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的“主义”
每一任美国总统都希望青史留名，他们默许人们给自己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贴上“主义”的标签，梦想成为某个时代的缔造者。这种“主义”往小了说是发动海外战争的指导方针，往大了说是对外战略的阶段性特征。
多数美国总统提出了具有历史性影响的“主义”，比如门罗宣布西半球不再受欧洲殖民主义支配、威尔逊倡议消除战争根源创设国际联盟、杜鲁门正式拉开冷战帷幕、尼克松决定与苏联缓和关系并撤出越南、卡特动用武力保卫波斯湾以遏制苏联南下、里根在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自由主义战争”中获胜、克林顿着眼后冷战时期全球霸主地位推出“扩展战略”，及至小布什因推行“以实力求和平”、“先发制人打击”而备受非议。各种“主义”串接起来，代表了美国影响力兴衰成败的历程，拼出了美国在世界上行为方式的意识形态全图。
再过两年，奥巴马总统的任期就将划上句号，他的“主义”又是什么呢？
奥巴马被扰乱的“主义”布局
奥巴马是喊着“变革”的口号、在海内外对小布什新保守主义政策大加挞伐的背景中上台的。他在竞选期间亮出和平主义、多边主义招牌，承诺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希望上任后集中精力推行他的“中产阶级经济学”，并把美国持续增长的庞大军费开支和债务赤字控制住。他还没开始施政便以“无核世界”主张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被深忧美国继续胡作非为的欧洲人先行戴上了一顶高帽子。
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在欢呼声中出任美国总统。他的就职演说宣告了与“布什主义”分道扬镳的决心，表示要充分运用“智慧的力量”树立“谦逊和克制的典范”。执政头两年，奥巴马确有建树，在力推国内医保和金融监管改革取得进展的同时，从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制订从阿富汗撤军时间表，与俄罗斯签署新版《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同中国把酒言欢，为重启以巴和谈不惜对盟友犹太人过度施压，还向伊朗伸出了橄榄枝。
2010年5月，奥巴马政府发布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寻求“安全”、“繁荣”、“价值”、“国际秩序”四项“持久的国家利益”。但这份报告主要还是对“布什主义”的修正和扬弃，包括弃用“反恐战争”表述、将美国反恐战略的重心由全球回缩至本土、更多强调国际合作、指出需要对中国等新兴大国崛起“做好准备”等等。报告并未完全摒弃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而是强调在使用武力前要穷尽其他选择，动武须遵守国际标准。
时间还未出2010年，现实的骨感就开始冲击奥巴马的外交理念。这一年11月，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国会众议院控制权，奥巴马施政空间严重收缩，所受质疑猛增——共和党指责奥巴马对外政策不切实际，朝野担心太多的妥协将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更重要的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将过于复杂的线条注入美国的全球战略运筹，让奥巴马希望坚守的路线在实际操作中变得支离破碎、自相矛盾。
首先击碎的是奥巴马的“和平总统”梦。
2010年底，作为地区内部经济衰退、社会不公、政治僵化的必然结果和美国以民主化强行改造大中东计划的后遗症，“阿拉伯之春”自突尼斯发端，迅速扩散至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2011年3月，利比亚内乱升级，北约发动“奥德赛黎明”军事行动，以保护平民安全、保障人道救援为名行颠覆卡扎菲政权之实。美国参与了行动，却没有冲在前头。3月28日，奥巴马发表电视讲话，就这场军事行动的目的和美国缘何把指挥权交给北约作出解释，坚称美国“没有采取单边行动”，指出美国介入海外冲突的最低标准是“美国国家安全并没有受到直接威胁，但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受到了威胁”。
