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试从“文化蕴含”的广角，对京味儿文学予以观照，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探讨京味儿文学的历史成因和三个文化层次。其中论述了“一种地方特色的‘味儿’，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文化特征的体现”，在构成“味儿”的诸因素中，“人是文化的结晶”。高层次、高品位的京味儿文学必须将注意力放在塑造既具有地方性格特征又具有深层次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人物形象上。指出了老舍的创作即是京味儿文学“高层次”、“高品位”的文化追求；并从老舍特殊的文学地位中进行了多向性的文化思考，得出了老舍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量级的京味儿文学作家的结论。
【关键词】地域；味；高品位；文化层次；文化蕴含；民族文化意识；世界性眼光
我们祖国的文化巨流，是由各个地域的文化溪水汇聚而成。正像人们看到的那样，在20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曾被视为亚流文学的地域文学，竟借市场经济之强大活力，拔地而起，其声势，其规模，其深邃程度令中外学术圈不得不刮目相看。其中，京味儿文学在创作实践上的可喜成就，不仅由于其发祥地首都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地位的特殊而独树一帜，而且因为首都作家群的阵容强大而不同凡响。他们当中不少作家深受老舍影响，有意无意师承老舍，写出了多姿多彩、风情别具的京味儿作品。这些作品以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广阔的社会视野，特别是醇厚潇洒的京味儿语言和现代审美意识，再现了京华风物，古都神采。
当我们在对新时期京味儿文学的复苏进行历史的探究时，不能不对老舍在这个艺术群体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他独特性的创作进行再认识和再评价。
1 秉承前世遗风，开启一代先河
文学史上，真正站得住脚，有较大影响的流派产生，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老舍京味儿文学创作的丰富性、深刻性和复杂性，同样也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当代北京一些作家的某种类似追求，也是这种背景的反映。
中国人历来视京华为首善之区，京城往往开风气之先。自元代以来的近八百年中，有相当一批来自各地的高层次的文化人聚居于此，其风长消，影响全国。从北京的建筑文化、园林文化到饮食文化、工艺美术以及民情民俗等，无不集中了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成分。尤其是北京的语言成为北方方言——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言的基础。
从历史源流看，由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北方话在汉语中一直占着优势。1234年蒙古族统治者灭金建立元朝，把金中都燕京改建大都（北京）后，北京话尤其显得重要。当时，虽然明文规定蒙古话是国语，但实际上蒙古的老百姓和王公贵族都学会了大都话，喜欢讲大都话，于是大都话作为战胜者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元代的杂剧戏曲大多用大都话写成，艺人们到处为市民说唱演出，其中大量的北京口语浅显明白、率朴自然，广为流行。
到了明朝，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各地之间的密切交往和联系更加需要共同的口语。于是，北京话作为共同口语的雏形更明显了，“官话”的名称随之出现，并且通过全国各地来京的官吏、商人和赴考的举子，把“官话”（北京话）慢慢传播到全国各地。北京人也同时从来自长江以南及中原各地的汉语方言中，选择那些充满活力的剧种和贴近口语的艺术形式（如京剧、曲艺等）熔为本地域的语言。
在北京建立清朝的满族虽有自己的满语，但到清军入关前，满族人之间早已通行汉语，一般也都以汉语对话，幽燕方言逐渐成为满清八旗通用语言。1728年清朝政府曾经在方音最重的广东、福建两个省份设立“正音书馆”，教授官话，并且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①。那时，说官话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曹雪芹创作的不朽巨著《红楼梦》，是在中国小说史上首次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创作的长篇小说。俞平伯说：“北京话是全中国最优美的语言，《红楼梦》里的对话几乎全部是北京话，是经作者加工洗练过的北京话，真是生动极了。”②《红楼梦》犹如第一次决口的堤坝，其后使用北京话创作小说者如浪潮奔涌。
