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岭作为一个研究范畴的“区域”
所谓的南岭，一般认为是“五岭”的别称，历史文献上多见的名称是“五岭”，而当代更习用“南岭”之名。自古以来，南岭一直是“中国”出岭外之天然屏障。“岭外”被中土人士目为蛮夷化外之地，数千年来未有真正改变。《水经注》言：“古人云：五岭者，天地以隔内外（会贞按：《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安上书，谏伐南越，曰：越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况绵途于海表，顾九岭而弥邈，非复行路之径阻，信幽荒之冥域者矣。”（郦道元撰、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三十六） 岭北与岭南，无论气候、风俗、语言、人群，自古至今，均有明显差异。
然而，屏障未必是天堑，南岭山地的地形构造，特别是由多个较小规模的山脉东西并行排列的格局，崇山峻岭之间又分布着多处相对平衍的丘陵，形成多处岭北岭南间交通之孔道。最重要的是，在南岭北部，通往长江的有湘江流域的湘水、潇水、耒水，赣江流域的贡水、桃江、章水；在南岭南部，西江流域的桂江、贺江，北江流域的连江、武水、浈水，东江流域的寻乌水、定南水、韩江流域的石窟水、汀江等多个水系，直接把南岭接到南海。这些长江流域与岭南的南海周边地区连接起来大致呈南北走向的水道，均深入南岭腹地。这种交通条件，使得南岭这个南北相隔的天然屏障，同时也成为南北人群交往和商品流通的孔道。
经由南岭山地的南北交通，并非简单地只是把同一经济体系中的两个地区联系起来，更是连接环南海地区和中国大陆两个世界性区域的纽带。明人王临亨在《粤剑篇》中记录行经南岭的经历感受时说：“二日早发南安，平旦度梅岭。其阴，石径蛇行，屈曲而多委；其阳，峭壁林立，深秀而多致。要皆平坦靡咫尺，险隘足困客趾者。忆余尝由金华过括苍，度一岭，高险倍之，而以僻，故其名不传。此岭独以横截南北，为百粤数千里咽喉，犀象、珠翠、乌绵、白氎之属，日夜辇而北以供中国用，大庾之名遂满天下。山河大地亦自有幸不幸耶！”（王临亨：《粤剑编》卷之四，“志游览”，[《博贤编》《粤剑编》《原李耳载》合刊本]中华书局，1987年，96页）这段话非常贴切地道出了南岭的特殊地理角色。在中国版图上有很多山脉或山区也都是沟通南北东西的咽喉，而经由穿越南岭的交通孔道运送的商品不仅数量规模庞大，而且这种流通是南海与内陆之间的物资流动、人员交往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交流。
把南岭视为一个作为学术研究范畴的整体性区域，首先要面对的，是以往学界既有的作为研究与分析单位的种种区域概念。无论在以行政区还是以经济区、文化区来划分的区域体系，南岭都处在这些区域的分界交叠的位置。就行政区而言，南岭连接着湘赣粤桂闽数省；以学界熟知的施坚雅提出的经济大区划分来说，南岭的南北分别属长江中游区域与岭南区域，东西则连接着东南沿海与云贵高原。显然，如果把南岭视为一个整体性的“区域”，在概念上既跨域了不同的行政区，也与施坚雅的市场体系模型下的“区域”截然不同。
然而，施坚雅基于市场层级体系建立的区域模型，对于以区域研究方法来认识中国历史的意义，不在于其区域划分在形式上有多少合理性和多大的适用性，而在于他建立中国区域体系的方法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区域模型，“是一个地方和区域历史的网状交叠层级体系（an internested hierarchy），这些地方和区域的范围分别以人之互动的空间形构（the spatial patterning of human interaction）为依据”。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延续施坚雅的逻辑，以“人之互动的空间形构”为理解区域的方法，扩展研究视野，从人的非经济理性行为和经济理性行为交织的各种历史活动着眼，就可以从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抵抗、人口的空间流动、生态的适应与改造、族群的文化互动等历史过程形构出不同的“网状交叠层级体系”。
因此，南岭虽然在施坚雅模式中处于几个经济大区的边缘，区域内几乎没有真正的区域中心城市，套用不了施坚雅的市场网络的层级结构，但在这个边缘地带的山岭中生活的人群，在山地生存和族群交往中长期持续的文化互动，令南岭整合为一个具有某种地理和文化上的整体性的区域。这个区域南北沟通海陆华夷，东西串联汉壮瑶畲，四周与几个经济大区相接，局部的封闭性与整体的开放性并存，构成南岭作为一个整体性区域的特质。
