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鲁迅先生为了实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拨，认定吴承恩做《西游记》的作者，从而在客观上否定了《西游记》的文化载体意义和社会认识价值。此后，由于作者的限制，《西游记》的文化研究始终不能有所深入。为了真正探索《西游记》的文化意义，我们就不能不对鲁迅先生的《西游记》作者研究进行一番反思和考证。
【关 键 词】吴承恩/淮贤文目/西游记/杂记/长春真人西游记
鲁迅先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一言九鼎，举足轻重，以一介文士，欲革除弊政，首先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做起。他反对再为长城上添砖加瓦，扩而至于一切的文化领域。出于这种目的，他便选择吴承恩来做《西游记》的作者，在《中国小说史略•明之神魔小说》中他说：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性敏多慧，博观群书，复善谐剧，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嘉靖甲辰岁贡生，后官长兴县丞，隆庆初归山阳，万历初卒（约1510～1580）。杂记之一即《西游记》（见天启《淮安府志》贡举表）。余未详。这是受到清吴玉搢的影响。吴氏云：
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国初丘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忠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这里吴氏仅仅是疑似之辞，并没有任何铁的证明，只是在《天启淮安府志•淮贤文目》中的发现了所谓的证据：
吴承恩：《射阳文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之所以称之为“文目”，便是文章（包括诗、文）的目录。《射阳文集》是个诗、文的集子，《春秋列传序》是一篇简短的序文，那么紧列其后的，《西游记》“文目”会是长篇白话小说百回本“书目”吗？吴氏在这里露出了个致命的伤痕，那就是对于“杂记数种”的理解和诠译。根据刘知几的《史通•杂述》云：
史氏流别，其流十焉。……八曰“杂记”。祖台之《志怪》，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这里明确指出，历史传记类的著作有十大类，其中第八类叫做“杂记”，而这个“杂记”主要指的是文言短篇志怪小说。且看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中是如何评述的：
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干宝）性好阴阳术数，尝感于其父婢死而再生，及其兄气绝复苏，自言见天神事，乃撰《搜神记》二十卷，以“发明神道之不诬”。……祖台之作《志怪》，此外作志怪者尚多。……（刘敬叔）所著有《异苑》十余卷，行世。这里，我们看到鲁迅先生对于志怪小说的定义，与刘知几所说的“杂记”完全一样，也即吴承恩自己所说的“传记”。也就是说，“杂记”或者“传记”，就是所谓的传奇。是用来记述神怪奇异故事的志怪小说。暂以鲁迅先生所引的《异苑》卷二的一篇为例，来看一看“杂记”的真正面目：
魏时，殿前大钟无故大鸣，人皆异之，以问张华，华曰：“此蜀郡铜山崩，故钟鸣应之耳。”蜀郡上其事，果如华言。这就是所谓的“志怪小说”或者“杂记”，与百回本长篇小说《西游记》完全是两个概念。由“志怪”发展到“小说”，实在是没有道理的。但他却要说“杂记之一即《西游记》”，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他一定要让吴承恩作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从而达到其彻底否定《西游记》文化自觉载体的目的。
其实，这完全是鲁迅先生一厢情愿的事情，且看吴承恩自己在《射阳先生存稿•〈禹鼎志〉序》中是怎样说的：
余幼年即好奇闻。……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尝爱牛奇章、段柯古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懒未暇也。转懒转忘，胸中之贮者消尽。独此十数事，磊块尚存。日与懒战，幸而胜焉，于是吾书始成。因窃自笑，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昔禹受贡金，写形魑魅，欲使民违弗若。吴承恩自己说喜好奇闻，而且想写一部书去与牛僧孺、段成式比个高低。这个牛僧孺和段成式是何许人物呢？再看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集及杂俎》中是怎样评述的：
