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斯图亚特•霍尔面对文化研究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被日益学科化、职业化和“口技化”的现状，提出要重视文化研究的政治担当和形成史这一严肃论题。他承认文化研究有许多历史和传统，但强调文化研究是在20世纪50年代特殊的理论背景(经典马克思主义欧洲中心论及其有关经济基础对文化结构有决定性影响这一观点开始瓦解)中产生的。他认为文化研究一直是在各种中断和干扰中建构起来的，但强调文化研究中有一些稳定的思想追求：(1)始终努力以葛兰西式的思想方法，来理解那些适用于特定的、有密切关联的政治或历史情境的“情势知识”(conjunctural knowledge)；(2)始终意识到构建文化的语言和话语再现结构直接受制于社会权力，需要接受批判性分析和行动主义的双重检验；(3)坚持用“有机知识分子”这一角色对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进行政治身份的反思和定位，同时提出在地化和介入性等吁求。
【关 键 词】现代性/现代人/谱系/审美之维
这次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作为实践的文化研究进行自我反思的机会。我们要反思它的体制定位，反思莉迪亚•柯萃(Lidia Curti)曾经强烈提醒过我们的一点：文化研究的实践者(即批判性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s)兼有边缘性和中心性这两重特征。这必然涉及对文化研究这个研究规划本身进行反思和干预的问题。
我文章标题是“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这表明我要对过去进行回顾，要通过回头一瞥的方式来考查和思考文化研究的现在和未来。似乎在这里有必要对档案进行一些系谱学的和考古学的研究。但现在档案问题对我来说非常困难，因为一旦提及文化研究，我有时感觉好像一幅有活人扮演的静态场景(tableau vivant)和一个往昔的幽灵重新复活起来，自称获得了一种起源的权威性。文化研究难道不是形成于我首次遇到雷蒙•威廉斯的那个时候？或者形成于我与理查德•霍加特交换眼神进行交流的那个瞬间？在那个时刻，文化研究诞生了；它完全是从头脑中发育成熟的！我是想讨论过去，但决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讨论。我不想以一种父权制的方式来讨论英国文化研究(对我来说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相当别扭的所指)，不想作为文化研究的良心监护者，而希望监督你退回到你想知晓的那种与事实相符的情境当中。换言之，我想把自己从人们带给我的很多表述(代表)责任(burdens of representation)中解脱出来，这些负担至少包括三类：人们期待我应该在理论和批判等问题上为全体黑人辩护，期待我有时候不仅要为英国政治而且要为文化研究发声。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黑人的责任，我愿意此刻让自己从这种责任中解脱出来。
矛盾的是，这意味着要以自传的方式说话。自传通常被认为能够抓住真实的权威性。但是为了不具有权威性，我不得不用自传的方式说话。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自己在文化研究中所采用的一些遗产和环节(moments)，并不是因为这是真理或者是唯一谈论历史的方式。我自己之前已经以其他方式谈过了；我随后想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谈它。但是在这个时刻和情势之下，我想采取一个与文化研究的“宏大叙事”相关的立场，目的就是要对作为实践的文化研究、对我们的体制位置(institutional position)和文化研究的规划提供一些反思。我想通过参阅一些理论遗产或理论环节来完成这件事，但却打算通过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来进行。这不是对于文化研究中不同的理论立场的成就或效用所作的评论(评论是为其他一些场合准备的)。这是一次尝试，要讨论的是文化研究中的某几个理论环节——在我看来，这些环节曾经从某个立场确立了讨论理论政治之一般性问题的方向。
文化研究是一种福柯意义上的话语型构(discursive formation)。它并没有单纯的源头，尽管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见证了它最初以这种方式命名自身的某些时刻。据我个人的经验，促成文化研究得以生成的许多研究，其实早已在其他人的著作中出现了。雷蒙•威廉斯在他所写《文化研究的未来》(1986年)一文当中已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把文化研究的源头追溯至早期的成人教育运动。他指出，“一个规划项目和一种创制构型(formation)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明确的”，因为它们是“实现……也是描绘能量和导向的一种共通倾向的不同方式”(1989年)。文化研究有多重话语；有许多不同的历史故事。它是一整套的构型；有它自己经历的各种不同的形势和契机。它包括许多不同的工作。我想强调这一点！它始终是一套不稳定的构型。它是打引号的“中心”，只在我突然想描述的某个时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存在。它有许多的发展轨迹；很多人经由它获得了且正在获得各种不同的轨迹；它由众多不同的方法论和理论立场构成，所有这些方法论和立场都处在争论状态。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理论工作，更确切地说可称之为理论噪音。其间伴随着大量的不和、争吵、情绪性的焦虑和愤怒的沉默。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文化研究不是一个受管辖的(policed)学科领域？是不是人们只要自认为自身或将自身定位在文化研究的规划和实践当中，就可以随便想干嘛就干嘛？我对这种提法也不满意。尽管文化研究作为一个规划项目是无限制的和开放的，但它并不是那种简单的多元主义。是的，它拒绝成为任何一种主导话语(master discourse)或元话语(meta-discourse)。是的，作为一个规划项目它永远向那些未知的、那些还不能命名的领域敞开大门。但是，它确实有某些进行连接的意图；它确实与它所做的选择有某些关联。它决定着文化研究是这种还是那种样态。它不能只是随便选择在一种特定旗帜下开展的所有研究。它是一项严肃的事业或规划，而且它嵌入到了那种有时被称之为文化研究的“政治”层面。并不是说文化研究当中原来就内嵌了一种政治。