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
刘毅(以下简称“刘”)：国内学界一般怎样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思想定位？它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的“元问题”是否存在某些一致性？
李滨(以下简称“李”)：先了解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定位。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总体目标是挑战和批判主流理论，实质上也是挑战国际关系中的实证主义理论，希望用一个在本体上更多元、更具反思意义的思想来替代它们。这种理论本质上是在挑战保守倾向的国际关系理论基础，以及这种观念所支持的世界政治权力结构。因为实证主义涉及一个真实世界中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对现代国家的结构和思想缺乏影响力的抽象科学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希望把人们从目前支持现存世界秩序的国际关系思想体系中解放出来，借此在现在与未来之间建立一座必要的沟通桥梁。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践上的共同目的，就是谋求解放或社会平等。葛兰西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致力于反对霸权，通过国际公民运动来重塑世界秩序，以此增进人和民族的平等；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致力于各民族对话，在世界范围内重建政治共同体，消除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伤害。在理论基础上，它们共同的构成要素都是历史唯物主义。葛兰西主义学派是建立在一种实践本体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则是哈贝马斯所谓的“重建的历史唯物主义”。
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建立在元理论或者说某种特定的哲学思想基础上的。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基础上，有的是建立在建构主义之上，有的则是两者相结合，在实证主义或建构主义之间有所侧重。这其中涉及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国际关系的历史。将历史或结构视为一种客观的自然过程，还是人类建构的产物？我的观点更多倾向后者，即历史或结构是人类建构的产物，是一种人民创造的历史，但人类建构的历史结构，往往使之成为人类的“异化物”，使人成为它的奴隶，囿于旧思维；然而，人不同于其他动物，他具有主观反思能力，人类可以在此基础上逐步突破异化，改造和变革世界，但这种改造是建立在旧历史结构基础上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考克斯(Robert W. Cox)所说的，实证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效的，但这种有效性建立在人类自身建构的历史结构基础上。
所以，在国际关系元理论意义上，我认为实证主义的理论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它是人类历史特定结构的产物，它在一定条件下有技术性作用，即使是创新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经验基础上。其实，这种元理论的辩证关系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经常谈到的“结构与施动者”关系的问题。结构是施动者的建构产物，但反过来结构对施动者也施加了一定的限制和约束。问题是人类能否打破这个历史结构的限制，建立一种新的历史结构，完成变革过程。这构成了实证主义的理论和建构主义的理论的重要分野之一。实证主义的理论把国际关系结构看成一种自然的产物，认为人类只能顺从这种结构，重复过去的行为，不断通过自己的行为再现这种结构，如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就是如此，我们现在看到的“修昔底德陷阱”也是这种思维。另外，实证主义的理论看待国际关系的现实好像是“中立”的，独立现实之外的，没有把研究者自身作为现实的一部分，没有置身于现实的矛盾过程之中。这就是所谓的主客观分离倾向。社会科学理论是不可能价值“超脱”的，理论者本身就生活在现实中，理论总是反映了它对矛盾性质的看法与解决矛盾的倾向。实证主义的理论也是倾向于某种世界秩序的，希望通过理论使现存秩序运作更顺畅，从而维护现存秩序。但这种维护是建立在一种自然科学(准确地说，是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传统自然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所以，考克斯称之为“解决问题的理论”。
与此不同，建构主义的理论认为既然国际关系的结构是人的建构产物，人类作为结构的施动者，也能塑造新的国际关系结构，跳出旧的思维“樊篱”。当然，并非所有的建构主义都是进步的，有的建构主义是为了塑造既得利益者的结构，温特的建构理论似乎属于这一系列，因为它没有结构改造与解放取向，因此，他的理论被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者米尔加•科基(Milja Kurki)评论为“……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转向的自由主义版本，一种不具有变革的批判政治的认识论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具有建构倾向的理论)都是有社会公正或“解放”取向的。这些理论往往从现实的国际关系矛盾出发，去理解结构；为了世界弱势群体和国家，而探索新的世界秩序。这种规范性的取向体现出“为了谁、为了什么的目的”等明显特征，而不像西方主流理论那样标榜“中立”与“超脱”；它致力于揭露与批判现实，以及为这种现实背书的理论。所以，这种理论才是一种批判理论。
刘：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前提与实践背景有哪些？
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对应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葛兰西的思想，二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相应的现实背景，一是西方主流的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理论的盛行，二是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各种全球性社会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两个理论前提应该说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虽然它们依据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经典作家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一定区别，甚至超出了我们过去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比如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但它们总体上是批判资本主义现实及其运行制度，希望用一个替代性的制度取而代之，这些替代性制度与苏联式的体制不同，它没有具体的目的论特征，更多强调民主的、非暴力的手段，如通过对话、沟通来实现制度替代。可以说，这些理论第一个作用是批判现存制度和秩序。第二个作用是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强调重新塑造人，重新塑造人的思想，用新伦理规范来塑造世界。第三个作用是强调解放人，追求社会平等，反对旧秩序的话语霸权。虽然在理论基础上，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较大差异，但在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上，两者是没有区别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背景与主流宏大理论有关。