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美国政府的公开表述中，“战后美日和解”、“美国民主成功改造日本”、“美日贡献世界和平”等话语屡见不鲜，比如白宫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致辞，美国就“安倍谈话”的评论，甚至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感言。

对美国而言，日本有着无可替代的道德和战略价值。若要回答为何奥巴马容许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为何美国从不太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突破战后体制对美国外交究竟意味着什么，笔者认为，须先厘清战后美国的两个主义：尼克松主义和威尔逊主义。无论是福是祸，这两种思想几乎左右着战后日本的命运。

尼克松主义与奥巴马主义

近期，随着撤军阿富汗的计划接近完成，美国先后与古巴恢复邦交，与伊朗基本达成核协议，奥巴马今年年底还很可能历史性地访问越南。另外，在美日修订防卫合作指导方针后，日本新安保法又获通过，美日同盟的威慑力将被提升至历史最强水平。至此，奥巴马在外交上似乎已是功勋卓著。

舆论常将奥巴马与尼克松相提并论，这是因为，他们都曾面临内外交困的难题，也都主导过类似的战略调整。1970年代初，由于二战结束后过度的海外援助和驻军，美国累积了巨额的国际收支赤字，导致美联储的黄金遭债权国挤兑，加上越南战场上难以计数的损失，在霸权即将崩溃之际，尼克松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内政外交的方案，旨在收紧美国全球战略部署，史称“尼克松主义”。与此如出一辙的是，2008年，在阿富汗“反恐”、伊拉克战争消耗和金融危机恐慌下，奥巴马也喊出了“改变”、“和平”这几个极富煽动力的话语符号。

从格鲁吉亚到乌克兰，从“阿拉伯之春”到叙利亚，在干涉和动武的选项面前，美国已不再有1990年代的彪悍，单边主义退出历史。近日俄军空袭“伊斯兰国”后，尽管万般无奈，奥巴马仍坦然表态：美国欢迎俄罗斯参与解决叙利亚问题。“绥靖普京！”——一些共和党议员如此抨击白宫的中东战略。不过，在亚太，奥巴马的强硬作风与其在中东的表现却大相径庭。继美日放风考虑联合巡逻南海之后，为了吓阻中国的岛礁建设，习近平访美结束后一个月不到，奥巴马就授权美军舰进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内航行。可见，美国的全球调整并不等于全球示弱。

实际上，与尼克松一样，奥巴马在收缩全球战略部署的同时，也在向盟友施压，请其分担美国在重点区域承受的压力，并通过灵活运用外交，改变原来唯亲美意识形态为原则的邦交标准。其中，包括盟友在内的战略伙伴，对美国的意义举足轻重。

作为美国正资产的日本

特别地，在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体系中，日本的强弱，往往决定着美国在西太平洋遏制对手的硬实力。例如在1970年代，为遏制苏联在太平洋的战略扩张，应尼克松主义的要求，日本军力极速崛起；而在奥巴马重返亚太的鼓动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推动日本“正常化”中又迈出了空前一步。尤其是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和新安保法，它们一方面将美日在全球层面的防务合作推上了新台阶，另一方面拓展了自卫队的海外活动空间，这无疑对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活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而且也是东亚军备竞赛的强烈信号。根据新安保法的解释，日本从此不仅可以对外出口武器装备和技术，而且能合法参与更多的海外军事活动。为应对南海局势，继去年赠送越南“隼人”巡逻舰后，在今年6月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访日期间，日本与菲签下一笔价值1.5亿美元的军火协议，并向菲提供专项低息贷款。

冷战时期的尼克松主义促成了中美的准联盟关系，而今天的奥巴马主义却为中美关系蒙上阴影。显然，中国已经取代苏联，成为美国最看重的战略对手，也是美国编织准联盟体系的假想敌之一。在不少观察家看来，近期美越迈向和解的意义堪比当年尼克松访华。7月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到访白宫时，奥巴马曾盛情表示将会择机回访。届时美国有可能宣布放松对越的武器禁运，双方将开展空前的防务合作。不得不说，美越关系的升温与中国崛起、南海局势关系甚大。

另外，不惜一切代价，坚守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这也是尼克松主义的重要内容。当初黄金外流、美元濒临崩溃，为了维持美国霸权，尼克松实施新经济政策，终结了美元与黄金兑换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美国霸权的衰落，也让当时拥有庞大美元储备的贸易顺差国吞下了苦果。而奥巴马以多轮量化宽松（QE）刺激增长，却把通胀危机输出到了新兴市场国家。如今，为了避免亚太经济体倒向中国的市场和资本，美国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紧握建立贸易新规则的主导权，巩固与亚太伙伴的经贸和制度联系，即使美国国内对此陷入分歧，即使TPP并无提振经济增长的显著效果。

无论是尼克松时代还是今天，无论是战略上还是经济上，日本的繁荣与强势始终是美国的正资产。一方面，日本是美国进行离岸平衡、遏制欧亚大陆东岸强国的前哨；另一方面，美日同盟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双边军事同盟，它代表着美国提供的最优质国际公共安全产品，有着示范效应。奥巴马获得诺奖后常提一句话，“要拓展我们的道德想象力”，并以日德两国的例子，向外界介绍美国如何以民主之关怀，帮助这两个美国曾经的敌人获得繁荣与自由。但是，仍有一个疑问：既然美国长期以来都如此仰赖日本，为何直到今天，过了近半个世纪，日本才解禁集体自卫权？实际上，日本出人意料的矜持也正是拜美国所赐，而当时美国的外交充满空想色彩。