进入本世纪初年，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大大加速了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由“官话”发展而来的“国语”运动开展起来，电影、话剧、广播都采用了“国语”。后来，以北京话为标准音的“国语”这一名称，又逐渐被“普通话”这个含义更明确的名称所代替，并且获得了民族共同语的地位。
正是在这样一个语言文化的时代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京味儿文学的里程碑老舍。老舍是继曹雪芹之后的又一位京味儿集大成者，他以自己的创作成就为京味儿文学树起了一面旗帜。他说：“新的心灵得到新的表现工具，才能产生内容与形式一致新颖的作品。‘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③与同时代的文学巨匠一样，老舍是最有民族文化意识和民族审美意识的作家，但他没有停留在远承《红楼梦》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上，而是兼有宝贵的开拓者的精神和建设者的气魄。
可以说老舍的创作，近取“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和民族精神，旁收英美文学的立体观点，是在中西文化反差中展开的。这种反差拓展了老舍的创作思想和方法，使老舍在深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学习前人，继承遗产方面，眼界十分开阔。他喜欢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希腊的悲剧，他喜欢狄更斯、康拉德、福楼拜……，也喜欢俄国的作品。他喜欢的作家，都是那些气魄较大，境界较开阔的作家。他说：“把世界上那些最善最美最真的都须略略知道一点，使我们成为一个会为人类思想的中国人。”④正是老舍的渊博，助成了他在文学艺术上具有世界性的眼光。但他从不刻意摹仿任何人、任何派，他是根据生活的需要，根据群众的爱好与接受的可能，扬名家之长，避名家之短，经过吸收、消化，创造出独树一帜的京味儿文学艺术品。
无需多举例证，老舍用现代文化意识的眼光确立了现代京味儿文学的完美形象，用京味儿语言写尽人间百态，整个一部《骆驼祥子》、一部《茶馆》，都可以作为现当代汉语的文学语言范本。老舍曾经在《我的“话”》一文中，追溯了自己从英国语言文学的学习中得到的启发：“以英文和拉丁或法文比较，才知道英文的简单正是语言的进步，而不是退化；那么华语和英语的比较，华语的惊人的简单，也正是它的极大的进步。及至我读了些英文文艺名著之后，就更明白了文艺风格的劲美，正是仗着简单自然的文字来支持，而不必花枝招展，华丽辉煌。”于是老舍在创作中“脱去了华艳的衣衫，而露出了文字的裸体美来。”他说：“我的笔也逐渐的、日深一日的，去沾那活的、自然的、北平话的血汁，不想借用别人的文法来装饰自己了。”老舍发现了中国话、北京话所具有的“简劲”的优点：“中国语言恰恰天然的不会把句子拉长”，而这种简短有力的口语，即“最普遍常用的，绝难借用外国文法的”民间口语，也恰恰是最适合于表现人类普遍的内心感情，特别是用作戏剧对话的。老舍举了个绝妙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媳妇哭婆婆，或许用点修辞；当她哭自己的儿女的时候，她只叫一两声‘我的肉’，而昏倒了！”“一个哲学家，与一个工友，在他痛苦的时节，是同样的只会叫‘妈’的”。
正是在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和外国文学的比较中，在民间口语与人类至情之间的有机联系上，老舍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京味儿语言和风格——通俗、幽默，俏皮中透着典雅、警辟、深刻，并充满浓厚的民族色彩和情调。正是老舍独特的京味儿语言和风格，使他获得了举世公认的两种大师的美誉——语言艺术大师和幽默大师。曹禺赞誉他为：“中国当代的‘人杰’”⑤；郭沫若尊称他为：“寸楷含幽默，片言振聩聋”的“文章一代宗”⑥。