西方主流媒体和战略学界由此掀起对“奥巴马主义”的最初讨论，纷纷把讲话解读为“奥巴马主义”形成的标志，认为奥巴马“在发生冲突的国家或地区奉行实用主义的、有选择的干涉政策”，试图在美国的核心利益和非核心利益之间划出明确界线，对涉及前者的威胁采取单边行动，对只涉及后者的挑战负责指挥多边行动。这些评价不无道理，但作为结论为时尚早。“奥德赛黎明”行动虽将卡扎菲置于死地，但在中东留下又一座“烂尾楼”，加重了本已带给美国无休止麻烦的乱局。
接着嘲讽的是奥巴马维护“美国第一”的誓言。
奥巴马迄已发表六次国情咨文，每次都要提及“美国的领导力”，一再强调“美国没有理由被其他国家赶超”，“问题并不是我们是否还能领导世界，而是我们如何领导”。这固然是冷战后美国一以贯之的“使命”意识、霸权意志的延续，却无法回避美国领导力赖以存在的实力基础正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事实。美国已在奥巴马任内连续将制造业规模、进出口贸易总额、吸引外资数量、按平价购买力计算GDP规模等世界头把交椅让给中国，经济总量被追平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盛极而衰都是以一个接一个摘掉头上的“世界第一”桂冠为序曲的。
由两党严重对立导致的政治失灵在奥巴马任内演绎到极致，这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空前危机的一部分，有着选举政治形式化、政党利益绝对化、中产阶级贫困化等复杂根源，对奥巴马政府的直接影响便是处理内外热点问题的决策力、行动力、号召力低下，价值观外交力不从心，西方世界和美国盟友体系内部对“美国衰落”的担忧情绪迅速蔓延。
同时挑战的是奥巴马政府重新布置全球战略重点的意图。
奥巴马对外战略的主打牌是“全球再平衡”，也即重新配置美国的战略资源，形成反恐与应对新兴大国崛起并重的态势，加速全球战略重心从欧洲、中东一线向太平洋地区转移的进程。然而，两场危机的生成和两线矛盾的演化分散了奥巴马政府的精力，使其如意算盘很难一打到底。两场危机分别是“伊斯兰国”兴起和乌克兰问题激化，两线矛盾则是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和美国与苏联继承者俄罗斯的战略紧张。
“伊斯兰国”对国际社会构成的威胁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反恐政策不断摇摆“培养”出来的。奥巴马急于同小布什政府好大喜功、忘乎所以的中东政策划清界限，竭力恪守竞选承诺，不愿过多卷入中东事务，冷处理“伊斯兰国”迅速壮大的情报，犯下忽视伊拉克战后重建、处理叙利亚危机犹豫不决的错误，最终自食其果。直到“伊斯兰国”占据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奥巴马才决定重新投入，但仅靠空袭已不能根除其威胁，眼下正面临不得不打破自己“绝不投入地面部队”誓言的选择，将不得不继续优先处理反恐问题，中东政策的失分压倒了2011年5月击毙本•拉登赢得的喝彩。
乌克兰危机宣告地缘政治时代重新降临欧洲，本质上是冷战的延续，是美西方过高估计自身能力、无视俄罗斯战略利益执意推进北约东扩引起的反弹。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兼并克里米亚、染指乌东反政府运动，赢得反挤压的关键一役，使北约东扩遭受重挫。奥巴马不得不认真应对，但他没有选择与俄激烈对抗，而是采取“惩罚”策略，打持久战，通过轮番施加制裁和压低国际油价把俄逼入经济寒冬。前不久，在德、法斡旋下达成了新的明斯克协议，但美俄矛盾并未缓解，停火状态极其脆弱，美国暂时还不能把俄从其战略对手排名表的顶端下移。
亚太是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最能体现进取性的方向。通过优化军事部署、强化同盟体系、调整对缅甸政策、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以及将美国在太平洋、印度洋的战略部署连片，“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成为奥巴马政府最可炫耀的资本和最承期待的“遗产”，但这些“收益”以损耗中美互信为“成本”，使中美关系这一亚太战略环境的中心关系发生冷战后少有的波折。尽管奥巴马政府保持着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基本态度，但无法收敛、掩盖防范中国的布局意识，其介入南海问题、纵容日本右倾等劣迹致使中国国内反美、疑美情绪高涨，以“遏制论”、“阴谋论”解读美国对华政策的市场明显扩大，促使中俄接近，也影响到中美在气候变化、朝核、伊朗核等问题上的合作，对美国来说终归得不偿失。
