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商业史研究
美国的商业史研究源自20世纪初期，与那个时期的特殊政治环境紧密相关。商业组织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农场主与非农企业家之间的冲突，是19世纪美国的重要特征。在19世纪80年代，大型私人交通和通信公司的出现，改变了冲突的焦点，大公司成为农业和类似的非农商业组织的敌人，二者之间矛盾非常尖锐。大公司的批评者内部也存在分歧，因此他们很难形成一致的意见，大多数的反垄断和反托拉斯政治提议也以失败告终，但是在他们的努力下，阻止托拉斯的产生成为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期间美国公共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世纪之交，大规模的兼并活动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型工业企业，加剧了人们对经济未来和个人机会的担忧。这种因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激烈的政治辩论，为商业史的出现提供了动力。
到20世纪初期，关于大公司和公司管理者的历史作品，成为攻击大企业的强力武器。埃达•塔贝尔(Ida Tarbell)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1904)和古斯塔夫斯•迈尔斯(Gustavus Myers)的《美国豪门巨富史》(History of the Great American Fortunes, 1909)是这个时期最著名的揭露丑闻式的商业史著作。这类历史作品旨在激发大众兴趣，发动他们支持反对大公司的政治活动，因而其历史书写方式带有鲜明的政治特征和意图。
美国的学术型商业史虽然也反映出20世纪初的政治环境，但是有着不同的渊源。其动力之一是严格基于史料的美国职业史学的兴起。大部分的职业史家都关注公共政策问题，并强烈认同大公司的批评者，因此“进步主义史学”一词出现了，并在学术型历史书写中获得了支配性的政治影响力。但是，无论历史学家具有何种政治或意识形态倾向，他们普遍反对将历史研究作为宣传工具，认为历史学术著作应该基于材料，而且应尽可能地全面和客观。职业性的历史学者开始写作公司和企业的历史，这些作品丝毫不逊色于研究政治机构的历史著作和最好的政治传记。
1927年，哈佛大学商学院聘任诺曼•斯科特•布里恩•格拉斯(Norman Scott Brien Gras)为商业史教授，并授权他建立一个实用性的学术研究机构，这是美国学术型商业研究兴起的第二个动力。格拉斯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他并未意识到哈佛商学院与塔贝尔和迈尔斯所攻击的大富商之间的联系。格拉斯关注的焦点是公司的实际运行方式。格拉斯以及他所召集起来的一批学者所从事的商业史研究工作是谨慎、细致、非盈利和描述性的。这些研究普遍是从上层管理者的角度来描述个体公司的演变，考察的时间段经常超过一个世纪。格拉斯等学者研究对象是那些将企业的记录保存在哈佛商学院的公司，其中绝大多数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制造业公司，这些公司普遍规模不大，但大多具有长期的成功史。此类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包括创业、市场发展、新产品开发、企业管理者与经营者的代际转移，以及如何处理管理者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遇到的诸多挑战和难题。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为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企业提供了一种新的、更平衡的见解。哈佛商学院的研究表明，这些企业家大多保守、勤劳、具有共同体意识，他们致力于获取和保持市场，对抗竞争者和在困难中生存下来。当然，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和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不在这批企业家之列。与黑幕揭发者所描绘的情况非常不同，这些企业家的世界几乎是静止的。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大萧条的开始，大公司的问题再次凸显，立即为商业史研究带来了更为持久的遗产。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出现的有争议的商业史作品，无论是持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立场，很多都基于前一代商业史家的揭露黑幕式的解释。在这些商业史著作中，华尔街和大公司始终是被攻击的靶子;小商业公司(包括农场主)再次成为受害者，尽管对受害者身份的描述不像之前的商业史著作那样频繁和显著;在这个大规模失业的时代中，个人——尤其是工业工人——所受的伤害更具感染力。尽管如此，这类著作大多具有明显的旧式商业史的风格。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的《强盗大亨》(The Robber Barons, 1934)一书可谓是塔贝尔和迈尔斯式商业史著作的回潮，只不过融合了部分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因素。此书重新讲述了洛克菲勒、卡内基、摩根等19世纪的商业大亨的故事，将他们描述为中世纪的非法之徒。约瑟夫森像政治小册子一样描述善恶冲突，这种叙事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强盗大亨”一词以及其所暗示的非法性、无社会责任感和不道德，将会主导整整一代商业史家对19世纪的大公司起源的解释。
