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总量的，但更是结构的。用结构的视角看中国，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管理就是不矛盾的，认识到这一点，在献策议政时，就不会出现食洋不化的无谓争论。
遗憾的是，教科书上的宏观理论是不谈结构的。这时，就容易出现二元对立的思想认识，以显得今天的中国正在出现凯恩斯学派和供给学派之间的争论。而中国的实情是，需求并不是没有，只是供给与需求错位，当前中国需要的是：通过市场建设和制度改革，在结构调整中实现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匹配，跳出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的两分法。这个改革思路叫“供给侧改革”也好，或者叫其他什么名称也好，根本不重要。
如果我们使用一个名词（比如“供给侧改革”）可以凝聚共识，但用无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核心问题是让供给适应需求，它不是凯恩斯的需求总量刺激，也不是减税为主的供给学派那样简单。那么，与其用教科书上的概念争辩其含义，不如直面中国的现实，把供求不匹配的问题梳理一下。
中国有大量的消费需求，在供给端不具有满足能力。让供给适应需求的改革，可以从供给与需求的二元对立思维，转向精准地辨识消费需求，相应增加供给端的投资，这样的投资在短期内也是需求，在长期内更是有效供给。比如将投资用来造地铁，缓解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拥堵，不怕没需求。增加医疗和教育的投入，可以回应人民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需要，在这里增加投资，形成的也是有效供给。当前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空间不匹配”问题，供给侧改革需要加强跨区域的供求匹配。一方面，在人口流入地，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大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需求，而相应的供给却相对不足。另一方面，在三、四线城市，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新城和工业园建设已经出现过剩，房地产的库存严重，人口流出的农村地区有大量住房闲置。要改变这种资源误配置的状况，就需要让土地供应与人口流动方向一致，存量的建设用地指标应实现跨省的交易和再配置。
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如果去产能和去杠杆包括了调结构的含义，并不错。如果你去广大的中西部看看大量闲置的工业园，如果你知道中国的新城按规划造好了可以容纳34亿人口，你就明白，在局部地区的确存在供给过多的问题。如果你知道中国的钢铁产能可以在其他国家不生产的情况下满足全球需求，那么，你就明白，产能的绝对过剩在一些部门是真实的，而且这些过剩的产能并不是暂时的，更不是在孕育新的国家竞争力。恰恰相反，对于永远不可能有需求的工业园、新城和企业，最佳的策略就是停止投资。早下决心，可以避免新一轮的泡沫，也可避免僵尸企业占用资源。这些供给过剩地区和部门对应的正在上升的杠杆率（包括地方政府负债），就应该降下来。
与此同时，结构性的政策也意味着，对于能够适应需求的供给，还要加杠杆。金融市场应该为有效率的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甚至可以发行有针对性的特别国债，投入到有需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在城镇化进程中，对于跨地区移民在其流入地新增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中央政府应与地方政府共同投入。只要政策制定者认识到经济规律（特别是城市发展规律）的重要性，新增的投资投入到有需求、有效率的部门和地区，这样的结构性加杠杆就是当前需要的刺激需求政策。换句话说，谈需求管理政策时，如果不将结构性的问题讲清楚，那么，大水漫灌式的宏观政策就可能加剧业已严重的结构性问题。2009年的刺激计划留下的教训就在这里。
具有结构调整性质的改革，要能够真正地让供给适应需求，在本质上应该包括去行政化，要建设市场，“让市场成为决定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当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和杠杆过高，本身就是在各级政府不恰当的行政干预之下产生的，不是市场有缺陷，而是政府取代了市场。这类问题的治理，需要加强市场机制，比如说，最近被热议的儿科医生短缺问题，以及黄牛炒卖专家门诊号的事件，放在整个医疗体制改革大背景下，要解决的是提高医疗服务的价格。说得通俗点，就是要给医生涨工资，首先是给特别紧缺的儿科医生涨工资。去行政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打破行政性垄断。对于那些供给跟不上需求的行业和地区，要大胆地降低各种社会资本进入的障碍，在产业投资方面，应加快推出负面清单。
中国的供给端除了结构问题之外，并不是说没有总量问题，而最突出的总量问题就是“降成本”。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负太重，基本上是个共识，减税是势在必行的。对于原先“进项”不能抵扣成本的行业，“营改增”就能够起到减税的效果。除此之外，更大范围的减轻企业税负的政策也应在政策制定者考虑范围之内。经济下行期，政府税收增幅放缓，一些地区甚至出现财政收入负增长。如果在这些地区减税有压力的话，那么，至少在财政比较健康的地区，可以将地方税先降下来。特别是一些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产业，可以先实施减税政策。比如说，最近热议的个别省份对于天使投资亏损进行补贴的政策，且不说天使基金亏损不是政府需要操的心，即使政府真要鼓励天使投资，对其所得减税，要比补贴其亏损好得多。
在降成本方面，劳动力市场需要更大的柔性。最低工资的制定要更灵活地反映未来的经济增长趋势，经济增长下行期，最低工资的调整应放缓或停止增长，而不能以上一年的社会平均工资为参照。此外，在全国范围内，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要更充分，应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以上这些结构性的改革政策都主要作用于供给，都可以叫“供给侧改革”，没有问题，而且，这些改革与需求刺激并不矛盾。只是它不应该被翻译成“供给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让关心中国的老外误以为中国在搞1980年代的里根政策，甚至惊动了诺贝尔奖得主。
教科书上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特别是“新古典宏观”理论，或者不研究市场缺陷，或者把市场缺陷简单化为价格不能及时平衡供求。而中国的问题出在制度上，出在微观上。微观经济学里大量研究了市场缺陷及其应对方法，可以嫁接在宏观问题的处理上。从学术上来说，中国是个“贫困”国家。为中国经济献策，不管来自诺贝尔奖得主，还是平民百姓，需要的是对中国“精准扶贫”。在有的问题上，要承认市场永远不是完善的，那么，需要的是制度，是监管。而在另一些问题上，不是市场天生就不完善，而是既有的政策本身就是市场扭曲的原因，这时，就要改制度改政策。最后，中国还有一类问题，是根本没有市场，那么，就需要培育这样一个市场，让市场去配置资源，比如科斯所说的“思想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大家辨识一下什么叫“供给侧改革”，也是好事一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