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百年轮回，有关上个世纪中国小说研究发轫期的回顾，在少数学者中引发了全盘推倒、一切由“我”重来的冲动。然而，以《西游记》著作权的发现为例，平静地省思可以发现，第一代小说研究巨擘的有关考据容有思虑欠周、方法未密、结论欠当的地方，但他们将文本和文献结合，确立从文学审美角度去研究文学的原则，在梦呓、臆说为学复行大畅的今天仍然不失路向意义；他们从社会异文化的沦陷中将小说的审美属性抢救回来的良苦用心和功劳，不容后人简单抹杀。
作为新文化运动向学术领域延伸和扩散的一个表现，20世纪20年代，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进入了自觉时代。众所周知，其标志就在于胡适一系列个案考据成果的发表与集个案考据与恢弘视野于一体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书的刊行。时间过去了接近一个世纪，对第一代小说研究大师地位的解构，在一部分学者中似乎形成了一种全盘推倒、由我重来的冲动。是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学术史最初也都是当下的学术史。但这是否意味着，当你在键盘上跳舞著书立说的时候，前人的所有劳苦与用心都要予以抹杀？
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西游记》著作权的发现历程吧。
《西游记》是最为家喻户晓的明代“四大奇书”之一，它和其他三大奇书在传播上有诸多相似和不同。相似之一是传播的广泛和持久。以持久论，早在今存最早最完整的刊本即有万历二十年陈元之(1592)序的金陵世德堂本之前差不多两百年，已有一部平话体的《西游记》传世，如《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送”字韵“梦”字类《魏徵梦斩泾河龙》条，注明所引即平话体《西游记》中的一节，与现通行本《西游记》第十回十分相似；同时朝鲜人的汉语学习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亦有买“那一等平话”“《唐三藏西游记》”、“《西游记》热闹，闷时节好看”[1]111等记载和对《西游记》全书情节的介绍，还在多处直接引用了《西游记》平话中齐天大圣大闹天宫、车迟国斗圣等精彩情节，亦与现通行本极为接近。而在那之前，以戏曲形态传播的《西游记》故事，如元人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佚名《陈光蕊江流和尚》戏文等等，自然为小说《西游记》的出现做了更长久的铺垫。无论如何，比较成熟的小说形态的《西游记》，至迟从元末明初就已产生，则是确定无疑的，这一点也不比另两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晚。以广泛论，《西游记》小说自产生以后，除了在文学创作内部引发一系列反应，如开创神魔小说类型，更新小说审美观念，推进形象塑造手法多样化等等之外，还对知识分子话语、庶民百姓生活、上层宫廷娱乐等社会文化各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就对知识分子话语的影响而言，明弘治间孙绪的如下言论就显示，《西游记》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佛教的社会影响力，引发了正统儒者从卫道角度对它的种种有趣阐释，显示了明代儒者通过曲解异端文化从而加以吸收的“与时俱进”：“谬悠之说，本非儒者所宜言。然因其言之非，而折之使归于正，亦吾儒辟异端之所当留心者也。……释氏相传，唐僧不空取经西天，西天者，金方也，兑地，金经所自出也；经来白马寺，意马也；其曰孙行者，心猿也；这回打个翻筋斗者，邪心外驰也，用咒拘之者，用慧剑止之，所谓万里之妖一电光也；诸魔女障碍，阻敌临期取经、采药，魔情纷起也；皆凭行者驱敌，悉由心所制也；白马驮经，行者敌魔、炼丹、采药，全由心意也。”（卷十五）[2]①所谓“唐僧不空取经”，所谓“孙行者”“打个翻筋斗”，都非任何佛教典籍所言，而为小说《西游记》所有。如就《西游记》对明清以来庶民百姓生活的影响而言，可从许多其他小说人物普遍以《西游记》故事和主人公为口头禅观之。如《醒世恒言》卷三十二写黄生大喜欲狂，恨不能“把孙行者的瞌睡虫，遍派满船之人，等他呼呼睡去，独留他男女二人，叙一个心满意足！”[3]709《醒世姻缘传》第八回写青梅自叹容貌不美，做不得公子王孙的娇妻艳妾，“总然便做了贵人的妾媵，那主人公的心性，宠与不宠，大老婆的心肠，贤与不贤，这个真如孙行者压在太行山底下一般，那里再得观音菩萨走来替我揭了封皮，放我出去？纵然放出来了，那金箍儿还被他拘束了一生，这做妾的念头是不消提起了”[4]62。《红楼梦》第四十九回写史湘云雪天穿戴一件里外发烧大褂子和一顶大红猩猩毡昭君套，林黛玉打趣说：“你们瞧瞧，孙行者来了。她一般的拿着雪褂子，故意装出个小骚达子样来。”[5]729等等。史料表明，根据《西游记》改编的各种曲艺，还是明清时代宫廷的爱物。如出于晚明太监之手的《明宫史》记载，万历间钟鼓司在盛夏接待“圣驾”欣赏“水傀儡”的剧目之一，即“孙行者大闹龙宫”（卷二）[6]。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记载，清代诸帝在圆明园和颐年殿观赏的承应戏，也有《请美猴王》、《水帘洞》等名目。如果说在明清时代《水浒传》、《金瓶梅》等其他奇书还曾被禁止的话，那么，《西游记》则是从一问世就畅通无阻于各传播领域，直到今天的。
