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系列“量化历史研究”的文章，主要是作者对英文文献的解读剖析。对于有志于了解、进入“量化历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同仁，有着较大的辅助作用。文末附原文下载链接及系列介绍。另，文章已授权转载，转载请取得作者或原出处的授权。
经济学界对于长期经济发展动因的研究由来已久，从最初的生产要素和宏观政策，到制度与文化因素，一直追溯到生态与遗传等生物学因素，可以说越来越深入、越来越贴近自然科学的领域。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革命以后各国生活水平发生分流的直接原因上，但近来人们开始关注一些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就持续影响其发展过程的终极的和根本的史前因素。Ashraf和Galor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论文The “Out of Africa” Hypothesis, Human Genetic Diversity,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遗传多样性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假说，在生物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上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
Ashraf和Galor的论文认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因素在史前出走智人、走出非洲的过程中就早已注定，并从人类文明诞生一开始就显著地影响着经济发展。作者提出了如下“走出非洲”假说：在史前智人走出非洲的过程中，从东非发源地到全球不同定居点的迁徙距离影响了遗传多样性，并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持续性的驼峰形效应，这反映了遗传多样性对生产率的有利和不利影响之间的折衷，并非由地理、制度和文化因素所能解释。美洲土著人口的低度多样性和非洲人口的高度多样性损害了它们的发展，而欧洲和亚洲地区的发展则得益于这些地区中等水平的遗传多样性。从而，这篇论文强调了比较各国经济发展最深刻的影响路径之一，它不是Diamond（1997）所提出的关于复杂农业社会竞争优势的那些决定因素，而是与人类本身的诞生内在相关的那些条件。
“走出非洲”的智人起源理论是一个在分子遗传学中已经得到了大量支持的论据。研究表明，人类在15万年前已经在东非地区进化为现代人类，此后在距今7-9万年的时候走上了逐渐扩散到整个地球的迁徙过程。利用考古资料并结合线粒体和Y染色体DNA分析，遗传学家不仅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人类起源于东非，还能追溯人类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史前迁徙路线。 
遗传学家认为，不同族群在当代的遗传多样性分布应反映发端于东非的连续始祖效应（serial founder effect）。在人类向整个地球扩散的过程中，子群落不断地从母群落中分离出去，到更远的地方建立新的定居点，这些子群落只携带了其母群落的多样性基因库的一部分。因此，在当代的土著族群中，从人类在东非的摇篮出发的迁徙距离越远，远古土著人定居点内的遗传多样性就应该越低。事实上，如下图所示，从东非出发的迁徙距离对世界各地的53个民族的基因组多样性确实具有负影响。这53个民族构成了人类基因组多样性细胞系组数据（Human Genome Diversity Cell Line Panel），该数据由人类基因组多样性项目（Human Genome Diversity Project, HGDP）与人类多样性研究中心（Centre d’Etudes du PolymorphismeHumain, CEPH）合作编制，是全球土著人口遗传多样性的最可靠的数据。据人类学的研究，这些群体不仅在历史上是他们当前地理位置的土著居民，而且也隔绝于来自其他族群的基因流动。
遗传多样性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异质性会提高混乱和不信任的可能性，降低合作，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因此，较高的多样性导致较低的生产率，抑制了经济的有效运行，使其无法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另一方面，多样性的正面效果涉及到异质性对社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展的积极作用。因此，遗传多样性在生产力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会有一个驼峰状的效应，对每个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都存在着一个遗传多样性的最优水平。
注：此图描绘了原始数据的驼峰状关系，自变量是遗传同质性的观测值（即1减去遗传多样性的观测值），因变量是1500年时的对数人口密度。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考察遗传多样性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确切关系，两位作者进行了实证检验。在研究中，作者遇到了两个重要的挑战：第一，由于对遗传多样性的现有数据只涉及到民族，而比较经济发展则只能获得国家水平上的数据。因此，遗传多样性和经济发展状况的数据并不能一一对应。第二，由于地区的经济繁荣可以吸引更多的移民，因此在考虑遗传多样性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时，就会遭遇内生性问题的干扰。