1979年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问世，在西方国关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这本书可以说是集实证主义之大成，具有结构主义特点现实主义的著作，开创了国际关系结构研究方法的新范式，虽然它受到西方另一个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的质疑，引发国际关系理论大论战，但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在方法论或元理论基础上与它并没有太大区别，理论的目的性也没有大的区别。在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结构主义理论盛行条件下，以罗伯特•考克斯、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和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等人为代表的批判学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参与到这场“大论战”中，他们都希望打破这种实证主义结构理论一统学术界的局面，进而启迪心智，宕开视域，真正认清理论的目的与功能。可以说正是在考克斯带领下，后来各种非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无一不是以批判西方主流理论为基础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兴起的第二个现实背景，就是经济全球化及其带来的政治社会后果。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论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全球化及相互依存带来的政治结果问题。自由主义认为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改造了传统的权力政治，而新现实主义认为这丝毫不改变国际权力政治的性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关注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它们更多是强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不平等、民族不平等、异化、生态灾难等社会问题，看到全球化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矛盾，希望由此来探索新的世界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更关注全球性社会问题，“低政治”问题。它是在批判新现实主义等主流理论漠视世界政治经济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忽略不发达国家的不公平感受，或者说用冷战来掩盖世界政治经济的其他问题。
刘：您是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存在的“科学主义”倾向？
李：这涉及研究方法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相当复杂、流派众多的领域。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有葛兰西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在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当然也存在着“科学主义”倾向的理论。这里强调的是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倾向。两者有完全不同的含义。科学主义就是用上述所说的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阐述国际关系的内在特征。它们认为国际关系演化具有像自然科学一样的规律，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来看待国际关系，如“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就具有这种倾向。这些理论都有一种结构主义的倾向，它们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建成之后，其结构长期不变而且稳定地影响着国家的行为，外围国家和民族作为一种能动的施动者不可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无法靠自身努力而改变。然而，事实已经说明，资本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资本主义的世界结构也不是数百年的超稳定结构，几百年的大国兴衰史和资本主义的改革已经说明了问题，一些过去的外围国家(或准外围国家)通过自身努力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从不发达变成相对发达。
另外，马克思主义中的“教条主义”在一定程度也属于科学主义的范畴，其表现是把过去的实践作为一种绝对真理拿来简单复制，或者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当时情形得出的结论作为一种绝对真理来使用。比如，在对当前资本主义的大国关系研究中，有人总是习惯性地认为当今的资本主义大国必然发生冲突，其依据就是根据列宁时代分析的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垄断资本主义。但目前的现实是，当今世界垄断资本主义是跨国的，这种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的大国关系在经济关系上已经与列宁时代有着重大区别。列宁说，不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但列宁又强调这种分析只有建立在当时具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问题上才有意义。比如他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时就指出，“超帝国主义论”脱离了“20世纪初的历史的具体时代……使人不去注意现有矛盾的深刻性”。
我认为，列宁在这方面无疑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列宁在完成《帝国主义论》时，就很好地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当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是马克思时代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各民族面临的世界政治经济。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已经不是民族的垄断资本主义，而是跨国垄断资本主义，如果照搬列宁当时的结论就有教条主义之嫌。我们应该学习列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跨国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当今世界政治。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研究，很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如哈特(Michael Hardt)和内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Empire)、威廉•罗宾逊(William I. Robinson)的《全球资本主义论》(A Theory of Global Capitalism)，也包括考克斯的《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及《多元世界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Plural World)。这些著作都是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研究的重要成果，很遗憾，中国学界目前在这方面并没有很好地研究。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及代表人物
