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而热门的领域，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农村人口大量流人城市的现象，则更加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有关这一现象的研究，目前以两种分析框架为主:一是将社会流动放在社会结构中来探讨，首先设定社会是以分层或地位的方式构成的，然后再将流动的概念放入其间来考察各种社会成员因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在其中形成的流动驱力、规模、方式、功能或由此而生的社会问题等（许欣欣，2000；李强，2002:294—311）；二是运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将个体的流动过程看成是其通过建立社会网络来实现的。后者与前者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后者不强调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属性，比如性别、年龄、身份、阶层等，而是强调个体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的相对优越位置，以及他所能获得的促使其流动的资源在哪里（边燕杰，1999:110—138）。在这一研究框架中，强关系和弱关系是两个最为重要的分析概念。而信任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此一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李汉林、王琦，2001:15—39；渠敬东，2001:40—70）。本文也打算用社会网络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社会流动，但我认为简单地套用现有的分析框架，一方面会模糊我们对中国社会网络特征的认识，另一方面会忽视此类概念中所包含的文化差异。故本文想从中国社会文化的角度重新分析这些问题，并结合我自己的实证研究来加以验证，以求得相关研究者对中国社会流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讨论和深化。
一、问题与假设
中国学者对于社会流动现象最初是在宏观的、结构的层面上进行分析的。比如我们从宏观层面上了解到，受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推动，在社会上出现的流动人口中，农村外来劳动力人数为5000—6000万人（钟甫宁、栾敬东、徐志刚，2001:49）。而中国近几年的流动人口基本上保持在8000万左右的规模上（蔡昉、费思兰，2001:32）。在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分析框架的引导下，我们还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向区域总是以内地向沿海、农村向城市、小城镇向大都市的转移为基本特征（蔡昉、费思兰，2001:15—26；钟甫宁、栾敬东、徐志刚，2001:52—57）。
然而，社会网络的研究近来开始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作为一种微观研究，该框架倾向于“分析将成员连接在一起的关系模式。网络分析探究深层的结构——隐藏在社会系统的复杂表面之下的固定网络模式……并运用这种描述去了解网络结构如何限制社会行为和社会变迁”（巴里•韦尔曼，1999）。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会发现，中国农民工在流动的方式和方向上存在着另一种重要现象：即在某一大中城市、某一社区、某一工厂企业、某一建筑工地或某一行业中，往往集中了农村某一地区的某几个村庄的人群。对于这一现象，许多学者都做过定量调查分析。其结果显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农民外出打工的信息往往来源于他们的老乡群体。比如一项对济南市农民工的调查（李培林、张翼、赵延东，2000:195）显示，他们来这里打工的主要信息是由他们的亲属、同乡、朋友等提供的，这种情况占75.82%。同一城市的另一项抽样调查（蔡昉、费思兰，2001:21）结果是，在1504人当中，相同的情况为81%。又有学者（钟甫宁、栾敬东、徐志刚，2001:78）在苏南的调查中发现，这种情况在外来劳动力群体中占到60.45%。还有学者（曹子玮，2001:82）通过对北京、上海和广州的600份问卷调查，绐出同样情况的数据是72.9%。国家劳动部通过对八个省份的调查（转引自李强，2002:133），认为这样的比例在54%，另外还有12%由私人包工队带出。但比较可惜的是，由于从事这一方面研究的学者对此现象太司空见惯了，因此他们不太可能在其中发现什么需要进一步探究的地方。即使有，也是对美国社会学家马克•S.