中战略互惠关系”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折射出日本对华的两手政策。一方面着眼于国内的政治利益以“价值观外交”采取战略对冲来包围中国，而另一方面，又从实用主义出发，为得到实际利益而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并主张“政经分离”。其改善对华关系，无非是为了经济利益，并希望借此赢得政治资本，稳定执政地位。这种实用卞义和两而性左右着日本的外交，同时也是成为中日关系羁绊的一个要因。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曾表示，日本领导人一方面假惺惺地表示要改善中日关系，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四处说中国的坏话。这次的言论(安倍关于克里米亚问题的言论)再次暴露了他的虚伪面目。他妄图在国际上混淆视听、抹黑中国，但这蒙蔽不了国际社会。
日本文化中这种实用主义和两面性也体现在日美关系上。在安全防卫上依靠美国的日本一边强调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一边又为极力摆脱美国控制而造势。此外，日本一面提出与西方国家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价值观外交”，一面又采取修正主义的态度，通过否认历史证言、修改教科书来掩饰其侵略罪行，目的是想通过强调与西方的共同价值观来掩盖其错误的历史观。
这种两面性，根源于岛国生存的根性。严峻自然和缺乏的资源，决定了其务实重利的一面：孤立的生存空间，单一的民族，很难培养出平等的思想和超越的价值观。
三、“价值观外交”体现了日本文化中的“优越感”和“自卑感”
日本社会中认可“成王败寇”的逻辑，这就造成了其文化中的优越感与自卑感的心理。即面对强者会做出一副谦卑恭敬之态，在弱者面前就会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自大态度。这种心理常表现为，日本要比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优秀。如果这些国家在某些方面赶上或超过日本，日本人都会感到失落和自卑。日本政客所渲染的“中国威胁论”也是源于这种自卑的}L}理。日本文化背景下，克服自卑采取的往往并不是平等竞争的做法，而是通过压倒、支配对方来实现。
战败以来，日本允许美国在日设有基地来保卫为日本因此在美国人面前，日本人总是显得很是自卑时任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的石破茂在其《为了日本人的“集体自卫权”入门》同一书中称：“在日本人心中的某处，总会有让美军在日本保有基地，是日本的义务，是出于无奈的想法”但是如何克服这种自卑的心里呢了石破指出：“日本能做的事情日本去做，而不依赖美军至关重要”“能做的事情”，就是要拥有正规军，要有庄卫权，要能打仗因此通过修改限制武装力量的《和平宪法》，拥有军队，日本就没必要依赖美军来保护了，才能够真正“克服自卑、恢复自信”。
如今的日本，好像又回到了自大的境地。试图借“价值观外交”建立一个由日本主宰的集团与中国抗衡，也试图以这种外交模式来摆脱对美国的依附，打破缺乏外交自主的局面。而今日本对美国的霸权有些不屑一顾，甚至认为自己可以在军事方面给与美国帮助，并且也试图通过打着弥补美军军事力量的旗号借机解禁集体自卫权，进而摆脱依赖美国的局面，洗刷被美国“占领”的耻辱。
四、“价值观外交”体现了日本的“耻感文化”
传统汉文化圈中，修身并不是为了博得人们的赞许，而是一种内在文化的本质要求。但在日本，“别人的评价”却成为“人格塑造的主要动力”。日本社会中，人生存在价值完全依赖他人对自己的承认。在本尼迪克特笔下，日本国民是一个“极端自尊，在乎名誉，害怕失败、被辱和讥笑”的民族。
在日本“耻感文化”中，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耻笑、排斥，或是做耻辱的事被人们看到：若某件耻辱之事不会为人所知，不良行为不会暴露，那么自己就不会认为这是耻辱之事。由此可知日本的耻感文化是一种“外省型”文化。
“耻感文化”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以认错为耻。因为承认错误就要为错误付出代价，如谢罪、赔款等，所以战后日本只强调自己是受害者，而只字不提成为受害者的前因是因其是加害者。