为了解决这些困难，两位作者首先采取的以下努力。第一，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前殖民时代（1500年前后）的经济发展成果。由于在殖民时代以前，各国的人口多为土著族群，因此国家和民族之间是较为一致的。第二，将族群内和族群间的预期杂合度考虑在内，对当代国家人口建立一种遗传多样性指标，以缓解数据局限性和潜在内生性问题。
运用民族层面的遗传多样性数据，论文的历史分析显示，与所提出的假说一致，在1500年的遗传多样性与对数人口密度（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农业文明时代的技术进步带来的只是暂时的人均收入增长，最终导致的只是人口的增加而不是人均收入的增加。因此，这里采用了对数人口密度作为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之间，存在着高度显著的驼峰形关系。特别是，考虑了新石器革命的时间、农业的土地自然生产力、以及可能影响前工业化时代人口密度的其他地理因素，与基因多样性相关的线性项和二次项的估计系数表明，在遗传多样性最低的样本中，多样性每增加1个百分点，人口密度将增加58％，而在遗传多样性最高的样本中，多样性每增加1个百分点，人口密度将增加23％。
然后，两位作者利用从东非出发的迁徙距离来解释族群内的遗传多样性，以克服数据的局限性和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由于迁徙距离对观测到的遗传多样性的解释能力很强，所以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那些遗传多样性数据还不可得的国家）产生遗传多样性的预测值都能够被计算出来，这使得我们可以在后续的分析中将样本扩展到更多的国家。此外，由于从东非迁徙距离相对于公元以来经济发展绩效的明显外生性，因此利用迁徙距离来代替遗传多样性可以缓解观测到的遗传多样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
通过对扩展样本的分析，两位作者发现：在控制了土地生产力、新石器革命时间以及所处大陆的固定效应的影响之后，在公元1500年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遗传多样性，样本中最同质化的社会将增加36%的人口密度，而样本中最多样化的社会将增加29%的人口密度。此外，在所估计的0.683的最优多样性水平上，多样性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1个百分点，人口密度都将降低1.5%（如下图）。
进而，两位作者还构建了现代国家的遗传多样性指标，并分析了这一指标同现代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当代国家人口的遗传多样性，对人均收入具有一个在统计上显著的驼峰状的效果（如下图）。在控制了所处大陆的固定效应、民族分化度（ethnic fractionalization）、多种制度指标（社会基础设施、民主指数、权力制约）、法律起源（law origins）、主要宗教构成、欧洲人后裔比例、受教育年限、疾病环境和文献认为有影响的地理因素之后，这个驼峰形的影响是稳健的。
在控制了制度、文化和地理因素后，作者得到了遗传多样性对当代的人均收入的直接影。结果显示：（1）样本中最同质化的国家（玻利维亚）的遗传多样性提高1个百分点，其2000年的人均收入将提高41％；（2）样本中最多样化的国家（埃塞俄比亚）的遗传多样性降低1个百分点，其2000年的人均收入将提高21％;（3）在0.721的最优遗传多样性水平上（即最接近美国的多样性水平），多样性无论增加还是减少1%，人均收入都会降低1.9％；（4）如果将玻利维亚的遗传多样性提高到美国所具有的最优水平，其人均收入将增加到5.4倍，并将美国和玻利维亚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2:1缩小到2.2:1；（5）如果将埃塞俄比亚的遗传多样性降低到美国所具有的最优水平，其人均收入将增加到1.7倍，并将美国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收入差距从47:1缩小到27:1。此外，与多样性相关的偏相关系数显示，在控制了基准回归模型的制度、文化和地理协变量之后，遗传多样性的残差说明了2000年约16％的对数人均收入残差。
为了说明遗传多样性与公元2000年人均收入的高度显著而稳健的驼峰状效应，并不是向繁荣国家移民以及随之增加的种族多样性的人为结果，两位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具体来说，他们对如下五个子样本进行了分析：（1）不属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经济体（即对移民不太有吸引力的国家）；（2）非新欧洲国家（即不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非拉美国家；（4）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5）土著居民在整个人口中占比大于97％的国家（基本上排除了移民在促进遗传多样性上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无论分析的是哪个子样本，遗传多样性的驼峰状效果仍然高度显著，对最优多样性的估计几乎保持不变。这就进一步验证了前述假说的正确性。
总而言之，Ashraf和Galor的这篇论文让人们重新认识了“遗传”这个通常被忽视的因素的重要性，为研究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这点上看，这篇论文是极具开创性同时也极富争议性的，非常值得一读。
【文章来源】Ashraf,Q., and Galor,Q., 2013, The “Out of Africa” Hypothesis, Human Genetic Diversity,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1),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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