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最坏的路》，我的心中有些忐忑，这篇对激进主义革命彻底批判的文章是不是太偏激了？而我的立论是否更多从历史人物的道德着眼？对历史进行道德评判往往是偏重于感性的作家、艺术家的局限，而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对此是给以不屑的讥嘲的，认为此辈悲天悯人的感伤主义既幼稚又可笑，是不配谈历史的。他们认为历史有它的铁律，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旦发生，总是必然的，而历史上一切干尽坏事的大奸大恶的出现总有它的合理性，他们是“历史之子”，如果换一种角度，换一种立场来看，他们的“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如创立邪教，杀人无数，毁灭中华文明的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一直被某种理论盛赞不已，奉为神圣）。所以，评判历史，不能从纯道德的善、恶角度来立论，而应该有“大历史”的视角。本人恰恰属于“感伤主义”的作家之流，对历史发言，或许会被“唯物主义的历史家”斥为无知妄说，每念及此，不由得冷汗淋漓，惶愧无地。然而退一步想，我还是有一点疑惑：在彼辈“唯物主义的历史家”来看，历史似乎是一架自行运转的大机器，而且是一架“永动机”，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受人的善、恶观念影响，我们后人看历史，只能说：本该如此，必然如此！屠夫和阴谋家都成了大英雄，死去的难以计数的平头百姓皆为历史的牺牲，是历史“前进”的必要代价。这种多年来居于正统的学问真的对吗？我们常说：所谓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的活动史，历史言说罔顾大多数人的死活和苦难，不以此作为评价历史的标准，这究竟是哪家的历史观？把在历史中毁灭万千性命的屠夫、靠屠戮生灵夺得权力的独夫说成创造历史的圣贤和救星，这究竟是谁人的逻辑？离开人的历史还叫历史吗？一人或一党的权力和千百万活生生的人命，孰轻孰重？某西人有言：在任何一座纪念碑下都有着无数男女的肉身。在激进主义革命这座纪念碑下埋着的肉身男女何止千万！我们在为这座辉煌的纪念碑高唱颂歌的时候，是否想过下边男女的肉身？当然，写作此文的我和阅读此文的你没有被埋在碑座下，但是，那血淋淋残缺的肉身不就是你、我、他的先辈亲人吗？我们是革命留下的孑遗。太久远的我们不能讲了，所谓推翻桀纣的“汤武革命”，所谓打倒暴秦的刘邦项羽，我们已经无法查考祖宗的谱系了，只说近三百年来，自李自成、张献忠这两个明末起义杀人的大魔王开始，中经近代的洪秀全，再经国共两党的内战厮杀……中华民族经过了多少次血的洗礼，由冷兵器到热兵器，攻城略地，血肉相搏，辗转沟壑，伏尸千里，祖先父辈能侥幸存活生下你我，那是多大的幸运！身为孑遗的我们听不见地下亿万生灵的哀号哭泣，却围着那纪念碑起舞欢歌。你当自问，你的理由是什么？当然，每一次都有命运翻转的新贵，他们有起舞欢歌的理由。但是，没有谁能笑到最后，因为“下一次”在等着我们，而那些命运翻转的新贵（他们享受特权的子孙）却是下一次首当其冲的倒霉蛋，他们将是革命这头怪兽血祭台上的最先的牺牲。没有谁能逃得了这种“血的洗礼”，一次侥幸，两次侥幸，不能次次侥幸，总有一次会轮到你（或你的子孙）作为血淋淋的肉身被埋在另一个纪念碑下。如果我们依然信奉激进主义革命，那么这头怪兽就会一次次跳起来，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人命。
最大最疯狂的革命信徒当然是毛，他有不断革命的理论，所以他对吞噬人命有着持久的永不衰竭的热情。他自豪地认为自己一生做了两件大事：把蒋党赶到海岛上去和他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革（分别在夺权中和掌权后），没有谁能统计出他这两大“丰功伟绩”中有多少人命被吞噬。毛非常迷恋“打碎一个旧世界”的革命，这种迷恋几乎成为他的一种怪病，以至于他本人就是“革命”的化身。就在他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之后，他总觉得到处是敌人，这种幻觉折磨着他，使他不能平静地生活。他像一个恶作剧的孩子，打碎一个国家就像打碎一个玩偶。在他牢牢掌握我们这个庞大国家至高无上统治权的时候，他多次声称，要到山上去打游击，把他亲手建造的国家再次打碎，重新开始一次革命的游戏。天啊，这可不是好玩的！谁去为他的信仰殉葬？谁去为他的疯狂送死？那是你和我，我们的兄弟姐妹、妻儿老小！当然，他的声言不过是对政治对手的威胁，但是，他实实在在感到，当他把从前的敌人踩在脚下的时候，更多更危险的敌人正从他自己的队伍里冒出来，这些最危险的敌人就是他从前的战友和同志，他们睡在他的床边，使他不能安枕。于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次次上演了。我们从这里收获了什么？每一个活过来的人都有体验。