但是在文化研究中有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在我认为和期待的某种意义上，未必就适用于其他许多非常重要的学术和批评实践。这种东西在此处显示出如下两种趋向——拒绝封闭和管制这一领域与决定在其中突出并证明某些立场——之间的张力。这种以对话方式通往理论的张力，正是我在此文论述过程中以一些不同的方式试图去证明的。我不相信知识是封闭的，但我相信如果没有我所说的“这种随机的闭合”(the arbitrary closure)、没有霍米•巴巴(Homi Bhabha)所说的作为随机闭合的社会行动(social agency)，政治是不可能存在的。也就是说，我并不相信会有这样一种实践，它的目标只是为了在世界上制造差异，却没有它必须明确阐明的某些非常重要的差异点或区别点。它是一个关于各种关系结构定位(positionalities)的问题。的确，这些关系结构的定位决不可能终结，也决不是绝对的。它们不能原封不动地从这个形势转移到另一种形势当中；它们不能靠停留在同一个地点来完成这种定位。我试图追溯到文化研究中的那个“阐明立场”的时刻，追溯到各种立场开始产生重要意义的那些时刻。
借用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的术语，这是一个展开文化研究“世俗性”(worldliness)问题的方式。我不会详述世俗性这一比喻所包含的各种世俗性的涵意，而是要论述文化研究的世俗性。我要详细论述它的“卑俗性”(dirtiness)：符号游戏的卑俗性，如果我能那样叙述的话。我试图重返文化研究这个项目规划，从意义、文本性和理论的洁净氛围走向处于其底下的卑俗之物。这将涉及对文化研究的一些关键的理论转向和环节的艰难考察。
我首先要解构的一条思路与一种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看法相关，这种看法通常用如下的事实——它在某个时刻变成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实践——来辨别英国文化的特点。这种将文化研究指定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思路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如何考虑那个时刻的文化研究呢？我们谈论的是哪个时刻？就那些理论遗产、轨迹和后续效应来说，马克思主义到底对文化研究还有哪些可以继续产生的意义呢？谈论那段历史的方式可以有若干种，让我提醒你一下，我不是将此当作唯一的故事。但我想用一种我认为可能有些让大家感觉惊异的方式来谈论文化研究。
我是从新左派进行文化研究的，而新左派通常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一种烦扰，一种危险，而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为什么？这与理论问题本身或孤立的理论问题毫不相关。而与我自己(以及它自身)在一个历史时刻的政治结构有关，这个历史时刻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非常类似——让我感到很震惊的是很少有人提及这一点，即某种马克思主义正处在瓦解的时刻。事实上，最早的英国新左派出现于整个历史/政治事业出现解体的1956年。在这层意义上我退回到马克思主义：可以说，迎战苏联开进布达佩斯的坦克。这样说当然不是意味着，那时候我本人以及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项理论规划而提出的诸多问题的深刻影响。这些问题包括：资本所具有的权力、全球覆盖和创造历史的能力；阶级问题；权力和剥削之间的复杂关系，权力是一个更容易在文化话语而不是在剥削话语中得到确立的术语；关于一种普遍理论的问题，这种理论能够以一种批判性的方式，把对生活、政治与理论、理论与实践、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等各种不同领域展开的批判性反思连接在一起；批判性知识(critical knowledge)这个观念以及批判性知识的生产作为一种实践的观念。这些重要的、核心的问题，就是人们所指的那些非常接近马克思主义范围的、致力于或违背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影响或试图发展它的各种研究。
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先在的时刻，好像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可以在其间实现理论上相互完美的契合。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暂时有这种说法)就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后者涉及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重大缺陷、彻底沉默和重大回避，即马克思还没有讨论过或者好像还不明白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是我们优先思考的对象，比如文化、意识形态、语言和符号象征的问题。相反，这些早已普遍存在的问题，已经将马克思主义禁锢为一种思想方式和一种带有批判性实践的活动，使它具有了正统和教条的色彩，具有了决定论、还原论、永恒历史规律和元叙述(metanarrative)地位等特征。也就是说，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首先应该被理解是与一个问题，而不是与一种理论，甚至不是与一个问题域(problematic)的接触和博弈。它的最初发展，源于对某种还原论和经济主义——在我看来它们不是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而是与生俱来的——的批判；源于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争论，而篡改过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试图运用这一模式去思考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
文化研究被定位在一场与虚假意识问题所进行的必然的、长期的、以那时为止还无法穷尽的争论当中。就我个人来说，它需要与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欧洲中心论进行一场还不完善的争论。我想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一点。这不仅仅事关马克思碰巧在哪里出生和他所讨论的对象问题，而且事关那种居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成熟部分之核心位置的模式，后者暗示资本主义是从自身内部的转变之中有机地进化而来的。由于我来自一个周身带有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社会，而这些外观是被征服和殖民化所强加的，这只是一种理论的而不是世俗的批判。我并不因马克思的出生地而归咎他；我质疑这种围绕这个模式(欧洲中心论)而接合起来的理论。
