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7日晚上八时五十七分，北京夜空清朗，刚去了一拨雾霾，预报的下一拨雾霾还没有到来，我走在硬朗的冬夜，忽然接到友人的信息：王老师走了。我顿时震在原地不动，仰望遥远的夜空里好像有星星远行。
王老师是王尧先生，德高望重的一代藏学大家。我第一次见到王尧先生时，他已经八十二岁了，说话声音铿锵，抑扬顿挫，声音带有浓重的磁性，每个字吐得都很重，带着北京话特有的委婉，他的声音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以为他是地道的北京人，一问才知他是苏北人，可能是天生有学习语言的本领，据说他的藏语十分地道，像母语一样流畅自如。除了汉语、藏语外，他还会好多种文字，区区一个北京话自然不在话下。他身上有很多传奇，1954年他亲历毛主席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共度藏历木羊新年，据说他是胡耀邦入藏时的翻译，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走出国门的中国藏学家。我于藏学是外行，可从他的几个颇有成就的学生身上，我大致可以看出他的研究路数。他于人是周全的，于事是磊落的，于研究是精进的，关键是他开创了一代藏学研究的新风尚，不仅自己著书立说，于国际藏学界声誉卓著，而且还培养了一批藏学研究的学术后进。他的学生我认识的很多，比如清华大学的沈卫荣教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陈庆英教授、浙江大学的谢继胜教授，当然还有其他众多的徒孙们，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有极高的造诣和影响力，王老师就像一棵老树，开花结果，名满藏学。
八十多岁的王尧先生仍然可以用风度翩翩来描述，他南人北相，高大挺拔，加上语言功夫好，说起话来绘声绘色，引人入胜，众人聚会他总是社交的中心。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位收藏青铜佛像的朋友的饭局上，这位朋友是民间私人收藏青铜佛像的第一人。大家先看佛像，再交流，再吃饭。看了人家美轮美奂的青铜佛像，自然需要有人出来说话，王尧先生当仁不让，被采访拍摄好久，他说了些什么我记不起来了，但是他坐在镜头前的那份镇定和坦荡，他的话语表述之有序，让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有学养、有气派的老先生。有范，有派，从事的又是深不见底的藏学，用魅力四射来形容他极非溢美、过分之辞。从八十多岁的派头可以想象王先生年轻气盛时的风采，在那个整齐划一的年代，他肯定是一位非常牛气的学者，再加上丰富的学识，出色的藏语能力，作为老师的王尧先生曾经是所有学生的骄傲和向往：“王尧先生上课风趣，很少有教授把枯燥的语言课讲得这么生动。当时大家的服装基本上只有灰蓝黑三色，王先生却经常带着一顶十分帅气的八角帽。”三十多年后，当年青涩的学生沈卫荣也成了著名的藏学研究大家，他仍怀着倾慕的语气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王尧先生。我想王尧先生给学生带来的不仅是学识和追求学术的方法，更是独具一格的气质和修养带给他们的追求学术和生活的动力。就是这顶别致的八角帽，成为一个青春学术之诗意生活的想象。王尧先生对于生活艺术的热爱，对于活泼生活的持守，给了那个时代的很多青年人多少生活的怦然心动!
我有幸结识八十二岁以后的王尧先生，此后的五年间我每年都至少可以见他一面，每次见面都给我很大的触动，我见证了一个藏学大家的衰老与青春。2014年冬天，我约请王尧先生吃烤鸭，当我开车去接他时，刚从医院出来不久的他显然有点迷糊，出于教养和礼貌，上车后他就和我寒暄(一个威武的人即使病了也想控制局面，拥有尊严)，用他一贯庄严的口气问我：“您府上哪里?”语调还是那个气贯长虹的重音加磁性，就是吐字有些模糊了。我听着心中难抑伤悲，还没想好怎么回答他，他忽然清醒过来了，好像自嘲似的：“啊，您是北大的高总。”天有些冷，他的衣服很厚重，进包间坐定等上烤鸭的时间里，王老师进入了入定状态，好像这一切都跟他无关。我们随意说着话，有人提到了于道泉先生，他立即睁开眼，忽然清醒起来，开始讲于道泉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听了不止一遍，但这次他的讲述更加津津有味：于先生每星期要去张广达先生家看洋书，每次进门，不跟人打招呼，直奔书架，找到自己想看的书，看完后把书放回原处，也不打招呼，自顾自地静静离开。“文革”开始，于先生被批判了。于先生家原来雇着保姆，上边说不能剥削劳动人民，于先生就让保姆回老家，很严肃地跟夫人说：“上面要让大家都自食其力，你也要自食其力。”于夫人从来就没有自食其力过，不知道怎么才能自食其力。于先生给夫人买了两只小羊，觉得让夫人放羊，喝羊奶，就是自食其力了。从此，于夫人每天放养两只小羊，成了民院家属院的一道风景。天下雨怎么办呢?于先生说下雨也不能淋坏了小羊，否则你就无法自食其力了，让夫人给小羊穿上雨衣……王尧先生的眼睛开始明亮起来，说起藏学，说起于道泉先生，他又回到了藏学和他的青春岁月。
一年前他还能大口吃烤鸭，过了半年多，即2015年8月初他突然摔倒，因颈椎骨折而住进了医院。看起来不大的病，大家都期待着他扛过去，学生们还筹划着他九十岁的学术文集。8月中旬的一天，我去医院看望他，他已经只能卧床而无望地看着我们了。跟前年一样，他还是礼貌地叫出了我的名字，只是声音更加微弱，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气势。他想握手，手却不太听使唤了，他好像有些惭愧地低下了头，他为没有足够的尊严而羞涩。这是一个四人病房，同屋室友一看就是一般的病人，四个人合请一个护工。这么大的一位知识分子跟一般病人挤在一间病房里，回来后我觉得有些忧闷，就发了一条微信：“前些天去医院探望病中的王尧先生，快九十岁的老人挤在四人间病房，闷热局促，一代藏学大家，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馆馆员，好像无人问津。”微信发出去后，很多人问候和关注，可以看出王尧先生在知识界的影响，乐黛云先生留言说：“想念王尧，他瘦了!很想去看他!”谢冕先生回复：“我认识他，祈福。”也许，所有人在往生的路上是平等的，这也跟王尧先生所致力研究的藏学是一致的，他也许什么都看淡了，从8月初发病，不到半年，那个一年前大口吃烤鸭的王尧先生，彻底跟这个世界切断了关系，他走了。用他得意门生沈卫荣教授的话说：“二十世纪中国藏学最耀眼的一颗星星陨落了。”
我和王尧先生的交往并不多，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我会时时地想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