与明代其他三大奇书的传播有明显不同的一点是，其他三大奇书的传播总是带有作者的有关信息，尽管仍然有些扑朔迷离，有关它们著作权的认定，不管是作为自然人名也好，还是符号化的代称也好，基本上是明确的。例如，《水浒传》的传世刊本，不管是郑振铎旧藏嘉靖天都外臣序残本的题法“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还是万历余氏双峰堂志传评林本的题法“中原罗贯中道本名卿父编辑”，崇祯贯华堂七十回本的题法“东都施耐庵撰”，或者崇祯雄飞馆二刻英雄谱本的题法“施耐庵编辑”，在明代小说创作往往假编辑之名以行的情况下，其著作权总是有所指的；《三国演义》的传世刊本，嘉靖壬午大字本和万历金陵周曰校本的题法，都是“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诸种万历三国志传本的题法，都直接是“东原贯中罗道本编次”，其著作权的指向更明白无误；《金瓶梅》，虽然万历词话本卷首无著作权题署，但欣欣子序既已写明“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则其著作权亦有所归，只不过“兰陵笑笑生”不是作者的真名罢了。但是《西游记》呢？终明一代，既无任何野史笔记、文人别集像透露《金瓶梅》作者的蛛丝马迹一样留下点有用的线索，除了万历书林刘莲台刊十卷《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应为原著节本）卷首有“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的题署外，其他完整的传世刊本今存四种，均不明作者为谁；虽然三种晚明一百回本，即万历金陵世德堂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本、万历闽书林杨闽斋刊《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本，与原藏日本帝国图书馆《唐僧西游记》本，卷首均有“华阳洞天主人校”，但“校”不是编辑，更不是创作，按照一般的理解，所谓“华阳洞天主人”当然不是作者的化名。然则问世之早不晚于其他三大奇书，受社会欢迎的程度亦不丝毫逊色于其他三大奇书的《西游记》，其作者到底是谁，竟一直无人知晓，也无从问津，岂非咄咄怪事！
或许和这种焦虑不无关系，《西游记》的传播进入清代发生了一个重大曲折。这就是清初顺康之间汪象旭、黄周星等人笺评《古本西游证道书》的刊刻行世。他们声称该本是以独家发现的大略堂“古本”秘籍为基础，对“俗本”的缺憾加以补改而后推出的；今通行本所有、诸种晚明全本所无的“陈光蕊赴任逢灾”情节，即从该本而来。更重要的是，他们首次提出了《西游记》的作者乃是元代丘处机，证据就是刊在全书卷首的元中期著名文学家虞集的一篇《西游记序》。其中略云：
余浮湛史馆，鹿鹿丹铅。一日，有衡岳紫琼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来谒，余与流连浃月，道人将归，乃出一帙示余曰：“此国初丘长春所纂《西游记》也，敢乞公一序以传。”余受而读之，见书中所载，乃唐玄奘法师取经事迹。……虽其书离奇浩瀚数十万言，而大要可以一言蔽之曰：收放心而已。盖吾人作魔成佛，皆由此心。此心放，则为妄心，妄心一起，则能作魔，如心猿之称王称圣而闹天宫是也。此心收，则为真心，真心一见，则能灭魔，如心猿之降妖缚怪而证佛果是也。……按真君在太祖时，曾遣侍臣刘仲禄万里访迎，以野服承圣问，促膝论道，一时大被宠眷，……其所著诗词甚富，无一非见道之言。然未有如是书之鸿肆而灵幻者，宜紫琼道人之宝为枕秘也。乃俗儒不察，或等之《齐谐》稗乘之流，井蛙夏虫，何足深论……[1]64
长春真人丘处机，元代全真派道教领袖，也是元明清道教史上无出其右的人物。放在当时的话语环境中，如果能确证丘处机就是《西游记》的作者，或许能进一步提高这部小说的品位，使它从四大奇书中再跃升一个层次。但是，撇开这篇序言和汪象旭自己文字的诸多粘连、仿佛[7]不论，虞集在当时威望尊显，“著作为有元一代冠冕”（《四库提要•道园学古录》），传世文集有《道园学古录》五十卷、《道园类稿》五十卷、《道园遗稿》六卷等，搜罗相当全面，此序却不见载其中，显见所谓虞集《西游记序》当出伪托。此其一。其二，乾嘉学派的考据大师钱大昕有一篇《跋长春真人西游记》短文，说得很明确：“《长春真人西游记》二传，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余始于《道藏》抄得之。村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丘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1]171丘处机确有一部《西游记》，但那是丘处机口述西行拜见成吉思汗途中所睹，弟子李志常所录，见收于《道藏》，而在传统目录分类中实属史部地理类游记目的一篇文字，至今仍安然无恙地厕身在《道藏》第1056册之中[8]1131，它和小说《西游记》根本是两回事；最早把小说《西游记》和游记文《西游记》混为一谈的，是明清之际大名鼎鼎的浙江“三毛”之一的萧山毛奇龄。根据钱大昕的文字推断，杭州人汪象旭[9]认定小说《西游记》的作者是丘处机，应该是受到了毛氏的影响。