我想提出一种有关理论工作的不同的比喻：搏斗的比喻，与天使进行较量的比喻。值得拥有的理论是你不得不竭力击退(fight off)的理论，而不是你可以非常流畅地言说的理论。我随后会对文化研究在今天显示出的这种令人惊异的理论流畅性(theoretical fluency)进行讨论。我自己对于理论的体会——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与天使进行较量，一个你可以切实地按你喜欢的方式来理解的比喻。我还记得自己与阿尔都塞较量的情形。我记得在《读〈资本论〉》中看到的“理论实践”这个观念，以及“我在这本书里已经达到了它本身应该达到的程度”这种思想。我觉得，我决不会接受这种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的误读和超级结构主义的(super-structuralist)误译，除非他能够征服我，能够从思想上战胜我。他必须能走到我跟前并说服我。我与他决战到底，直至死亡。1977年我就马克思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写了一篇长而散乱的文章，试图突出马克思认识论中的结构主义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差异，就是这次长久交战的冰山一角。而且，这也不仅仅是与我个人相关的问题。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克服了反理论主义(anti-theoreticism)和对文化研究相关理论的抵抗之后很长时间，我们决定用5至6年的时间、以一种很不英国(un-British)的方式去冒险试水理论，我们全面研读了欧洲思想的整体状态，旨在让自己不要成为简单屈从于时代思潮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倒过来读德国唯心主义，读马克斯•韦伯，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读唯心主义的文艺批评。(我在1980年发表的两篇文章《科学的腹地：知识社会学》The Hinterland of science：Sociology of Knowledge和《文化研究与中心：几个问题和问题域》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Some Problems and Problematics当中记录了这一点)
因此，说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都进入了状态(各到其位)，意识到了一种直接的亲和关系，在相当目的论或黑格尔式的综合契机中联起手来，并且有一个文化研究的形成契机，这些完全都是误解。事实与这种说法大相径庭。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确实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内部、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取得了进展，你应该以一种真诚的方式去倾听“问题域”这个术语，而不仅仅以一种形式主义—理论的方式：把它当作一个问题；当作涉及与这种模式的约束和限制的斗争，并且同样多地涉及它要求我们处理的一些必需的问题。而且在那个时候，在我自身的研究中，我最终要设法学习葛兰西的理论成果并对其加以应用，这仅仅是因为某些回避策略迫使葛兰西的著作得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应对那种我只得称之为理论之谜(conundrums of theory)的事情(另一种关于理论研究的比喻)，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回答的事情，有关现代世界的事情——葛兰西在他继续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宏大理论的理论框架中所发现的那些依然未解决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依旧想简略地处理的诸多问题，除非绕道葛兰西才能接近它们。这并不是因为葛兰西解决了这些问题，而是因为他至少正式讨论了与它们相关的许多问题。我不想讨论我个人所认为的文化研究在英国语境中、在某个特定的时代从葛兰西那里所学到的那些东西：比如大量关于文化本身的性质、形势的规则(the discipline of the conjunctural)和历史特定性的重要价值的讨论，关于有超强再生力的领导权的比喻的讨论，以及唯有通过运用置换过的整体和集团(ensemble and blocs)的概念来思考阶级问题的方法。这些都是通过“迂回”到葛兰西而获得的独特成果，但我不打算讨论这一点。就这一点来说，我想讨论葛兰西，我认为他虽然曾属于并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但他对于当今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恰好就在于他从根本上对文化研究中的某些马克思主义遗产进行彻底置换的程度。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置换”所具有的激进特性还有被我们完全理解，或许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算和处理，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了后马克思主义时代。这是历史运动和思想风尚运动的本性。但是葛兰西对文化研究还有其他一些影响，我想多少说一点这方面的情况，因为它涉及我所说的那种对于我们的体制位置和学术实践进行反省的需要。