格兰诺维特(M.S.Granovetter)的弱关系假设的证伪。因为格氏（1998:39—49）认为，求职者要想得到一份职业，其获得信息的途径主要来自于那些关系不亲密、交往不频繁的人群。其理论解释是，由于强关系是指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内部性纽带，因此彼此之间获得的信息重复性太高，相对有价值的信息也就过少。而弱关系的作用主要是在两个不同的群体中建立起了信息桥，由此人们就容易获得不重复的、有价值的信息。显然，用这对概念架构看中国，结果并非如此。比如边燕杰(1998:2001)认为，强关系在中国表现为人情关系，而人情关系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是强关系，其作用不仅是提供就业信息，更重要的是提供实质的帮助。又有学者（李汉林、王琦，2001:15—39,71—91）认为，城市里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支持都是强关系的。还有学者（渠敬东，2001:40—70）认为农民工在进城后才会逐渐使用弱关系来获得信息和资源。以上这些研究的两个突出之处是，他们首先肯定格氏的这对概念对分析中国社会中的农民工求职是有效的，只是获得的结论是相反的。
我的问题是，倘若中国人是靠内群体求职的话，那么信息的重复性对他们的意义何在，是因为他们更需要亲友的帮助而不在乎信息的重复性吗？依照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林南，1989:257），为什么在同一（农民工）阶层中社会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并没有导致他们同其他群体发生交换，而仍然选择内群体呢？边燕杰(1999:129)的解释是在中国“信息的传递往往是人情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人情关系的重要作用主要是在给予求职人员以照顾的方面，这一点当然同实际相符。但我认为，人情概念在中国既有强关系的意思，也有弱关系的意思，只不过二者的交往方式有所不同，前者如边燕杰所讲是义务性的方式，后者则是人们常说的“送礼”和“拉关系”划分方式。这两种倾向在黄光国（1988:14—18）的人情分类中即所谓“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的关系”。
可见，传统中国人的人情交往方式或内群体关系不宜套用强关系和弱关系这对概念来做解释，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对这一对概念做复杂性的加工（刘林平，2001）。在我看来，格氏划分强关系和弱关系的前提其实是建立在社会上的任何两个独立性个体之上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设定两个彼此独立的个体需要建立关系时，他们所能选择的方式就像格氏所讲的那样，只有通过增加交往的时间的量、感情的紧密度、相互信任和交互服务来获得关系上的亲密性。但是对中国社会关系构成的前提不能做这样的假设，传统中国人的关系建立靠的是天然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然后再进行复制或延伸出来其他关系，如朋友、同事、同学、战友等等，由于中国人一般不会设定如何在两个独立的个体之间看待他们的交往程度，因此对中国人来说，即使两个人彼此之间没有交往，但只要有天然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存在，就可以义务性地和复制性地确保他们之间的亲密和信任关系。比如说有两个彼此不相识的人，他们之间不具备格氏上面所说的四种交往性因素中的任何一种，但只要他们在初次交谈中发现他们原来是来自一个乡、一个村或一个族，他们的关系建立就可以超越通过数次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可见，中国人对“关系”的理解不单指只有通过交往才能结成的纽带，而更多地还是指种空间概念，或者说一种格局或布局性的概念。回观格氏的关系强度划分，倒属于一种地地道道的社交的、互动的概念。我所谓的关系格局或布局性表达正符合费孝通（1985:24—25）的“差序格局”概念之意，在这种格局中，虽然我们也说内群体，但这种意义上的内群体不是指一个体将其所属的群体作为内群体，将他不属于的群体视为外群体，而是说以他为中心的不同的差序关系既可以作为其内群体，也可以作为其外群体。如果我们还要在这里面划分强关系和弱关系，就等于要在此空间格局中确定一条不存在的界限，显然这是在把差序格局当成“团体格局”来看待了。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中国农民乐于通过不同圈子里的人来获得求职信息，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信息重复现象，甚至还会产生求职竞争。那么这对他们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有了上面的讨论，再来看这一点，问题就比较清楚了。