秉承前世遗风，老舍开启了现代京味儿文学的先河——把外来影响民族化，在民族传统中推陈出新，为首都北京的历史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增添了光辉。虽然时至20世纪末，外省市已不再唯京城马首是瞻，亦步亦趋，但依然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京城模式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参照系。从这一点看，京味儿文学与其他地域文学相区别的一个显著不同是，它在客观上或多或少地起着一定的导向作用，它不仅反映着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民情，还发挥着传播文化意识、倡导民族风尚、规范民族语言的作用。因此，用现代化意识表现当代新北京人的京味儿文学作家，应该很好地研究、借鉴老舍，含英咀华，吃透老舍京味儿文学的文化蕴含，立志在攀登老舍京味文学这座至今难以逾越的高峰中有所突破。
2 文化层次的高低深浅与文学京味儿的浓淡醇薄
一种地方特色的“味”，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文化特征的体现。从文化的广角透视，这种“味”只能是个模糊性概念，它的含义可以有大体阐释，却不好有绝然确定的界说。因为促成文学作品形成某种地方“味”的因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广而言之，构成地方“味”的因素，一般认为主要有环境描写、民俗表现、语言运用和心理展示等。这四个因素，前三类是载体，它们展示民情风貌、体现地域特色，在作品中起依托性、背景性作用，往往构成一处地域文学与另一处地域文学的主要的外部区别。后一类是本体，它是指由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活方式所展示的独特的心理状态。
那么具体说到“京味儿”，笔者认为，它也应该有一个虽未约定但已俗成的表现范围，即以北京普通的传统市民以及他们日常生活和职业活动为表现对象，并与北京特有的历史、环境、文物、民俗、风情、世态、习惯、语言等融合成一个整体的京华市民社会的文化氛围。但是从众多的表现“京味儿”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虽然看见一些作者涉及了京味儿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人从提笼架鸟、遛弯、吊嗓、票戏捧角、斗蛐蛐、放风筝的闲话里，一眼便识出这是老北京的风物，却仅此而已，咀嚼不出象老舍京味儿作品中的那种浓浓的醇厚的韵味儿。这其实是作品艺术价值的“品位”问题，由于高品位的作品，一般都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作品，因此文化层次的高低深浅也就自然影响到文学京味儿的浓淡醇薄。
我们从老舍的创作中悟出：京味儿作品应当具备三个条件，第一，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这是最起码的京味儿题材的合格线；第二，写出浓郁、多彩的北京风土习俗、人情世态；第三，写出时代、民族、历史等文化传统的积淀在北京人精神、气质、性格上所形成的内在特征。这三个条件实为三个文化层次，高品位的京味儿作品自然应该能够达到第三层次。
老舍是超越了三个层次的。从第一个层次看，北京是老舍创作的源泉。这块民族的厚土养育了老舍，他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死也在北京。他热爱北京，他写了一辈子北京。在他一生的67年中，有42年在北京度过。在它创作的大部分时间里，“不论是在伦敦，在济南，在青岛，在重庆，在纽约，他都在写北京。他想北京，他的心始终在北京。”⑦他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即是他执教英伦期间，从体验英国小说中的生活画面勾起他对古老中国生活画面的回忆，从而以北京为背景写下的发轫之作；之后他又连写了《赵子曰》、《二马》两个长篇，以共同的讽刺的情调和幽默的笔法展开了北京市民生活的画面，揭露了旧中国学界的黑暗、政界的腐败和海外侨胞身受的民族歧视。从此，他一发不可收，辛勤笔耕，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为文学艺术宝库增添了众多不朽的人物形象。仅以解放后的话剧创作为例，他创作的人物，光开口说话的就有226人之多，其中有声有色地留在了读者和观众心中的人物至少也有100多人。像程疯子、王大妈、丁四夫妇（《龙须沟》）、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松二爷、康顺子、大小刘麻子、大小唐铁嘴、庞太监（《茶馆》）、破风筝、白花蛇、方珍珠（《方珍珠》）、高永义、高秀才、于铁子（《神拳》）、齐母（《女店员》）……等等，可以毫不费力地举出数十个。这些都是性格鲜明的北京社会各个阶层的京味儿十足的各色人等。老舍在他的《三年写作自述》中曾说过：“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幅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地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一条活泼的鱼儿来。”由于老舍自幼奠定了丰富的民间生活的基础，长期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素养，才使他对创作对象有透彻的理解和把握，仿佛给他们都批过“八字儿”与婚书，还知道他们的家谱。他三言五语就能勾画出一个人物形象；而人物的语言都是“从生命与生活的根源流出来的，”⑧似乎在老舍的胸间藏有一部北京市民语言的话词典，词汇量之丰富，令人难以思议，运用起来又是那样得心应手。老舍对此的回答是：“生活是最伟大的一部活语汇”，“从生活中找语言，语言就有了根”⑨。
