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笔者拜访萧树铁先生时拍的照片

2015年12月11日中午在外面跑步时，纷繁的思绪在脑海里时隐时现。不知为何好几次想起原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主任萧树铁教授。回到办公室，这思念又涌上心头，于是信手在Google上搜索萧先生。让我不敢相信看到的竟是清华大学关于萧先生仙逝的讣告而且今天是其遗体告别仪式。悲哀震惊之余，过去和先生的交往在脑海里活跃起来。先生的容貌仿佛就在眼前，先生的教诲如同昨日。

记得第一次和先生接触是1983年的春天，在系里问了先生一个关于格林函数对称的问题。时萧先生已从北大回清华近二年了。清华将刚过五十的萧先生从北大调来，用意是非常深的。1927年创建的清华数学系，到1952年院系调整，在这短短的二十五年里，其成就可以说是真正的灿烂辉煌。不用提世界级的数学大师华罗庚和陈省身教授在清华任教，熊庆来、江泽涵、 段学复、许宝禄、庄圻泰、闵嗣鹤也是一时之选，更难得的是新秀备涌如徐利治、程民德、吴新谋、万哲先、冯康、周毓麟。然1952年的院系调整，给清华数学系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之后又是反右和文革十年。1981年从北大回清华的萧先生，年富力强，学术上在清华无人可出其右。更重要的是重建数学系这一重任，因时系主任赵访熊先生已七十多了，萧先生无疑是最理想的人选。

第二次和先生交往是1984年3月24日我的硕士论文答辩。时我入校刚一年半，与我同期入校的同学有相当多的才开始论文的工作。让我非常高兴的是先生亲自任答辩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董金柱教授，中国科学院王联研究员，北京大学黄文灶教授，以及我的导师秦公（秦元勋教授）和蒲富全教授为委员。答辩完后，先生宣布我通过答辩，向我祝贺，并代表清华向秦公特别致以谢意。事后黄文灶教授对我说，系主任亲任答辩委员会主任，说明很重视啊。

1984年的秋季，留校工作的我开始了我的第一份教学工作——给大学一年级微积分课作助教。清华当时教这门课的老师不下十人，自然为此课作助教的同仁也有十人之多。出乎意料的是，系主任萧树铁教授也是助教其一。记得他是给吴洁华老师作助教。助教的工作是改学生的作业及考卷，教习题课和答疑。仿佛是要给我们这些年青人的头上戴个"紧箍咒"似的，系里当时要求助教必须听主讲老师的课。"工作"是容易接受和完成的，心理上也有人家也是多年的媳妇才熬成婆的理解和平衡。但让我们去听别人讲的微积分课，特别是讲的毫无新意的课，这不满的情绪实在难以控制。然敢怒却不敢言的我们也只好每堂大课都去，反正总是坐最后一排，看别的书。主讲老师知道自然是不满，有向系里反映的，有向我们语重心长地讲述"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大义的，还有对我们动之以情讲教课可以挣多少钱的。然而让我们心服口服的是先生自己每堂大课都听，虽然他也是坐在最后一排，却从不看别的书或干别的事。这真是天下的奇迹！第一，名誉华夏的数学家给工科一年级的微积分课作助教-教习题课和改作业，这恐怕是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例子？第二，日理万机的系主任，一个星期至少四个小时，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听别人给工科的学生讲微积分，我更相信这是中外教育史上唯一的。听一次不难，难的是听一个学期！微妙的是，先生对我们从未提出过要听每一堂课，而且不能在后面看别的书的要求。说起看别的书一事，却让我想起在清华工作的那二年里，不止一次在系的大会上看到先生在看别的书，这真是见了鬼！诚然我也想在这"政治学习"的会上读我愿意看的书，然为稻粱谋，我还不敢这样猖狂地"自绝于领导"。1985年的春季，系里安排我给先生做助教，课程是数学专业的常微分方程。一反系里常规，先生告诉我根本不用去听他讲的课。记忆特别深刻的还有，在几乎每人一辆自行车的清华，先生却不骑车。但先生走路却是惊人地快，好几次我推着车小跑才能和先生并行谈事。