日本“和平乌托邦”的蜕变

今年6月，日本参议院通过了《防卫省设置修订法》，使得抑制军国主义滋生的关键制度“文官统军”（Civilian Control）基本作废。加上安倍推出的新安保法，不仅自卫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得到了历史性的提升，并且，日本的军事外交也将因装备出口合法化而得到拓展。对此，白宫并不掩饰他们的欣喜和支持，即使美国也曾受日本军国主义重创。这是因为，美国决策层坚信，他们已经用民主和宪政彻底改造了日本。

自美国摒弃独守美洲的孤立政策以来，在文化道德层面，推广民主已被当做美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到了美国崛起的一战后，这种利益关切终于被系统地概括为“威尔逊主义”。后来美国对外的所有“主义”都逃不过它的思想内核，都需要以它占领道义制高点，小布什和切尼的新保守主义、奥巴马的新尼克松主义都不例外。

然而在笔者看来，美国对日本的改造并不算完美。

战后的日本，堪称是威尔逊主义思想勾勒出的一个和平乌托邦，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没有交战权的半主权负罪国家。当初，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指挥下，威尔逊主义的追随者币原喜重郎及其内阁起草了沿用至今的和平宪法，其中第九条特别禁止了日本的宣战权。重要的是，不战条款深得日本民心，以至于几十年来，日本国内的反战文化始终让右翼势力如临大敌，甚至在冷战后让意欲反悔的美国屡次碰壁。

颇讽刺的是，被赋予威尔逊主义精神的和平宪法，特别是第九条，也就是日本和平乌托邦的心脏，刚植入不久就成了美国战略家的眼中钉。朝鲜战争正酣之时，艾森豪威尔不断施压，要求日本重新武装、分担美国在半岛的压力，但都被日本国内强大的反战浪潮回绝。因为美国的决策层笃信，威尔逊主义已经融入日本的基因，无须再管不战条款这个驱壳，无论是冷战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还是后来威慑中国和朝鲜，美国越来越需要一个拥有集体自卫权的新日本，而不担心民主的日本会堕入军国主义。

然而，自1952年恢复主权后，日本的内外政策全都聚焦于经济增长，在政治和文化上，却错过了自我深刻革新的机遇。在日本政治精英看来，战后日本不仅需要维系低成本的国家治理，也应避免介入美国打的任何地区热战。他们片面地以为，针对亚洲邻国的贸易和援助能弥补历史伤痕，彻底改变日本曾经的军国主义形象。“专注于发展经济，国防安全交由美国打理，奉行和平的经济外交“，吉田茂确立的这项基本国策主导了日本近半个世纪。

但是，随着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日本经贸受到重创，接踵而至的石油危机又让日本的精英认识到：外交上政经分离、一味地对外金援、过度听从美国的局面已到要变革的时候。自然地，所谓“束缚”日本外交和战略布局的和平宪法，日益成为众矢之的。

果然，从198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坠入了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更重要的是，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中失败的维权斡旋，不仅让日本外交备受指责，也使日本民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支持自卫队为维护世界和平发挥更大作用，这也迫使日本最大的左派政社会民主党，在投票通过《维和法案》的议题上作出了历史性的让步。近期反对安倍新安保法的街头示威表明，日本社会的和平主义思想依然强大，但从总体来看，日本的舆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保守势力的方向靠拢，尽管还非常缓慢。

到现在，随着集体自卫权的解禁，日本“和平乌托邦”的蜕变将成定局。修宪固然不易，但一旦修宪成功，就几乎没有再回头的可能。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以本土防御为原则的自卫队，会在往攻防兼备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另外，长期由自民党执政的“55年体制”，也容留了诸多保守旧势力残余，至少在靖国神社和教科书等问题上，其力量足以向社会自上而下地灌输狭隘的民族观。

总之，美国在战略上的急功近利，是导致日本未能及时与邻国充分和解的直接原因。而且，几十年来，关于历史反省，日本也迟迟没有推进较全面的教育改革，直到新世代成为日本社会的中坚时，历史成了日本人与邻国友好相处的最大绊脚石。虽然每次中日韩领导人会晤，中韩都会将日本的历史反省作为首要关切，但很多日本人总在抱怨：“道歉和赔偿工作已经实施了很多年，为何中韩频频故意借历史敲打我们？”

很多人以为，中韩对安倍如何措辞“战后70年谈话”的影响最大。其实不然——要论劝化日本政治精英的历史态度，美国的实际能力超过中韩。不过对这一切，美国既在意也不在意：美国在意的是日本的保守逆流可能破坏日韩关系，进而影响美国在亚太同盟体系中的战略支点；美国不在意的是日本政治演变本身。正如前文所述，在美国决策层眼里，民主是一剂永葆和平的万能疫苗，它早已完全治愈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