此外，老舍在他写北京的人和事的作品里，人物活动的地点和故事展开的环境基本上是真实的，他运用了240多个真实的山名、水名、胡同名、铺店名，“把真实的北京城搬进了自己的小说和话剧”⑩。“老舍的一个重要的文学主张是作品中要有特定的背景，有具体的地点、社会、家庭、阶级、职业、时间。他反对‘有那么一回’、‘某地某人’式的写法”，认为“那像古代流传下来的故事，近代小说不应如此”(11)。由于老舍的创作严格遵循了这一主张，因而大大提高了老舍作品“京味儿”的“浓”度和“醇”度。
从第二个层次看，浓郁、多彩的北京风土习俗、人情世态，是构成作品“京味儿”的重要外部特征。从世界文化的角度观照，老舍与巴尔扎克都是描写本民族风俗人情的高手并都具有史家的眼光。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通过错综而瑰丽的风俗史画，通过众多人物形象构成的五光十色的特定生活场景的描绘，被恩格斯称为：“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12)。同样，老舍卓越的艺术画笔下的民俗风情给我们提供了20世纪前叶中国社会特别是北京市民社会的现实主义历史。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以至地域的民俗风情，都有其历史的生长、发展和积累，世代相传，并且在不断前进的社会生活里还能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形态。就“京味儿”的民俗风情和文化蕴含来说，北京是中国的五代帝都，是民族政治文化的中心，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建都北京，当是给它带来的影响最大，中国这个“礼义之邦”的形形色色在这里也体现得最清楚、最集中。老舍是满族人，苦出身，自小生活在满族正红旗聚居的地方，他笔下的民情习俗带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和满族生活习性的特点。从《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到压卷之作的《正红旗下》，老舍笔下展开的老北京特有的民俗风情的长幅画卷，囊括了清末北京社会的各个阶层，可以说从王公贵族到下层市民，以至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色人等，都活现在他的笔端。在他描绘的世态民俗的大背景下，既留下了下层市民苦难、挣扎、奋斗的声影，也留下了末代王朝送葬的钟声。
老舍笔下的民俗风情不仅构成“京味儿”的粗线条的文化背景依托，也构成了细腻传神、色彩斑斓的老北京传统习俗风味的工笔画卷。从脍炙人口的名剧《茶馆》演出的情景里，我们看到：满台奔跑着端茶倒水、送烂肉面的跑堂儿，坐着喝茶的主儿，旗人装束的打扮：长袍马褂，服饰鲜艳，腰间挂满了零碎儿——玉石坠儿、鼻烟壶、小梳子，头上高悬鸟笼子，其间混杂着衣裳褴褛的乞讨者……；我们听到：茶客们的高谈阔论，茶房的高声吆喝，后台厨房传来的炒勺敲打声，时而又穿插着老北京特有的叫卖声……，洋洋大观的场面，让人接应不暇，“幕一拉开，观众就眼花缭乱，颇有顾此失彼的担心”(13)。尽管是那些并未亲眼目睹过茶馆生活的当代北京人，观看了这浓郁、别具的地方风情展示，也会脱口说出这是老北京的茶馆文化。因为这种种形象、打扮、作派、礼仪、恐怕在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任何时代都找不到。只有北京独一“味儿”（份儿）。
在老舍极其精彩的描绘里，我们又可以看到北京重礼的传统。特别是遇到婚丧嫁娶，生日开张，真是“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如《正红旗下》中，老舍对旗人“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诸如送灶过年、敬神拜佛、生孩子洗三、作满月，以至养花、蹓鸟、放鸽子，饮食、行事、穿着打扮等，描绘得如此细致入微，维妙维肖。《茶馆》里松二爷一出场就请安、让茶，至第二幕，他落魄到连饭都吃不上了，可还没忘了请安，并且是一连串的请安，这便是表现老北京人，特别是旗人十分讲究有时达到繁琐程度的“礼仪”：什么文安、武安、大安、小安、点头安、罗圈安、连环安(14)……名堂可谓多矣。
