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价值诉求，而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自身思想变革的重要环节。该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片面发展和价值贬值的多重表现和内在根源，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包括人的价值、人的需要、人的解放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正是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价值诉求出发，马克思揭示了扬弃人的自我异化的人学主旨，即超越人的工具理性、从人的片面发展向全面发展的人学价值。而在当代中国，这也正是理解和汲取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人学价值的意义所在，即增强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自觉性，尊重劳动与劳动者以及创造劳动者价值实现的生产劳动与生活环境，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奠定坚实的人学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异化劳动/人的需要/人学价值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自诞生到现在已经170年了。这部《手稿》完成于1844年8月，是一部政治经济学研究笔记，而在当时，马克思本人没有将其正式出版。在它被尘封了80多年被世人知晓后，西方学者惊呼发现了另一个马克思即“人道主义的马克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理论界曾一度掀起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讨论中，《手稿》所阐述的异化劳动理论成为论战双方的重要理论资源。而在当代西方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哲学思潮中，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又成为重要的支援背景。由此看来，《手稿》被广泛而持久地关注不是偶然的，其重要原因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社会的价值批判所达到的理论高度是马克思之后西方各种社会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尽管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具有阶段性甚至还有非科学的思想成分，但是瑕不掩瑜，因为它是近代以来解剖资本主义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的许多“反常”现象重要的基本工具——这就是《手稿》的魅力和价值所在。而在当代中国，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人学价值，不只是一个澄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精髓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在人学基础层面上的实践问题。

一、异化劳动理论揭示的“反常”现象：人的价值贬值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并不是从纯粹抽象的人出发，而是从现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出发。在异化劳动理论中，马克思强调人的劳动的价值，这里的人主要指的是工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工厂工人。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①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完全说成是抽象的人本主义理论是不恰当的。马克思通过反思异化劳动中的“反常”现象，说明了异化劳动中工人价值的贬值、甚至丧失，并进而揭示了“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的矛盾关系。

第一个“反常”现象是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工人价值被生产产品奴役的程度就越深。从应然的角度讲，马克思认为，工人劳动越多，其价值就应该越大，而其所得就应该越多。但是，实际情况却是相反的。马克思指出，“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②工人劳动的价值离不开劳动的现实化即劳动的对象化，具体而言，工人劳动的价值是通过产生产品来体现的。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的现实化却“反常”地表现为非现实化：“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种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的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自身的东西就越少。”③然而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这一反常现象是正常现象，没有对所谓“正常现象”的反思，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形成和发展。所以说，马克思对资本社会的科学分析始终蕴涵着特定的价值立场，也就是说，特定的价值立场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根红线。

第二个“反常”现象是异化劳动中人的“劳动价值”的丧失。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在本质上是人的内在需要，但在异化劳动状态下，劳动却成为对人的一种外在压迫力量，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④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应该是工人的自主、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人的本质规定，一旦丧失了自主、自由、自觉的属性，劳动的真正价值就会丧失，劳动就会变成异化劳动。只有自主、自由、自觉的劳动才能使人的价值得以实现，而异己性的劳动只会使人的价值贬值，劳动者自然毫无光荣可言，尊重劳动、尊重劳动群众自然就无从谈起。生产劳动在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尊重劳动、尊重群众的基本依据。尊重劳动是尊重群众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鄙视劳动、贪图安逸、沉迷享乐的人不可能做到尊重群众。

第三个“反常”现象是异化劳动中人的价值的类本质丧失。在马克思看来，人不是孤立的存在物，人的存在是类存在，个体是人类中的一员，人的生活是类生活的体现。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生活本身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⑤在这里，马克思阐述了异化劳动状态下，人的活动丧失了自主、自由、自觉的特性，而活动的自主、自由、自觉是“人类价值”的核心，奴役同人的价值的类本质是相对立的。同时，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异化劳动状态下，由于“人类价值”的丧失，人又“重回动物界”，或者说又重新动物化，其表现就是人类处于弱肉强食的状态。

第四个“反常”现象就是异化劳动中“和谐价值”的丧失。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由于上述三种“反常”现象的存在，人与人之间完全变成手段和工具关系，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工人与工人、工人同非工人之间都处于相对立的状态。在这种普遍对立的状态下，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就很难建立，客观上造成了“和谐价值”的丧失。“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⑥马克思看到了异化劳动状态下，不和谐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如果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的关系，那么他对这一对象所以发生这种关系就在于有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的主人。在这种情况下，人与外部世界(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世界)的关系不和谐，人的内部世界(即人的内心世界)也是不和谐的，人在生产和生活中总是处于矛盾和纠结状态。

上述四种“反常”现象是劳动异化的基本表现，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对人、特别是对工人的异己性。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还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总“阀门”即需要的异己性。需要是人的本质属性和价值体现，而在异化状态下，由于需要的无限扩大，致使它成为人的一种异己的统治力量。