造传奇之文，会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僧孺性坚僻，而颇嗜志怪，所撰《玄怪录》十卷。……段成式字柯古，……《酉阳杂俎》二十卷凡三十篇，今具在，并有《续集》十卷。卷一篇，或录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以至动植，弥不毕载，以类相聚，有如类书。吴承恩想写的正是如牛僧孺、段成式所擅长的传奇志怪小说，还是文言短篇，如同“类书”一般，排比杂事而已，况且自己明明白白说是“吾书名为志怪”。所以，吴承恩所写的“杂记”数种，应该就是他的“志怪”小说《禹鼎志》中所记载的几则小的传奇故事，多则二三万字，而且没有专门的主题，形同类书而已。
更重要的一点，明代的《西游记》各种版本上都未署作者之名。世德堂本前有陈元之《西游记序》云：
若必以庄雅之言求之，则几乎遗《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自王制。余览其意近 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岂嫌其丘里之言与？
陈元之认为，作者可能是嫌这部书所写的是“丘里”通俗的事情，所以才不署姓名。其实，作者真实的目的并不见得就是嫌其“丘里”之作，而是认为没有必要。第一，他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所写定的，没有必要自我作古；第二，如果作者真是“八公之徒”，都是修行有成，境界极高的世外高人，决不会在乎什么名闻利养，所以没有必要署名作者；第三，道教著作，尤其是经书，大多都托名某位上仙高真所著，比如太上老君、关圣帝君等，如果作者是把《西游记》当做丹经来写的话，那么一定不会署上自己的姓名的。
从陈元之这段话中，至少说明，作者自己不愿意署名，甚至连作《叙》的人也没有留下名字。但提出了三条线索，而这三条线索看起来又是一个根本：出自天潢何侯之国，出自八公之徒，出自某王自己创作。
“天潢”的意思是皇室宗族，“何侯”意谓某侯，“之国”谓某位皇室公侯的辖区府中。因为明代皇帝，尤其是嘉靖、万历皇帝极为好道，多封道士为国师。其下各位地方王侯也都多加仿效，蓄养道士为清客仙长，也就是所谓的“八公之徒”。《太平广记》卷八《刘安》中记载，有“八公”前来相访刘安，欲求用世；刘安以门人之口，言其年老，无所作为。八位仙长立即变成八位童子，并且说道：
吾一人能坐致风雨，立起云雾，画地为江河，摄土为山岳；一人能崩高山、寒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龙，役使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隐蔽六军，白日为暝；一人能乘云步虚，越海凌波，无间，呼吸千里；一人能千变万化，入水不濡，刃射不中，冬冻不寒，夏曝不流，行宫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铅为银，水炼八石，飞腾流珠，乘云驾龙，浮于太清之上。
可见，这八位仙长也好，童子也好，都是移天挪地、神通变化、自由自在的世外高人或者天上神仙，能够炼己修身、铅汞化合的真人。最后，这八位仙长传授给淮南王刘安《丹经》等仙术。那么，陈元之所说的“八公之徒”也就是修真炼丹的高道、济世度人的仙长。如果不是这位仙长所作，也有可能出自某位侯王自己制作。
这又进了一步，也就是说，这位《西游记》小说的作者，很有可能是某个皇室宗亲的王侯府第中所蓄养的仙客王师所作，或者是那位的王侯亲自所作。用“或曰”，至少说明不是陈元之自己所编的，是听说，或者唐光禄购书时候那位卖书人所讲的。之所以有人说小说是出自于“八公之徒”之手，就因为《西游记》本身便写的是丹经道书，是以道教全真道的教义为宗旨的。陈元之《西游记序》，也看出了这一点：
其《叙》以狲，狲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戒八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应为精），藏气之三藏，以为郛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心以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此类以为道，道成耳。此其书直寓言者哉！彼以为大丹丹数也，东生西成，故西以为纪。原《叙》把《西游记》当成了寓言小说，所以每一位人物都承担着文化的使命，具有认识意义和宗教价值。把悟空的形象塑造成一猢狲，就是象征着心神，所以叫做“心猿”；马是“意马”，象征着人类的意识瞬息万变，奔驰不息；八戒是戒除八种邪恶，代表的肝木；沙为流沙，象征着肾水；唐三藏不是佛教的三藏经典，而成了含藏神、声（精）、气的三个脏腑的三脏了；所有的妖魔都是人类身体的口、耳、鼻、舌、身、意等六种感觉器官（也即是《西游记》第十四回“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中的六贼）所造成的恐怖忧虑、颠倒是非、虚幻妄想的魔障，而且是自心所生起的，不是外在的。所以，《西游记》是心路历程，修心就是炼魔。而且，从大丹修炼的角度讲，东边是生方，西边是成方，所以美猴王生于东方，却要去西方学道；唐僧生于东土，却必要去西天取经。这就是“西游记”三个字的根本含义。
《西游记》或者说唐僧取经故事，从唐代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开始，到宋代的《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再到元代的《西游记平话》、杨景贤《西游记杂剧》，最后到唐光禄所购买的《西游记》书稿或者刻本，是一部逐步道教化、丹经化的过程，而根本的质变便在于唐氏所购的《西游记》。是这部书的作者第一次系统、全面、形象地把道教全真道的教义，尤其是全真道龙门派祖师丘处机的《大丹直指》、伪托全真掌教尹志平弟子所著的经典之作《性命双修万神圭旨》、宋石杏林五言绝句《还源篇》81篇以及《易经》等融进《西游记》小说，并以之统帅全书，贯穿首尾，成为第一部自觉地、完整地、深刻地承载东方传统文化的文化小说。