如果你不想把自己，还有你的父母妻儿、兄弟姐妹血淋淋的肉身埋在纪念碑下，就别跟我谈革命的神圣和光荣。不，我愿意，就像屠格涅夫散文诗中写到的即将跨进地狱之门的女革命者一样，义无返顾地跨进去（有人说，这散文诗是对革命者的颂扬，但我读时总是感到恐怖，那道可怕的门，意味深长）。那我要问：你要什么？捞到官职和财富，成为命运翻转的新贵？不错，革命大潮裹胁进太多投机分子，但靠杀人和掠夺获得这些，我看不出和强盗在本质上有何区别。不，“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我为“主义”而牺牲，视死如归。好！如果为了“主义”奋不顾身，疯狂杀人，我看不出和希特勒的纳粹分子、当今高喊圣战的恐怖分子区别何在。这些全不是，我是为了理想而奋斗的，我要自由、平等，民主、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这也是写在革命旗帜上的）……天啊，死了这么多人之后，它在哪里？近现代国家发生的激进主义的革命，无不是经过血腥的暴力后产生严酷的独裁者，因为暴力夺来的要靠暴力保卫，这是独裁者公然喊出的口号。你能够在世界各个民族中找出一个例外吗？就是说靠激进主义的暴力革命产生了自由、民主、平等的新社会。不，你找不到！激进主义的暴力革命不通向人类的伊甸园（乌托邦），它毫无例外地通向地狱。马克思如果活着，他将看到：获得“整个世界”的是独裁者，无产者并没有打破身上的枷锁，除了肉体上的枷锁之外，他还多了一道：那是精神和灵魂上的枷锁。
我说得太多了，我听到有人对我怒吼：闭嘴！你这个感伤主义的作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文人，有什么资格指责近百年来无数中华民族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伟大事业？你这是对英烈的亵渎，是对历史的无知！闭嘴！立刻闭嘴！我沉默了。于是我在书页中看到了真正的历史学家对革命欲言又止的论述。这是我所尊敬的黄仁宇先生（他的《万历十五年》我读过不止一遍）。黄先生的“大历史观”和他不从道德而从技术角度解读历史的治史方法使我们感到他是一个客观的超然的历史学家。他说--
“一个国家与社会与时代完全脱节，并非任何人之过失。只是这种情形必招致革命。许倬云教授曾大书：‘ 革命不仁，以万民为刍狗。’曾在法国以‘老虎总理’著称的克里曼梭(Clemenceau)也曾说过，‘革命总是一个大整体，一个大方块。’既然如此，则只有带集体性，而无从在每一个人之间保持着人身经验之合理合法，也谈不上公平与不公平了。”（《读书》1992年第3期：黄仁宇《研究中国历史到威尼斯？》）
因为黄先生是从技术角度看历史的历史学家，当然不肯从道德上追索历史人物的个人“过失”。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为何与时代完全脱节（比如拒绝普世价值，在民主的时代坚持极权主义），那不是谁的过错，那是历史造成的。反正历史是一架自行运转的机器（似乎与人无关，与那些能主宰历史走向的大人物也无关），历史无言也无善恶，它就是运转，运转，进步的德行也罢，滔天的罪恶也罢，都是在运转中自行产生的，与谁都没关系。黄先生是一个技术专家，在观察这架机器后他说：不是人的错，是这架机器出毛病了，引发革命的责任在历史。但他还是引用了两个人的话，对革命进行了道德评价：革命是以万民为刍狗的不仁之行，在革命中谈不上是非和公平，在这个“大方块”中，善恶错位，玉石俱焚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你上绞架、挨枪子，进监牢、被掳掠……任何屈辱和不平，任何祸乱和灾难，你得忍受。也许你冤枉，也许你不平，但是，你--死了！
黄先生在说了这样的话后，觉得自己身为历史学家，不能掉进道德评价的陷阱，于是，又用自己的技术语言做了如下论述--
“又经过几十年的教学历史，我已发觉到近代的国家革命，统有共同的程序，即上面要重创高层机构，下面要翻转低层结构，从中还要新订上下之间法制性的联系。这样的改造少则三五十年，多则近百年或超过一个世纪。即是改革轻易的国家，通常将其问题之一部外界化（externalite the problem），引起兵连祸劫的国际战争，最后玉石俱焚，也并未占到便宜。我初作此说，还害怕自己过于偏激，所说或有未当。经过最近十年来在各处著书讲学的经验，则更只觉得唯有此说才能贯穿中外的历史，而且才能将书本上的知识和个人人身经验穿插成为一气”。（同上）
尽管这里用了黄氏独有的解读历史的技术性语言，但我们还能领会他的意思：近代的国家革命，折腾几十年或一个世纪，最后结果是玉石俱焚，谁也没有占到便宜。他所讲的“改革轻易的国家”指的是日本，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轻易，也是死了很多人，梁启超诗中有言：“世人闻歌哪闻哭，此乃百千志士血泪相合成。”指的就是日本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日本的革新和咱们中国现代激进主义革命完全是两回事，其性质是相反的。日本后来成了现代国家，中国付出了万千头颅鲜血，折腾了近百年，离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越来越远，连清末的历史原点也回不去了。黄先生所云“轻易”，大约指的是日本虽然折腾了几十年，人家毕竟完成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变，比起中国转型的艰难，还是要“轻易”得多。但日本后来发展成军国主义，发动对中国及亚洲几国的侵略战争，其结果是悲惨的。黄先生经历了日本战败投降的岁月，亲见日本战败的军人和平民撤退回国时的惨状，因此才有此感慨。