或成泡影的“奥巴马主义”
如果确有“奥巴马主义”，它将是多线索的。奥巴马修正了布什政府对全球反恐的过度强调，实施了自伊拉克、阿富汗分阶段撤军计划，终结了美国深陷海外两场战争的危机，这应是“奥巴马主义”的中心内容。奥巴马团队推崇“巧实力”和“聪明外交”，抵制美国在世界上过度扩张的危险，更多依靠盟友和合作的力量促进美国战略目标，只作“世界警长”不当“世界警察”，志在重塑美国的全球领导力，这符合财政紧张、影响衰减时期的“行动主义”，是“奥巴马主义”的处事准则。奥巴马调校全球战略焦点，在打压俄的同时把对华关系提升到更重要位置，这是“奥巴马主义”在地缘政治层面的“积极作为”。
但以上线索的实施效果无论如何都谈不上卓著，相反正陷入混乱，被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批为“不作为”、“不爱国”、“逃避责任”、“模棱两可”、“缺乏一致性”。更有言论指奥巴马的外交路线实为一种“应付战略”，没有为美国在全世界的目标提出积极的设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奥巴马主义”。还有现实主义者集中火力批评奥巴马不能在中俄对美国的潜在和现实“威胁”中分出轻重，为应对眼前危机牺牲美国长远利益。
奥巴马的任期剩余无多，恐已来不及完善其“主义”，更注定不能在任内独树一帜如愿缔造“新美国梦”，但他仍可抓紧时间推动经济复苏——这是反驳“美国衰落论”的最有力武器，推出新的外交政绩——比如与古巴、伊朗和解，并利用各种机会进行自辩。2014年5月28日，他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宣称“对美国例外论深信不疑”，“美国必须一如既往地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保护我国人民、国土和生活方式，美国永远不需征得别人许可。但另一方面，如果全球性问题对美国并未构成直接威胁，当某些危机激发了我们的道德责任，或者使全世界滑向更危险的方向——但并不直接威胁到我们的时候，出兵门槛必须提高”，“令美国与众不同的不是我们能够无视国际准则和法治，而是我们愿意通过行动维护它们”。
2015年2月，奥巴马政府发布任内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奥巴马在序言中强调了美国保持“战略耐心”、外交“不做蠢事”的必要性。这份报告将美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归纳为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气候变化及其灾害、网络攻击和日益增大的流行性疾病，指出使用军力不是美国介入海外事务的主要手段，也不总产生最好效果，发挥主要作用的仍然是外交。报告把俄罗斯称为侵略者，把中国看做有问题的合作者。报告是在回击政治对手“奥巴马不知美国的敌人是谁”的责难。奥巴马需要朝野上下认同战略威胁与安全挑战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防止美国因过度投入其中某一个方面而重陷失误噩梦。
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基本轨迹说到底是在扩展与收敛、保守与孤立之间摇摆，其实也是一个在战胜主要对手之后重新界定战略和安全威胁源的过程。奥巴马的执政期刚好处在美国影响力和战略态势双重下行的“抛物线”上，作了美国朝内向型国家转化的舵手，但另一方面，西方世界的整体衰落更为深重，对美国领导作用的需求在恢复，这就对奥巴马形成“战略夹缝”。奥巴马拒绝在“保守的现实主义”和“激进的干涉主义”之间作选择，但他无法超越霸权思维定式，必须与美国延续200多年的传统和惯性达成妥协。奥巴马显然也没有像他的前任那样把美国引上“错误道路”，相反有可能是推动美国避免衰落厄运的必要过渡人物，美国经济正在发生的真实复苏或许正是“抛物线”行将触底反弹的预告。
需要从美国大战略的角度理解奥巴马的历史地位。我们对美国政治的了解还谈不上深入。如果确像某些传闻所说那样存在民主党大佬对克林顿家族重掌政权的长线安排，曾作为国务卿与奥巴马通力合作推展“聪明外交”和“重返亚洲”的希拉里•克林顿能够入主白宫，那么美国“大战略”从一个“克林顿主义”迈向另一个“克林顿主义”的色谱就会变得明朗，而所谓“奥巴马主义”不论虚实有无，都是已隐约可见的“新克林顿主义”的先期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