把南岭作为一个整体性区域研究，可以梁肇庭教授在客家研究中建立的客家区域概念为范例（Leong, Sow-The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梁肇庭教授从施坚雅的区域理论出发，导出了一个与施坚雅的区域划分不同的客家区域。他将“客家”的历史同施坚雅的大经济区域的周期发展联系起来。在施坚雅的区域体系中，大区划分主要是以江河流域和盆地为基础的，而形成客家共同体的山地则覆盖在几个大流域的分水岭之间，亦即不同大区的边缘。尽管他的讨论本意是要发挥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但实际上已经勾勒出一个叠加在施坚雅的区域地图之上的区域图层。生活在跨区域边缘地带的山岭中的人群，在与各大区的核心地带互动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互动空间与文化认同，在此基础上，这些人群整合为一个有很强认同感的族群，在空间上也形成一个具有自身特质的人文地理学意义的区域。
梁肇庭教授在客家研究中采取的这样一种从跨区域边界人群的流动和互动去解释区域认同认同形成的分析方法，是在既有的区域知识架构下从边缘与中心的互动过程来展开的。如果说这实际上还没有真正走出既有的区域研究的“核心-边缘”分析模式的话，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历史学家Willem van Schendel教授近年来提出的“Zomia”地区的地理概念，则推进了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关于“区域”的认知。Schendel教授提出，“区域”是一种把特定社会空间以及特定的分析规模具象化和自然化的地理隐喻，区域研究在产生出为人们所了解的特定地理单位的同时，也制造了学术视野之外的地理单位。区域研究的特定结构，形成一种区域的中心与边缘的认知模式，从而在认知上形成一个特定区域与特定的知识类型的周缘地带。以往，这种处在各区域之间的边界地区常常只被视为中心的边缘，没有以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然而，当我们要分析跨境流动的时候，以国家或区域作为研究单位在规模上已不能适应研究的视野，除了流动本身不会局限于“区域”的规模外，在流动规则方面的竞争状态也一直持续不断地影响着地理单位规模的变动，并改变其相对的重要性，甚或创造出全新的地理单位。于是，“过程地理学”在边界地区最能够得到显现，研究者由此得以跳出区域的规模，发展出一种新的区域空间的概念。他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几个区域之间的边界相连地区命名为“Zomia”，建立起一种由几个区域的边界地区相连而成，以区域间的政治过程以及跨区域的人群、物资、知识的流动构建的知域（Willem van Schendel, Grographies of knowing, grographies of ignorance: 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 i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Volume20: 6, PP. 647-668）。
从这样一种由跨区域的边界和人的流动去建立地区空间概念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向出发，南岭就自然可以成为一个作为研究单位的区域。南岭山地既是天地所以隔内外的分界，又是沟通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通道，这个区域间的人群和物资以及文化与知识的跨境流动，形成南岭社会与文化的内在特质。南岭以南，是环南海区域的北部，流入南海的珠江以及邻近几条小江河把南岭山脉延伸至海岸的一片陆地与南海海域连成一个地理上具有整体性的区域。这个地理板块在自然地理、生态环境、交通条件、人群流动与分布等方面属于学界称之为“亚洲地中海”的世界性区域。而南岭以北，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属于中华帝国的核心版图，由南岭流出的多条江河把南岭与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区连接起来，成为“九州”的组成部分，南岭由此与帝国核心区连成一个整体。刘安《淮南子•原道训》云：“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这类描述清晰地表达了南岭以南的人群相对于南岭以北的人来说属于异类。《史记•货殖列传》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则显示出岭南对于中国的意义在于提供中原地区所缺而王朝国家所需的南海周边地区独特物产。因此，如果我们从界域与流动的角度去研究南岭，首先要在由环南海地区为核心的“亚洲地中海”与由黄河长江流域为核心的中华帝国两个世界性区域互动的层面上把握。所谓“天地所以隔外内”，构成了南岭历史的基调，南岭之所以能够构成一个作为研究范畴的区域，就是在这个基调下演绎出来的。