当时国门正慢慢打开，残酷的历史和现状使得海外世界对我们年青人来说实在太诱惑了。系里每一个年青教师都一心奔海外。这对系里来说实在是头痛，大部分领导和老师对此多少是有些看法的。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像他们年青的时候一样，一心扑在教学上。至于出国一事，学校有名额而且挑上你时，当然是件光荣的事，而且这样也就可以了。然而在我们看来，时不我待，等"党的光辉"照到心坎上实在是一个漫长而且痛苦的过程。于是大家真正地抛弃了一切枷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这过程中，先生对年青人的理解和支持是非常可贵的，而且以他系主任的身份也是难为的。以先生的声望，地位，和为人，当时找先生写推荐信的人很多。更让人感动的是先生为其中的一些人的成绩单签名。这在当时是要担些风险的。如果你是学校公派，你尽可以将自己翻译的，自己制成的表格，自己打印出来的"成绩单"请学校盖章，系主任签字。但当你自己办此事时（"自费公派"或"自费自派"），学校的办事人员可以以种种理由不给你办或者让你腿跑瘸了再办。先生很是同情大家，我多次听说他为许多人的成绩单签字。古人言滴水之恩当涌泉以报，时清华和我前后出来的人，在海外也都生活近三十年了。有多少人还记得当时先生为他们的成绩单签字，给他们写推荐信？

86年来到海外后，我再一次见到先生是2001年。回到阔别15年的故土，感慨良多，最让人震惊的莫过于环境的恶化和学界的浮躁。时官方的口号是在清华建校100年之际（2011年）将清华建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学。真正是指日可待。然这"大跃进"式的口号，让走在可爱的校园里的我忍俊不禁，于是斗胆问先生如何看此口号。先生听完我的问题，笑我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他解释说，中央想投资教育事业，于是让大家提出些想法和目标，而且目标和时间也不能太模糊和遥远。清华一直是中国的第一流大学，于是只好再上一个台阶，让中央给清华的钱有个说法，而且方便地把建校一百年定为到达的时间。此口号为的是分中央的钱，而且要拿大头。至于口号的目标如何达到，什么时候达到，没有人拿它们太当回事。先生这一解说让我顿时明白了这其中的奥妙和学校的难处；当然这也证实了我的直觉，象先生这样大智若愚的学者是清醒的，诚实的，然而也是无奈的。当先生要我谈谈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时，我告知自己在无雪的季节周日每天跑10公里，有雪的季节天天滑雪，更有几乎一日不听莫扎特有如一日不见太阳之感。先生说不知你这么喜欢音乐，莫扎特的确很好，然贝多芬的热情奔放有时实在让人受不了。在快要告别时，我问先生能不能让我拍一张照片留念，先生说当然可以并很善意的问我的相机有无自拍的功能。更让我极为感动的是，当我向先生告别说"学生今后还会来看望您"，先生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你不是我的学生，因为我没教过你。你是我的同事。欢迎你今后再来，更希望你也为学校做些工作"。此言真正让我汗颜，扪心自问，我有何德何能！

记得当时在清华时，有几次听先生评说时下的"魏晋名士"。85年先生在清华组织主持了国际微分方程大会，我和系里几位年青教师为大会跑腿服务。时西德，比利时，加拿大，美国许多学者都参加了，在中国先生请了著名学者冯康，秦元勋（秦公），吴新谋教授。我向先生提出是不是应该请时一代新秀北大的Z君，先生看着我直摇头说，如果Z君也请的话，北京城里有一公共汽车的人可请！同年夏天我向先生提出想到外地去听W君的讲座，先生道此君声名狼藉，有什么可听的！对我们年青人，先生倒是极为客气，最多只是恨铁不成钢地说XXX真是饭桶！而且语气也是长者的。