二、需要无限扩大的后果：使人成为“非人”

需要的实现方式和满足程度，是衡量人的价值的重要尺度。在异化劳动状态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被片面性所取代，需要则成为压制人的异己力量，它导致了人的价值的异化。而“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何等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在私有制范围内，这一切却具有相反的意义。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压制人的异己本质的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个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⑦“压制人的异己本质的王国”的扩大，导致工人作为人越来越贫穷，他为了占有敌对的本质越来越需要货币，而他的货币的力量恰恰同产品数量成反比，也就是说，他的贫穷随着货币的权力的增加而日益增长。这样，货币的数量越来越成为它的唯一强有力的属性；正像货币把任何本质都归结为它的抽象一样，货币也在它自身的运动中把自身归结为数量的本质，无限制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使人成为非人的、过分精致的、非自然的和臆想出来的欲望的机敏的和总是精打细算的奴隶。马克思指出，私有制的理想主义“不过是幻想、奇想、怪想；没有一个宦官不是下贱地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力图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麻痹了的享乐能力，以骗取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更下贱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的按基督教教义说来应该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⑧而“每一个产品都是人们想用来诱骗他人的本质，他的货币的诱饵；每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把苍蝇诱向粘竿的弱点；对社会的、人的本质的普遍剥削，正像人的每一个缺陷一样，是同天国联结的一个纽带，是使僧侣能够接近人的心的途径；每一个急难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摆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来接近自己的邻人”⑨并且向他实施“敲诈”。所以，对货币的需要是一种普遍的需要，在《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了这种需要的颠倒性质，他认为，货币是个性的普遍颠倒，货币是作为这种颠倒黑白的力量出现的，“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谁能买到勇气，谁就是勇敢的，即使他是胆小鬼。因为货币所交换的不是特定的性质，不是特定的事物或特定的人的本质力量，而是人的、自然的整个对象世界，所以，从货币持有者的观点看来，货币能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他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或对象相交换，货币能使冰炭化为胶漆，能迫使仇敌互相亲吻。”⑩这样，资本对人的意义主要在于不断激起人的病态欲望，从而导致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精致化，同时也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粗糙化。

对于工人来说，他们不仅失去了人的需要，甚至失去了动物的需要。马克思指出，关于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增长如何造成需要的丧失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丧失这一问题，国民经济学家和资本家是这样论证的：第一，他们把工人的需要归结为维持最必需的、最可怜的肉体生活，并把工人的活动归结为最抽象的机械运动；于是他们说，人无论在活动方面还是在享受方面再没有别的需要了；因为他甚至把这样的生活都宣布为人的生活和人的存在。第二，他们把尽可能贫乏的生活(生存)当作计算的标准，而且是普遍的标准——说普遍的标准，是因为它适用于大多数人。国民经济学家把工人变成了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正像他们把工人的活动变成抽去一切活动的纯粹抽象一样。所以，工人的任何奢侈在他们看来都是不可饶恕的，而一切超出最抽象的需要的东西——无论是消极的享受或积极的活动表现——在他看来都是奢侈。因此，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科学，而实际上它甚至要人们把对新鲜空气或身体运动的需要都节省下来。这门关于“勤劳”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禁欲主义的科学，而它的真正理想是禁欲的但进行重利盘剥的吝啬鬼和禁欲的但进行生产的奴隶。所以，马克思讽刺说，“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克制。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上剧院、舞会和餐馆，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就越能积攒，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盗的宝藏，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大；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你的生命越少，你的财产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11)然而对于财富的拥有者来说，需要的异化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仅仅供享乐的、不活动的和挥霍的财富的规定在于：享受这种财富的人，一方面，仅仅作为短暂的、恣意放纵的个人而行动，并且把别人的奴隶劳动、人的血汗看作自己的贪欲的虏获物，因而把人本身——因而也把他本身——看作毫无价值的牺牲品。而且，对人的蔑视，部分地表现为对那可以维持成百人生活的东西的恣意挥霍，部分地表现为一种卑鄙的幻想，即仿佛他的无节制的挥霍浪费和放纵无度的非生产性消费决定着别人的劳动，从而决定着别人的生存；他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仅仅看作自己放纵的欲望、古怪的癖好和离奇的念头的实现。

异化使人的价值丧失，它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多重矛盾之中。在1856年4月14日，马克思被邀请作为伦敦的外国流亡革命人士的正式代表，出席为纪念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创刊四周年而举行的宴会。在这个宴会上，马克思作了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的演说。马克思没有因欧洲革命处于低潮而丧失对未来的信心，他指出了现代资本社会异化的普遍性，指出了人类走出异化的现实道路。马克思指出，有一件可以作为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这个“可怕情景”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12)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多重矛盾，包括机器与人、财富与贫困、科学与道德、人与自然、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深刻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说明，克服异化是人类的一项艰巨任务，其基本路径是对私有财产即私有制的扬弃，而人类的希望就蕴含在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实践中。