我曾经多次试图去描述我们所认为的那种我们在伯明翰中心开展的学术工作(intellectual work)，而且英国文化研究界尤其是伯明翰中心的其他学者也都试图描述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虽然我读过许多构思严密、老练圆熟的论述，但还是觉得葛兰西的论述最能表达我们试图要做的事情。不可否认，他所用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生产”这个措词确实存在问题。但在我看来，我们毫无疑问正在试图从文化研究中寻求一种可以生产有机知识分子的制度实践(institutional practice)。我们原来也不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这样做会意味着什么，而且即使我们能设法生产出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也未必能一眼就把他或她辨认出来。有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所引起的问题，就在于它看起来把知识分子与一个正在兴起的历史运动联系到了一起，而我们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并不知道去哪里找到这个历史运动。我们充其量是一些没有任何有机参照点的有机知识分子；是一些有怀旧之情、意愿或者期待的知识分子(从别的语境中借用葛兰西的措词)，希望在某些时刻当这样一种形势出现时，我们在学术工作方面能对这种关联做好充分准备。更确切地说，在这种关联尚未出现的时候，我们准备好去想象、塑造或模拟它：“理智上的悲观主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
但是我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即葛兰西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确实抓住了我们所想做的一些事情。因为葛兰西对于学术工作所下的定义所包含的第二个方面——我认为它一直在某些方面很接近于作为一种项目规划的文化研究观念——就是他一直提出的要求：“有机知识分子”必须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工作。一方面，我们必须冲在学术理论工作的最前线，因为正如葛兰西所言，有机知识分子的工作要比传统知识分子了解更多的东西：真正的了解，而不是仅仅假装知道，不是只拥有知识的工具，而是要更深刻更渊博地理解知识。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通常只是纯粹的认识(recognition)——是对我们已经知道的信息的再生产！如果你处在领导权的竞争当中，你就必须比“他们”聪明一些才行。因此，文化研究绝没有可以从中掉头回转的理论极限。但第二个方面正是最重要的：有机知识分子不能免除自身的传播责任，通过知识的效能，把那些理念和那种知识传播给那些在职业上并不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人们。除非那两条战线都能同时运转，或者最起码除非这两种抱负都能成为文化研究规划的构成要素，你才能在政治项目层面获得不受约束的、巨大的理论推进。
我非常期望你们不要把我所说的话解码为一种反理论的话语(anti-theoretical discourse)。它并不是反理论(anti-theory)，但确实涉及开发一种政治实践性的学术和理论工作所需的条件和所带来的问题。这是一条非常困难的道路，不是要消除这两种要求之间存在的各种紧张关系，而是要与它们共处。葛兰西从未要求我们去消除它们，但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与它们共处的实际例证。我们在伯明翰中心根本不能生产出(我们本应该生产出的)有机知识分子。我们根本没有与正在兴起的历史运动联系起来；它只是一种隐喻意义上的训练。不过，各种隐喻都是很严肃的事情，它们影响到人们的实践。我试图把文化研究重新描绘成一种必须前行、必须与那种紧张关系同在的理论工作。
我想着眼于文化研究另外的两个理论时刻，它们打断了文化研究已经被打断过的构成史。有些这样的发展像是来自外面的空间：它们并不都是从内部产生的，它们并不是一种内在生成的普遍文化理论的一部分。文化研究的这种所谓的发展，被一种断裂、一些实际的决裂和一些外在力量反复打断；这种好像是因新观念而产生的中断，使那些看起来像这种工作累积实践的事情去中心化了。这就有了关于理论工作的另外一个比喻：作为中断了的理论工作。
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中，至少有两次中断：第一次围绕女性主义，第二次关于种族问题。我在这里并不想去概括女性主义的介入对于文化研究带来的理论和政治的推进和效果；在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我会做这件事。而且，我也不想以一种无限制的、偶然随意的方式唤起那一时刻。对于文化研究(除了许多其他的理论研究规划)来说，女性主义的干预是具体的和决定性的，也是断裂性的。它以一种相当具体的方式重组了这个领域。第一，开始将个人(the personal)当作政治问题来对待，还有它影响到了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的改变，这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非常革命性的意义。第二，对权力的概念——这一观念到那时在公众观念和公共领域当中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进行了彻底的扩充，以至于我们不能再以同样的方式使用权力这个术语——后者对于理解早期有关领导权的问题域至关重要。第三，社会性别和性征的问题对于理解权力本身的核心意义。第四，开启了许多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废除的、围绕在主观的和主体的危险区域周边的问题，将那些问题置于作为一种理论实践的文化研究的核心位置。第五，“重启”了在社会理论和无意识精神分析(unconscious-psychoanalysis)理论之间已经封闭的边界。我们很难描述文化研究中的这块新大陆的开启所带来的重要影响，通过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杰奎琳•罗斯(Jacqueline Rose)所说的那些至今“还未确定的关系”，或者通过这种关系实际上得以达成的方式，这块新大陆轮廓被画了出来。
我们知道女性主义产生了影响，但通常并不知道女性主义最初是以什么方式、在哪个地方闯入了文化研究。我审慎地用这个比喻：像个夜晚的贼，它破窗而入；打断了文化研究，产生了一种不合宜的噪音，迫不及待地抢上了文化研究的讨论桌。这种黎明突袭最初完成的一本小册子的标题——《妇女提出异议》(Women Take Issue)——就富有启示意义：因为她们在两重意义上“提出异议”——接管了那一年度的年鉴并发起了争论。但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其他一些与此相关的事情。因为女性主义著作日渐重要的影响以及20世纪70年代早期校外开始出现的早期女权主义运动，我们在伯明翰中心的许多人——当然主要是男人——认为，是到了在文化研究当中产生优秀女性主义著作的时候了。而且我们确实想补进它，去输入它，去吸引优秀的女性主义学者。正如你所料，许多从事文化研究的女性对这项有益的研究项目并不是非常感兴趣。我们为女性主义研究打开了一扇门，成了善良的、被转化的男人。可是，当它破窗而入时，各种出人意料的阻挠都呈现出来了——充斥着父系的权力，后者相信它已经卸下了自己的责任。我们过去常说，这里没有领导者；我们彼此都是研究生和员工，共同学习如何从事文化研究。你可以决定你想要的东西，等等。然而，当碰到阅读书目的问题时……那么我就真正发现了权力的社会性别本性。当很久之后我能够断言这些话的时候，我遇到了与福柯的深刻洞察——知识和权力对于个人的相互作用——相关的现实。谈论放弃权力是一种非常不同于保持沉默的体验。确切地说那是另外一种思想方式，另外一种对于理论的比喻：女性主义以这样的方式打断并闯入了文化研究。