2008年自己的恩师秦公，秦元勋教授在美国仙逝。悲感交集的我以心香之诚提笔写了《千风万雨都过尽，依旧东南第一山》长文一篇呈在秦公的灵前，也算是人世间师生的这场情谊。后来将此文以及怀念董金柱教授一文寄给先生过目。学生原应不打扰先生的休息和安宁，但念及先生和秦公与董先生的交往，特别是他和董先生在清华是同学，对他们的为人处事，比学生更为了解；而学生自量在这浊文底下，尚还有学生的一片真情，这才将这些文章寄给先生。先生读完我的文章后，告诉我想起了《诗经·黍离》一诗。"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学生愚钝，不敢猜想先生的感慨是什么。学生在清华的四年，从师秦公，蒲先生，萧先生，和董先生。在相当的意义上，学生是将您们作为理想化的人看待，并作为自己精神的支柱的。这些在文中自然有很多流露。2009年回清华拜访先生时，先生亲切地提到他和秦公在1980年参加由华老（华罗庚教授）领队的中国数学家代表团访美期间和秦公的交流了解。

后世谈得最多的应是先生对重建清华数学系的贡献。从1984年到1995年这十一年期间，他以数学系系主任的身份，对系的重建和发展有巨大的贡献和影响。我在系里工作的那两年，可以看到先生的思路：一是积极培养系内中青年教师，二是引进优秀人才。1985年，学校告知系里有1~3个访问学者的名额，先生让苏宁，安连俊，和我去体检及联系海外接受单位。此举当时在系里引起不少议论，不少人认为访问学者的机会应该给中老年教师；更有甚者指责先生任人唯亲，因为我们三人和先生全是微分方程教研组的。先生的打算是让我们年青人出去看看世界，但时间不要太长，然后尽快回来为系里工作。在当时国家，学校，及社会对我们一心想到海外求学和深造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时，先生对我们大力支持和鼓励是遭受了不少议论或许批评的。学生日后不止一次对先生当时在系里给我们这些年青人的支持表示过诚挚的感激和谢意。

至于重建清华数学系的成就，此事相当复杂，而且以学生的身份是不应该对此作任何评价的。以先生的学术修养和眼光，以先生的领导才能和人格魅力，先生也许对世事和其结果是有一定的遗憾和无奈的。在八十年代北大校长丁石孙教授曾言若北大十年不出费尔兹奖获得者就是北大的失败。当时对此很不理解。及涉世稍深，方知丁校长的结论是至理之言。人才的分布是均衡的，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有天才少年。但这些天才少年日后是否能成为栋梁，因素却是很多的。清华作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一直是"聚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圣地，其结果至少在院系调整以前，是有目共睹的。文革结束已近四十年了，四十年的大学教育检讨众说纷揉。不必争论的是，中国今日的成就就是这几十年教育的直接结果。然而大家仿佛还希望更多，"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就是很好的一例。清华知名校友资中筠先生更是直言现在的教育是"聚天下英才而毁之"，真正痛心疾首！问题是在多年应试教育下成长的孩子，有多少在跨入清华门坎时还可称之为"英才"？

随文附上这张2001年我拜访先生时拍的照片。清华同学，同事，和室友K君看了这张照片，很有感慨，给我来邮道："Look at his face, his hair, what he wears, the sofa he was sitting, the standing lamp on his back, the surrounding, I'm sure you have a similar feeling of mine."是的，余生也晚，如果说王国维先生不忍看到中华文化的没落而自去的话（见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那么陈寅恪先生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实在是中华文化的最后一首挽歌。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极度贫瘠和荒唐的年代，自然是不可能产生科学和文化的大师的。萧先生他代表了他们这一代"已渐次埋藏了破碎的梦，受伤的心，和被损害的才华"（舒婷《悼》）的人的最后的智慧和尊严。1987年在美国访问的中国数学家，萧先生的好友钟家庆教授在纽约心脏病突发去世，在纽约追悼会上，我清华同事杨君禁不住为钟先生痛哭。哭的是在他们这一代刚刚看到世界，而且世界也刚看到他们时，钟先生就走了。萧先生清华的同学，公认的才子殷涌泉教授更是命运坎坷。他们这一代人，最富有创造力的年华都被荒唐时代毁之一尽，更不堪回首的是人格的扭曲，"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

在那个没有大师的时代，萧先生以自己的良知为清华为青年日夜操劳，真正是"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对先生的教诲，学生虽不能"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但至少一直心存感激。在先生仙逝的今日，回想往事，感慨不已。三十多年前先生对学生错爱有加，学生时常铭记在心，不敢有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