对需要外出求职的农民工而言，他们考虑问题的重点是，如果一种求职信息不是来自于他的内群体，那么这一信息是否可靠（高嘉陵，2001），也就是说，农民工求职的关键问题不是信息多少和重复与否，也不是关系的强弱，而是此信息是真还是假，如何保证自己不受骗。这样我们就发现了，中国人所能区分的信息真伪是由彼此信任的程度来决定的。如果我们套用格氏的强关系和弱关系来解释中国社会流动和求职，便会出现四点不当之处：1.他假定在一个个体独立地决定自己的择业方式的社会里，求职首先是求信息，这时他在弱关系中求到的信息比强关系重要。而传统中国社会里的人认为，个人求职首先是求人（边燕杰，1998），求不到人就求不到职业。好的职业是同联系上的人密切相关的。2.格氏的理论没有区分信息的真假，而是假定了凡是信息都是真的，既然信息都是真的，当然信息的重复是没意义的。但中国社会中的信息有真假。可靠的信息往往来自个人之间的信任，不可靠的信息往往由社会发布。这就促使求职者在个人之间寻求信息。3.由此，西方的更有价值的信息往往在内群体之外，而中国的可靠信息在内群体当中。4.西方人的内外群体是用来区分两个彼此独立的群体的，其关系强弱分明。而中国人的内群体概念只是从某一个体层层推出去的可大可小的伸缩自如的群体概念，其关系强弱不分明。5.西方关系概念是互动概念，而中国关系概念既是互动概念，也是空间概念。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获取信息和求得帮助的值得信赖度是从传统生活进入流动过程的求职者最为核心的一个问题。因此本文假定，研究中国农民工在流动中的求职过程，首先是研究谁是最可能依赖的人的过程。如前所述，这个人不是用关系的强弱来划分的，而是由信任度来确定的。我这里所谓信任度不是指信息传递本身的真假及其程度，而是指接受信息的人根据什么因素来判断这个信息为真或者为假。现实生活完全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在信息的传递中，有亲缘关系（可以是非交往）的人的信息可能是假的，但因为是亲缘关系，接受信息的人把它当成是真的；无亲无故（可以有密切交往）的人的信息可能是真的，但接受该信息的人却把它当成是假的。原因是：前者是强信任关系，后者是弱信任关系，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市场中出现了“杀熟”的现象，进而导致近来中国社会诚信的严重危机。
二、个案访谈与描述
本项调查始于2000年初，历时一年，调查的方法是访谈，理由是关于农民工外出打工的问卷调查在国内已有许多人做过，我们对他们外出的信息获得的不同渠道所占的比例已经有了基本了解。现在需要做的事是我们能否直接面对这些农民工，通过交谈来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特别是对一些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能否有针对性地根据他或她本人的陈述来进行追问。为了能在如此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中找到访谈对象，我所选择的城市是深圳、南海、东莞、宁波等。根据我在上面提到的情况，这些城市都在中国南部和东部的沿海发达地区。而且我在那里有我的社会资源，利用这样一些社会关系，我同他们的谈话可以做到自然轻松，他们也愿意讲他们各方面的情况。因受文章篇幅的限制，下面是我访问记录资料中的一部分。当然从方法上讲，这些个案还不足以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论证我的假设，但愿以后有机会再对此作更广泛的量化研究。
案例1：T先生，34岁，农民工。采访地点在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
我是湖南石门县人。你问我是怎么出来的？听人说广东有金子，我们在家乡看到出去打工的人回来把家里的房子都重新盖了，很羡慕，也想出来闯一闯。我是97年来的，算是出来得迟的。我们家乡第一批出来的是在89年，当时我们村里有个人过去出来当兵，转业后来到广东东莞的虎门海关工作，还当了干部，他打电话回家说，希望家里能带40多个女孩出来，那个时候这个消息非同小可，当地有关部门以为是人贩子，查实后发现是工厂招工，就让她们来了。我当时没有跟出来的原因是那时说只要女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同他们（在海关工作的干部及其妻子）没有亲属关系，所以先到东北打工去了，回来后我在家结了婚。97年我认识的本村两个在东莞打工的男伙伴过年回来，我对他们说我老婆想打工，能不能跟他们走，他们同意了，因此我妻子同两个同村的女孩在我之前来到这里。她们比较运气，顺利地进了现在的丽声钟厂。由于她在这里人缘关系好，遇到了89年我们村里来这里打工的一些女工，其中一个现在自己开餐馆（他们夫妻接受我访谈时手上抱着的孩子就是这个餐馆女老板的儿子），有的时候厂里伙食不好，我老婆就来她这里吃。我是在我老婆走后的20多天也来到这里的。来了后找不到工作，先在我的一个小老乡那里住，他是这里的一个小工头。我住的地方很差，房子上连门和窗户都没有，每顿伙食七块钱。