王朝体系下的南岭
在这样一种理念下，我们研究的出发点，首先是跨越这个边界活动的人。出入于南岭山地的，既有持续不断从“中国”向南迁移的人，也有环南海圈里流动着的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在南岭的进进出出，或应对生存和竞争压力在山地间移动，不同人群之间互动，形塑出南岭的社会构造与文化特质。另一方面，作为帝国边缘的南岭，其历史始终在帝国扩张的大背景下展开。这个“帝国”，既是一种政治力量的延伸，同时也是一种“文明”的渗透，通过文字与教化的推广来实现。这个人群流动和国家扩张交织的历史过程，在由南岭连接起来的两个区域体系之间的物资和知识的流动中展开。
在漫长的历史中，来自不同地区的人持续地进入南岭山地，并且频繁地在山地间流动，是南岭历史的一个主题。以往的历史观常常把这种人群的移动视作移民史和开发史的课题。毫无疑问，由人的流动和流动的人的活动构成的历史，的确可以从移民的角度来观察，但我们更值得去深入探究的，不应该只停留在人的空间移动上，这些人来源的复杂性及其文化传统的多元化、移动时间的持续性和周期性、多种方向甚至看似无序的流动路径、在不同历史时刻外来者与相对而言的土著之间的互动，以及在这些过程中文化认同形成机制等等，都可以令我们超越移民史的视角，转为由人与物以及文化的流动和互动去建立关于区域社会建构的认识。在一个以户籍制度作为王朝国家统治体制基础的社会体系中，那些持续不断地进入南岭的人口，原来已经是国家编户的，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逃户；而随着南海北部各河口三角洲和在山区间的河谷盆地被王朝国家深度渗入，那些南岭的山地自然成为那些自居化外的蛮僚最后栖息的家园。于是，山地人往往不是沿着江河流域，而是沿着山岭高地或在山峝间移动。他们的流动方向大多是散漫且多向度的，有的甚至是在山地间的无序流动，有从山地之外向山地流动，也有走出山地向外移动。这些本来在历史文化传统上有很大差异性的人群，在流动中彼此之间发生频密的互动。在同一种生态处境中，这种流动和互动的过程，逐渐酿成了文化上的共同性，也形成了新的分类。南岭山区中正在消失中的方言岛现象，以及我称之为南岭山地普通话的“客家话”的形成和空间扩展，就是这个事实的一种折射。
要更加深入了解这个过程，我们需要在山地生态环境及其对山民生存方式的影响，山地人群应对王朝国家统治的策略及其行动，还有山地的市场体系以及人的市场活动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以市场活动为例，如果套用施坚雅的市场模式来看，南岭山地的市场，在层级结构上比较单一，稀疏的市场中心所覆盖的市场区域范围远比平原地区的广大，甚至还往往同时兼具了从基层市场到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的功能，并且直接同更大的区域性市场联结起来。这导致了山地居民相对于平原地区的乡民有更广阔的市场活动空间。这对山地人群的族群性和文化认同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机制。至于这样一个本地的物产（尤其是矿产）以及本地市场的交换流通，与南岭作为前面所说的跨区域市场流通的通道之间的关系，我们所知甚少，但可以想象，跨区域的物资流动和人的交往，把不同的人群源源不绝带入南岭山地的同时，也必然拉动更大规模的区域范围的文化交流。
在文字传统方面，我们今天在南岭人群中可以看到的各种与文字传统多重相关的文化遗存，例如瑶族畲族的盘王传说、过山榜、家先崇拜与祭祀、师公的仪式、亲属称谓以及婚姻形态、家族制度、聚落和建筑的风水传统、以客家话为主体的汉语方言、女书文字，乃至汉文书写的契约文书、族谱、碑刻等等，都是不同的文字传统持续不断在这里渗透，并与非文字传统交融整合的结果。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在这些文化遗存中看到的文字传统，并非单一的是王朝国家和儒学传统的士大夫推广教化的过程，在日常生活中的本地文化传统中，文字的应用和传播，对南岭山地社会产生更长期持续深入的影响，显然来自佛教和道教以及各种民间宗教传统的传播和扎根。
