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国际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中美恢复两国外交关系以来，冷战期间两国有过“亲密关系”的历史时期，冷战后也经历过诸多波折。不过，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大框架一直相对稳定，即美国希望通过接触政策，促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然后通过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引导中国发生转变，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美国可以接受的国家。然而，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大框架正在逐渐消退，中美之间的战略共识也逐渐松动。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内部逐渐形成了大致的战略共识，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s） ”，并谋求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
一、中美战略竞争时代到来
事实上，回顾美国十余年来的战略轨迹，有两个重要的趋势左右着中美关系演进的大方向。
趋势之一是中国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使得中美两国在实力差距上快速缩小，并由此导致两国在大战略上越来越趋于对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6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总量为 2.75 万亿美元，美国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 13.86 万亿美元；而到了2016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11.20 万亿美元，美国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8.62 万亿美元。 在十年间，中国迅速拉近了与美国经济力量的差距。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2006 年中国军费开支是926.52亿美元，美国同年的军费开支是6206.87亿美元；而到了2016 年，中国的军费开支上升至 2257.13 亿美元，同年美国的军费开支是 6062.22亿美元，两国之间的差距也显著缩小。如果仅仅对比这两个简单的指标，不难发现中美之间在实力对比上的快速变化，这种变化潜移默化影响着美国战略精英对外部威胁的判断。
更为关键的是，与力量的增长相匹配，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变得更加奋发有为。十八大以后，不管是在顶层设计上，还是在具体政策上，中国外交都进入到一个开拓进取的阶段。回顾这一阶段的中国外交，中国试图实现两个战略目标。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如何平衡周边与美国的关系，以从结构上理顺中国外交的战略重心问题。为此，2013 年 6 月 7 日至8 日，在美国安纳伯格庄园举行的会晤上，习近平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旨在构建两国关系的大框架，然而从过去五年中美两国的互动来看，美国并没有接受这一概念和框架。同年10 月
25 日，中央召开中国周边外交座谈会，突出周边在我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从战略执行的力度来看，期间受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推进程度受到一定限制。在第二个战略目标上，中国旨在解决区域和全球治理不足的难题。中国在2013 年相继提出了构建“一带一路”和筹建亚投行的倡议，旨在从功能上补足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的短板和不足，试图在区域经济治理方面提出一些新的思路，也意味着中国在秩序观上更加重视寻求影响力。中国在这两个方面的努力，西方学者和战略精英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它们将中国的行为定性为“强势”。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内近年来进行了对华政策大辩论，对过去几十年美国秉持的对华接触战略进行了反思，并基本形成了对华强硬的战略共识。尤其是在十九大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新时代的战略定位，对未来国家战略目标的设定，以及对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外交新理念的阐述，意味着中国正在从一个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美国战略精英对此深表忧虑，他们重新思考中美关系的再定位，并推动美国改变对华外交政策。
趋势之二是美国相继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反恐战争在美国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恐怖主义是美国的头号威胁，应对中国还不那么急迫。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仍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作战，因此获取战争胜利仍然非常急迫，但是中国力量的上升和外交的转变，迫使美国抽出更多精力来应对中国。2011 年前后，美国的亚太政策逐渐成型，其战略重心逐渐从中东转向亚太。在2012 年年初发布的《防务战略指南》中，奥巴马政府明确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总结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战略，美国在应对恐怖主义和中国时是两手都抓，但是越往后投入应对中国的精力更多一些。特朗普上台后，这一态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17 年 6 月 28 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在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演讲时指出：“我认为有两类威胁，这些问题组合威胁我们的生死攸关利益和安全。第一类是以新的方式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国家和修正主义大国；第二类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与跨国恐怖组织有关联的跨国威胁，这些跨国恐怖组织往往与国际性的有组织犯罪网络有重叠。”从其重要性来看，中国崛起的挑战已经超越了恐怖主义的威胁。
