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

我已经透支了上帝给一个人的所有幸运机会。正因为如此，即使此生再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我也会心安理得地接受。

旅行

促成我下决心实现这次不顾一切后果的旅行的，是高尔基的处女作《马卡尔•楚得拉》中老牧人说的一句话，它表达了一种对人生的浪漫的理解：“人生就是这样，要像天空中那只鹰一样，到处看看，看完了，就躺下死掉……”

1973年秋天，我以探望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二哥为理由，请假去西北，我带着两年微薄工资中省下来的三百元钱和一架从同事那里借来的八元钱的破相机就上路了。作为一个青年漂泊者，一路上省吃俭用，坐火车就睡在硬座的地板上。（谈起这段旅行故事时，我总是告诉大家，其实睡着了与睡在卧铺上的感觉是一样的。）我在中国大地上漫游了三个月，远远超出厂里给我的两周假期。这次西北之行全程2万里，走了12个省，41个城市，49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到过中国最大的寺院开封相国寺，到过中国最古老的寺院洛阳白马寺，攀上了陕西乾陵的陵顶，想象着就在我脚底下数百公尺下埋着的女皇帝武则天，远望着雨雾蒙蒙中的永泰公主墓，那位被武则天害死的公主就躺在在远方。我到过敦煌莫高窟，聆听着那沙山上的孤独的铃声，我走进沙漠中的阳关故址，搭乘运输汽车越过寸草不生的阿尔金山，进入柴达木盆地的浩翰的戈壁草原，我躺在青海湖边的草地上，望着那蓝天白云……。我还越过一千多年前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经过的日月山巅，还一个人独自爬上了大雪纷扬中的峨嵋山，与金顶上的一位老和尚谈到人生，直到深夜……。这是我一生都难忘的经历，沿途我还摄了两百张相片，记下了七万字旅行日记。

多年以后，我读到罗素《西方哲学史》中说的一句话“浪漫主义者在推开对人性的种种约束时，往往会获得一种新的元气，权能感和登仙般的飞扬感，这会使他觉得即使为此遭到巨大的不幸也在所不惜。”在旅途中，我有时在想，谁知道我回到厂里会怎么样，说不定要除我名，管它呢。

授课

有些老师对此很宽容，只要不要讲话影响其他同学听课，学生看什么书都无所谓，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为什么我做不到？也许，因为我是个性情中人，也许是我太看重我选择的这个事业。 也许，我心里在说，我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应该配得上你们对我上的课的尊重。

谈曹禺

曹禺的悲剧，就是一个作茧自缚的、失去自我的知识分子的时代悲剧。知识分子实现社会理想，可以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保持清楚的自我，用自己的眼睛与心灵去观察社会，理解社会，并运用这种对社会的观察与对人生的理解，来体现自己理想的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家的清醒的自我，是实现他的社会理想的前提。另一种途径就是用一种教条的政治理念，用党文化的意识形态教义，来代替自己独立的思考，把自己定位为革命宣传的工具。这也可以称之为“去自我化”的路径。当你希望用这种方式来体现自己的理想，并以此来刻意约束自己的自由时，你就成为新时代的曹禺。

乐观与虚无

我不知空虚为何物，正如一个从来没有发过胃病的人，不知道胃痛是何物一样。记得那是70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中我受到极“左”思潮的迫害，第二天要回工厂上班，很可能会遇到更大的灾难来临，一位好朋友临分手时，紧紧地搂住我，也许他觉得这一别不知什么时候会见面。我却对他说，即使退一万步，这一次我被抓走了判了个十年，即使我被打死了，我还是个幸运的人，我至少比那些从来没有生出来的人幸福，几千万个精子中只有我有幸生了下来，并活到了二十多岁。他听了我说这句话以后，叹了一口气说，萧功秦，我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容易满足的人……