那么另一个就是关于文化研究中的种族问题。我已经谈到，在文化研究的形成过程中所依赖的那些重要的“外来”根源——例如，我所说的新左派时刻和其最初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文化研究就是在这些争论中生成的。当然，那是一个极度英国式的或英国人式的(englishor british)时刻。实际上让文化研究把有关种族的批判性问题、种族政治问题、对种族主义的反抗问题、文化政治的批判性问题摆上自己的议事日程，本身就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理论斗争，《管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这部书稀奇古怪地就成为这种斗争最早和非常靠后的一个例证。它代表了我自己理论和学术工作进程中的一次决定性的转折，对伯明翰中心的研究来说也是如此。又一次，它仅仅是一场长期的、有时比较激烈的(当然是带有激烈争论色彩的)、反对一种十足而无意识的沉默的内在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有一种斗争持续存在于随后被人们广泛知晓的领域当中，但前提是只存在于被改写过的历史——比如文化研究中心另一部非常重要的、富有创造力的著作《帝国反击》(The Empire Strikes Back)——当中。事实上，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和撰写这部书的小组成员发现，很难在伯明翰中心创立起推动这场研究计划的必要的理论和政治空间。
我想坚持在这两个例证中都隐含的这种观念：运动引发了理论的契机。历史事态督促了各种理论：它们是理论演变中真正的转折点。但是我在这里必须停下来，追溯一下我的思路。因为我想在我所说的一种对于头脑简单的、反理论的民粹主义的论调当中，你可能又一次听到了这一点；这种民粹主义并不尊重和承认如下这些变动过程——我称之为经由理论的必要的拖延或迂回——在其每个特定时刻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后者正是我试图要重述的。我想讨论一下这种“必要的迂回”。那种让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整个英国文化研究——的稳固道路发生移位和去中心化的东西，就是有时被称之为“语言学转向”的东西：即发现了话语性(discursivity)和文本性。围绕这些名词，在伯明翰中心也出现了一些意外的变化(casualties)。人们正是用我早前试图描述的同样方法来努力应对这些意外的变化的。但是通过与它们的接触而取得的各种收获，对于理解理论是如何在那项工作中被推进的至关重要。然而，在我看来，这些理论“收获”决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环节。
我这里没有篇幅再去更多地列举文化研究与结构主义、符号学及后结构主义研究的相遇所获得的理论推进：语言和语言隐喻对于任何一种关于文化的研究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扩展了文本与文本性的概念，认为后者不但是意义的来源，还是逃逸和延宕意义的工具；认识到了异质性、多样性、多种意义，认识到了那种随机闭合超越于意义的无尽的指意过程的斗争；承认文本性和文化权力以及再现(表征)本身是一个权力和控制的场所；承认象征界是身份认同的根源。尽管文化研究一直都致力于各种关于语言的问题(这一问题早在符号学革命之前就在雷蒙•威廉斯的著作中处于核心位置)，但这些全都是相当大的理论推进。然而，理论的重塑作为我们必须通过语言和文本性的各种隐喻去思考诸多文化问题的成果，显现出一种立场——文化研究现在必须始终依据这个立场来给自身定位。话语和文本性的隐喻，具体地说明了一种必要的延宕，一种移位，我认为后者一直隐含在文化概念当中。如果你想对文化产生影响，或者你打算对其他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施加影响，你就会发现你自己被赶回到了文化当中，如果文化恰巧成了占据你的灵魂的存在，你就必须认识到你永远都是在一块发生位移的地域上工作。始终有一些关于文化媒介、语言、文本性和示意过程的去中心化的东西，总要直接或立即逃离和逃避与其他结构进行联合的努力。然而与此同时，其他的结构、处于体制位置的各种文本的文本间性、作为权力之源的文本、作为再现和抵抗场所的文本性都留下了阴影、印记和踪迹，所有这些问题都绝不可能从文化研究当中被抹除掉。
我一直试图以一种非常间断性的、分散的和中断的方式将这一领域(文化研究)描绘一些时常变化的转向，并且把它定义为一种政治规划，那么问题就来了：当这个领域试图将自身发展成某种前后连贯的理论干预之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我们以相反的方向提出同一个问题：当一种学术和理论的事业试图去实行那些赢得个体和团体积极参与的教学法，试图在它所处的体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之时，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些都是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被要求同时兼用“是”还是“否”来作答。它要求我们做出如下的假定：文化终将会克服自己的文本性问题——与此同时文本性又始终是不充分的。但哪些方面始终是不充分的？对于哪些事情来说始终是不充分的？这也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从哲学上讲，在文化研究的理论领域——无论它是被设想成与文本间性的文本、语境相关的领域，还是被设想成与文化实践得以开展的历史结构相关的领域——始终无法获得关于文化关系及其影响的充分的理论阐释。不过，我想强调的是，除非文化研究懂得接纳这种所有文本实践都必然具有(assume)的张力(tension)——赛义德将其描述为结合“各种机构、办事处、代理机构、阶级、学术机构、公司、团体，以及有意识形态限定的党派、行业、民族、种族和社会性别”等因素而对文本所做的研究——否则，它就得宣布放弃自身的“世俗”使命。也就是说，除非人们考虑到文化必然出现的移位现象，但却在阐释中始终不能把这种移位与其他的相关问题、与批判的文本性所不能或根本不能包括的其他问题协调起来并且为此感到困惑，否则，文化研究作为一项规划和一种干预就依然是不彻底的。如果你放弃这种张力，你固然可以做出非常精致的学术成果(intellectual work)，但你将失去作为政治的学术实践。我给你们提及这一点，并不是因为它是文化研究应该是的样子，也不是因为伯明翰中心想办法做到了这种良好的状态，而只是因为在我看来是它从总体上将文化研究界定成了一种研究规划。无论是在英国还是美国的语境中，文化研究本身已经引起了关注，这不仅仅因为它有时候取得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内在的理论发展，而是因为它把理论和政治问题维持在一种永远不能解决但永久存在的张力之中了。它不断地让一方去刺激、烦扰和打搅另一方，并不强求某些确定性的理论结局(theoretical closure)。