刘：国内学界如何认识和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总体进展？
李：国内学界注意到，1981-1982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年份。1981年，以批判见长的伦敦经济学院《千禧年》杂志(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发表了考克斯的《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Social Forces，States，and World Orders)一文。这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第一篇批判理论的论文，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第一篇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它对后来的批判理论具有重要的影响。我认为这篇论文有两个方面的长处：第一是批判，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从认识论与本体论的角度批判了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局限性、阶级性、目的性；第二是提出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特色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以物质能力、观念和制度为构成要素的历史结构。这个历史结构的框架把物质能力(material capacities)(客观)、观念(主观)结合起来，突出意识的主观能动作用，强调两者不是一种机械还原关系。更重要的是，考克斯把这一结构框架应用于世界秩序、国家和生产三个层次，很好地把结构与施动者、国内与国际等概念之间的关系辩证结合起来，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生产方式、阶级分析等特征。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最贴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支。考克斯的理论框架之所以更具有学术创新性，主要是由于他改变了以往批判理论学者“只批判而不提出替代理论”的做法。所以，理查德•琼斯(Richard Wyn Jones)认为考克斯这一文章是“宣告了批判理论的到来”，不是没有道理的。考克斯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的理论，后来在他的代表著作《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Production，Power，and World Order)中得到进一步阐述和应用。
同样在1981年，《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发表了阿什利的《政治现实与人类兴趣》(Political Realism and Human Interests)一文。该文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另一个重大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阿什利运用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哈贝马斯关于知识构成的分类理论，批评沃尔兹为代表的技术现实主义是一种僵化的现实主义，认为技术现实主义的关注点局限在西方的政治文化。在阿什利看来，不只存在“控制和体现权力文化”的现实主义，还存在以解放为旨趣的现实主义。但是，与其后《新现实主义的贫困》(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一文相比，阿什利这篇批判性的论文在批判深度上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也没有提出替代性的理论框架，因此，人们更多地推崇《新现实主义的贫困》，把它作为其批判思想的代表作。
1982年，英国学者安德鲁•林克莱特出版《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人与公民》(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兴起的重要标志。这本书从另一个角度秉承了哈贝马斯的思想传统，强调了交往关系的重要性。林克莱特对主流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批评包括：现实主义将人的两个身份及其义务(人的义务和公民的义务)相分离，导致人在两者伦理上的冲突，压抑了人的交往，阻碍了人的自由发展。他认为，在不断增强的经济与社会相互依存条件下，不同国家共同体之内的行为者在协调其伦理义务时，必须批判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主流理论重视国家、民族的利益，强调公民的民族忠诚，导致公民个人作为人对其他国家的人缺乏相应的同类义务感。但是，林克莱特这本书只是提出了问题，还没有提出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林克莱特在其后逐步发展自己的理论，正式提出要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超越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对现有的政治共同体进行改造，使国家成为具有兼顾本民族和世界伦理的共同体，并将这一伦理根基立足于互不伤害的最低道德基础上。
1981-1982年这三篇作品，都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葛兰西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一种“批判转向”，后来引领了当代社会科学其他许多领域的理论思想(如女性主义、新葛兰西主义、后结构主义)，共同进入国际研究之中。这种批判转向在20世纪80-90年代深刻影响着西方的国际研究取向。比如在美国，虽然国际关系学科仍然是“科学主义”理论占主导，但相应理论已经强烈带有各种批判理论的元素。非常有影响的建构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之前的“批判转向”。在欧洲大陆及英国，各种批判理论大行其道，包括再次勃兴的“英国学派”，成为国际研究领域主要的替代性理论流派。
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已经涉及目前国际研究关注的所有问题，如全球化、全球治理、文明冲突及共存、移民、生态与环境、人道主义干涉战争、民主、平等、公民社会等全球问题，以及其他仍属于传统战争与安全领域的问题。批判理论主要研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反思理论；要求用基于历史的理念与概念来解释变革。在这些学术语言的背后，共同的考虑是：批判现存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维护现存世界秩序、漠视现存世界秩序而导致的国际紧张局势、民族间对立、人民之间相互伤害、生存环境恶化，以及各种形式的经济与政治的不平等和排斥；质疑西方文明、制度优越论和现代化标准，强调世界事务的民主管理，主张建立公正、包容的世界秩序。
但也必须看到，目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处于低潮，或者说处于边缘化、碎片化状态，缺乏20世纪80-90年代那样的新思想、新理论不断涌现的态势。其原因与西方社会性质有关，也与西方大学绩效评估体制有关。由于西方国家国际关系科研项目资助侧重于工具性政策研究，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批判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很难得到资助，从而对该领域的研究造成不利影响。另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改革世界秩序中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年轻学者们进行这方面研究的积极性，目前主要研究者仍然是20世纪80-90年代的学者，新人不多。
刘：中国学界重点关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和代表人物有哪些？