这时我知道我的一个堂叔在一家做电脑插头的工厂当部门经理，我原来同他关系不好，因为他在外面混得不错，回老家后瞧不起人。现在没有办法，只好去求他给我找一个工作。他说很难，我们知道他的意思，就买了一些礼品送给他。等了六七天，又买了一条烟，心里很不高兴，没想到托自己的亲戚还要送礼，见到他后，他叫我明天早上八点在厂门口等他。那天早上我去了厂门口，除了吃饭时离开了一下，我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五点半，我几次叫人进去让他出来，他最后出来说，你岁数大了，明天早上再来，我想想办法。我回去同老婆一讲，认为他还是要我们送东西，就又买了一些水果。第二天又等到下午五点，才算办成了。干了三年，后因为在厂里当了组长助手，我的一些老乡嫉妒，打我的小报告，外资企业又不给你解释的机会，我就不干了，现在在夜市上摆大排档，这几天生意不好，暂时没有去做。
问：不管是你还是你大太，如果你们在这里没有熟人和亲戚，会不会来这里？
答：不会。不熟悉的人再说这里好，我也不会来。报上招工，我也不会来，现在的广告有的是假的。还有职业培训资料贴到了我们村里的，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我们听说有不少人上当。
问：你怎么放心让你太大先跟两个男人出来打工的呢？
答：这有什么不放心的。他们两个是我们村子里的，关系也很好，不会骗我的。
问：你的堂叔在找工作上不太帮忙，你为什么还找他？
答：虽然我们在家乡是关系不好，但我到这里找不到工作，只好找他，不管他怎么想，毕竟是我的亲戚。
问：你认为找工作就要找亲戚吗？
答：也不一定。亲戚的亲戚也可以，老乡、朋友也可以。但现在找工作都是关系，厂里多一个人少一个人也无所谓，有关系就可以进去。
问：你们现在村里还有人没有出来打工吗？
答：除了50岁以上的老人，村里已经没有年轻人了。我们乡里出来打工的人80%都是89年出来的40多个女工带出来的，这些人主要集中在三个村，也就是那个海关干部自己的村子，他老婆的村子和旁边的一个邻村。所以我们这里石门县过来的人特别多。
问：那你们厂还有什么地方来的人？
答：我们厂共600多人。主要来自江西九江，有七八十人。四川重庆，上百人。我们湖南石门，上百人。陕西汉中，上百人。其他地方的人也有，就是没有那么多。
案例2：S小姐，22岁，无业。采访地点在深圳。
我16岁初中毕业，在家呆着没事，大约有一两年，我父母叫我学点谋生手段。这时，我碰到家里最要好的同学。她在东莞玩具厂打工，回家来谈男朋友，我就决定同她一起出来，但因为我是独生女，家里不同意我出来，并扣了我的身份证，我还是偷偷跑出来了。到东莞玩具厂做玩具做了一年，每天工作8个小时，觉得太累，不想做了。回到家里，又呆了一两年。后来我有一个亲戚在潮州，我又去他那里找事做，混了半年，回到家里。这时家里有个亲戚认识一个老乡，说可以带人到深圳的公司或酒楼里面做事，我决定去，他们（夫妻）要求同我签合约，大概内容是在三年内，如果甲方（指老乡）要求乙方（S小姐）做不好的事，乙方可以随时离开，如果乙方在三年内自己擅自离开，要赔甲方一万元，并扣了我的身份证（我父母已把身份证还给我了）。来到深圳后，我的老乡为了保证更加能控制我，在我们住的地方，给我拍了裸体照，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又怕当地的烂仔，他们要怎样就怎样。接着，我的老乡要我同他太太一起去坐台，我只好去了。在坐台期间，我一共被抓了三次，送到东莞那边的看守所，听说保出来的话，要五百到一千元，有关系就不要钱。我的老乡去把我保了出来，让我继续去坐台。我这样前后大约坐台有四个月左右，后来因深圳抓得越来越严，我就去做餐厅的服务员，又在合住女友的介绍下做过深讯台的聊天小姐，还卖过衣服，都觉得没意思，就又去一些更大的歌舞厅里去坐台。现在我已经脱离了同老乡的关系，他也碰到过我，也没有同我谈合约的事，我担心的只是那些照片，怕他拿给我家里人看。我现在要找工作很容易，但我不想做，觉得没意思，这两天没有上班，只是同几个女友到处玩玩……
问：你的老乡带你出来时只有你一个人，还是有别的人？
答：还有一个离家不远的女孩和一个外地的女孩，我前段时间回家时，没有人说得清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就说没有了。
问：你的这个老乡在深圳对你如此不好，而且同合约上讲的也不一样，你为什么开始会相信他？
答：我哪里是相信他，我是相信家里的那个亲戚，我回去后找我亲戚时说起这件事，我亲戚说他当时不知道，以为他是好人。
问：你被抓的时候，怎么能肯定老乡会来保你出来？
答：这倒不是说他对我好，而是他要靠我们给他赚钱嘛。
案例3：S先生，20多岁，农民工。采访地点在旨海市大沥区铜材厂。
我是湖北安陆市郊农民。我初中没毕业，就跟邻县的一个包工头去了新疆，因为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在他那里当小工头。当时同去的人有30多人，到新疆搞建筑。到了那里两三个月干下来，包工头竟然不发工资，只发物品，如劳动鞋、烟、牙膏、牙刷等。我们就罢工不干了，决定回家，我们分了两组，我这组是晚上偷跑出来的，那组是白天走的。我们当时因为口袋里没钱，一路上吃尽了苦头，有时爬上火车，查票时又被赶下来。每天就靠吃方便面，就这样花了九天的时间回到了家里，那时身上只乘下三元五角钱。回到家，玩了几天，我哥在当地一家电器小厂干活，我经他介绍也去了，干了三年。我有一个堂兄，他的同事在大沥区铜材厂。通过写信了解了这边的情况，97年就过来了，干到现在。