我已经谈论了很多与以前的历史相关的事情。但是我在讨论艾滋病的过程中一直都非常强烈地回想起了这种张力。艾滋病是这样一个问题，它迫使我们必须讨论我们作为批判性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s)的边缘性如何对世界产生真实影响这一问题。然而它常常是以一种矛盾的方式被再现在我们面前的。面对人们死亡于大街上的紧急情况，什么是文化研究天经地义最该干的事情？如果不对如下问题——你对某个想知道他们是否应该吃药、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将在两天以后死亡或几个月前死亡的人所说的话——作出回应，那么有关再现(表征)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在那个时刻，我认为任何一位把文化研究严肃地当作一项知识实践(intellectual practice)的人，都应当从他们的心事中感到文化研究的短暂性、脆弱性，它标示的东西是多么的少，我们能改变的事情或者能让人所做的事情是多么的少。如果你在你所从事的研究中感觉不到这种张力(焦虑)，理论就让你轻易地从困境中解脱了。从另一方面，我最终不赞同困境通常展现给我们的方式，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移位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人们走向死亡的问题。艾滋病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斗争和争论领域。除了那些我们知道他们即将病故的人们、那些已经逝去的人们，或者那些将要离世的人们，还有许多并没有被提及的正在死去的人们。我们怎么才能说，艾滋病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谁得到表征谁没有得到表征的问题？艾滋病是性政治的推进遭受阻击向后撤退的场所。假如某些隐喻不长久，或者以错误的方式存在的话，艾滋病就不仅是一个人将死的场所，还是欲望和快感也将凋零的场所。除非我们在这种张力中操作，我们无法知道文化研究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从来不能做什么；而且，它必须做什么，它自身独有什么样的优势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必须分析某些与表征本身的构成性和政治性，与语言的效果，与作为生死之所的文本性等方面有关的事情。这些事情是文化研究可以处理的问题。
我用这个事例，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完美的例子，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它有一个具体的意义，它以自身的复杂性来挑战我们，通过如此做法来教导我们去讨论严肃的理论工作的前景。它保存了学术工作和批判性反思的本质，保存了理论可以带给政治实践的那些洞见的不可简化性(irreducibility)，而这些洞见是不能通过其他任何方法获得的。与此同时，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理论必需的谦逊上，引向文化研究作为一项学术规划必需的谦逊上。
我想从两个方面作结。首先，我想处理这两种建构——英国文化研究和美国文化研究——的建制问题。然后，引用与我试图发动的理论工作(我不希望是通过声称权威性或本真性的方式，而是通过一种必然充满争论和立场的政治的方式)相关的隐喻，去讨论文化研究这个领域不得不被如何界定的事情。
我不知道如何谈论美国的文化研究。我被它完全惊呆了(dumfounded)。我想起在英国语境中将文化研究置于体制的斗争，在某些严肃的伪装下勉强为研究者赢得三四个工作岗位的斗争，这与目前在美国正发生的迅猛的体制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不仅仅说的是文化研究。如果你考虑一下那些在英国女性主义历史或理论方面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作，并且问一问这些妇女中有多少人曾经有或者可能有全职的学术工作，你就会理解边缘性究竟指的是什么了。因此，文化研究在美国的迅猛增长、快速职业化和体制化，不是我们任何一位试图在伯明翰大学这样的机构建立一个边缘化的中心的人可以用任何简单方式去抱憾的时刻。然而我不得不说，我强烈地感受到，它让我想起我们在英国的一些思考方法，我们通常都意识到体制化是一个十分危险(profound danger)的时刻。我一直在说，危险不是你从中逃离出来的地方，而是你要走向的地方。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我自己的感觉是，文化研究连同其他批判理论形式在大学里的激增，标志着一个绝对非常危险的时刻。为什么？谈论如下这些问题可能太过庸俗，比如，文化研究有多少工作岗位，围绕着它有多少钱，有多大的压力可以加之于人们身上，迫使他们去做那些他们认为批判性的政治工作和带有批判性的学术工作，同时也窥探他们在促销股份和出版股份中所担负的份额，等等。让我返回到我前面陈述的观点：我对自己所说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出现的那种理论的流畅性感到诧异。