老舍的多部作品里还具体生动地描写了“老北京”除了“礼多”以外，在场面上讲大方、讲义气、要脸面的习惯风尚。所谓“外场人不做老娘们事”（松二语），为了“讲脸面”，“要排场”而傲里夺尊，争强斗狠。随着这种心理定势、习惯风尚的流传，形式也多样起来，含义也不尽相同，甚至差别很大。它有时是富家门第之间的争强斗富；有时是佛家意味的“乐善好施”（例如《正红旗下》中的定禄大人）；有时是穷人之间的周济相助（例如《四世同堂》、《龙须沟》中穷人小杂院间的邻里关系），等等。
总之，老舍笔下的地域习俗、风土人情之所以饶有情致并渗透着北京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特征，是因为，他没有把地域风情仅仅做为一种时空的框架，一种纯客观的外部条件和特征，去做简单的认同或浅层次的文化描写，而是长时间地全身心地浸润其中，用自己高层次的文化眼光和个性气质进行自觉、不自觉的观照。因此，他写民俗风情都是与反映生活、刻画性格、创造艺术形象密切融合，是借风俗的形式，与人物、写社会、写历史，造成他笔下的一情一景、一草一木都凝聚着深层的文化意蕴、多元的审美信息和历史的纵深感，体现了老舍京味文学高品位的追求。
这种高品位的追求正是京味文学的第三个层次。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区域或民族的人都共同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氛围当中，人本身最集中地体现了一个区域或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尚、道德观念、心理素质、思想感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就是文化的结晶。因此，京昧儿文学的高层次和高品位，必须将注意力放在塑造既具有地方性格特征又具有深层次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人物形象上。
老舍创作上的幸运在于他从北京市民生活中获得了灵感的源泉，他对市民文化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各种味儿体验得非常深刻、真切。因此，他才能在《茶馆》创作上，借人物写历史，把他认识的一些小人物，诸如小官吏、实业家、假洋人、老太监、农民、小贩、艺人、特务、逃兵以及女招待、算命的、下棋的、打群架的一群人“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从侧面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15)，这也正是老舍写人物的深刻之所在。一个三教九流会面之处的茶馆，一些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50年的生活竟能在局促的舞台框架里，在三幕剧中，埋葬了横贯半个世纪的三个令人诅咒的旧时代：戊戌政变失败后的晚清末年；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爆发前夕的国民党反动统时期，揭露了它的病态、荒诞和黑暗。这种高度的艺术概括力，非大手笔而不敢问津。
老舍写北京人是深入到历史与文化传统的积淀中，从民族性格中，探讨祖国落后的深层原因，寻求改造中国使之腾飞的道路。
《茶馆》和《正红旗下》两部作品集中反映了老舍对旗人制度的讽刺和揭露，特别是对给满族人民造成灾难性恶果的上层人物和纯粹寄生的旗人的抨击，辛辣和俏皮中透着尖锐深刻。这些“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的秉赋优异的上层旗人，到了清末是全然不知天下事。在老舍笔下，他们只知道玩耍挥霍，把聪明才智和人类文明全都变着法儿的调动到玩上去。他们把玩耍搞得有板有眼，有腔有调，有根有据。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节假，穿不同的服装，养不同花鸟，吃不同菜肴，玩不同玩艺，行不同仪礼，而所有这一切，都做得那么细致、考究，入迷。……甚至太监也要娶媳妇！从大的方面，这种玩耍把钱都盖了颐和园；从小的方面，这种玩耍把钱都换了洋鼻烟、白麻雀，搞得国破民穷。清王朝就在这种玩耍挥霍之中走向了自己的末日(16)。老舍明确讲到“大清王朝的‘残灯末庙’”使“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潭死水里。”优异秉赋的旗人，“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反而深化了民族的悲剧。老舍描写的不仅仅是旗人本身的没落，而是清朝晚期整个社会的衰亡。