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狭义的批判理论，即在英文中的大写C和T开头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特指以考克斯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和林克莱特代表的批判理论；而小写c和t开头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指的是广义的批判理论，所指范围较广，既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也有女性主义等。之所以把前者归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范畴，主要是因为它们所依据的理论都是公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如葛兰西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
考克斯批判理论的依据主要是葛兰西解释的历史唯物主义(当然也有其他一些理论来源)。葛兰西理论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上更多地强调主观能动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考克斯直接引用葛兰西的概念来分析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考克斯用葛兰西的“历史集团”、“霸权”等概念分析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与发展。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历史集团决定了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历史集团建立的历史结构由物质、意识、制度三个要素构成。这三个要素最终来自于社会生产实践，因此，他特别强调主客观的统一和实践的作用。他指出：“在历史主义方法中，人类制度是由人创造的……是集体的人对集体感知的矛盾的反应创造的，这种反应产生了某些实践。制度和实践因此要通过这种创造者不断变化的心理过程来理解。这种观点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正是这种实践的历史主义观，使考克斯理论中的国际关系各个范畴，如国家利益、国家、国家间交往模式、世界秩序等，都不是给定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是人的实践创造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塑造的世界秩序产生的社会矛盾，可以通过人的批判性反思来重新塑造。据此，考克斯批判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所有试图“物化”当今世界秩序的理论，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这些理论的目的是为现存世界秩序中既得利益服务的，维护不公正的世界秩序。
林克莱特的理论主要依据的是哈贝马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所说的交往(或沟通)理论。哈贝马斯认为，物质生产劳动过程不是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关键，这降低了交往的重要性，社会的再生产既取决于根据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在塑造物质世界的集体成就，也取决于人们就社会交往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的程度，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范式”应该被“沟通范式”所补充。人们在沟通领域内的学习可以促进人的自由。这里关键是，哈贝马斯认为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存在着基础性伦理，并认为这是促进沟通成功的前提。林克莱特把这一思想应用于国际关系之中，认为国际社会再生产也应该建立在沟通式学习之上。他强调各个民族都有对话的权利，参与国际社会的决策权利，因为这些决策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为此，他提出需要对目前的政治共同体进行改造，使之既有世界主义情怀，也有文化和其他差异的眷顾，把世界主义和民族性统一起来。为此，他认为应该特别给予全球弱势个人和群体影响决策的机会，因为他们易受这种决策的伤害。当然，林克莱特还应用过程社会学理论来研究如何消除民族之间交往过程的伤害问题。这一研究目前还在进行之中。
刘：您可以对罗伯特•考克斯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进行概况和总结吗？
李：就像我上面所说的，考克斯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开创者，也是目前公认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先驱。他被列入前50名最有影响的国际关系思想家之一。可以说，在国际关系中谈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时，都要谈到他。我认为他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分析框架，即“历史结构框架”这个理论框架一是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二是把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些要素全部包含在这一框架之中。就第一点而言，他以生产为线索，以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基本因素，由此来分析国际社会生产关系、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而且结合目前的国际生产关系特点，提出了当今国际阶级关系新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世界秩序和国家形态。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变革的根本动力是生产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阶级、国家的冲突。但同时，他没有机械地遵循单一的因果关系论，而是强调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之间历史、具体的相互联系，注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在特定条件下的互动作用，政治与经济的历史与具体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单纯遵循经济还原论。如果说1981年那篇著名的《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论文没有充分反映这一点的话，那么，1987年出版的《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则详细深刻地论述了这一观点。它与受法兰克福影响的批判理论有着重大区别。批判理论是以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强调生产和生产关系之外的人的交往关系，去追寻人类交往之中的基本伦理，把它作为社会规范的重点。这似乎在把一些上层建筑的内容作为社会关系的首要基础，至少也是把它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并列起来。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是有一定区别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考克斯理论分析框架本身的优点。20世纪7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理论成为分析国际关系的主要理论，但这一理论忽视了国内因素，或者说施动者的因素。而考克斯的理论把微观层次的生产、中观层次的国家、宏观层次的世界秩序结合起来，注重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强调结构可变化性和历史性，如霸权与非霸权的结构，较好地说明了施动者与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与一些现实主义结构理论不研究国家、把国家视为相同功能的单元不同，在考克斯理论框架中，国家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特别是霸权国家。考克斯理论框架对国家建构过程的分析，既注重内部生产关系因素的建构作用，也注重外部世界秩序因素的建构作用，而且还把内部生产因素与外部世界秩序联系起来。另外，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谈权力、国家中心论，自由主义谈制度与合作，建构主义谈理念，彼此似乎各执一词，互不关联。但考克斯理论框架是较早地把实力(物质能力)、理念和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三个因素的作用都说清楚了，避免了卡尔所说的“理想主义的天真和现实主义的贫乏”与片面性。