当然，南岭北部的王朝国家及其文化长期持续的渗入、控制和整合，国家制度的存在和王朝历史的节奏，对南岭社会、文化与历史有着最深远的影响。中国的王朝国家的存在，是研究南岭社会文化历史时首先要确定的事实。正是这个事实，与南岭以南地区在地理上属于环南海区域的事实叠合在一起，使得国家在南岭的存在以及国家力量在南岭社会的整合过程及其影响都表现出复杂性和独特性。如果把这样一种国家历史的向度，拉回到南岭当地发生的历史的视角，我们可以相信，叛乱和族群互动，是形塑南岭社会文化特质最重要的机制之一。在南岭地区叛乱与族群的历史中，很鲜明地反映出南岭作为中国的王朝国家和环南海地区的跨界角色，凸显着这两个区域政治与文化互动的特质。例如，在南岭以南地区的叛乱势力，往往是山盗、海寇一体，海寇上山或山盗下海，成为很多大规模叛乱的活动方式；在官府的眼中和文字书写的历史记载里，这些叛乱往往都打上族群的标记；在一些人的观念上，甚至逐渐形成上山为瑶，入水为疍的分类成见。这些现象，都体现了南岭跨区界域的特色。叛乱作为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反抗，而族群则往往是一种对主流文化认同的抗拒，两者交织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总是我们观察南岭历史的主要内容。讨论到这一点，也许我们可以把南岭研究联系到近年来学界关于前述Schendel教授称为“Zomia”地区的研究时提出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从山地人群“逃离国家”的选择去解释像“Zomia”这类跨界边缘地区的历史与社会形态。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借这个机会再多谈几句。“逃离国家”的话题，是由James Scott教授在关于Zomia地区历史的研究中提出的。作为一种关于地域空间的研究，Scott引入垂直空间视角去观察Zomia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与历史过程，他由个人及群体的能动性去解释高地社会的政治体制，把作为历史行动者的山地人群的“无国家”政治选择作为理解高地人群的生存条件、生产与生计方式、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出发点，建立一种关于山地区域历史结构的解释模式，颠覆了既有的国家史观（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我对Scott的著作的理解，从何翠萍等的《论James Scott 高地东南亚新命名Zomia 的意义与未来》[《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九卷第一期，2011年4月，77-100页]一文得到很多启发，谨此致谢！）。Scott的著作用了一个颇具刺激性的标题——《不被统治的艺术：高地东南亚无国家主义者的历史》作为书名，鲜明地表达了其颠覆“国家史观”的用心，从高地人群的立场和能动选择去论述高地社会与政体发展的历史。这个标题在表达学术主张与理论特色上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也造成了一些误读，最常见的是以为他讲述的是一个非国家化的历史和没有国家统治的区域和社会形态。其实，他从高地人群逃离国家的选择出发的讨论，非但不是呈现一个无国家的历史过程，相反恰恰是由“国家效应”出发的一种分析立场，只是这种国家效应不是从国家扩张与人群的被动应对来说明，而是把高地人群的逃离国家作为一种主动选择和立场坚持乃至意识形态建构来分析国家效应在Zomia区域历史中的展开。我以为，这种立场在方法论意义上，不只适用Zomia地区，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建构已经广泛渗入的地区，例如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南岭山地。这个地区虽然也存在国家体系持续面对挑战的空间，也存在从没有中断的逃离国家的政治选择，但如果我们不是把南岭山地的国家存在只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统治体制，而更多把国家存在看成是一个多层的权力和文化体系，那么可以认为，南岭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在国家体系下创造自身的历史与文化的。