由于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的缘故，约瑟夫森的著作并未像很多大众商业史著作那样迅速被湮没。作为20世纪30年代最多产、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内文斯撰写了大量关于重要企业家生平的传记，包括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他的洛克菲勒传记在1940年出版，副标题为“美国企业的英雄时代”。此书尽管只是对企业家及其所处时代的通常描述，但旨在反驳约瑟夫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书事实上起到了让约瑟夫森的著作合法化的效果。虽然内文斯不遗余力地反对强盗大亨这一标签，但是他似乎赞同约瑟夫森的研究路径。他也认为，衡量企业成就的依据是公司高管的个人行为和社会责任感，而非企业的组织和运行。在接下来的数年中，题为“强盗大亨：圣人还是罪人?”的专著、文章和稿件风行一时。这些作者都有意无意地认为，商业史家的任务是对大公司以及大公司领导者的行为和道德进行评判。
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这种商业史研究视野的局限性激发了一股谨慎的修正主义思潮。哈佛大学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所建立的企业史研究中心所推出的一系列作品，堪称这种修正主义思潮的典范。人们一般将以阿瑟•H•科尔(Arthur H. Cole)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称为商业史研究中的哈佛学派。这批学者对于格拉斯式的商业史研究中的貌似无目的经验论和肤浅的强盗大亨之争非常不满，试图超越商业史的研究的传统边界。科尔与哈佛企业史研究中心的其他学者，以及一批受他影响的研究生，从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中汲取了很多灵感。因此，他们试图将企业家精神，而非公司或部分个体，作为商业史研究的思想基础。从很多方面来看，他们的尝试都是失败的。尽管哈佛企业史研究中心所资助的研究大多颇受好评，很多研究者也成为杰出的学者，但是“企业家的历史”(entrepreneurial history)并未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商业史研究的主题太过模糊，难以引发广泛的兴趣，而且也无法像此前的研究那样将商业史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此后数年中，企业家历史逐渐成为理论经济学的附属物，而商业史也发生了重要转型，具有了新的、更具说服力的研究重点。
现代商业史研究
美国商业史研究的现代时期始于20世纪50年代，与当时出现的两个新情况紧密相关，其一是普遍性的，另一个则是特殊的。普遍性的新情况是二战之后的政治经济环境。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不同阶级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缓和，出现了一个新的、更积极的看待大公司的视角——它们被视为财富和社会和谐的贡献者。特殊的新情况是指美国商业史研究中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学者：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在战前的政治环境中，钱德勒拥有难以形容的影响力。他重新定义了商业史研究的性质，并为那些对大公司在西方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大公司的出现所创造出的大环境感兴趣的人提供了研究起点。
钱德勒的主要著作包括《亨利•瓦卢姆•普尔：商业编辑、分析家与改革者》(Henry Varum Poor: Business Editor, Analyst and Reformer, 1956)、《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Strategy and Structure: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 1962)、《皮埃尔S•杜邦与现代公司的造就》(Pierre S. Dupont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orporation, 1971)、《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1977)、《规模与范围:工业企业的原动力》(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 1990)。
在麻省理工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商学院(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接替了格拉斯的教授职位)任教期间，钱德勒成功地挑战了美国商业史研究的两大范式：格拉斯的遗产和强盗大亨传统。更重要的是，钱德勒令人信服地重新阐释了大公司的作用：它们是19世纪美国社会中的经济和技术力量的反应。在他看来，约瑟夫森、内文斯以及他们的很多模仿者在研究商业史时，所提出的问题完全是错误的。这些研究者所强调的是更为主观的“对错与否”问题，而非“发生了什么?”这种更为基本的问题。钱德勒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观点：事件本身会讲话，每个公司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研究具有明显的解释性和修正主义色彩，很快就成为有关19世纪美国经济的各种解释的出发点。
虽然钱德勒的研究大多是关于组织革新和管理者作用的，但是他的研究起点却是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所发挥的中心作用。钱德勒指出，在19世纪中期之前，由于交通和通讯技术不够发达，大企业的运营成本很高，所以家庭拥有和运营的小公司非常盛行。蒸汽和电力技术的出现，为更大的公司和更为复杂的分配体系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善，反过来又激发了生产方面的技术革命革新，创造了新一代的大规模、机械化的工厂。