需要提到的一点是，考克斯的国际关系理论支持变革，但这种变革的理论也是务实的。不论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建构时期，还是90年代以后的致力于分析全球化矛盾与冲突时期，考克斯都希望从中找到反对霸权的契机，但同时也并不盲目乐观。他较为全面地分析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矛盾和世界秩序的变革可能性，同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虽然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目前正处于矛盾的发展过程之中，但还没有一个反霸权国能动员所有反霸权社会力量，提出成熟的革命理论，整个反霸权力量也处于碎片化过程中，变革条件还有待发展。所以，他认为，变革世界秩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强调要有“认识的悲观主义和意志的乐观主义”。因此他的变革理论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理论，没有简单机械地妄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必然导致新的、公正的世界秩序。
刘：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存在哪些不足？
李：这里我先想谈谈林克莱特的理论。他借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认为在人的交往或沟通中存在着一种先验的“共同伦理基础”。这种先验的东西是否存在，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许多人存在质疑。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伦理的产生是历史的、具体的产物，是与具体的生产与生产关系密切联系的。当然，伦理有一定的历史传承。但是，如果脱离了生产范式来谈先验的“共同伦理”，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是上层建筑的基础，存在一定的区别。同样，林克莱特的理论希望从沟通伦理中发现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的“合法性危机”，希望用共同的先验伦理来克服危机，改造政治共同体，建立替代性的世界社会和政治组织，这缺少生产性基础，也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重大区别。如果不以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奢谈建立替代性的社会和政治组织，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只能是“换汤不换药”。即使后来林克莱特致力于伤害理论的研究，也存在上述问题。
考克斯理论当然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我认为，他关于历史发展不确定性的观点和反对消费主义的观点，虽然可以摆脱目的论之嫌，但作为一个革命的理论，不利于动员其理论面对的对象。因为理论面对的主要目标人群是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对他们的政治动员必须首先要以物质改善为条件，并以某种宿命观的口号为号召，否则很难动员起生活窘迫、文化不高的普通大众。另外，考克斯理论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带来的生态危机分析不足，虽然在他后来的著述中意识到这一问题，但还是没有在这方面给予充分研究。这可能与考克斯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有关。最后，考克斯对经济全球化的看法也过于负面，即使从全球化带来资本主义社会更尖锐的矛盾但有利于历史进步和世界变革这层意义来说，全球化也有其积极意义，另外，如果我们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一定的发展机会来说，这一历史进程确实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缺欠，就是“否定的辩证法”，即在批判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和现实不平等方面酣畅淋漓，充分展现了现存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但是在设计未来秩序方案和如何实现替代性方案上显得欠缺。虽然批判是创造的基础，没有批判就无法创新，但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们面对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所造成的现状，就像面对刺猬一样似乎无处下手，只是批判，没有提出一个可以动员所有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社会力量进行革命的实践理论。这当然与目前资本主义发展成熟有关，但也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目前所处的困境有关。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如此重大的危机，有人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无法提出一个替代性方案，没有影响社会变革进程。不能不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有待发展。
三、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
刘：能否介绍一下近期国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情况？
李：实事求是地说，近年来，中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关注度，不如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这表现在研究人员偏少，论文成果不多，研究力度较浅，新理论介绍不够深入全面。尽管如此，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得到一些知名学者的大力提倡与扶持。王逸舟教授、秦亚青教授就曾在多个场合呼吁学界同仁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还特别嘱咐我在南京大学开展相关教研工作，做出特色。他们在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时，特别呼吁对一些涉及考克斯等内容的课题给予资助，强调这是目前最具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李少军研究员曾经在社科院专门组织过一次西方非主流理论学术研讨会，对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促进作用很大。