对于日本不承认侵略罪行的态度，德国总理默克在2015年u月访日时曾多次委婉劝诫安倍‘。正视历史”。然而日本政要对默克尔的提醒顾左右而言他。与此同时，安倍政府却高调纪念东京大轰炸川周年，日本媒体上也充满了‘旧本是战争受害者”的暗示，这让大轰炸的实施者、日本最大的盟友美国颇为不爽。人民网援引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前亚太事务顾问霍尔平抨击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文章。该文指出：如果面对日本否认慰安妇或者南京大屠杀时保持沉默，最终会破坏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如果任由日本否认远东军事法庭的判决，美国当年扔原子弹就失去道德支持，从而失去对二战历史叙述的话语权，甚至有可能反而杜鲁门变成二战的真正罪犯。
每个国家的价值观不可能一样。即便如此，日本仍旧提倡在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市场经济等方面上的所谓的普遍价值，它暴露了安倍以及日本的右翼势力欲以强调与欧美拥有共同价值观来掩盖他们在历史观、战争观等基本价值观方面的对立，从而在历史问题上摆脱被动的企图。采取历史修正主义的态度，强调自己是受害者来掩盖其侵略的罪行，正是日本耻感文化的体现。
五、“价值观外交”体现了日本文化中特有的“内外意识”
安倍政府得以推行“价值观外交”主要源于日本文化中特有的内外意识。
“内外意识”对日本人的行为方式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外”往往指与陌生人或平时与己无关的人。对这两种人，日本人一般很少产生罪恶感和耻辱感“内”往往指自己的家人以及自己所属的集团。日本社会中，一个人最在意的就是他们所依赖的集团，而在关系到自己所属的集团时最能感到羞耻和罪恶。而日本政客们在意的只是本国部分国民的看法。
例如，关于日本歪曲历史一事，环球网援引《尼尔森报告》称“1931年起，数十万名日本军抵达中国，发起了长达15年的战争，他们不是受到中国政府邀请而来的，中国人民也不欢迎他们。不争的事实摆在眼前，不知道日本要如何讨论”，‘旧本根本没有可能说服中国，让中国接收‘过去未受到侵略’的说法，但日本却始终不承认，这也证明了日本根本不在乎中国的感受，也不在乎世界上受他侵略国家的感受。”
安倍深知价值观外交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推行这种外交政策无非是为了赢得党内支持和新民族主义者的选票。在亚洲，“价值观外交”在安倍第一次组阁时也遭到了冷遇，这反映了这一外交主张从根本上违背了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的现实，也说明日本要想实现真正的外交自主还面临很多困难。尽管如此，安倍组阁，仍重新推行“价值观外交”，这只因为迎合日本新民族主义者的要求。
“价值观外交”仅代表了日本战后一代立场偏右政客的对外战略主张。但安倍确实通过“价值观外交”造成了一个幻象，让日本国内，特别是日本舆论，觉得安倍的外交也是很成功的，在遏制中国方面比民主党政府做的好得多。这就使得安倍有能力推进他的“大国志向”和军事强国目标。
正是由于设法取得了部分国民的支持，安倍才敢于不顾周边国家的反对肆无忌惮地推行“价值观外交”、打造“自由与繁荣之弧”。只要日本国内万马齐暗，就可不在乎他国的任何批评，这也是日本内外怠识的一个充分体现。
小结
安倍的“价值观外交”带有集团意识、等级意识、内外意识、耻感意识等色彩，是针对特殊对象国提出来的带有差别的外交政策，并不是普世的价值观。安倍强制性地推行他的“价值观外交”，势必引起地区紧张局势、造成亚洲和世界和平发展的某种危险性的同时，也把他自己放在人类公敌和国际环境危险的地位上。如今看似牢固的日美关系也已出现裂痕。那么，对于“日本的价值观外交”，我们采取以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加以反击、揭穿的同时，又要注重民间的交流：大力发展经济，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联系与合作：加强与战后胜利国，特别是与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警惕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加大力度宣传其欲以日美同雳为借口，旨在发展军国主义摆脱美国，以及欲将美国拉下水来打压中国等方面上的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