如果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现代的激进主义革命都可以装进“近代的国家革命”这个大篮子里，那么我们必须指出：它们不仅生长在不同的土壤里，而且压根就不是一种作物。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太深厚了，秧苗初绽时尚有一点新生命的淋漓之气，长来长去，遍身毒斑，最后结出的就是专制主义的毒瓜。
黄仁宇先生对自己关于“近代国家革命”的观察和体验而得出的结论同样有些忐忑，也害怕“过于偏激”。但最后出于一个历史学家的客观和公正，还是对“以万民为刍狗”这个革命的“大方块”造成兵连祸劫、玉石俱焚的后果给以了价值评判。
但是，黄先生更像一个冷静的医生，他操着手术刀解剖历史，即便对病菌毒瘤也只作发生学上的解释。他说--
“……我从技术角度看历史，不从道德观念检讨历史。我希望以后写作，集中于前者，而逐渐离开后者，如是才轻松有趣。可是一牵扯上中国历史，又不能将道德这一观念完全放弃，也只好主张在将历史的观点放长远时，也将道德观念放宽放大”。（同上）
将历史观点放长远，将道德观念放宽放大，究系何意？他说--
“在同样大前提之下，我对于中共及毛泽东行土地革命翻转乡村中的低层结构，也是同样尊重其在历史上的长期之合理性”。（同上）
对于毛的土地革命，黄先生表示“尊重”，认为有“其在历史上的长期之合理性”我们关心的是，长期有多长？这个“合理性”是什么？多长多远才能把它的合理性显现出来？可惜黄先生没有告诉我们。但是黄先生为了说服我们，却用他的亲身游历来证明他的观点了--
“一九八七年我和内子去法国里昂，此地在大革命时为反革命中心之一，山岳党人削平叛乱之日主张将全城焚毁，使地图上不复有里昂的名字。被拘捕的反对派则摆在预掘之壕沟间，二百人一批，予之以炮轰，再不死则枪杀刀刺，也真是人间地狱。可是今日之里昂则为法国工商业重镇，表现着一派升平气象。罗昂（Rhone）及萨恩(Saone)二河在此交流，水色深碧。大革命时因为天主教的僧侣不肯宣誓，则由革命政府索性废除天主教，不承认耶稣基督。今日里昂最高点富微亚(Fourviere)山顶上的教堂仍供着圣像，我和内子推门入内时劈头就看到信男信女供奉的明灯，金焰闪烁，无虑数十百支。我们虽不属任何宗派，亦有一种心情温暖的感觉，而更体会历史上的长期之合理性，并非托于空言。”（同上）
原来如此。无论革命怎么折腾，最后什么也不会改变（从历史循环和这个混沌世界本来面貌来说，也言之成理）。百年千年之后，善恶虚化，是非消泯，用得着现在做道德判断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真是超然于历史之上俯视万类，妙哉妙哉！可是这样的历史言说，究竟有何意义？难道只为它“轻松有趣”吗？如今黄仁宇先生已然驾鹤西行，庸俗如我辈，却没法向他讨教了。
法国大革命铲平里昂，杀戮和毁灭文明的暴行，我在茨维格的著作中读到过，那真是令人发指。激进革命党下令将所有历史悠久极有艺术价值的建筑全部夷平，用大炮轰击捆绑的人群，真是遍地瓦砾，处处伏尸。在这瓦砾堆上立了一座宣告毁灭城市的石碑，上刻铭文曰：“里昂反对革命，里昂不复存在”。但一百多年后，黄仁宇先生和夫人看到的已是一片美丽升平气象，曾被大革命废除的天主教重又金焰闪烁了。因此，黄先生断定，他评价历史的“长期之合理性”并非空言。这或许就是黄先生“大历史”的核心观念。
可是我却和茨维格站在同一的立场，正因为百余年后，里昂重又变得和平繁荣了，这才更彰显激进主义革命之恶。杀戮和毁灭文明，无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应该遭到谴责和声讨。黄先生一定不会认为，托杀戮和毁灭之福，里昂才更加繁荣了吧？如此，我就更不明白：它的“长期之合理性”究竟是什么意思！
现代激进主义的中国革命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我们的日子比从前好过了，“庆父不死，鲁难不已 “，谢天谢地，他死了！这是老天给中国人的恩惠。人总是要死的，可怜的中国人真该亲吻上帝制定的这条永恒法则。可是，我们却听到了好几个”不搞“，这个不搞，那个不搞，好比一个任性的孩子搂住所有的糖果，高声大叫：“我的！我的！全都是我的！！永远是我的！！！”
唉，有什么法子呢？激进主义革命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任性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