问：你第一次没有拿到工钱，有受骗上当的感觉，是吗？
答：是的。
问：那你跟他走的时候怎么会信任他的呢？
答：我同那个小工头比较熟，小工头说他同邻县那个工头很熟，我就相信他了。现在想起来，我同我那个亲戚关系还是太远了，对他不了解。当时我们也去找过他，让他去找工头要钱，他说工头不给，他也没办法。
问：你来这里的介绍人是你堂兄的同事，你又上过当，怎么相信他们的呢？
答：这两个同事我都见过，交往两次下来觉得他们不是坏人，就相信他们了。
问：如果有招工的通知，让你到这里来打工，你会来吗？
答：那我要通过熟人打听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
案例4：L先生，26岁，农民工。采访地点在南海市大沥区铜材厂。
我是湖南衡阳市郊的农民，初中毕业，在家呆了两三个月后，于89年经过亲戚的介绍来到南海来打工。当时我打工的工厂是一家五金加工厂，老板是佛山人，手下的员工加上我在内一共才五个人。那时工厂缺人，老板相信我，让我介绍一些人来。我就打电话回家给我父母，叫他们把我每年回家时来看我和找我玩的那些人一起叫到这里来，这样我陆陆续续介绍了60多人来这个厂打工，后来该厂共有80多人，整个厂的工人几乎全是我老家来的。我来现在这个厂的原因是因为我原来那个厂老板车祸，厂不开了，大家各找门路，我应聘到现在这个厂，干到现在。
问：当时老板为什么要你给他介绍工人，而他自己不到外面去招聘工人呢？
答：老板自己不愿意招聘。他说：“我去外面招聘也是叫人，通过你也是叫人。你找来的人因为有你担保，可靠。我在外面随便找来的人不可靠。我对我介绍来的老乡也是讲同样的话，要他们好好干，否则的话，就是丢我的脸，让老板不再信任我。
问：有没有因为有人干得好，当了组长，或拿钱多一点，让同乡嫉妒的情况？
答：没有。这个还是靠个人的能力，自己没本事，也没办法。
问：你们厂解散后，工人有没有合伙去另外一个厂？
答：没有。现在他们自找门路，各自去了不同的厂。
案例5：C先生，30岁，重庆西阳县人，农民。采访地点在宁波镇海某食品厂。
我初中毕业考高中时因为生病，家里花了不少钱，已经没钱读高中了。村里有老乡和亲戚在天津打工，把我也带过去了。当时在一家塑料制品厂干了两年，家里要我回来，回家后不久又去天津干了半年，在那里结识了一个老乡。他曾在宁波打工，又随老乡来到天津。他对我说南方比天津好，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宁波，这样我就同他来到宁波。刚来宁波先听老乡说一家泡沫厂缺人，我就去那里干了一年半。中途春节回家一次，再回来后就没有去泡沫厂，在镇海闲待了半个月。说来也巧，比我后来的老乡，一行七人，其中有一个是个木匠，他在干活时了解到一家花岗岩厂缺一个人，工作是砌花岗岩，我就去了。干了三个月，生意不好。这时花岗岩厂边上有一家制药厂的老板叫我过去，我就又去了制药厂，干了半年，效益也不好。听药厂老板说这家蔬菜厂缺人，我就来到了这里，现在在这里已经干了四年了。
问：你有没有介绍人到这里或宁波来打工？
答：我又介绍了五个老乡过来，走了两个。而我自己把老婆和孩子都带来了。
案例6：Z女土，28岁，四川内江人，农民工。采访地点在宁波镇海某食品厂。
我9岁丧母，15岁丧父，家里有5个姐姐、一个哥哥。哥哥在昆明做生意，回家来把我也带到云南，嫂子为此对哥哥不满，我只好回四川老家帮姐姐种地。我18岁谈朋友，我朋友哥哥的女友在广东打工，叫我朋友哥哥去，他哥哥叫我朋友去，这样我也就跟去了。先在一家玩具厂打工，但几个月都不发工资，加上生活不习惯，又和男朋友吹了。回到家里，感到待不下去，因为家里的几个姐姐都出嫁了，于是就同我姐夫的妹妹又去广东打工。几个月后回到家里谈了对象，又同对象一起去广东打了几年工。我丈夫有个远房亲戚在新疆打工，回家来结婚，而他的弟弟还在新疆，是个骑三轮摩托车的，帮人拉牛羊肉。这样我们就去了新疆。当时我丈夫在一家粉条厂做工，我做家务。我觉得自己也应该出去挣些钱，就去了职业介绍所。那家介绍所要收我60元中介费，我怕上当，就先付了30元，另外30元等我看到了他们给我找的工作单位情况时，再给他们。他们给我介绍的工厂是家塑料厂，当时觉得还可以，第二天就上班了，在那里干了一年半。这时我们收到一封信，上面说我丈夫的弟媳的妹妹在宁波镇海出车祸了。她就在这边的食品厂工作，我们从新疆赶到这里，我们一方面在医院陪护，一方面就打听这里的工作好不好找，我丈夫的弟媳就给我们介绍了这家食品厂。
问：你既通过介绍所找过工作，又通过亲属找过工作，你觉得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答：介绍所所说的同实际情况往往不一样，总觉得不可靠，有时再遇到一些事，比如拖发工资等，有上当的感觉。而亲属之间即使发生一些这样的事，因为我们大家都面临同样的情况，因此不会有这种感觉。
三、信任强度的分析