汪象旭等人为长篇小说《西游记》寻找原作者的最初动机或许不无良善，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是，他从找错了原作者的山头出发，进一步把整个有清一代的《西游记》传播和阐释史，引向了在道教附庸的泥潭里打圈子，为道教的一些玄虚而陈腐的观念反复背书、迄无底止的境地。这当然又是由他的高看“见道之言”而卑视“《齐谐》稗乘之流”，没把小说艺术的独特审美价值放在眼里的陈腐观念使然。无论如何，汪氏将书名加上“证道书”的节谥，在笺评中又广列《参同》、《悟真》等道教典籍，凭借其文学情节本身完整的优点，成为《西游记》传播和阐释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以后，几乎所有的刊本名称都被打上了道教文化的胎记，明代出现的诸家杂说、随兴发挥局面基本上为金丹大道的形象图解所代替。简单地列举一下此后的刊本之名和有关序跋的关键文字，对此就可一目了然：
康熙中期文盛堂刊本题《西游真诠》，悟一子评点，尤侗序：“长春微意，引而不发。今有悟一子陈君，起而诠解之，于是钩《参同》之机，抉《悟真》之奥……”
乾隆初九如堂刊本题《增评西游证道奇书》，野云主人序；“忽得西陵汪澹漪子评本，题之曰《证道奇书》，多列《参同》、《悟真》等书，以为之证，及叹古人亦有先得我心者，第其评语，与余意未尽合，因重梓乃为增读法数十则……今长春子独以修真之秘，衍为《齐谐》稗乘之文……”
乾嘉间刘一明自评自刊本题《西游原旨》，梁联第序，“栖云山悟元道人（刘氏道号）……出其《修真辨难》、《阴符》、《参同》诸经注解，盖以大泄先天之秘，显示还丹之方。最后出其《西游原旨》一书，其序其注，其诗其结，使丘真君微言妙义，昭若日星，沛如江海，乃知《西游》一记，即《阴符》也，即《参同》也……”
道光间德馨堂刊本题《西游正旨》，张逢源托名无名子评点，何廷椿序：“先师张逢源……以道经庞杂，学者罔识所归，故为手辑《道学薪传》四卷，并梓于世，……且示之曰：从古言道之书……惟元代丘祖所著《西游》，托幻相以阐精微……乃就其书手为批注……”[1]318,341-342,351,336当然还有许多其它类似版本和评点。这中间的原因耐人寻味。袁世硕先生对此曾指出：“有清一代道家垄断了《西游记》的评说。《西游证道书》首发其端，《西游真诠》大张其说，后出之评本均依从之，都是将《西游记》附会为隐喻道家的修炼之道的书，其目的就是借这部为人爱读的通俗小说，传布其教，招徕信徒，挽救道教日益衰落的历史命运。”[10]总之，汪象旭把《西游记》小说著作权归于丘处机的结果，是开启了一个长达两三百年的把《西游记》视为金丹道学附庸的阐释运动，这在根本上消解了《西游记》作为杰出的长篇小说的审美品格，解构了作为文学巨著的《西游记》的存在。——这中间当然不是没有特例，但比较起来，把《西游记》仍然当作小说来看的特例毕竟太少了，在持续不断的道学谠论中，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匠的鲁迅、胡适关注起《西游记》，在紧张的学术活动中抽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探究起它的著作权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实际上，在他们二人之前十多年，已有不少人提出《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如1907年微厂在上海《月月小说》第6号上发表《说小说》一文提出：“（《西游记》）本为吴承恩所撰，吴字汝忠，山阳人，嘉靖中岁贡，官长兴县丞，见丁俭卿《石亭记事》。”[1]1851922年林纾在《畏庐琐记》“小说杂考”一条中也说：“（《西游记》）山阳丁俭卿舍人晏，据淮安府康熙初旧志艺文志目，谓是其乡明嘉靖中岁贡官长兴县丞吴承恩所作。”[1]186两人都肯定性地转述了更早的丁晏的结论，后者还说明了丁晏的文献根据。同时冒广生的《射阳先生文存跋》说：“其所著《西游记》平话，风靡一时，盖振奇之士也。”并同样引述了他人的理由，即《山阳志遗》的记载，“《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无疑”云云[1]187。尽管《月月小说》为晚清四大小说刊物之一，冒广生、林纾也都是清末民初的闻人，但他们在新思潮汹涌、新学风勃兴的时代毕竟都是过气的旧式人物，微厂的笔名也流露出作者老旧文人的迹象，况且三人都只是在论著中将所认同的观点铿尔而止地点了一下而已，并没有正面展开什么像样的论述，所以几乎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也未对虽属强弩之末但信者仍众的“丘处机道书”说产生什么触动。《西游记》作者正式发现者的殊荣，似乎注定了要由鲁迅、胡适这两位新思潮、新学风的领军人物来分享；今天看来，有关《西游记》著作权的考订，也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进入自觉时代两位标志性人物治学方法的试金石。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丁晏他们的影响，鲁迅在北京各大图书馆锐意穷搜有关中国古代小说的各种资料，所著《小说旧闻钞》（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首版）涉及《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的资料有以下四项，皆不出上面诸人提到的范围：