毫无疑问，南岭在空间上不在Scott所圈划的“Zomia”范围，但其山岭与Zomia地区直接相连接，是中国西南山地向东延伸出来的一条“陆梁”（借用辛德勇的说法）。不过，这片山地的人群，与Zomia地区的人群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民族语言学家把岭南地区土著的语言归入苗瑶语系或壮侗语系，尤其是在南岭山地中的瑶人，一般认为属于广泛分布在Zomia区域中的勉语人群。然而，与Zomia地区最明显的不同，是这个区域从秦汉以后一直在中国历代王朝设立州县直接管治之下。前面讲到的南岭在地理上同时兼具“天地所以隔外内”与“为百粤数千里咽喉”的双重角色，使其在中国的王朝国家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南岭也许是一个可与Zomia比较，并由此推进关于山地社会与国家扩张历史认识的理论建构的一个实验场。南岭山地中人群的生存情况和国家存在状态，乍看起来有很多与Zomia相类似的现象。南岭及其周边连绵的崇山峻岭，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也是大量如Scott所见的选择“不被统治”的人群逃离国家的藏身之地。王阳明曾经描述这片山地是“政教不及，人迹罕到”。明代嘉靖《韶州府志》说这里的“山谷之民，至今有老死而不见官府者，大抵土旷民稀，流移杂处”（嘉靖《韶州府志》卷一，《风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韶州府部一》，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15-16页）。明代江西巡抚陈有年描述粤东北与赣南之间的山地人群时说：“广东惠州之和平、龙川、兴宁，与潮州之程乡、平远，与赣州定南、龙南、长宁诸邑，犬牙相入其间，皆旧巢遗种，习染未除，平居负山阻峒，骄悍自恣，一有罪愆，官司绳之稍急，则呼叫踯躅而起。”（陈有年：《陈恭介公文集》卷四，《奏疏》，《邻境宿寇荡平议处地方善后事宜疏》，《续修四库全书•1352•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678页）类似的记载，在明清时期的文献中俯拾皆是。这些文献中所指的 “旧巢遗种”和“流移杂处”两类人，用现代的语言来表述，大致可以简单理解为当地的土著和外来的移民，这些人相对于作为王朝编户的“民”来说，可以认为不在王朝国家直接统治之下。然而，如果只是简单地将南岭山地的人群视为逃离国家统治的人，潜在地隐含着南岭历史的解释只是围绕在“逃离”与“加入”国家，或国家“退出”与“扩张”的循环中兜转。这样一个反复拉锯过程的事实，虽然是我们研究中不可避免要面对的议题，但只在这个议题中纠缠，就可能限制着我们对南岭山地社会的认识，而我们对山地区域动态过程的研究也难以在更宏观的层次上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解释作出贡献。
南岭山地的人群
历史文献中关于南岭山地的人群的指称，无论是“旧巢遗种”还是“流移杂处”，最习见的是与“盗”、“贼”、“寇”这类概念相提并论，南岭因此历来被视为盗贼渊薮。这些盗贼的构成，用明嘉靖年间谈恺纂《虔台续志》中的说法：是“瑶僮淆焉，渔疍伏焉，逋亡集焉，盗所由出也”。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时的国家官员标签和定义异己时习用的两种话语，“瑶僮渔疍”属于人群和文化分类的话语，“逋亡”与“盗寇”则属于王朝国家政治范畴的话语。在官员书写的文件中，所谓“旧巢遗种”是在前一种话语下使用的概念，所谓“流移杂处”的人群则是在后一种话语下使用的概念。这两种概念在明清文献中，几乎理所当然地与“盗贼”相提并论，而“盗贼”之名，更鲜明地是一种基于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与道德价值的话语。从这几套概念的交错一种基于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与道德价值的话语。从这几套概念的交错叠用的文字记录和历史记忆出发，可以是理解和解释这个区域历史文化过程的一个切入点。在中国文人的观念和表述中，惯用族类的概念来区分和标签在文化上和身份上不属于王朝编户（即所谓的“民”）的人群，用汉字书写的文献，都把南岭以及岭南地区的人统称为“蛮”，并分别用多种族类名称来标识之，这些名称主要有“瑶”、“僮”、“僚”、“俚”、“疍”、“俍”、“岐”等等。按比较通行的说法，现广泛分布在南岭地区的“瑶”，是原居湖广溪峒间的蛮夷，后逾岭而居溪峒；其他诸蛮则是旧越人诸种（参见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六十七，《外志四•夷情中•瑶僮》，《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四》，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1759-1771页）。不过，这些族类名称，并非这些人群的自称，而是古代外来读书人用来指认当地土著的他称，每一种名称也没有精严的定义，同一名称所指的可能是不同的人群，同一人群也可能用不同的族称。当代的学者若拘泥于把这些族称与现代民族识别划定的民族分类等同起来，甚至沿袭过去的读书人和统治者的话语，把使用文字的人贴在不使用文字的人身上的这些分类的标签，认作有不同文化本质的人群的分类，即使提出看似纷纭的解说，仍不免胶柱鼓瑟。