从以上的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外出打工要依赖自己的亲属老乡来寻求职业，最主要的原因是惟有这样他们才感到安全。在上面的个案中，有的农民外出直接靠的是自己的亲属或熟人（如L先生、C先生），有的靠的是亲属的熟人或朋友（如T先生、S先生、S小姐、Z女土），尽管最后结果不同，即有的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有的被人欺骗了（如S先生、S小姐），但他们一开始都是相信对方的。原因也非常简单，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只要是熟人介绍的关系，只要有中间人做义务性的担保，一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其推理过程是：假定A认识B，B认识C，如果A信任了B，A就应该信任C。假如在这样的逻辑推理中发生了受骗的情况怎么办？就目前的调查看，打工者不会因此而放弃对其关系网络的信任，除了用传统的标准对求助者的人品给予更多的注意之外，主要就是靠流动的内群体中的信息重复性。由此我们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信息主要是建立在关系信任基础上的。
那么什么是关系信任呢？受有关学者（杨中芳、彭泗清，1999）关于信任研究的启发，我认为关系信任大致是指个体通过其可以延伸得到的社会网络来获得他人提供的信息、情感和帮助，以达到符合自己期望或满意的结果的那些态度或行为倾向。同关系信任相对应的机制则是信用制度的设立。应该说中国传统社会主要强调的是前者，而西方社会更强调后者。其区别在于它们所承担的风险成本有差异。一般而言，前者付出的成本要比后者低得多。但也不能因此说中国人选择前者是因为中国人具有工具理性，以此来降低风险成本。因为许多现象表明中国人即使处于信用制度之中，也喜欢走关系信任的途径（林语堂，1994:200）。了解了关系信任后，有必要来专门讨论一下为什么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信任不必是交往密切的关系，而可以是一种空间的格局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是农耕社会，它的最大特点是土地不能移，进而导致以小农生产为主体的家庭世世代代都在自己的田地里耕作。这一特点大大限制了他们流动的可能性。因此信任不必靠彼此的友情来培养，而可以通过社会本身的不流动来得到。换句话说，在一个不发生流动的社会里，即使社会不强调信任，也能确保人与人之间的全方位信任，关于这一点，英国社会学家鲍曼(Z.Bauman)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有相当的洞见。他(2002:94)说：
我认为，秩序的意思是指单一性(monotony)、稳定性(regularity)、重复性(repetitiveness)和可预见性(predictability)；在一个情境中，某些事情比在其他的情境中发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其他的事情更不可能发生，或者是根本不可能发生。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把这种情境称为是“有秩序的”。同样，还意味着某人在某地（个人的或非个人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必须干预这种可能性，未雨绸缪，控制局面，密切注意让那些事情不会随意发生。
郑也夫(2001:10)认为，儒家思想中的五伦当中只有朋友才用“信”字，是因为父母有血缘的凝聚力，君王有霸权的威慑力，所以父子和君臣之间用不着讲信。其实，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儒家清楚地知道父子、夫妻、兄弟之间所具有的信是不证自明的，而敬重和顺从则是需要重点阐发的。君臣、朋友不同，由于他们之间缺乏亲缘和地缘关系，因此他们之间最可能发生的就是不忠不信，所以要在君臣、朋友之间讲“忠信”（忠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最大的信）。可见，在儒家眼里，五伦中的父子、夫妻、兄弟关系是天然的、自生的和稳定的，而君臣、朋友关系是非天然的和流动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传统社会在一些天然的社会关系（比如血缘和地缘）中不强调信，不是人们忽略了信，而是它本身是先在的，倘若其中出现不信，其付出的代价要远远高于守信的代价。而对于那些村民、老乡等非血缘关系，只要不发生流动，其信任制约性完全可以靠外控的、耻感的文化来实现。即人们守信、守约是因为他们害怕受到他人（熟人）的谴责而难以在其居住地生存下去。中国社会还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谚语，“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流动不起来的社会，即使发生上当受骗的事，欺骗者付出的成本要比不欺骗高得多，更不要说欺骗本身在熟人群体中将会无地自容，既然有了这几层保护，欺骗也就不容易发生，或者说，发生了，也不担心。天然的、义务性的和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一方面表明了关系网络对个人而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使得非天然的、非义务的和生人之间的信任很难建立起来。因此，福山（1998:107—114）认为中国社会在文化上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其理由是家族血缘关系上的信任恰恰造成了一般陌生人交往中的不信任。