很多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的推进工作，代表学者包括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郭树勇教授、天津师范大学的王存刚教授、江苏大学阎静副教授、苏州大学钮菊生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白云真副教授，以及华东师大副教授王铁军、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的李恒阳等。
其中，钮菊生教授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他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霸权、批判、资本主义为主要视野，以葛兰西、考克斯、沃勒斯坦等人为主要代表，内容十分广泛。在他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有三个理论支点：霸权、世界体系、世界秩序。霸权是权力、观念、制度的结合体；在世界体系内，中心与边缘国家存在剥削交换关系；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国家、秩序之间存在辩证关系，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新的社会力量，后者又塑造了国家结构，在很多国家产生各种溢出效应，改变世界秩序。
王存刚教授认为，近期中国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方面取得新进展。他指出，学界的研究主题包括理论概述和诠释、国际关系重大现实问题分析、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发展路径和方法思考等。目前虽然取得一些成就，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研究后劲不足、专业队伍偏小、缺乏学术共同体及必要的沟通、主题分散、实证研究少、意识形态色彩厚重等。为此，可能的应对措施包括：加强经典文本及方法论研究、追踪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深化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研究、重视当今国际关系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等。
我个人的研究集中在考克斯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最近十几年以来，陆续发表了相关的论文成果，包括《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考克斯的批判理论：渊源与特色》《批判者的异同：考克斯与后现代主义》《社会力量、世界秩序和中国的发展》《论建立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之正当性》《国际研究的批判传统及启示》等。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是介绍和评论，与其他各种批判理论进行比较，结合中国崛起的趋势给出跟进研究与解释等。对于考克斯、林克莱特等代表人物的思想来源、学术体系、理论构架及问题都有比较全面的介绍，在深度方面也有一些进展。考虑到意识形态淡出学术、主流理论话语霸权，这些进展的意义是很重要的。
刘：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存在哪些不足之处？
李：在我看来，最大的不足之处是：中国学者在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分析框架研究现实问题方面用力不足。目前学界基本达成共识：要运用理论作为分析视角，解决现实问题，这样才能体现理论的作用。但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似乎较多体现了理论本身的内循环过程，借鉴这些观点分析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多。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几乎涉及了所有现实问题，包括全球化进程中的公正或伦理问题、国家建构、世界秩序结构、文明冲突与共存、国家与民族的和谐共处、新历史条件下的帝国主义、环境与气候伦理问题，等等。另外，中国加入世界体系后，在一系列全球问题上应该发挥的作用，以及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的关系等，都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这些议题的解释和探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不能缺席，而应该成为主角。
另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介绍与评论，有些还不太准确，或者说研究深度不足。根据我对考克斯思想的研究，感觉需要深入拓展或批判的地方还有很多。当然，在我的有限阅读中，感觉有些成果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评价过于浅显或简陋，有些简单借鉴或挪用西方学者的评论，在运用原著方面做得不够，缺乏独到见解。而且，一些研究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方面认识不确切，可能导致一些常识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系统化方面，国内研究不太令人满意。以林克莱特思想研究为例，缺乏将人与公民的双重伦理、政治共同体的改造和不伤害研究统一起来系统研究的成果。对考克斯的研究也存在着系统研究不足的问题。总的来说，还研究较弱，目前还没一本像样的研究专著，不如西方国家针对(大写的)批判理论出版了相当数量的研究作品。
总结起来，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视角主要还是分析、介绍、评价，深度不够，缺乏系统性。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研究现实问题的成果尚少。
刘：如何评估国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前景？
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几乎涉及目前世界政治的所有方面。我在这里想列举一下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关键研究议题。这些议题可能不全，但我认为相对比较重要，可以视为对研究前景的近似回答，借以抛砖引玉。
(1)建立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特点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考克斯的理论对这一课题的借鉴意义很大。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生产或经济基础角度分析政治动向，而我们需要探索如何从国际生产网络、经贸交往角度，建立一种可行的、非教条主义或机械主义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体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独特性。
(2)对现今和未来世界秩序的研究。世界秩序问题历久弥新，它关系到我们如何研判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当然，我一直认为，世界秩序不仅包括物质力量对比，还有意识的成分、制度的框架、社会的互动；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更是经济社会意义上的，需要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批判式研究。
(3)推动世界向更公正方向发展的研究。当然前提是关于世界不公正的根源问题研究，也包括我国在推动世界公平化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这一课题与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规范性很强，应考虑如何借鉴这些研究促进中国对于国际规范伦理的建构与贡献，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设计更好的行动框架和议程。