如果我们不是执著于这些标签的种族属性和文化本质，而是着眼于这些标签在操控汉字书写的读书人观念中的文化和社会意涵的话，就可能发现，文献中出现的族群名称的差异，隐含着南岭及岭南地区土著人群与王朝国家关系的微妙改变。南岭山地的土著，早期的文件中多称“僚”与“俚”，清代以后则渐渐少见以至消失。对南岭的瑶族有深入研究的李默先生在讨论广东的瑶族源流时曾经提出，瑶族中包括了古代广东的俚僚。他列举了大量文献，显示出宋代以前的文献用“俚僚”指称的“岭南原民”（李默先生用语），明清之后逐渐多用“瑶僮”之名，他把这个变化称之为“瑶化”（李默：《广东瑶族与百越族（俚僚）的关系》，《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增刊，115-125页）。虽然他的讨论关注的仍然是族属和族类源流变化的问题，但从他的揭示的事实，看到这个“瑶化”过程，与其说是一个族群融合衍变更替的过程，不如说是一个在文献书写上呈现的“瑶化”过程。这个过程所表达的，是王朝国家对本地土著族群的观感和认知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出国家政治控制和文化扩张、土著人群的身份与角色的演变以及相关的社会变迁的历史。在文字书写上以“瑶”、“僮”、“疍”的名称取代“俚僚”来指称本地的人群，既不属于国家编户的“民”，又与古代的“俚、僚”有所区别，他们在文化上可能仍属化外，但在身份上已纳入王朝统治的秩序之内。因此，如果只囿于从“逃离”还是“进入”国家的二分法来分析南岭山地的人群，是不足以由族群标签与身份的改变去解读这个区域的社会过程的。
明清时期文献中所见南岭山地中在州县编户之外的人群，主体是分布在山岭溪峒中的瑶人。关于这些瑶人的文化与社会，崇祯《博罗县志》有这样一段简要的描述：“椎结跣足，随山领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覆居息为輋，故称瑶所止曰輋。自信为狗王后，家有画像，犬首人服，岁时祝祭。其姓为盘蓝雷钟，苟自相婚姻，土人与邻者亦不与通婚。瑶有长、有丁，国初设抚瑶土官领之，俾略输山赋，赋论刀为准，羁縻而已。今瑶官多纳授，从他邑来兼摄，亦不常置。”这段描述的后半段，清楚地显示出瑶人并不是在国家之外的，但前半段所讲的瑶人生存状态，也会令我们联想到Scott所谓的“逃跑农业”（escape agriculture）和“逃跑社会结构”（escape Social Structure）。这些居住在溪峒之中的过山瑶，在过去也多依赖打猎和采集块根植物为主要食物来源，即所谓的“采实猎毛”。用我们在南岭山地调查时听到当地瑶人的说法，他们过去是靠着一把锄头挖蕨根为食，在山岭间不断地迁移。他们每到一个山头，都是用一把锄头，挖蕨根作食物为生，“食尽一山则他徙”，一地的蕨根挖完了，就到另一个山岭去，仍然是挖蕨根为生，一代一代在不同的山岭上流动。这种不断迁居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他们的家庭形式，现在七八十岁一代的瑶人，能够追溯的祖先一般不会超过三代，加上过山瑶的双系继嗣的亲属制度，令到他们不太可能形成超出家庭规模的继嗣群体组织。因此，过山瑶的社会基本上是一种家屋社会，以核心家庭为基础，没有形成基于血缘继嗣分支的家族组织。
然而，在文献上“瑶僮”的名称逐渐取代“俚僚”的名称，隐含着这些人群同国家发生关系的转变。李默先生考辨瑶名时除确认“瑶”名是他称外，更指出“瑶”这个名称有特定的涵义。他用宋明时期的资料阐发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谓“瑶人者，言其执徭役于中国也”一语。他认为宋代曾下令在岭南招土人营田，“俚僚营田而为瑶”；元代则营田屯戍之蛮僚是为瑶人；明代有瑶兵制，岭南俚僚之裔又化为瑶；因此嘉庆《广西通志》释“瑶”谓：“瑶者，徭也。粤右土著，先时就抚，籍其户口，以充徭役，故曰瑶。”（李默：《韶州瑶人：粤北瑶族社会发展跟踪调查》，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49-54页）由此可见，“瑶”的名称，在汉字书写的语境下，其实是一个同王朝国家体制相联系的符号。从这个解释出发，我们可以说，南方的蛮夷在宋明以后多以“瑶”称，也就是所谓的“瑶化”，其实是南岭土著溪峒之人（俚僚）被拉入王朝统治下的国家体系的过程。