当中国社会由传统进入现代化后，传统中那些可预见的、稳定的人际关系开始被不可预见的、流动的生人交往所取代。鲍曼（2002:147、209）由此而认为，城市在本质上是陌生人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和不可预见的，因此信任的风险也就随时存在。假如传统中国人想走出相对封闭的乡村，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的话，他们一方面需要有面对这种陌生感的勇气，另一方面又需要从传统社会资源中尽可能地寻求自我保护。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血本无归。例如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报道：在广州“一些非法职介点档趁着大批农民工南下之际，疯狂骗取求职者钱财”。“在天平架、天河火车站一带，乱贴招工广告情况严重。一名骑着自行车正四处张贴招工广告的男子被截获，监查人员马上根据广告提供的企业和联系电话进行核实，发现全属虚假信息”（转引自李强，2002:132）！我们不能说这样的事例在求职过程中并不多见，因此而告诉农民工不要大惊小怪。只要有几例这样的事被广泛传播，其产生的示范效应就是巨大的，足以让农民工回到传统中去寻求其社会关系网的保护。
既然社会中的广泛信任很难建立，自然就会使人们把现代的流动社会看成“跑了和尚也就等于跑了庙”。因此如何在流动中增加信任度，是流动人群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这时，农民工在其内群体中如果发生了信息的重复性，就非但不多余，而且正好可以部分地用来印证不同的信息，由此来判断它们是否可信。换句话说，传统社会中一个亲属或同乡所给予的一次可靠信息可以等同于流动社会中交往不太稳定的内群体所给予的多次相似信息。可见，农民工打工时以内群体提供的信息为主，主要是为了强化他们获得求职信息的可靠性。毕竟这时的老乡群体已经处在一种生活的动荡之中了，不排除有潜在的求职风险，比如上面个案中的S小姐和S先生。而大众传媒、劳动力市场、职业介绍所及契约合同等弱信任关系中提供的信息在外来农民工中所起的作用，就远远不能同强信任关系相比了，即使后者中也有许多风险和欺骗。
根据以上个案描述，我将信任分成强信任和弱信任。而强信任具体又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种类型，以便同弱信任做比较：
1.义务性信任。即传统中国人假定，凡是亲属和老乡所提供的信息和帮助一定是可信的。
2.熟悉程度中的信任。即格氏所讲的，交往程度越深，信任度越高。
3.来自内群体中的重复信息而获得的信任。即不能确信的单方面信息可以在其他同类信息的重复中获得验证和确认。
4.结伴同行中的信任。即传统中国人假定，不确定的信息提供者自己不会据此去求职。如果信息提供者自己也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那么此信任关系可以确定为真。
而弱信任与此相反，即不具备关系特征的，如非义务的、不重复的、不熟悉的和不同行的。上面提到的招工广告、政府组织介绍、自己寻找工作等都在此之列。正因为它们是弱信任，因此具有传统观念的农民工不倾向选择这样的求职渠道。当然这并不是说弱信任就没有它的作用。我在调查中发现，弱信任的作用最有可能出现在有专业技术的人群中。比如目前大中专学生前往人才交流市场找工作，靠得更多的是弱信任关系。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给一个有一技之长的人在通过有关系找到理想工作和通过市场信息找到理想工作之间作选择，他也会倾向选择前者。比如我遇到一个旅游学校毕业女士，她之所以到广东来工作的最初动因是因为在她毕业前夕，广东某市一家酒楼到她们学校去要人，在老师的强力推荐和鼓动下（这本身就含有学生对老师的信任），她同班上的几个同学毕业后一起来到了这家酒楼。然而好景不长，这家酒楼也就是让她们做迎宾小姐和餐厅小姐，结果她们在广东都各奔东西，自谋生路去了。而她则是通过远方亲属介绍才找到现在的办公室工作的。还有一个是厨师学校毕业的男生，先是通过招聘广告，来到广东饭店里干活。没干多久，认识了外出打工的家乡人，也就随他们去了其他饭店。由此可以看到，通过弱信任找到工作的人，其工作的稳定性和他们的期待都有一定的距离。一旦有机会，他们仍然会融入到他们的社会网络里面去。
我在调查中还发现，弱信任作用的上升还会来自企业老板对强信任关系而造成的非正式群体的反感和抵制，因为强信任所带来的一个地方的人在一个企业的集中会使工厂有时很难管理。我调查到这样一例个案：
案例7：Z老板，50多岁，宁波某食品厂总经理。采访地点在南京某宾馆。