(4)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利益建构问题。在全球化条件下，由于生产的国际化，国内生产关系与国际生产关系产生密切联系，各阶层利益国际化倾向愈加明显，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阶层或利益集团的利益基础上，这就存在国家利益的新建构问题。
(5)全球化条件下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问题。为适应和管理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利益的国际化倾向，更从容地适应和参与世界秩序转型进程，我们面临着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问题，特别是如何统筹治理各种危机和事件、应对各种利益冲击和诱惑等。
(6)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如何做到互不伤害，实现和谐共处的研究。包括中国与大国建立新型战略关系，与邻国建立睦邻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关系等。不伤害是国家间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基础。全球化条件下，由于相互依赖、相互联系日益加深，如何做到不伤害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这里既包括消极的不伤害，也包括积极的不伤害。这项研究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7)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考克斯和林克莱特思想的系统研究。这是我国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重要方面。过去的研究比较零散，不够全面与深入，没有系统性专著，需要改进和加强。
(8)国际伦理的研究，进一步强化公民的爱国意识与国际情怀。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国际上力所能及地提供公共物品，体现大国风范与国际化要求。没有公民的国际情怀和作为世界人的共同伦理意识，一个民族的爱国主义将会非常狭隘。
(9)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层面的批判。目前一些研究对于主流理论的盲目崇拜或简单搬用，严重损耗了相关成果的视界多元化与认知可能性，甚至导致思维同质化与强权思路，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很有可能导致中国跌入“国强必霸”的陷阱。与此对立的另一个极端是，一些研究不加取舍地接受西方制度合作的“圈套”，丧失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在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方面应有的地位和积极作用。为此，亟须一种能够体现中国特质与世界主义路向的理论加以校正。
(10)跨国垄断资本与帝国主义研究。不可否认，跨国垄断资本是目前世界政治经济的主导力量，他们对世界的统制管理，资本跨国化对国家的改造及国家关系的影响，是全球化条件下世界政治的重要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后帝国主义时代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这一点不能因为有某种意识形态意味而刻意回避。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践意义
刘：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如何认识全球化进程对发展中国家的利弊情形？
李：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看，全球化也存在进步意义。如果读过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就可以理解，资本主义在不发达国家的扩展，对历史进步存在一定的积极作用。另外，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定的发展机会，发展中国家如果把握这个机会，可以获得一定发展。毕竟众多发展中国家处于落后状态，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很低，发展资源相对匮乏，如果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现代化，既不现实，也非常漫长。经济全球化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市场带来的既有条件，相对经济地、快速地发展起来，使发展环境相对好一点。
但必须看到，不是说融入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就一定可以发展起来，这其中还有其他的条件，如国内社会与政治的稳定，领导人的智慧，适当的国内经济政策。等等。战后凡是利用出口导向战略发展起来的国家大都具备了这些条件。同时也必须看到，经济全球化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风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最大的风险就是依附，因为全球化属于是资本主义大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另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采用出口导向政策，彼此竞争加强，以前的一些优势可能丧失；而且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前一些相对较好的政治环境也消减了。过去美苏冷战，美国对加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国家采取了经济相对宽容的态度，以加强与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竞争，现在这一因素不存在了。最后，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基本都是重复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老路，对他们来说，能源和环境约束也在加强。可以说，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风险比冷战时代要大得多。所以，今天重温马克思那句话——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有着特别的意义。发展中国家要想突破这种发展的无奈，从现存国际经济秩序来看，不论从各方面来说都非常艰难。
刘：在您看来，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为指导，建立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其正当性与基本思路是怎样的？理念因素在其中能够起到哪些关键作用？
李：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就是促进公平。具体而言，还是应该遵循联合国在1974年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及《行动纲领》中体现的原则，对国际经济秩序进行改革。具体上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增进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性和平等性，即发展中国家应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自主地控制自己的资源；有权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决策，在重大的国际组织中增加其发言权；寻求对其境内跨国公司拥有控制权，使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二是给予发展中国家差别分配待遇，即发达国家应尊重和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与需要，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在提供援助时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降低技术转移的限制和费用，改善不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为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照顾与优惠，减少对不发达国家的产品进口限制，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等。