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全球新闻媒体都在高度关注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担忧中国能否保持改革势头，实现向以国内消费和服务业为基础的新增长模式转型。然而在中国内部，各方面依然对经济长期发展轨迹报以极高的信心。虽然中国领导人已对经济增速放缓产生警觉，但他们仍然致力于确保“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实施。这种情况在2016年将持续下去。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战略后，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步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成为当今世界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已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领导人们很清楚，还需付出许多努力，才能使习主席所说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现实。为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必须更高效地利用国内外市场与资源，并且在国际舞台上承担更多的责任，施加更大的影响力。

无可否认，当前的国际秩序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在二战后，建立这种国际秩序是合理的，但如今全球实力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世界期望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实际上中国的作为已经符合这种期许——就需要让中国在国际决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事实证明，将国际社会关于中国角色的共识转化为行动是极为困难的。在2009年的G20峰会上，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增加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投票权，达成了协议。但该协议次年未能通过美国国会，因而也没能付诸实施。

事实上，尽管美国反复呼吁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却似乎一直在极具针对性地限制中国的影响力——甚至进逼到了中国所处的地区。这便是奥巴马“转向亚洲”战略背后的主要动机。此外，美国联合十多个亚太国家，发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唯独把中国排除在外。TPP虽是贸易协定，但其目的似乎在于维护美国的战略主导地位，保卫其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

总之，中国于理于利，都须靠自己去争取国际影响力。这便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良好契机。

所谓大道至简，习近平从古代丝绸之路商贸交流网络中得到启发，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乃至非洲连接起来，最终通往欧洲。通过建设“一带一路”沿线亟需的公路、铁路、港口、资源管线等基础设施，中国希望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适合当领头羊，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由国内基建项目的大规模投资所推动的，中国在该领域积累了丰富而先进的经验，并且拥有庞大的建材行业。此外，中国目前坐拥3.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该数字未来还有可能继续增长——这意味着大型基建项目能够获得充裕的资金。

为实现丝绸之路雄心，中国牵头提出了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并已向其投入了部分外汇储备。随着全世界五大洲57个国家的加入——其中包括英法德等美国最亲密盟友，它们不顾美国的反对投入中国怀抱——亚投行是第一个专门响应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需求的倡议。

这些投资的回报将是巨大的。二战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能够抓住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战略机遇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20~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踏上这条路，成为发达国家垂涎的新兴市场，并在内部为高附加值产业的生根发芽开辟了空间。

由于工资上涨消除了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低收入国家——例如那些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人均GDP不足中国一半的国家——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当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这些国家便能更好地从中国吸纳劳动密集型产业。

这种吸纳过程的规模极为庞大。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日本开始向海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时，其制造业就业人数为970万人。八十年代，当“亚洲四小龙”经济体（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经历同样过程时，它们制造业劳动力总数达530万人。相比之下，中国的制造业雇佣了1.25亿工人，其中8500万工作于低技术含量的岗位上。这种规模的转移，足以让新丝绸之路沿线所有发展中经济体同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就在世界还在为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以及股价、汇率双双下调感到忧虑的同时，中国已经开始加紧推动“一带一路”这项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倡议。除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前所未有的机会，“一带一路”还将帮助中国更好地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强化自身经济实力，继续担当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