我在宁波办一个小的食品厂。我工厂里的工人基本上是农民工，共一百来号人。的确他们的大多数属于你讲的，先是由一个人出来打工，然后带出来不少人，在我工厂里，主要的人来自四川、安徽、江西、广西等地，基本上都是一个带一个地带出来的。但是作为工厂的负贵人，我不喜欢一个工厂里同一个地方的人太多。这主要的问题是不好管理。因为厂小，在办厂中有很多困难，比如我的一些同行，有时不得不拖欠工人工资，我是从来没有拖欠过。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如果厂里同一个地方的人太多，容易串联、闹事，如果他们不是同一个地方的人，这种可能性会小点。我现在就要求工人不要把老乡介绍到自己干活的厂里，一个厂有几个老乡就够了。当然我这里有时也需要人手，主要原因是这些人流动大频繁，往往干几个月就要换地方，这样对我厂里的生产有影响，因为新手来还要学习适应一段时间。但他们要走我也不能强留，否则他们要求就多了。人不够要找人，主要就是靠两个办法，一个是厂里的工人把家乡人介绍过来，一个就是招聘。
可见，如果这样的问题在目前的私营企业中带有普遍性的话，弱信任的作用也会普遍加大。但非正式群体的作用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上面个案中的L先生所在的企业老板就喜欢找同一个地方的人，而Z老板又不喜欢这样的人员构成，关键问题还在于老乡和员工之间构成的关系状况。有冲突的地方对弱信任需求强烈一点，而关系友善的地方则既可以是强信任，也可以是弱信任。
四、结论：关系信任——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
强关系与弱关系和强信任与弱信任不是一组相互对应的概念。它们中间的不可对应性主要表现于它们的假定不同。前者的理论重点是设定任意一个个体，如果他要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来改变其现有处境的话，他能从哪里获得更多的信息。而后者的重点是设定一个天生处于各种关系中的个体，如果他要获得有价值或有帮助的信息，他需要相信和依赖谁。前者推导出来的关系是弱关系，因为弱关系能够通过信息桥传递有价值的信息，这里的信息有是否重复之分，但没有真假之分；而后者推导出的是强信任，因为不是强信任关系中的人提供的信息往往会被当成虚假信息来处理，因为他们假定，只有强信任关系才能保证信息的真实可靠性，故这里的信息重复越多，越能证明它为真。由此一来，我们可以发现，“弱关系”会导致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在不同群体之间实现垂直或横向的流动，而“强信任”会导致大批的同质性群体流动到一地或同一企业的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研究的群体是中国的农民工群体。这一群体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从小生长在乡村，他们的经验和知识库主要来自他们在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中的生活，尤其是在人际交往方面；二是这部分人一般是初中文化水平，没有受过特长训练（张羚广，2001:160—162）。只要技术性不强，干什么都可以；三是不满足于农村生活，特别是看到外出回来的人比自己富裕以后很想到外面闯一闯。结果这部分人群处在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交汇点上。他们一方面要在自己非常陌生的地方生活和工作，另一方面又需要在现有经验和知识中寻求自我保护，因此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用传统的信任方式寻找到传统乡土社会中没有的职业。
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当然应该是通过弱信任关系建立起来，即应该是一个提高公共信息真实性的社会，因为只有社会整体性的诚信度提高，市场运作机制才能完善，人们的交易风险才会降低。中国政府目前也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比如2002年春节过后，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报道了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首次发布的农民工的就业信息。但这样的大环境肯定不会一下子到来，因为中国社会的弱信任中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导致的信息失真现象还非常严重。中国农民一方面已经有了强烈的闯世界的欲望，另一方面又处于弱信任建立不起来的背景之中。为了降低被骗的成本，他们只好固守在自己的强信任之中，从而在人口大迁移的背后，造就了中国都市里一支支以亲属和乡村为单位的劳动大军，出现了一个个“漂浮在城市中的村庄”的奇特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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