一、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与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前者说，“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后者著录吴承恩著作，于“《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之后有“《西游记》”。康熙《淮安府志》之《文苑传》、《艺文志》记载相同。但此后同治《山阳县志》和光绪《淮安府志》等方志文献均删去了“性敏而多慧”，“复善谐剧”等记载，亦均不再有《西游记》之著录。
二、《石亭记事续编》之《淮阴脞录自序》与《书西游记后》。前文云：“（吴承恩）明嘉靖时岁贡生，所著有《西游记》，载康熙旧志《艺文目》。钱竹汀《潜研堂集》谓《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别自为书，小说《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而不知为吾乡吴承恩作也。”后文云：“考吾郡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吴承恩下有《西游记》一种。承恩字汝忠，吾乡人，明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旧志《文苑传》称承恩性慧而多敏，博极群书，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西游记》即其一也。今记中多吾乡方言，足征其为淮人作。《西游》虽虞初之流，然脍炙人口，其推衍五行，颇契道家之旨，故特表而出之，以见吾乡之小说家，尚有明金丹奥旨者，岂第秋夫之针鬼，瞽仙之精算哉？”
三、《冷庐杂识》。内卷四云：“《西游记》推衍五行之旨，视他演义书为胜。相传出元邱真人处机之手；山阳丁俭卿舍人晏据淮安府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谓是其乡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吴承恩所作；且谓记中所述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锦衣卫、兵马司、司礼监，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言，此足以正俗传之讹。邱氏自有《西游记》，见《道藏》。”
四、《山阳志遗》。内卷四云：“嘉靖中，吴贡生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吾淮才士也。英敏博洽，凡一时金石碑牍嘏祝赠送之词，多出其手，缙绅台阁诸公，皆倩为捉刀人；顾数奇不偶，仅以岁贡官长兴县丞。贫老乏嗣，遗稿多散佚失传；邱司徒正纲收拾残缺，……分为四卷，刻之，名曰《射阳存稿》（又有《续稿》一卷），……读其遗集，实吾郡有明一代之冠。……择其杰出者，各体载一二首于此，以志瓣香之意云。……《二郎搜山图歌》……天启旧《志》列先生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别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杨先生撰。”[11]266-270
这中间有令人费解和惋惜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种，第二、三、四种都是从第一种而来，但它明显存在问题：天启、康熙方志的关键内容，后来的方志竟然都不见了，这是因为早期的修纂不精或者观念大胆（一般方志不最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名目），从而阑入了那些内容，还是因为晚期的修纂谨严或观念保守，将一些错误或者认为有伤严肃的信息清除了？原因不明。第二、第三、第四种虽然采信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但它们仍然没有摆脱《西游证道书》的影响，似乎吴承恩也是一位执迷于“金丹奥旨”的人物；它们无意把这部小说从“证道”的光环中释放出来，而仅仅是想把这种光环定位到吴承恩头上。