在这两个趋势的综合作用下，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出现了巨大变化。特朗普上台以后，尽管中美关系开局良好，两国领导人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在朝鲜核问题和经贸问题上对中国持续施压，并调整了对华政策。事实上，早在2017 年 1 月 26，随后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战略规划的高级主管，并牵头撰写特《国家安全战略》 的纳迪亚·沙德罗 （Nadia Schadlow）就撰文指出，战略竞争的时代已经到来，是时候将竞争文化注入到美国的外交和发展中去，以应对中国的挑战。沙德罗的这一观点，基本代表了美国战略界的共识，并逐渐推动特朗普政府调整美国的大战略，最新的《国家战略报告》 正体现了这一共识的延续。该报告认为当前的世界是一个竞争的世界，“中国和俄罗斯正在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并且尝试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为此，美国开始重新思考过去二十年以接触对手、将其纳入到国际制度和全球商业中，并将其转变为温和行为体和可信任伙伴的接触政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竞争性外交。随后发布的《国家防务战略报告摘要》 更是将美国的威胁归纳为中国和俄罗斯两个“修正主义国家”，朝鲜和伊朗两个“无赖国家”，以及恐怖主义。该报告认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长期战略竞争是国防部的第一重点。”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这意味着中美关系战略竞争的时代已经到来。
二、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图景
特朗普政府已经将中美关系的基调明确为战略竞争。那么，在战略竞争的时代，中美关系会呈现出何种图景呢？这首先要判定几个一般意义上的前提，以准确判断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向。
首先，随着中国实力日益接近美国，中美关系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在理论上，当崛起国实力接近霸权国时，二者的关系会持续紧张，并有可能走向冲突。在现实中，近年来的中美关系变化趋势同样表现的非常明显。对中国而言，不管是从大政方针，还是从社会舆论，奋发有为是当前的主旋律。《时代周刊》关于“中国赢了”的封面文章，也体现出美国社会普遍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获利更多、美国获利不够的认知。在美国国内，政府、智库和社会舆论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对华强硬也已经成为战略共识。当前，美国战略界还出现了一种声音，即过去十年中国和俄罗斯花费了数十亿美元，通过人文交流、各类文化活动、教育项目以及传媒和信息项目，在世界各地营造公共舆论及其认知，这种日益上升的集权主义影响力被称之为锐权力（sharp power）。在美国战略精英看来，中国的锐权力正在严重威胁着美国的软权力。目前来看，中美两国的行为都在客观上强化这种认知，目前并没有缓和的趋势。
其次，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不是线性的，也不能用线性思维来看待中美关系。也就是说，中美两国的力量消长不是线性的，中美两国的外交政策也不是线性的。中国当前处于相对弱势，更是不应该僵化自身战略思维。美国最新的《国家战略报告》 和 《国家防务报告摘要》 发布以后，国内学术界和媒体的一些分析家惊呼中美要重回冷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线性思维。中国应该意识到这种竞争带来的压力，但是也不能过度拔高、渲染，尽力避免实现自我的预言。毕竟，外交政策更多是一种选择，而非一种宿命。即便美国选择进行战略竞争，中国还是应该按照既有的战略设定，避免被美国拖入战略竞争的轨道中去。
再次，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不在两国的直接冲突，而在于第三方问题，甚至在两国关系之外。尽管当前中美关系整体下行，但是中国和美国都是大国，从两国在彼此外交关系中的地位和两国的行为模式来看，中美两国走向冲突的概率还是相对较低的。然而，近年来朝鲜核问题、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等第三方因素逐渐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当前中美关系中有可能会产生冲突的棘手议题，大多集中在这些议题上，在地缘上也分布在亚太地区。不难预测，随着中国力量日益上升和外交政策更加进取，美国将会扩大战略伙伴的范围，在更宏大的视野上来应对中国。美国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概念，就体现了这一诉求，同时反映了亚洲地缘政治变化的新局面。也就是说，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上，制衡中国的努力在地缘上已经跨越了亚太地区，在议题上更是比以往更加深入。根据历史上大国命运的启示，大国的危机往往发生在不被关注的边缘地带，而非权力中心。因此，在中美关系之外的地区和议题同样值得中国重视，谨防两国被牵连其中。
第四，经贸越来越难以作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在理论上，自由主义理论普遍认为，经贸关系是可以作为国家关系中的粘合剂和压舱石的。在中美建交以后，经贸关系一直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即使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面临诸多困难，有一些学者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稳步发展仍然可以避免规则层面的恶性竞争和对抗，抑制可能的脱钩苗头。然而，从目前特朗普的政策来看，经贸关系逐渐成为中美冲突和竞争的领域。中美经贸关系的内在矛盾在未来一段时间恐怕难以改变，我们需要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地位进行再评估。
根据以上四点，不难对中美关系的总体趋向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如果将时间因素考虑在内，中美关系在理论上会有四种截然不同的图景，即合作、竞争、对抗和冲突。在冷战期间，中美分别经历了冲突和对抗的时期。两国建交以后的近四十年，中美关系的大基调是合作的。然而，特朗普上台以后，中美关系的基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转变成为美国的首要威胁。那么，在战略竞争的时代，中美两国关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图景呢？如果将中美两国关系的议题进行拆解，当前中美之间有三种图景会同时存在。
第一，虽然特朗普政府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调定义为战略竞争，但是两国之间仍然存在大量可以合作的领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扩大、深化，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在人文交流、经济投资和贸易关系等领域，中美两国仍然存在着合作的巨大空间。正如董建华先生在美国中国总商会年度晚宴的致辞所指出的：“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关系，从学生到游客，从商业人士到专家学者，各行各业人员大量接触和交往编织起来的纽带，使两国社会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事实上，这些领域历史上一直在夯实中美两国友好的基础，当前中美两国急需找到解决美国国内对“锐权力”与“软权力”认知的路径。解决了这一问题，可以将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的基调逐渐条块化，进而拓展中美合作的空间。