这一看法，看起来与惯常的认识相悖。一些文献记载提到瑶人时，常有“不事赋役”、“免其徭役”的说法，以致一般都相信“瑶”之名来自“莫瑶”之意。但其实，只有已经处在王朝统治体系之中，“免其徭役”才是一种有意义的优待。而且瑶人得此优待，是以其承担其他义务为条件的，如充当峒丁瑶兵、承种瑶田、贡纳方物等。明代瑶人中“有力者从藩司纳银若干，给劄为瑶官，诸瑶听其约束”，也是瑶人在国家体系中的一种方式（王临亨：《粤剑编》卷之二，“志风土”，《博贤编》，《粤剑编》，《原李耳载》合刊本，中华书局，1987年，第76页）。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岭地区，很多自称是汉人的外来者为获得合法的土地所有权，获得合法的编户身份和定居权利，常常都会用顶承瑶田瑶粮的方式作为门径。很显然，把被称为“瑶”的人群简单视为“不被统治”的人群，是不能解释这个族群与王朝国家的复杂关系，也容易导致对山地瑶人社会的误解。在这个意义上，南岭这样的山地区域与Scott所描述的Zomia地区，在性质上有根本的区别。
与Scott关于Zomia的讨论中揭示的情况相似，南岭山地中的确有相当大量的人是从国家统治体系中逃出来的。明清时期的文献很清楚记载，在山地中那些被称为“瑶”的人，也有相当大的数量是从州县编户中逃离出来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南岭山地，历来都是逃离国家的人藏匿之区，“外为流寇窃入之门，而内为穷寇逋逃之路”（陈有年：《陈恭介公文集》卷四,《奏疏》，《邻境宿寇荡平议处地方善后事宜疏》，《续修四库全书•1352•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682页）。这些逃进山中脱离政府直接管治的人，在官员和文人的笔下，常常被认作蛮。元代的时候，有云 “广东一道，为海上雄藩。南距海，北抵庾岭，东接闽，西连雷化，地方数千里，户口数十万，瑶僚半之。近年以来，民化瑶僚之俗者又半，视礼乐者为迂阔，弄刀兵如儿嬉。苟抚字无方，则啸山林，泛江海，相胥起而为盗”（刘鹗：《惟实集》卷三，《广东宣慰司同知德政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四五•别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06/310页）。到明清时期，如清人吴震方《岭南杂记》所说：“明通志凡山寇皆谓之僚，盖山寇亡命乌合，未必种传，无从究考。”清初屈大均也非常明白地指出，瑶人中，“其非盘姓者，初本汉人，以避赋役，潜窜其中，习与性成，遂为真傜”。在这个意义上，宋明以后南岭山地中的所谓“瑶化”，除了古代“俚僚”转变为“瑶”之外，还有另一个意义，就是原来的州县编户逃避州县赋役，逃入山中成为“瑶”。在官方眼中和士人的笔下，贴上“瑶”、“僚”、“畲”、“疍”这类标签的南岭山地的人群，相当数量是本地和周边地区逃脱州县编户身份的人。可以说，在文字记录中使用的“瑶疍”一类名称，包含了“流移”、“逋逃”的意义，从王朝国家的角度看，他们的“无籍”身份，自然也是一种逃离。在南岭山地中的“旧巢遗种”与“流移杂处”纠杂在一起，构成了一种逃离国家的状态。
不过，南岭山地人群这种逃离国家的行为，在王朝国家的统治格局下形成独特的政治形式和社会状态。自秦军分五路通过南岭进入岭南地区之后，历代王朝一直在这个地区设立州县实施直接的统治。我们在前面指出过，南岭一方面是中国南北相隔的天然屏障，同时又是中国通往南海的孔道。这样一种特殊的地理角色，令到历代王朝一直非常重视控制这个地区，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直接统治。但是，直到明代中期以前，中央王朝在南岭地区设立的州县治所，大多是在交通要道上的河谷盆地，稀疏地成点状形态分布，州县的行政辖区非常辽阔，山岭之间的相当广大地区，包括许许多多的河谷盆地在内，大部分实际上长期是“政教不及”之地。元代时官拜江西行省参政、征讨南岭峒僚被执身亡的刘鹗曾这样描述南岭中的人群：“五岭，大庾其一也，岭之南九十里为南雄府治在焉。群山环揖，两江合流，居民繁伙，真壮郡也。属邑惟保昌、始兴负郭，始兴去城百二十里而远，僻在万山间，与韶之翁源，赣之龙南、信丰相接，溪峒险恶，草木茂密，又与他郡不侔。故其人为僚，暴如虎狼，至如寻常，百姓渐摩熏染，亦复狼子野心，不可以仁义化也。”