如果从客观环境上说，我绝不能算是幸运的。我五岁失去了母亲，在此之前我一直在部队的托儿所里，也似乎从来没有想起过母亲的面容。八岁没有了父亲。中学毕业后，参加高考，我是我们重点中学里的高分，却并没有考上大学。我在工厂里当了12年工人。底层的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绝不比任何人更少，不过，我却始终不失一颗赤子之心。记得“文革”中，有一位朋友来我家，他告诉我家中一些不幸，对我说，他看破了红尘，我却说，红尘是美丽的，我热爱红尘。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死不改悔”的乐天性格，也许是得益于遗传基因，我的祖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喝酒之后就会高兴得像个天真的孩子。那就是他的真性情。我觉得我的女儿也继承了这样的性格基因，她回来总是那样乐哈哈的。这种乐天性格，会使人内心永远有一块纯洁的精神天空，那儿永远不会受到现实环境的污染。除此之外，也许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对知识的陶醉，在观察世界过程中运用知识与学理资源思考，这种思考本身获得的价值自我实现，使我很快从不愉快的心境中摆脱了出来。

前面所概述的，主要是心理方面的，一个人有知识上的自得之乐，就一定会幸福？这还远远不够，他必须有一个外在的着眼点，一种能与外在的资源接通的活源头，否则他的内心资源也会像古井水一样很快枯竭。我想，那个外在的源头就是自我认定的社会责任感。我理解张载的一句话，“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性，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意义就在于，个体的生命不满足于个体的自我完善，那种与外部世界绝缘的自我中心，会变成无本之木。也许中国文化中正具有这样一种结构性的东西。当你总觉得自己对社会有责任，总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总觉得只有这样，人活着才有意义时，而这又是一个历史上大变动的时代，你觉得自己的存在并非无关紧要，外部世界不能没有有你的参与，这样，你就会远离虚无。

谈及日本

中国人与日本人关系总是好不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在一些文章里特别强调中国人要反思自己，但日本人方面也要反思，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人不愿意为二战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认错。为什么日本人不认错？日本天皇制的保留，一方面固然有利于美国接管日本并改造日本，另一方面，这也造成日本不是以与过去决裂的方式进入战后时代的，旧时代形成的传统史观与意识形态，极大地影响了战后的日本国民，这一点与德国战败后对法西斯主义的清算有很大不同。由于日本战时的观念没有得到清算，相当一部分日本人总认为自己过去的大东亚战争是黄种人与白种人种族战争的延续，战争的动机与一般意义上的侵略战争是有所不同的。再说，日本虽然有殖民地，但这是在当时各列强都做的事。另外，有人说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担心中国人讨债。我曾问过一位导游，中国人已经决定不要求还债了，为什么日本人右翼仍然不认错？导游的回答是，因为日本人认了错就会觉得欠了你的，他就会内心过不去。这样的解释是否合理，当然有待进一步思考。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有些人对中国的崛起有一种酸溜溜的、五味杂陈的感觉，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就是以一种仰视的姿态看中国，他们习惯于用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看中国，已经有一百年了，现在，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经济上赶上日本和美国只是时间问题，让他们平视中国，改变一百年来的习惯，说什么都有一点又羡又忌的感情夹杂其中。有一个移居日本三十年的朋友，引用了日本人表达自己感情的比喻来说明他们的心理：“中国的崛起，就如同山顶上一块大石头滚下来一样，挡也挡不住。”

谈及美国

相比而言，美国人尽管充满活力，精神世界却粗犷并略显肤浅，远没有俄罗斯人那么深沉而细腻的内在感情世界。然而，正是这样的民族，却在经济、国力以及文化上成为佼佼者。

这里面有没有某种必然的关联？我想，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感情丰富、思想深刻的民族常常会为某种不切实际的理念而牺牲，占据他们思维的是“主义”与献身精神，而“主义”的大话语所具有的吸引力，最容易经由理性的畸变而发展为集权的乌托邦。

实际就是为理念而献身的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符号。相反，美国人尽管世俗而肤浅，热衷于享受个人主义的世俗乐趣，然而恰恰是这一点，使他们能具有对建构主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天生免疫力。这能使他们在实务的世俗竞争中，充分地发展多元文化与经济，（当然还有其他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荣誉

知识分子做学问，求的主要并不是金钱，也不是权力，求的主要是人们对自己的尊重与认同。用一句俗话，求的就是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