钱德勒同时又认为技术限制了大公司的扩张。他认为，只有当公司发展到一定的经济规模(足以降低整体生产成本)和范围(可以利用一套生产体系来生产多样的产品或服务)时，多功能的企业才具有意义。在其他行业中，传统的小企业仍然可以生存，而大企业一般却失败了。因此，钱德勒对进步主义史学的一般推论——美国经济被强大的华尔街和一小撮富豪所垄断——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最后，钱德勒解释了大公司如何通过资助研发部门，为工厂和分配网络生产相关产品，以及如何用新技术取代衰落中的技术来维持发展。
在其最有名的一本书中，钱德勒利用这样一个标题来概括自己的观点：看得见的手。他认为，在现代技术可以使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范围的国家中，经济活动的调节者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是管理者的看得见的手。这种经济调节的核心机制是各个商业部门——尤其是生产部门与分配部门——之间的纵向联合。大公司的崛起不仅意味着通过合并使公司的规模变大(比如财产、销售额、雇员数量等)，更重要的是公司功能的增加。制造业为这种理论提供了经典案例。在这个行业中，少部分企业利用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善，来引入改进过的生产方法，以及企业内部的分配和销售活动，这使得曾长期占据行业优势的单一功能的企业完全落后了。
在过去35年的时间内，钱德勒的上述带有确凿证据的观点不断出现在各种论文和专著之中，给美国和海外的商业史研究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的研究对英国、德国和日本的商业史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钱德勒的研究像他本人一样影响巨大，但是这些研究还是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
钱德勒非常关注对个人和个人的行为，这是他作为历史学家的长处所在，但他实际上忽视了个性这一使个体变得与众不同和可以理解的重要因素。他明确反对新古典经济学者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但是他的解释中充斥着的只有各种人名。在钱德勒的描述中，顶级管理者的特征是受教育程度高、思路清晰、理性决断。就他既有的研究而言，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即便在这种等级的大公司中，个性也进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与其他学者相比，可能商业史家更应该考察人的性格和怪癖的重要性。
如果说钱德勒对公司的顶级和中层管理者的个性不够关注，那么他对处于公司等级底层的雇员的关注度则为零。人们的传统思维认为，冷漠的员工关系会导致低效。但是事实却截然相反：美国的大公司之所以能在世纪之交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公司在规模变大的同时，效率也在提升。钱德勒从组织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但对于密切参与到生产过程中的人在此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则没有考虑。
钱德勒对工人的忽视并未引发其追随者的关注，但是他对政府和公共政策的忽略则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在钱德勒的研究中，技术是经济变化的主要动力，而技术革新则是个人和公司的创造力的产物。这表明钱德勒所关注的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美国工业。在其他时间段，政府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在农业、交通、银行、通讯、能源等受到政府管制的行业中，公共政策是各种行业变革——包括技术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些行业中，也存在着无数大大小小的企业。从宏观经济的层面来看，财政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对公司的政策决定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欧洲和日本，政府对公司还有其他层面的影响：国家是经济管理者以及投资基金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管理者，有时还是公司的直接运营者。
总之，钱德勒几乎凭一己之力改变了美国商业研究的性质。强盗大亨之争早已过时，没有人再期待通过公司的历史或商业传记来概括美国或欧洲的商业体系。在界定什么是重要问题以及什么问题值得研究方面，其他的历史领域之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像钱德勒这样具有如此重要影响力的学者。当然，有些因素限制了钱德勒的影响力，比如他对劳工和公共政策的忽视给商业史研究留下了重要的空白。
商业史：扩展中的研究领域
虽然钱德勒学派统治了美国商业史研究二十多年之久，但是他们的研究只是这一时期众多高品质商业史作品中的一小部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一个学科，商业史的研究重点在变窄的同时，其研究范围却在扩张。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时间段和主题都已被纳入商业史研究之中。