（刘鹗：《惟实集》卷二，《南雄府判琐达卿平寇诗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四五•别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1206/305-1206/306页）在这种政区格局下，南岭地区州县辖属的编户人数是非常稀少的，大部分人口都不隶州县管治。明代嘉靖年间广东布政司辖下南岭地区十五个州县在籍户数一共只有三万五千多户，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如大庾岭南麓的南雄府保昌始兴两县，在嘉靖二十一年最低时只有五百零二户。然而，身份上不是国家编户是否就意味着他们处于王朝国家统治之外，是否意味着他们有独立的社会系统呢？这牵涉更多很复杂的问题，也许正是我们在未来的南岭研究中要继续努力探讨的问题。
这里可以顺着这个话题简单直接提出的问题是，这些人群在南岭山地中以什么为生？他们的生计和生存空间是怎样一种结构？他们的生活方式形成了怎样的社会结构？这是我们了解南岭社会的基本问题。虽然在官方文献的笔下，南岭中的人群大多为盗寇山贼，似乎主要以劫掠为生，但实际上，我很难想象在这么大片的山地中的大部分人口可以长期靠劫掠为生。在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南岭山地其实是一片资源丰富、物产繁盛的土地。南岭山地中不仅有非常多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的被称为“洞”的小盆地或山溪谷地，而且还有很多小的丘陵台地，可以开垦为水田和梯田，在这样的生态条件下，农业耕作在南岭山地中也是主要的生计模式。在这种农耕经济的体系中，土地的权利和经营方式，都是我们在认识山地社会时不可忽视的。除了农耕之外，南岭山地矿产资源十分丰富，明代以后，这里的矿冶开采吸纳了大量的流移人口聚集。例如在赣粤交界的长宁县，“原为旧巢新抚之区，铁冶鼓铸，动集万计，往往夜聚晓散，椎埋为奸”（陈有年：《陈恭介公文集》卷四,《奏疏》，《邻境宿寇荡平议处地方善后事宜疏》，《续修四库全书•1352•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79页），除了矿山聚集大量人口之外，南岭作为“独以横截南北，为百粤数千里咽喉”之区，穿越南岭的商路上日夜络绎不绝的货物运输，也吸纳聚集了千千万万的流移人口。例如“负山阻险，逋逃攸萃”（乾隆《和平县志》卷八，《艺文》，周维东：《洪公祠碑记》、朱超玟：《重建九子岗茶亭记》，《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十九》，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318、336页）的和平县，地处南岭山地深处，但因在江广之交，“计有明建治垂百余年，文物日盛，货殖日多，熙攘日众，久以成为大道”。“上下往来，无论鱼盐茶油，与一切杂货，争由是路。且番舶洋货以及山珍海错，无不出乎其途。”于是，和平县的人口“半借肩挑糊口，养活几万余家，全赖过客生活”。总之，大量人口聚集到南岭山地，虽然在官员看来，是“招致四方无籍，隐匿远近妖邪”，但“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艺游食之人杂处于内”的最主要动力和契机，是南岭山地的开发，包括山地的垦殖、矿冶以及商业贸易的繁盛，构成一种巨大的吸纳空间能力，把千千万万的外来流移人口拉进到南岭山区。因此，我们在南岭山区看到的从王朝国家直接管治的体制逃离出来的人群，其实是生活在一个更大的经济体系之中，在结构上仍然是在国家体系之内，是王朝国家整体性的经济与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
此外，对岭南山地人群的社会组织、信仰、仪式、婚姻以及亲属制度的研究，更可以令我们看到，这个地区在文化上与更大的文化系统之间长久的整合过程及其机制。例如我们前面已经提过的文字传统的深度影响、仪式专家的传统、客家语的普及等等，都体现出对这个地区及其人群的社会与文化，不可能脱离大的文化系统去理解。南岭山地的历史运动，一定要走出逃离还是拉入国家的循环，放到一个更宏大的场景和更复杂的脉络下去认识。观棋之人拉拉杂杂发了一番议论，只要不动手动脚去搅局，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棋怎么下，下出什么名堂来，还是静观棋局的进展吧！我们的南岭历史研究才刚开始，一群年轻的学者已经做出了可观的成绩。这篇所谓的“序”，只不过是大戏开始前的一轮锣钹鼓乐而已，当大幕拉开，剧情将会一场比一场精彩，丽情迷入，笃思萦怀的人们，就会把序场的铙鼓嘲轰遗忘。这是我的期待。
（《南岭历史地理丛书》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