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在云南大学举办的第十八届开放时代论坛上，我以《作为经济史方法的“食货”》为题作了一个发言，后来《开放时代》整理出来发表了。在那个发言中，我谈到，作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的“食货”概念，与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经济”并不是可以在意义上相嵌合或相转换的范畴，无论是把“食货”看成是一个在同一经济理论体系下同市场相对应的财政范畴，还是把“食货”置于社会进化逻辑上看成是可以用基于市场机制的经济理论推演的前资本主义分析方法去认识的经济范畴，都是不恰当的。我近年来在不同场合提出这种说法，由于尚未形成系统性的论说，引起了一些误解，因此，我想利用这个会议再进一步作一些说明，希望得到大家批评。
我用了这样一个有点极端化的标题，是希望更清晰地表达要把“食货”这个概念同现代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概念区分开来这样一个目的。但是，由于“经济”这个词在人类认识史上是一个语义非常多样的词，无论在日常生活一般人的用法里，还是在经济学或其他学科的概念体系中，其含义其实是非常宽泛且差异巨大的，即使在不同的经济学家那里，在五花八门的经济理论中，其定义也千差万别。因此，当我用“非经济”来表达时，只是相对于非常狭义的“经济”概念而言的，如果不加以界定在一般意义上说“非经济”，就不是一个严谨的表述。这里的“经济”一词，更确切一点说，是指“economic”这个词的意思。所以，这个发言的标题，如果用英文表达为“‘Shihuo’ as a Noneconomic Concept”，也许会少一点歧义。
人们一般把“经济”（economy）或“经济学”（economics）这个词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一般理解的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是他在《政治学》中讨论的家庭管理和获取财富之方法，所谓经济指的是为获取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的“食货”，与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经济”，其意义颇为接近。①由于我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缺乏深入研究，这里无意不自量力地将“食货”置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框架中展开讨论，只是要特别说明，我所谓“非经济的”，不是相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经济”范畴而言的。
我在这里所谓的“非经济”，是相对于自18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言，即以市场交易为基础，以货币计算的价格形成和调节机制为分析手段去解释其运行方式的经济现象，就是在古典经济学视野里的“经济”，米塞斯称之为“狭义的经济”（economic in the narrower sense）。这是一种基于资源稀缺的假设，通过分工与市场交换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实现财富增长的活动，这个“经济的”概念，表达的是一种行为和逻辑上的事实。而我上一次在开放时代论坛上所讨论的“食货”，是一种基于中国王朝体制的经验事实，其核心内容是“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楙迁有无”（《汉书·食货志》），通过在王朝国家控制下的财富缴纳输送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物产的交换和长途贸易，实现财富的再分配。“食货”这个概念，既不以稀缺性为前提，也不关涉调节资源配置的选择机制，显然与上述“经济的”概念有本质性的区别。
《汉书·食货志》序概括了“食货”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基本的原理。根据这段论述，“食货”原理的出发点是人类对物质财富的基本需要，第一是维持生命，第二是活得更好，也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to live or to live well”。食货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如何以稳定有效的方式获取自然财富，并在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人身支配的政治格局下，通过交换手段实现财富使用价值的再分配。这个意义上的“经济”，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文明和不同国家体制下是共同的。但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王朝体制运转中，“食货”作为一种人的行为和物质运动的方式，以王朝国家编户齐民作为基础，通过“圣王量能授事”和“四民陈力受职”的贡赋体系，实现生产条件的分配与贡赋责任对应的“均平”原则，同时，国家通过控制货币发行和流通，并对商品流通实行专营和管制控制交换领域，作为敛财的重要机制，维持经济运转和政治稳定的均衡。这种体制自秦汉到明清，以不断改革具体的制度设计维持稳定的结构，形成了一套中国独特的知识和制度。
自从18世纪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后，迅速发展的经济学虽然一直不断扩张其领地，但以定价市场体制为研究对象一直没有根本改变，现在流行的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建立在市场体制的基础之上。随着经济学视野和研究方法的扩展，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主张要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脱胎出人的行动科学（praxeology） ，经济学由此成为人的行动学的一部分，不过他所谓的人的行动学主题仍然是基于市场的选择行动，他说：
Out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lassical school emerg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human action, praxeology. The economic or catallactic problems are embedded in a more general science, and can no longer be severed from this connection. No treatment of economic problems proper can avoid starting from acts of choice; economics becomes a part, although the hitherto best elaborated part, of a more universal science, praxeology.②
