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亚投行是中国主动适应“新常态”与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一次经济外交大胆探索。它承载着保障“一带一路”愿景实施、促进亚洲迈向“命运共同体”、改革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贯彻中国周边外交新方略的重大历史使命，并蕴含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与中国元素。在阶段性胜利的基础上，它的后继筹建工作仍然要处理好与现行主流国际金融体系的关系、制定良好与平衡的内部治理结构、保证规范透明的运行与高水平运营标准等一系列挑战。
【关键词】 亚投行 经济外交战略 中国经济
新背景、新环境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在稳定外需的同时亟待开拓内需；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中的多元化趋势增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变革国际经济秩序
在国内层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并有持续放缓的可能。由于发达国家总体上复苏乏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波动明显、大宗商品和国际金融市场潜在风险加大，中国经济在稳定外需的同时亟待开拓内需以保持稳定增长。但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下滑、制造业萎缩、居民收入趋降、消费疲软使扩大内需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经济处在通货紧缩的边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坚持采用新的思路与方法应对经济的下行压力：一是保增长与调结构相结合，以去过剩产能化与去杠杆化为工作重心加速产业升级转型和控制债务与金融风险（尤其是地方公共债务）；二是总量、全面调控与区间、定向与微刺激调控相结合，创新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与措施，掌握力度与节奏，有的放矢，保证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有效支撑；三是从创造政策红利更多转向创新制度红利，通过实施一揽子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图放松政府行政管制、降低行业准入门槛、构建各具特色的自贸试验区等新型区域发展平台、激发市场主体创新与大众创业活力。中国还决心通过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发展战略以及构建以高质量贸易投资规则为核心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经济增长。
在国际层面，随着新兴经济体力量的崛起壮大，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中的多元化与民主化趋势进一步增强，G20已经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机制，金砖五国集团作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强烈要求变革国际经济秩序。但是，二战后所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与现实不符及不公正的制度并未得到根本纠正，这在亚太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美国试图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抓手打造21世纪国际贸易与投资的“黄金规则”，与其和欧盟进行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遥相呼应，主导未来全球的商业规则。与此同时，中国力推以东盟作为“功能性中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促进东北亚经贸一体化进程，并在APEC框架内提出建立亚太自贸区（FTAAP）的宏伟构想。多种路径与方案之间的竞合关系反映了大国与集团对亚洲地区的高度重视与争夺。它既是当今全球商业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也是最不稳定和充满挑战的地区，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在领海、岛礁、资源开发上摩擦与争端不断，关系明显恶化，亚洲作为一个整体也尚未形成完善的安全体系来缓解这些挑战所带来的威胁。
新思维、新战略
建立亚投行是中国在外交、经济、金融领域的一次历史性尝试。中国希冀通过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相辅相成，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实现与各国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在新的国内外背景与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外交需要新的理念与战略适应“新常态”，应对国际格局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在政策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形成了针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新思维与新战略思考，并为当代国际关系注入了鲜明的中国元素。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不断得到丰富，中国以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核心，相继提出了中国梦、正确义利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亲诚惠容”周边外交、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亚太梦、亚洲安全观等一系列具有特色的大国外交概念与倡议。中国致力于与全球主要国家建立“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伙伴关系。中国还充分发挥会议外交、主场外交、经贸外交、金融外交、公共外交、二轨外交、人文外交等丰富、灵活和有效的手段主动出击，营造“强势外交”，体现了中国在外交事务上日臻成熟与老练。
在中国的外交工作中，周边外交一直是重点，并通过其辐射影响全球。201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这是中央新的领导集体执政后在外交领域的首次大型会议，可见中国对周边外交的高度重视。亚投行无疑就是这一经济外交的产物。在区域层面，它将为中国实施的“一带一路”计划中的跨国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为中国在APEC合作中倡导的加强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提供制度保障，为亚信会议、上合组织、中国-东盟“10+1”、亚洲合作对话、亚欧会议、中阿合作论坛、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等多边合作机制增添实质内容，为实现中国所构想的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从而成为亚洲经济合作与一体化体系的重要新支柱之一。在国际层面，亚投行将与中国倡导成立的新发展银行（又称金砖银行）、上合组织银行等多家新型国际金融机构形成互补，从而构成与现行由美欧日主导的世界银行、IMF、亚洲开发银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平行的由新兴市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亚投行将成为中国在世界各地争取朋友和商业优势的一个关键支柱。