鲁迅在对这些资料作出采信与否的取舍同时，将它们提供给了政治倾向不同，却对研治古典小说同样极有兴趣，同样都在奋勉有为的胡适。胡适将吴承恩的诗文作品与这些材料相互印证，发现其中《二郎搜山图歌》一篇“很可以表示《西游记》的作者的胸襟和著书的态度”，对上述费解之处未加理会，遂完全信从了晚明以来在部分淮安士人中流行的吴承恩著作《西游记》说，与他对孙悟空形象的来源与取经故事的演化考察一起，以《〈西游记〉考证》为题发表在1924年2月4日北京《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上。
首先掌握资料的鲁迅反倒没有专门撰文，但他所做的工作与胡适相得益彰，几令人猜疑两人进行了殊途同归的明确分工：胡适撰写论文以集中笔墨阐述，鲁迅则在专著中直接主张此一观点，然后再将所有根据在相关资料书中摊开。于是，我们看到，在192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下册中有了“《西游记》之作者为西游记”，在1925年出版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有了“实则做这《西游记》者，乃是江苏山阳人吴承恩”等斩截之论，和1926年出版的《小说旧闻钞》中的诸多材料，粲然陈列于学界。
鲁迅和胡适的桴鼓相应，拂去了落在《西游记》著作权问题上厚积的尘埃，“丘处机道书”说自此遁迹无形；两位请吴承恩坐上《西游记》作者的宝座，以他们在20世纪中国文化学术界的影响，似乎这吴承恩也就坐定了：后来郑振铎、刘修业、苏兴等几代学者不断继承和发展此说，终于使此说成为20世纪《西游记》作者诸说中的主流[12-13]。
平心静气地说，鲁迅、胡适这两位学术先贤就此问题的考订和判断确有简单化之嫌，瑕疵不少，确如章培恒[14]、陈大康[15]405-406等人所言。但鲁迅、胡适的工作对恢复《西游记》作为小说巨著的本来面目，将《西游记》的传播史从道家附庸的歪路上扳转回来，确立从文学审美角度去研究文学这一应有路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胡适《〈西游记〉考证》的结末说得好：“《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现在我们把那些什么悟一子和什么悟元子等等的‘真诠’、‘原旨’一概删去了，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至于我这篇考证本来也不必做；不过因为这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都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极浅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那‘微言大义’，……因此，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现在的《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做的，我们看它的诗，晓得他确有‘斩鬼’的清兴，而决无‘金丹’的道心。”联系该文在考证《西游记》作者之后，马上用相当大的篇幅对《西游记》的审美品格进行了一系列极为精彩的阐发，如云“是世间最有价值的一篇神话文学”，“是著者创造出来的”“一篇极滑稽，极有趣，无论谁看了都要大笑的神话小说”，“《西游记》所以能成世界的一部绝大神话小说，正因为《西游记》里种种神话都带着一点诙谐意味，能使人开口一笑，这一笑就把那神话‘人化’过了”，“《西游记》的神话是有‘人的意味’的神话”[16]991,984-985,989，再联系鲁迅批评《西游证道书》的刊刻行世使“不根之谈乃愈不可拔”，认定《西游记》“作者秉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11]164,167云云，可以认为，胡适、鲁迅在二三传闻的基础上对《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认定，与其说是从古代的茫茫人海中发现了一位杰出的小说家，毋宁说更是为我们的文学史重新找回了“世界的一部绝大神话小说”。
民国初年政局扰攘，秘籍面世未多，加以时间匆促，第一代小说研究巨擘的有关考据容有思虑欠周、方法未密、结论欠当的地方，但他们将文本和文献结合，确立从文学审美角度去研究文学的原则，从社会异文化的沦陷中将小说的审美文化属性抢救回来的用心和功劳，在梦呓、臆说为学复行大畅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省思和记取。个别要对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考据研究展开全面批判的学者，切莫陷入后人复哀前人的批判怪圈。
［收稿日期］2006-12-09
注释：
①此条材料为笔者从《四库全书》中发现，未见现行两种《西游记资料汇编》及任何其他论著提及。“唐僧不空取经西天”一语进一步证明，在晚明最后的加工写定之前，《西游记》的故事框架早已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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