理论流畅性的问题是一个很难的、发人深省的隐喻，而我只想用一句话来谈论它。不久之前，考虑到人们称之为解构主义在美国文学批评界的泛滥(完全不同于解构主义转向)，我试图区分一下，在文化研究中到底哪些是有可能搞出来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学术著作，哪些是间或冒充为严肃的学术操练的一种纯粹的重复、一种模仿或解构主义的口技(deconstructive ventriloquism)。在那个时刻我担忧的是，如果文化研究在美国的环境中获得了同等的体制化，那么它将会以同样的方式拘泥于形式，而失去了对权力、历史和政治的批判性质疑。吊诡的是，我说的理论流畅性的意思正好与之相反。在美国的文化研究领域，我们无时不可以广泛地、不断地对权力进行理论化，政治、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征服、支配、排斥、边缘性、他者性等，都不在话下。文化研究当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被理论化。然而，这里存在一种令人不安的疑惑，文化研究自身话语这种铺天盖地的文本化，会以某种方式把权力和政治构造成仅仅与语言和文本性本身相关的事情。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不认为权力和政治的问题肯定会而且始终会寄寓在各种再现(表征)当中，不认为它们一直是话语问题。不过，有不少方法将权力指派为一种轻易漂浮的能指，后者只剩下了那些完全缺乏示意过程的权力和语言的天然的操练和联系。那是我认为高度纯粹、极其详尽和资金充足的美国学术生活领域会出现的危险时刻。这决不是要文化研究将自己改造成更像英国文化研究的东西，我认为那是一个完全虚假和空洞的目标。我特别不想为了监督当下和未来而去谈论过去。但是我最终还是想从我对过去的思想建构中去提炼出一些可以针对我自己的工作(或许也可以针对你们的工作)的指导方针。
最后还是回到学术工作的极端严肃性这个话题上。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我要重新讨论学术工作(intellectual work)和纯学术工作(academic work)二者之间至关重要的区别：它们之间有重叠，彼此邻接，相互补充，一个为你提供做另一个事的方式。但是它们并不是同一个事情。我返回到实施一种真实的文化和批判实践所遇到的困境，这种实践打算生产某种有机的学术政治成果(organic intellectual political work)，而不打算将自身刻写进已获得的各种知识所具有的那种包罗万象的元叙述当中，不想局限于体制内部。我返回到理论和政治，理论的政治。不是求真意志的理论，而是作为一套争论的、在地化的、局势性的知识，必然以一种对话的方式被争论的理论。而且这种实践始终考虑到自己对一个领域的干预，并在其中可以产生出差异来，产生出某种效应来。最后，这种实践熟知学术谦逊(intellectual modesty)的必要性。我个人认为，明白学术工作的政治与用学术工作来替代政治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附：霍尔与现场听众有关“有机知识分子”的讨论要点
(一)回应罗莎琳德•布伦特(Rosalind Brunt)关于有机知识分子问题的提问。
罗莎琳德•布伦特：希望您对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再更多地做一些说明。我认为葛兰西用这个概念时，实际上打算讨论与民众的联系。我认为您没有论及如何界定有机知识分子的关键，在于你不仅向民众转输思想，还要在葛兰西的意义上向民众学习。我可以理解您为何论及这一点，原因就在于它可能导致各种凭感情用事的民粹主义。但是它关系到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围绕民族志的那段非常重要的时刻。
霍尔：你不仅推断出了我的对概念的沉默，而且推测出了我沉默的原因。据我所知，很多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比喻都以各种方式简化了这一概念，并且对其中隐含的先锋主义意味缺乏批判，或者想当然地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那些外界的声音，并能为它们负起责任。问题就在于既要做事又要如何避免庸俗的大众化(vulgar popularization)，后者一点也不像葛兰西所指的那种通过相互教育的关系而实现的大众化。我无法以非常充分的方式回应一个人如何承担那种责任的问题，部分原因就在于：对于一些特定的文化群落来说，这个问题是情境性的(conjunctural)。的确，我认为新的文化研究让自身摆脱较早形式的潜在影响的某些方法，恰恰是要仔细审查如下论断：我们在不推脱自己有进行反思和理论工作的必要时，到底如何才能促成这些联系？我认为这种讨论既然如此困难，还是必须展开。当然如你所知，伯明翰中心发现这样做并不容易。而且并没有一些运动在那里等着人们去完成这件事。因此，我非常不想让人们以为这是一种很容易的福音派召唤号令，好像你随便可以放手一试似的。我想说的是某种更像我用谦逊这个概念所要表达的意思。你不得不承受一些压力去发现那个时机，那种联系。如果你感觉自己没有这么去做，甚至过去一直也没有可能做，就会若有所失，一些原本应该进入你脑海的声音也不会出现在你的脑海之中。你必须认识到理论将会控制你。你在某一时刻会在批判性争论的文本性当中带有一种幻觉而告终，自以为你可以涵盖整个世界，而认识不到你试图分析并给予理论定位的对象的世俗性。
但我同时也想说，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虽然某些制度条件阻碍我们去做事，但处在体制化的状态也意味着我们在同那些使得我们无法促成那些联系、无法以那种方法书写的体制性的限制条件作斗争。而且，我们彼此交流时和做学术工作时所用的那种语言，作为斗争的构成因素也许在某个时候被其他人无意中听见。我的意思是要承认有可能会产生一个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运动规模更大的运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谦逊包含的意思。谁能够设想世界可以单独从那些阶层内部得到改变，设想我们以这种系统阐述的方式所谈论的权力会被消除掉？我并不否认由政治分离和分裂产生的这些作为完成这种工作的政治背景的难点，不过，我们必须在这种有机可能性“似乎”出现的状态下工作。
我知道对有机知识分子这一比喻有许多异议，我自己就有许多。我们必须严肃地接受福柯的看法，也许有机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处于另外一个时刻，即专门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的时代。我是这样理解他的话的：因为我不主张将有机知识分子当作另一种宏大叙事的源头，也不主张将它当作可以从外部为运动生产理论的概念。不过，我坚持用有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是因为我认为它给整个学术工作覆盖上了一道光影。如果它对理解我们的对象和我们自身的处境——我们自身体制立场的定位和局限性——的世俗性有帮助，结果就大不相同了。我想你真正感觉到我们的语言表达所承受的压力，就是去展现它的运作，就是去把自身敞开给别人，就是去打开一扇窗户，而不是去禁止去封闭等等。当然，这不能以牺牲严肃的思考为代价，因为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事情，是出现那种无法告诉我们任何信息但又激动人心的民粹主义研究。伴随文化研究领域的大量研究，我发现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些研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新的东西。它是一种循环操演，令人惊奇的是，你经历了很久的在学术上有价值的道路，最后竟然又返回到了起点：资产阶级生产行使资产阶级霸权的资产阶级文化。万岁！那就是所有人最不需要的事情：他们被告知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他们需要新知识的生产。我们通常无法控制知识被挪用的方式和它被挪用的政治境遇，但我们需要尽可能更好地工作，需要与支持我们的压力配合行事。这就是我所说的谦逊。这种我所认为的东西构成了我所说的我们的谦逊。