三、异化劳动理论的价值诉求：扬弃异化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既然异化使人的价值丧失，那么应该如何找回人的价值呢？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13)马克思提出，扬弃私有财产，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彻底解放的前提。而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意味着人的需要和享受失去了利己主义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劳动异化，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也就是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价值诉求，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自身思想变革的重要环节，它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片面发展和人的价值贬值的多种表现和内在根源，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本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参照。

异化劳动理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对劳动和劳动者的价值关怀，它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克服异化，人才会变成真正“富有的人”。所谓真正“富有的人”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即全面发展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同时，真正“富有的人”还是真正独立的人、真正创造的人。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存在物。但是，如果我不仅靠别人维持我的生活，而且别人还创造了我的生活，别人还是我的生活的泉源，那么，我就完全靠别人的恩典为生；如果我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创造，那么，我的生活就必定在我之外有这样一个根源。所以，创造是一个很难从人民意识中排除的观念。”(14)所以，克服异化的实质在于实现人的解放。从更为具体的意义上说，人的解放主要是劳动的解放即劳动者的解放。在异化状态下，劳动者实际上处于非人的状态，很多时候这劳动者不感觉到自己是人，而“那些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就像繁殖出来的奴隶或马匹一样，完全成了他们主人的附属品。世袭的主人就是这个社会的一切。这个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它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它本身所感触到的那个样子。他们认为自己就是他们所知道的那个样子。他们骑在那些只知道做主人的‘忠臣良民，并随时准备效劳’而不知道别的使命的政治动物的脖子上。”(15)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就是为我们揭示了“这个世界”对人的压迫即“非人”世界的状况，并指出了建立人的世界的实践指向。马克思从来没有向“这个世界”屈服，他对“这个世界”的批判是“改变世界”的重要因素。我们常常指望能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实际上这种指望本身是非常错误的，沿着他批判世界的方向不断探索前进就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16)倘若丧失这种“无情”的批判精神，激进的革命者也会变得保守与自闭。因而，马克思从人学角度揭示了共产主义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7)马克思认为，解决这些矛盾意味着历史之谜的解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同时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即使在今天，人类依然被“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所困扰。这就是历史的“狡狯”，悲观主义者永远都不能看清历史的真相，在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面前，他们要么惊慌失措，要么随波逐流。因而，一些庸俗的思想家在这个残酷事实面前停下了脚步，他们认为世界只能如此，这种“普遍存在”，就是“永恒存在”，要改变这种存在是徒劳的，这就是历史的终结点。在这些思想家看来，一切面向未来的理论主张都是“乌托邦”。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不把“现存”当做永恒的东西，他们不断揭示历史前景与现实运动的内在关系，不断用历史辩证法同形而上学进行斗争；他们认为，人类是在不断超越“现存”的历史运动中得以不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强加给人的奴役都是可以超越的，没有这一点，就谈不上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只有当“生产劳动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18)的时候，生产劳动才能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所以，马克思指出，劳动异化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暂时现象，它的产生往往源于“资本的限制”，而消除“资本的限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资本的限制”主要表现为：生产力、一般财富、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异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己贫困的条件。马克思认为，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结果就是：“生产力或一般财富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消灭，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做某种神圣的界限。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19)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现实性，即人的全面性实质上是人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其中，现实关系的全面性是基础和前提。因此，我们不能将实现的人的全面发展抽象化，更不能将它当做一个口号，要将促进生产力发展、变革生产关系、实现人的现实关系的全面性统一起来，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四、结语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价值诉求，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内容。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在客观上使个人的生产活动、经济关系、社会生活中的交往关系也随之改变和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者已经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因为这种发展状况的改善是片面的，仍然没有脱离人是物的附属物、人是物的工具这一畸形的发展特征。这样，根本改变“物统治人”的状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为一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目标和实践指向。因此，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0)。而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首先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一切着眼于劳动者的价值实现，要使劳动者有尊严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恩格斯指出，无论在何种社会都不能没有生产者阶级，它是各种社会的必要阶级：“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农奴代替了奴隶，而他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所谓自由，是摆脱了奴隶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了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因此，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21)因此，如果一个社会对劳动阶级的认识不能提高到这样的境界，就不会在全社会真正确立劳动光荣的价值观念，也就不可能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自觉地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到实处。因而在当下中国，只有坚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不断提高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生命质量和发展层次，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奠定坚实的人学基础；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必须根本否定任何宣扬颓废、宣扬劳动受资本、金钱统治具有“天然合理性”和“历史永恒性”的哲学。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4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2-13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3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0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页。

(20)《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