他用19世纪英国都柏林大主教提出的一个概念“catallactics”来命名本来就是经济学核心的理论与方法，即通过研究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如何决定，以货币表示的价格计算，分析如何由选择的行动去解决稀缺性的问题。虽然米塞斯在“economics”范畴中分出了“catallactics”这个概念，但无论是奥地利学派还是在其他大多数的经济学者那里，“catallactics”仍然是经济学最核心的方法。因此，直到今天，人们一般还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与“catallactics”等同起来，中国学者翻译这个词的时候，有的人用市场学、交换学，但也有的人直接用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这反映出在一般的观念上“catallactics”仍然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然而，米塞斯建立的这样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架构，大大拓展了广义经济学的视域，打开了把非市场机制纳入经济学分析体系的空间。米塞斯这个概念架构可用图1来表示：
在这个架构中，视域是自左至右渐次收窄的，右边的概念构成其左边学科概念的核心理论和方法，于是，我们可以把这三个概念理解为同义的（对于绝大多数的经济学研究而言，这是不言而喻的），也可以理解为其指涉的意义由广义到狭义的差异。我所谓的食货是“非经济的”概念，更精确地说，是相对于“catallactics”而言的。如果尝试将“食货”概念拉入米塞斯这个学科概念的架构，也许可以将其变形为这样一种概念架构（见图2）：
如果不是直接套入米塞斯的模式，回到一般的经济学架构，我们可以进一步简化为下面这个结构（见图3）：
这两个图示的区别只在于对“economics”的界定，如果把“economics”界定在“catallactics”的意义上（即前面所说的狭义的经济），就是图2所示；界定在“praxeology”的意义上（广义的经济），就是图3所示。简单地说，在广义的经济学的框架下，可以有两个不同意义的经济学概念，一个是以18世纪以后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对象的经济学“catallactics”，一个是从中国历史的经验事实中形成的“食货”原理。
我们把“食货”纳入广义的经济概念中，并将其作为经济学研究中与以通过定价的市场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学相对的概念，理论上的逻辑可以从卡尔·波兰尼关于“economic”的论述出发。波兰尼在他的一篇题为“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作为建构过程的经济）的论文中，从“economic”的两种意义（一是实体的意义［the substantive meaning of economic］，二是形式的意义［the formal meaning of economic］）入手，讨论了从实体意义研究的经济与从“catallactics”研究的经济在研究对象、理论逻辑和分析方法等方面的根本区别，可以作为我们界定“食货”与市场经济的不同的理论性基础。波兰尼指出，经济是一种为满足物质需求人类与其环境互动的制度化过程，形式意义的经济学产生于对特定类型经济及市场体制的分析，在经济的形式意义上，“经济”是由稀缺处境引起的一系列选择行为，而选择行为是在市场体制下通过价格分析的方法实现的。然而，在定价市场体制之外，这种分析方法作为探究经济运行方法就无能为力了。波兰尼认为，在实体意义上，经济的整合过程中的运动，是地点转移和“换手”（a change of place and a change of “hands”），其整合形式主要表现为互惠、再分配与交换。波兰尼特别分析了在贸易形式、货币和市场要素的研究上实体主义的经济学与形式主义的经济学的不同旨趣，他直接就用米塞斯的“catallactics”来指称形式意义上的经济学。③中国政治理论体系中的“食货”，显然属于波兰尼在经济的实体意义上的制度原理。④
受奥地利学派影响，希克斯在其《经济史理论》一书中，也针对经济学过去学术传统中专注于市场经济学，不愿意承认还有别的体制可供选择的局限，提出应该更加重视非市场体制。他提出有三种类型的经济：习俗经济、岁入经济和市场经济。在希克斯这个框架中，“食货”属于岁入经济的一种典型的模式。
要言之，从概念的形成与其经验性基础而言，“食货”无疑是一个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形成的自主知识体系中，具有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独立涵义的概念。但这种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概念，并不是外在于人类共同的知识和学术体系的，应该置于人类共同的知识体系中去定位和界定。“食货”的原理作为一种至少在两千年间的中国王朝历史中主导着国家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运行，并在历史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的理论，把经济的实质意义和王朝国家的政治原理、统治经验结合得非常完美，由此可以认为是一种相当成熟的在经济的实质意义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由“食货”这个范畴，我们看到，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这类核心概念，只要同其他国家历史和学术传统对话，就可以为人类共同的知识体系的完善作出独特的贡献，构成人类共同知识体系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
【注释】
①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讲的家庭管理（经济），其基本的内容是：“Now property is a part of the household, and the art of acquiring it a part of household management(for without the necessary things it is impossible either to live or to live well); and just as the specialized arts must of necessity have their proper instruments if their function is to be performed, so too must the household manager.”见Aristotle’s Politics(second edition),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notes, and glossary by Carnes Lord,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这里表达的最基本意思，与《汉书·食货志》序中表达的“食货”的意义很类似。
②Ludwig von 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San Francisco: Fox & Wilkes, 1996, p. 3。中译本见［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③Karl Polanyi, “The Economy as Institued Process,” in Mark Granovettee and Richard Swedberg(eds.),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Boulder: Westvies Press, 1992, pp. 32-33.
④刘志伟：《作为经济史方法的“食货”》，载《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刘志伟：《王朝贡赋体系与经济史》，载林文勋、黄纯艳（主编）：《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简介】 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Liu Zhiwei,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