这其中的正当性，在我的《论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正当性》一文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因为不论从何种分配正义的角度来看，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都是不公正的，即使从最自由的分配正义观来看，也是如此。其实，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就提出过，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平等，由于其经济制度的原因而无法实现，必须对经济制度进行改造才可能实现公正。国际社会目前还达不到改造的条件，只能进行改革。而且这样的改革也符合包括西方目前认同的分配正义概念。
关于理念因素在促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过程中起什么作用的问题，我认为，理念是人们行动的指南，具体地说，它具有路线图、聚集点的作用，即判别是与非、选择正当方案、遇到分歧时协调行动的作用，它有因果关系的说明，也有道德伦理的解释。没有理念，人是无法实施重大行为的。在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的过程中，首先要有一个分配正义观，否则无从谈改革。现在虽然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对国际社会基于何种分配正义观存在着分歧，但我们提出的国际经济秩序改革方案，在道义上涵盖了发达国家也认同的正义观，它们是无法反对的；即使反对，也辩称它们的做法是符合正义标准的。这就是正义的反事实作用。如果没有这种理念，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就无从谈及。当然，理念的作用离不开物质力量。在目前的现实条件下，国际社会没有进步到只通过对话与协商就能解决问题的地步，在这种条件下，必须要有一定实力保证，才能谈公正公平。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空想家，是务实者。马克思也谈只有获得权力，才能改造世界。考克斯在其理论框架中，也提出物质能力是制度的最后保证。空谈理念而否认权力的作用，只能是理想主义的天真。
刘：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与当代中国外交实践而言，以考克斯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能够提供哪些启示意义？
李：考克斯的理论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至少可以有两个方面的启示。第一是理论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应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起到引领作用。如何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通过这个理论框架分析国际关系的具体问题，与西方主流理论进行对话，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可惜的是，中国学者至今没有提出过这样一个理论框架。考克斯的理论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借鉴，促使我们的国际关系学者参照考克斯的理论，尝试提出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特色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框架。
第二是分析上的。由于我们目前还没有建立自己具有马克思主义特点的理论，可以借鉴西方已有的理论来分析国际关系具体问题。考克斯的理论在这一方面独树一帜。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在分析国际关系具体议程时，往往会不自觉地带有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维。坚持国家利益、维护国家主权没有错，在国际关系中强调合作和国际法治也没有错，但是用西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维来分析其理由，就不能不让西方学者说我们没有理论，甚至是“鹦鹉学舌”，而且学得不伦不类。
至于考克斯的理论对中国外交有什么启示作用，一方面，批判理论就是为了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为促进公正的世界秩序而发现问题，批判旧思维的。中国外交是为促进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方向变化的，这种启示意义就不言而喻了；另一方面，考克斯的理论同时非常务实地分析现存世界秩序的社会基础和变革的困难，反对盲动性。这些论述很应时，在字里行间体现出深意与魄力。中国外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实践这些主张，特别是在具体外交操作中，践行这些理念。目前尤其要克服强权思维、唯实力意识。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不分贫富、不分强弱一律平等，要坚持中国外交既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也为国际和平、正义和发展服务。其实，这两者是统一的，不应该分割。
考克斯理论对中国外交实践的另一个启示是，如此正确认识现存的、西方主导的霸权世界秩序的结构，制定正确的外交战略。认识这种结构不仅要从物质力量层面来分析实力对比，而且还要从意识流行性及制度合法性的层面上评估中国在世界上被接受的程度。目前，现存世界秩序结构既是中国外交面临的国际大背景，也是中国外交战略外在的约束条件。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这种结构，就不能制定正确的外交战略，要么会盲动冒险，要么会消极无为。在1989年那个特定时期，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站稳脚跟、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就是根据当时的世界秩序和中国具体条件提出的外交战略。它为我国走出特定的外交困境确定了基本的战略原则。今天，虽然中国国力发展了，但仍然存在着如何客观认识世界秩序的问题。
关于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作用问题。我认为，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证明了马克思当年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得出的许多论断是正确的，今天全球化带来的许多问题在金融危机中得到了体现，也证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正确性。正因为如此，西方一些人士对马克思主义重新关注起来。这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背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有着促进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理论究竟能为实践提供多大作用，或者在西方社会运动中发挥多大作用，目前还不太清楚。从目前我知道的情况，可以说，作用或许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大。今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要发挥重要作用的话，还取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能否提出一个有效理论，能够动员所有反对目前世界秩序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