建立亚投行是中国在外交、经济、金融领域的一次历史性尝试，在目前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果”。中国紧紧抓住亚洲诸国发展落后的瓶颈性问题——基础设施不足且资金匮乏。根据有关国际组织估算，从现在到2020年期间，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7300-10000亿美元，而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远远不能满足这个需求。亚投行汇集利用亚洲丰裕的储蓄资源与域外资金为这些国家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受惠国何乐而不为？中国希冀通过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相辅相成，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实现与各国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此外，中国以往主要是通过双边政策性贷款协议在其他国家寻求资源、市场与建立战略联盟，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治不稳定、自然资源价格剧烈波动、商业信用低等原因使中国的金融贷款承受着巨大的风险，近期委内瑞拉、阿根廷、厄瓜多尔、乌克兰、津巴布韦等国出现的贷款违约事件就是典型例证，因此，中国通过建立亚投行实现更加规范化、透明化与机制化的商业运作能够有效地分散风险，并提高投资收益。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倡导建立亚投行可以充分展现“软实力”，通过释放一种“亲诚惠容”的温和的经济外交策略去平衡与周边国家在领土争端和海洋资源纠纷中体现出的“硬实力”，从而实现既定的“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精神理念。
亚投行的建立既包含上述与时俱进的中国动机，又蕴含着具有当代时空背景的中国特色。首先，亚投行将中国周边地区与国内区域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在中国构建全方位对外合作格局中，加快中西部开发、化解区域不平衡、开拓新的经济增长极。其次，亚投行将为中国产业升级优化、消化产能过剩、资本存量调整创造有利条件。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将为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石化、船舶等企业打开海外市场。中国的贸易结构也随之将从以消费品出口为主逐步转向以资本品出口为主。中国政府近日强调在对外贸易与投资合作的基础上增加国际产能合作是一个新的值得注意的动向。再次，亚投行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平台载体。亚投行发放贷款可以使用人民币作为主要货币，其他国家可通过亚投行担保等方式发行人民币债券，亚投行还可以使中国以多边金融机构的形式开展人民币资本输出和主权财富投资。这将迅速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地位。第四，亚投行的商业行为将与中国一贯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不干预内政方针保持一致，不附带西方常见的价值标准改造要求，并与意识形态脱钩。最后，亚投行将有效地将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与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有机联系起来，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网络。
新问题、新挑战
亚投行要处理好与现行主流国际金融体系的关系；要协调兼顾成员国之间的利益，保障弱小成员的利益；要保证规范透明的运行与高水平的运营标准；要注重效率和创新，避免官僚主义和腐败
亚投行的“高开”是个好兆头，但接下来仍有许多艰辛的挑战性工作，其命运也依然充满着不确定因素。中国首次主导性地建立国际金融组织，通过建立与运行亚投行为中国未来在更大范围与更高层级上引领国际治理改革提供难得的“学习曲线”效应。
亚投行要处理好与现行主流国际金融体系的关系。总的来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是当代国际经济体制的受益者，尽管中国支持对国际经济秩序与体系进行改革，但也无意推翻或者重新设立一个新的体系。这个观点由中国的领导人或高官在不同场合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过。中国一方面积极参与推动世界银行与IMF的治理结构改革，另一方面构建包括金砖银行和亚投行在内的新兴金融体系，这两者并不相悖，后者的“边际扩张”可以对前者形成有益的补充与良性竞争关系。已经有许多人士批评美国不应敌视亚投行，阻挠其盟友加入，或冷眼旁观。中国也应努力与现有的国际金融组织加强在亚投行的合作，毕竟这些机构掌握着丰富的资金、人才与经验。
亚投行要制定好明晰、良好和平衡的内部治理结构。亚投行的下一步工作将确定章程、总股本及初始股本缴纳额度与时间、董事会席位国、股权与投票权的分配、行长及副行长人选、总部及分支机构的地点、业务范围、决策程序等具体内容。这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在中国的协调下如何兼顾成员国之间的利益。要保障弱小成员的民主诉求与利益。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国可能还要主动稀释自己的股份。中国既要展示资金与权力的“硬实力”，更要彰显在复杂局面下组织、协调、说服、领导的驾驭能力，以及高瞻远瞩、为公利他的道德感召力，这也是中国在亚投行内“软实力”的体现。
亚投行要保证规范透明的运行与高水平的运营标准。针对美日对亚投行管理机制以及贷款融资的审查基准等缺乏透明性和是否充分考虑投资的环境标准、劳动标准及其他社会责任的质疑，中国在亚投行的制度设计与业务运行中就更应通过高质量的标准、流程与业绩给予它们有力的反驳。在这方面，亚投行需要借鉴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和商业金融机构的成熟与丰富经验，招纳业内国际化精英人士，并注重和善于与工商界、民众、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有效沟通。
亚投行要注重效率和创新，避免官僚主义和腐败。亚投行的核心理念将是精干、廉洁、绿色，对腐败实行零容忍，并致力于促进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亚投行应竭力避免在其他国际机构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信、大数据、智能技术等现代手段，通过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与组织创新提高决策与运营效率，开展与其他专业机构（如招投标、环评、法律、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的服务外包与战略合作。在融资方式上，亚投行要在传统的吸纳股本和银团信贷方式的基础上，扩展国际债券融资，并更有效地吸收主权财富基金和各类民间资本，以及与国别基础设施类基金（如中国政府设立的“丝路基金”）开展合作。
（作者为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王维嘉：《亚投行面临的五大挑战》，《金融时报》中文网，2015年3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