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世界都在担心美国和俄罗斯陷入“新冷战”之时，奥巴马政府在去年12月做出了在拉美地区结束“冷战”的历史性选择——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已不再面临选举压力的奥巴马终于敢放开手脚，竭力履行自己在6年前竞选时提出的各种政策承诺。
奥巴马的核心圈子成员、前总统高级顾问戴维•阿克塞尔罗德(David Axelrod)对《纽约时报》表示，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面临应对一场经济危机和结束两场战争的艰难任务，如今，“他正在浏览一份长期存在的棘手问题清单，他将竭尽所能解决这些问题”。以自由现实主义、战略克制、巧实力为核心成分的“奥巴马主义”被证明并未死亡，奥巴马在其任期的最后两年依然可以成为受人称道的“外交政策总统”，即便他会在医疗改革、移民等问题上受到共和党所掌控国会的严重折磨。
在乌克兰危机难解和“伊斯兰国”问题持续升温的情况下，华盛顿与哈瓦那的关系解冻是奥巴马政府难得的外交政策亮点。1961年奥巴马出生那年，美国宣布中断与古巴的外交关系，施压其他拉美国家紧随其后，并对社会主义古巴实施了严苛的经济制裁。美国人曾傲慢地认为“不买蔗糖，就没有古巴”，古巴的资本家也拖家带口地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坐等卡斯特罗政权倒台。苏联不仅购买古巴蔗糖和向其输送石油，还准备在古进行军事部署，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时代最惊心动魄的时刻之一，美苏争斗差点将世界带入核战争。1982年开始，古巴被美国列在“恐怖主义支持国”的名单上，而讽刺的是，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遭到了美国策划或支持的多次暗杀。
长达几十年的经济制裁让古巴承受了多达1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但它并没有带来华盛顿希望看到的“政权更迭”，反倒让美国变得更加孤立。1992年以来，联合国大会多次投票表决，以压倒性多数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制裁，目前仅以色列和美国两国表示反对。
更重要的是，美国对古巴的敌意使其在拉美地区不受欢迎，缓和对古关系对于美国的大周边政策而言，确有“用活一子、撬动全局”之功。2012年，美洲国家峰会在哥伦比亚举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集体向奥巴马施压，要求美国放弃不合时宜且有损拉美地区整体发展的对古政策。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文化上，古巴都是连接美国和拉美地区的重要一环。没有古巴的参与，美洲就不可能成为实现全面和平与繁荣的大陆。
当然，古巴也需要与美国的关系缓和，解决其经济困难、打破受孤立状态、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是哈瓦那的主要动力。虽然劳尔•卡斯特罗在2008年执政后大力推进改革经济的多项政策，但古巴发展仍非常缓慢，据估计，该国2014年经济增长率仅有1.4％。欧盟、日本、中国等国的企业虽然有兴趣增加对古巴的投资，但他们也担心因此影响其与美国相关的经济活动，因此古巴吸引外资面临明显阻碍。更糟糕的是，古巴的能源保障问题越发严重，过去数年以优惠价格每天向古巴提供10万桶石油的委内瑞拉自身经济陷入严重困难，它从古巴进口的商品数量也在减少。
“政治现实主义”绝对是治国方略的至高美德，但它恰恰又是当今世界政治中所缺乏的。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精英总是习惯于将各种麻烦归咎于伊拉克、朝鲜、叙利亚等“无赖”政权以及古巴这类“坏国家”。但奥巴马选择面对现实，他承认，美国对古巴的制裁并没有达到它所想要达到的目标，“孤立不起作用，是时候采取新的方针了”，必须打破历史枷锁。
奥巴马对古巴的“接触”早在一年半以前就利用多种渠道逐步展开了。作为美国总统最核心的外交政策规划和协调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频繁向“希望之根”、“古巴现在”等古巴裔美国人组织征询政策建议，包括“任何可以提升古巴国内开放程度的行动”。总部设在迈阿密的“希望之根”(Roots of Hope)创建于2002年，拥有9000多名成员，主要是古巴裔美国大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士，其使命是与古巴建立民间联系，包括向古巴青年提供智能手机、组织演唱会、帮助谷歌等网络公司向古民众提供信息服务等。此外，美国还借助加拿大政府、梵蒂冈等与古巴进行低调的谈判。出生于阿根廷的天主教教皇方济各是一千多年来首位来自拉美地区的教皇，他为促进美古关系缓和发挥了独特作用，而古巴目前有六成以上的民众都是天主教教徒。
2013年11月，奥巴马在迈阿密表示美国对古政策需要“改进”。12月，奥巴马在参加南非前领导人曼德拉葬礼时与劳尔•卡斯特罗握手致意，向外界释放了明确信号。2014年3月，奥巴马访问梵蒂冈时与教皇探讨了美古和缓的更多细节。12月，奥巴马宣布对古巴政策调整的主要举措：将美国人每季度向古巴的汇款限额从500美元提高至2000美元；扩大赴古巴旅游的美国人数量；扩大对古巴私营公司出售建筑材料以及网络和农业设备等。
当然，与古巴全面恢复关系仍面临很多挑战，奥巴马不得不采取使用总统行政权力迂回前进的方式。不少国会议员坚决反对奥巴马向古巴伸出橄榄枝，2016年总统大选热门人物之一、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将这一决定称为“对暴君的又一次让步”；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梅内德斯(Robert Menendez)说，奥巴马“证明了古巴政府的残暴行为是正确的”。但近期民意调查显示，150万古巴裔美国人中的多数赞成奥巴马的倡议，特别是年轻一代。
美古关系的“解冻”表明“奥巴马主义”依然活着，奥巴马政府会不会在伊朗、朝鲜、巴以关系等同题上再谱新篇值得密切关注。美国虽然仍对自己的民主和价值观保持信心，但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并不成功的“国家建设”经历使美政策精英逐渐意识到，华盛顿缺少将自身民主体制强加于人的足够意愿和能力。况且，美国国内的两党缠斗不止、“政治功能失调”的问题远未改善，第113届国会是1947年以来最低效的，2015年世界或会受到新一轮债务上限危机的折腾。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言，美国政治中“民主体制”退化为“否决体制”的病症难以医治。
对世界政治多元性的理解，对外交对话与接触的强调，对善用各种关系网络实现政策目标的重视，是“奥巴马主义”不同于“布什主义”等以往美国大战略的特点。美国应看到，古巴希望其国家主权受到尊重，希望通过自主的改革来探索一套适合自己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正如劳尔•卡斯特罗所言，“我们应该学会在分歧中以文明的方式共存的艺术”。乌克兰危机等提醒人们，在柏林墙倒塌后的20多年，“冷战”并未真正结束，大国围绕物质利益和制度观念的较量实际上在回潮，全球地缘政治的大图景也随之进入新一轮变动时期。美古关系变化所折射的美国外交大战略的深刻调整值得我们持续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