(二)霍尔回应露丝•托马塞利(Ruth Tomaselli)对于有机知识分子问题的提问。
露丝•托马塞利：我想知道你如何把你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置于由我们的同事和我们的学生所构成的现实世界当中？
霍尔：在我说要在中心搞有机的学术工作时，我当然会想到教学法的问题。我认为我无法将理论工作和教学法脱离开来。伯明翰中心只有三位专业教师，所以我们试图培养的有机知识分子不仅包括我们，而且包括我们的学生。因此，教学法的问题作为一种学术知识生产方式的确至关重要。我同意你的评论中所暗含的批评之意，也就是说，当我们谈论文化研究的体制化处境时，我们常常没有谈论教学和教学法的问题。我们在谈论知识实践的时候，似乎只是认为坐在图书馆里阅读正确的经典或在学术会议上向其他知识分子请教之类的事情才是知识实践。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正在开展的知识实践工作，就我们从中获得物质生计和我们的生产方式来说，实际上就是进行教学。我想我事实上的沉默并不是在用以如下的话——第一批与我们发生联系的人就是我们的学生——来回应罗莎琳德•布伦特。在我们召唤大队人马开上战场之前，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学生伴随我们去实行这项研究规划，我们扶助他们去从事少量的学术工作。
(三)霍尔回应米根•莫里斯(Meaghan Morris)对于有机知识分子问题的提问。
米根•莫里斯：我不是文化多元主义者，但我喜欢有机和专门这两种知识分子，因为我认为他们为人们描述了在当前存在的多种不同的可能性。但是有一个困扰我的事情，关系到有机知识分子这个比喻，这就是理论/实践/政治的问题如何形成的。在有个地方，你说过如果你在自己的研究中无法感受到张力，那些是因为理论已经让你逃脱了困境。但有时候并不是理论让你逃脱了困境，而是学术机构或各种学术体制化运作会把张力从人们的研究中驱除出去，会在某种意义上完全杀死天使(理论)。我以为，这是一个涉及你如何看待文化研究在面对这种情况时的应变力问题……我不是一个多元主义者，是因为我不认为多元主义是一个选项，而认为它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当学术机构将多元主义的现实体制化之时，就使得人们很难去关注各种随机闭合之间的差异。因此我想看到一种抗击多元主义的界定。
霍尔：时间所限，我仅就我也喜欢的专业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这两种类型的人做一些回应。我对这两种知识分子并没有好恶偏向，不想厚此薄彼。我谈到文化研究并不渴望有一种总体的元语言，我们必须始终认识到它的定位，认识到它是一套充满争论的在地化的知识，等等，并以此来描绘有机知识分子。同样，我们没有葛兰西的话语里所包含的那种赢得有机知识分子的希望(承诺)，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可以依托的党，党并不存在。因此，从隐喻意义上讲，可以把有机知识分子当作希望，而把专门知识分子当作运行方式。我也同意你对多元主义的说法。由于文化研究有很多充分的、重要的理由让它始终保持跨学科的状态，我想我们的一些困难也就是因此产生的。文化研究中包含的一些颠覆性力量，与其他一些形式的批判工作一道，就起因于它对那些作为学科和监管者的体制化的空间已经提出了质疑。为了阐释一个问题，它甚至以相对松散的方式冲击着各种边界，从许多不同的领域吸引了许多词汇。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相关之事。但在体制化的时刻，这种情形显然会变成一大堆多元主义。
体制化的时刻有更多看似从外部置入进来的危险。而且有时候这会把那些打算做文化研究的人推向那种多元化的方向。比如，文化研究成长的一个地方就是人文学科院系，由于校方或机构的极大善意和慷慨资助，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这样一些地方——对人文学科、人文学科的政治化、毁灭经典的各种具体的教育攻击竞相争论的所在。围绕这么一些争论产生了一些抵抗的空间，批判性的学术工作因此可以做起来。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是如此，我知道在有些地方，人们之所以显得非常多元化，一个原因就在于一些人把文化研究这把保护伞当作防卫工具来用。所以，我们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些体制空间的确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条件和限制，要开展的研究需要更加细致的工作，后者要努力界定这个规划究竟是什么，而不能用我们以前理解的那种空洞的多元化方法来描述了。然而，在那个时刻我开始犹豫了，因为当我被急切地要求说文化研究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的时候，我内心中有种想法让我不要说话。我可以打赌，文化研究不是全部令人厌恶的东西。但我认为，首先，在美国的语境中需要一系列的工作来说明它在这种背景究竟是什么。文化研究对于这种文化来说究竟是什么，也就是使它真正从之前的研究或者其他领域已经做过的研究当中区别开来的特征是什么。我不敢确定美国的文化研究是否已经完成那种自我澄清的时刻。因此，可以这么说，我不想将另一套定义强加于美国文化研究上面。但我的确认为它涉及在具体的情境中事实究竟是怎样的。我不认为它能够仅仅成为一个多元论的保护伞。我认为那种多元论是学术机构里的某些对学术工作施加限制的政治条件所带来的后果。因此，我同意你的观点——不是理论让你逃脱了困境，而是某种带有体制性色彩的时代的精确嵌入所造成的，这一时代正好是这个国家学术体制生活的时代，学术体制正是一个等待破除的大企业。
本文是霍尔为1990年4月在美国伊利诺伊斯大学举办的世界文化研究大会准备的论文。此文随后被收录于一些有关文化研究的读本和谈话集，并多有删减。初版原文之后同时附有霍尔与现场听众的长篇对谈，一般文本均未收入。本译文依据初版内容译出霍尔全文，对后面的对谈内容进行了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