第二，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也可以是良性竞争，但是要警惕在某些议题上不良竞争的后果。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设定为竞争对手本意并非与中国对抗，而是试图通过重拾战略竞争的文化，以获得对中国的战略优势。仔细阅读这份《国家战略报告》，在其论述中也提及到：“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敌对，也不是不可避免走向冲突，然而没有人能质疑我们捍卫利益的承诺。”2018 年 1 月29 日，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 （Elbridge Colby） 也阐述道：“这不是一个对抗的战略，它是一个承认竞争现实以我们能够维护利益与维持和平的战略。”作为较弱的一方，中国应该看到美国大战略调整背后的战略考量，在此基础上形成合理的应对策略。虽然无法阻止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意图，但是中国可以通过努力控制战略竞争的边界，并积极塑造一种良性竞争的文化。
第三，不排除在某些领域上存在中美两国走向对抗的可能，中国需要评估这些对抗将中美两国拖入冲突的风险。事实上，特朗普上台后，在一些朝鲜核问题、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持续对中国施压，这些议题已经成为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核心着力点。在朝鲜核问题上，美国一直在推进极限施压、战争准备和谈判三轨并行的策略，朝鲜半岛出现冲突与战争的风险不能忽视。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一直在试图将台湾作为重要的政治牌来打。从特朗普与蔡英文通电话，到特朗普政府首次对台军售，再到《2018 财年国防授权法》 和众议院最近通过的 《台湾旅行法》，美国国会为美台高层交流打开了通道，这将激化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在南海问题上，尽管在政治上各方有所缓和，但是“军事化”的力度一直在增强，尤其是美国，增强了在南海的军事部署和行动，提高了军事因素和军事手段的地位。因此，在特定的时间和环境中，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有可能会经受考验。
三、中国如何应对与美国的战略竞争
在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并试图通过战略竞争重新取得美国的优势时，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态势？由于中美关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必须在宏观的大战略层面和微观的外交行为层面同时着手，在大格局上稳住局势，在具体领域上精耕细作，以保证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的轨道上。
首先，要适当调整中国自身的外交行为方式，积极塑造中美两国良性竞争的文化。特朗普政府要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这从另一个方面肯定了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毕竟中国已非四十年前的中国，要拥有战略信心。不过必须看到的是，中国仍处于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在对美外交政策上还是要与中国的国家实力相匹配，这要求中国做到以下方面：第一，在奋发有为的时期，中国更应该要韬光养晦，避免锋芒毕露。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十九大报告树立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且指出中国拓展了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现代化路径，这被美国的战略精英解读为中美之间可能会出现模式之争，也是中国被冠之以“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的原因。对此，应该引起中国的足够重视，并极力避免战略冒进。回顾历史，美国早在1894 年就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然而它真正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中央却是在1945年以后，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战略滞后于实力是比较稳健的选择。第二，大国需阳谋，中国应该调整外交行为方式，树立中国气派。缓和中美两国的竞争态势，这不仅取决于两国利益的契合度和价值观的共识度，还取决于彼此的行为模式和对威胁的判断。中国在宏观大战略和微观外交行为中选择阳谋是明智的选择，毕竟，在逐渐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之时，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前所未有的扩展，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文化差异巨大，在出现利益碰撞的时候，美国政府和人民的适应和调整需要一个的过程。为此，中国应该学会克制，在与美国打交道时考虑到对方的舒适度。第三，在彼此顾忌的核心议题上互相尊重，建立战略信心。当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举措冲击其主导地位非常忧虑，因此以加强军备应对中国军事现代化，以“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概念来应对“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应该与美国进行战略沟通，使之在这些问题上对中国形成信任，以明确两国的战略边界，塑造良性竞争的文化。
其次，中国应该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特朗普上台以后，坚持美国优先的外交理念，重视双边关系而非多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承诺与关注。特朗普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使得它们担忧双边关系，并且有可能调低对美国的预期。在这种背景下，这些国家试图规避风险，有一些国家选择两面下注，寻求提升与中国的关系，这是中国的重大历史机遇。中国应该抓住机会，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第一，夯实柬埔寨、泰国、缅甸和巴基斯坦等既有与对华有好国家的双边关系，使之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基石。第二，改善与越南、印度和新加坡等对中国具有防范意识和存在利益冲突的国家的双边关系，这有助于缓和中美关系下行时的冲击。第三，改善与美国亚太盟友的关系，最大程度上扩大对中国友好的国家数量。
再次，处理好与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国家的关系。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将朝鲜和伊朗冠之以“无赖国家”，这四个国家都被美国视为外部威胁。如果仔细思考，美国的大战略规划与在具体外交议题上的战略是存在内在矛盾的。在美国的大战略设计中，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都是其外部威胁，然而美国在朝鲜核问题却要求中国配合美国，试图迫使中国制裁朝鲜。一旦中美竞争烈度增加，那么美国解决朝鲜核问题的难度将上升。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时代，中国需要重新统筹大战略：一方面，中国应该积极强化中俄关系，以应对美国的战略压力。另一方面，中国需要重新思考朝鲜和伊朗在中国战略格局中的位置，重新评估一旦美国解决了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后的地缘政治后果，以有备无患。
对中国而言，要积极调适对美外交政策，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这对于改善自身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