尽管钱德勒学派强调公司内部和企业之间的活动模式，而非企业本身的历史，但是单独的企业史研究仍然非常盛行。很多企业史的研究者都是专业历史家，其目的主要是纪念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创建制度性记忆，抑或是向雇员或公众传播企业文化。大多数这样的企业史研究都聚焦于上层管理人员的行为、企业的特殊产品和服务的发展，以及主要的外部事件。这些研究的着眼点大多非常独特，很少关注某个行业、某种功能性活动或全国商业体系的变化。在小企业的研究方面，这种特征体现得尤为明显。当然也有例外，在研究铁路、航空公司等其一些定义明确的行业的历史时，情况就有所不同。企业史研究千差万别，每项研究都取决于公司在规模和产品，公司记录的获取难度，以及公司管理在从事项目时的接受能力。
虽然大部分商业史家都只关注大企业，但仍有少数非常重要的学者在考察小企业在大企业时代的作用。这些研究表明，很多小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拥有持续的活力，小企业与大企业有着天然的不同，而且很多富人一直都是小企业的拥有者，而非钱德勒所研究的大企业中的顶级和中层管理者。在行业中存在一些拥有重要的大额市场的成功小企业，对它们的研究表明，小生产者非常独特。如商业史家曼塞尔•布莱克福德(Mansel Blackford)所言，“小企业可以通过开辟市场利基(market niches)和发展新的生产思路来维持独立，并成功地与更大的企业共存”。在1900年之后，美国政府经常帮助小企业创造和维持市场利基。比如，对家族企业、单位银行和独立营销商而言，政府的支持对它们在各自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其他情况下，经济特许权等新的经济关系，也能使小公司利用大企业的发展获得利益。总之，上述所有研究都有一个潜在的主题：小企业对大企业的适应。
商业史研究中的其他重要趋势则反映出同时代的商业发展。其中一个趋势是研究技术在商业发展和商业行为方面的作用，包括对公司的研发实验室和技术革新的非公司资源的研究。当然，这种研究也带有钱德勒学派的印记。
对20世纪的跨国公司的行为的研究，也是商业史研究的一种新趋势。这与钱德勒的著作，以及同时期的商业发展密切先关。截止到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一直都是欧洲资本流入到美国的交通和矿业企业的情况，以及美国在海外，尤其是在拉丁美洲的投资情况。米拉•威尔金斯(Mira Wilkins)关于直接投资的研究的问世，以及美国公众对“全球”商业活动的关注度的增长，使得商业史家的兴趣得到极大的扩展。他们的研究课题从适合定量分析的海外投资扩展到更宽泛的领域，这对商业史的发展非常有利。笔者正在从事的两个研究课题就属于这类研究趋势，它们分别是高等商业教育的国际差异，科学管理理念在欧洲、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传播。
到目前为止，商业史研究中最流行的课题是考察政府在商业决策中的作用，因为这个课题涉及商业史研究中的众多分支学科。商业史与政策史(尤其是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融合，是最有前途的新研究方向。埃利斯•霍利(Ellis Hawley)、托马斯•麦克劳(Thomas McCraw)等顶尖学者的研究表明，商业决策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往往复杂多变，难以解释。进步主义史家认为，当经济利益集团与人民发动冲突时，政府是人民的代理人，这种解释是最具误导性的。但是还有更好的研究路径吗?在研究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方面，尽管相关的研究在持续增加，但并未出现钱德勒这样的学者。
最后，劳资关系和人力资源政策研究也越来越受关注，因为工会工人数量的下降，使得与正式联盟组织、集体商议、游行等传统题目无关或间接相关的劳工问题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杜邦、通用汽车、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等大企业在人际网络、劳资关系和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创新更多，鲜有例外。这些公司试图通过削减监管者的权力、创立养老金和保险等非工资收入，来减少人事变动。有些公司还尝试给员工提供可以接受的发声出口。大企业所需的大量文员则成为女性的领域。近来的一些研究考察了这些女性文员的经历。虽然一贯反对联邦，他们却从不参与攻击性的公开活动及其他非法或有争议的行动。钢铁工人是明显的例外，他们在其他领域中也很落后。20世纪的大部分劳工骚动都发生在煤炭开采、服装、纺织行业，这些行业被单一功能的小企业所占据。
此外，其他一些同时代的问题将对未来的商业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美国的大公司遭到批评，因为它们跟不上竞争(尤其是海外竞争)的步伐。去中心化的结构原本被钱德勒视为大公司成功的关键，如今却导致了成本高昂的怠惰。在很多情况下，为了改善短期的财务业绩，中层管理者其实被排除在外。这种趋势到底是一种与20世纪60年代的企业合并潮类似的短视时尚，还是很多大众作家所谓的商业革命的反转?如果大众作家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这个转变过程是何时开始的?其对商业及商业史研究又将产生什么影响?
上述的这些推断无法掩盖一个事实：以大公司和企业集团为研究对象、以组织建设和技术创新为研究重点、以至上而下为研究视角的研究范式，在很长的时间内仍将主导美国的商业史研究。尽管政治因素会受到更多关注，跨国公司研究及不同国家的商业行为比较研究将更为流行，但是大企业仍将是美国商业史研究的重点所在。钱德勒在20世纪50年代所开启的商业史研究范式，以及超越了催生这一范式的具体环境，并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商业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
文章来源：Daniel Nelson, The History of Business in America, OAH Magazine of History, Vol. 11, No. 1, 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