正是陈元之的《西游记序》为我们保留下来了关于《西游记》这部小说的作者主旨的最初文字，应该说是很重要的线索。只要学者们能够潜下工夫去研究考证一下，看看明代这位好道喜仙而且颇有境界的“天潢何侯之国”到底何在，也许就会有成果了。但鲁迅、胡适以及后来持吴承恩作者说的先生们却把这条线索当做陈氏的“猜度”之词，把“不懂佛学”、与“八公之徒”根本不沾边的“淮海竖儒”吴承恩认作《西游记》的作者，实在是不合理的。
鲁迅先生又在《中国小说史略•明之神魔小说》中云：
（丘）处机固尝西行，李志常记其事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凡二卷，今尚存《道藏》中，惟因同名，世遂以为一书；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撰《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序文冠其首，而不根之谈乃愈不可拔也。
另外，鲁迅于国民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写信给胡适，专门谈论《西游记》的作者问题：
关于《西游记》作者事迹的材料，现在录奉五纸，可以不必寄还。《山阳志遗》末段论断甚误，大约吴山夫（即吴玉搢）未见《长春真人西游记》也。……倘能买得《射阳存稿》，想当更有贵重之材料，但必甚难耳。这里的问题是两个：第一，《长春真人西游记》并不是丘处机自己所写，而是其弟子李志常所整理写成的。即使是吴山夫见到了《长春真人西游记》，也不会把它等同于长春真人所写的小说《西游记》。如果因其同名而“遂为一书”的话，那《西游记》的作者也应该是李志常，而不是丘处机。可见，当初署《西游记》作者为丘处机的汪象旭等人，决不是因为《长春真人西游记》与《西游记》同名，才署丘为作者的。汪氏之所以署为丘处机作，是因为《西游记》满纸都是道教全真道，尤其是丘处机一脉龙门派的心传。很难说明丘处机在《西游记》故事的流传，尤其是道教全真道化的过程中，没有起到作用。汪象旭自称发现了大略堂古本《西游记》，或许原本就署着丘处机的名字，亦未可知，所以不能够轻易地断定汪氏在骗人。第二，元代大文学家虞集并没有给《长春真人西游记》作过序言，所以汪象旭《西游证道奇书》前所冠的虞氏序言，并不是《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原序。且看《西游证道奇书原序》：
而余窃窥真君（丘处机）之旨，所言者在玄奘而意实不在玄奘；所记者在取经，而志实不在取经：特假此比喻大道耳。猿、马、金、木，乃吾身自具之阴阳；鬼、魅、妖、邪，亦人世应有之魔障。虽其书离奇浩瀚，亡虑数十万言，而大要可以一言蔽之，曰“收放心”而已。盖吾人作魔、成佛，皆由此心。此心放则为妄心，妄心一起，则能作魔。其纵横变化无所不至，如心猿之称王、称圣，而闹天宫是也；此心则收为真心，真心一见，则能灭魔，其纵横变化亦无所不至，如心猿之降妖缚怪，而证佛果是也。然则同一心也，放之则其害如彼，收之则其功如此，其神妙非有加于前，而魔与佛则异矣。故学者但患其放心之难收，不患正果之难就，真君之谆谆觉世，其大旨宁外此哉！
这个“收放心”的说法，应该说是儒教的核心思想，与佛教与道教的宗旨不同，正是虞集的口吻。虽然其中也说到了“猿马金木”，但是虞集的理解还是儒家理学，尤其是元明理学“收放心”的思想。然而笺评《西游证道奇书》的黄太鸿笑苍子和汪象旭澹漪子又是道家的人物，如果说是他们伪造的，那么口吻就不合了。况且，《序》中明明说“离奇浩汗，亡虑数十万言”，指的就是洋洋大观的小说《西游记》，不是只有两三万字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所以虞集的《西游证道书原序》并不是《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序言，这是鲁迅先生失考的地方。
幸亏，吴承恩的《射阳先生存稿》不久便在故宫博物院发现了并于民国二十一年(1930)铅印发行，鲁迅先生一定看到了。但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不仅没有一条有利于吴氏是《西游记》作者的证据，反而证明了吴氏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不懂佛学”、“不懂道学”，根本与《西游记》小说没有任何关系。惟一一个与小说人物有关的诗篇，是《二郎搜山图歌》，但这个二郎却是“少年都美清源公”的赵昱，不是小说中“二郎显圣真君”的姓杨无名的二郎。正是如此，鲁迅先生再也没有说过什么了。
总之，鲁迅先生之所以要认定吴承恩作《西游记》的作者，是有自己的文化批判目的的，但是却没有作比较深入的考订。但由于鲁迅先生的特殊地位，学者和读者受到了作者吴承恩的限制，《西游记》的研究也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岂不辜负了真正作者的一片苦心呢！这也正是我们要进行探讨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