老舍的另一部被搬上荧屏的重要作品《四世同堂》，被称为用民族的血和作者自己的血写成的一部“痛史”和“愤史”。这部由《惶惑》、《偷生》、《饥荒》三个连续性的长篇构成的百万字巨著，是在八年抗战的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解剖了一个沦陷区的名不上经传的小胡同，透过这个细胞，广泛地展现了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展现了广大北京市民被奴役的苦难生活以及他们从矛盾、痛苦直到觉醒成长的心灵历程。在这部作品中，老舍携带着他浓郁的文化意识向现代意识、社会历史意识靠拢，表现在他对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的歌颂，对民族文化的反省，对民族国民性弱点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必须改造这种国民性弱点的痛苦而深沉的思考。作品借钱诗人之口说：“这次抗战应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这里的“垃圾”既指象冠晓荷、兰东阳、大赤包之类的民族败类，也指封建传统文化给予人们的精神负担：祁老人的“知足保和”，封闭自守；马老寡妇的“忍”字哲学；祁瑞宣的“守家尽孝”；常二爷、李四大爷、小崔、孙七等人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空洞自慰……。老舍以严酷的现实主义笔法，用文化层次的眼光剖析了小羊圈胡同这块“千层糕”式的多文化层次的人群。如果说，在惶惑偷生、忍辱负重、终于在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上找到了自己位置的祁瑞宣身上，凝聚着老舍对沦陷区人民艰难处境的深切理解；如果说在大杂院的贫苦劳动者，如李四爷扶困济弱的豪侠气概，剃头匠孙七死也要在日本人面前死得体面庄重行为上，寄托着老舍对古都下层人民不可扑灭的浩然正气的真挚景仰；那么，一大群忘了“自己脖子上的铁索”的北平人，兴高彩烈地参加日伪主持的“升平景象”的北海化装滑冰比赛，则体现着老舍揭露“东方顺民”的那种麻木、敷衍、苟安、偷生的性格，去挖掘国民病根的忧愤。
老舍曾在他的《大地龙蛇》序言中说过很重要的两段话：“一个人群的单位，有它的古往今来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方式，假如我们把这种方式叫作文化，则教育、伦理、宗教、礼仪与衣食住行，都在其中，所蕴至广，而且变化万端。特重精神，便忽略了物质；偏重物质，则失其精神。泥古则失今，执今则阻来。”“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在生死的关头，我们绝对不能讳疾忌医！何去何从，须好自为之。”这是我们深入理解《四世同堂》的文化钥匙，更深刻地说明了，老舍京味儿作品中浓郁的京味文化意识是宏观的，历史的。他要求联系民族的命运，借抗战之机，改造宏观文化，创造光明的未来。
由此可以看到老舍京味儿文学强烈的文化意识是站在了时代和世界的高起点上。前苏联汉学家博洛京娜，在她的专著《老舍，战争年代的创作，1937～1949》中第四章，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四世同堂》。在谈到老舍作品的艺术空间与时代时，作者认为“这部长篇小说在作家的创作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例子，世界大事，政治和历史如此强劲地渗入作品之中。抗日战争与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许多重大事件，如哈勒欣河事件、珍珠港事件、广岛悲剧，中国的和其他各参战国的城市——莫斯科、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罗马、柏林等——这一切组成小说的历史背景，扩大了叙述的界限，注入了时代活生生的气息。”又说：“这部三部曲的艺术空间仿佛是由三个集中圈形成的。第一个——世界与中国，第二个——北平和它的郊区，第三个——北平西城的一条又长又窄的胡同和祁家。”(17)
到此为止，老舍京味儿文学深厚的文化蕴含可见一斑。他的京味儿散发着民族泥土的芳香，传播到民族的各个角落，扩散到世界的远方。
3 世界量级的京味儿作家留下的文化思考
正象老舍京味儿文学作品深厚的文化蕴含一样，老舍作为世界量级的京味作家，他的作品以及他成功的背后，留给人们的文化思考也是复杂的，多向性的。
从老舍一踏上文坛起，他就是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作家，他的作品没有一篇不洋溢着对祖国的山川土地、祖国人民、祖国的文化传统、民俗民习以及作为这一切代表的北京和北京人民的深厚的爱。美国曾流行一本《老舍与中国革命》的书，在外国人眼中，老舍和中国革命是联在一起的。的确，老舍的整个文学生涯紧贴中国风云激荡的伟大时代，从抗战到解放，老舍都自觉地从时代和民族的需要，从生活积累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考虑自己的创作，不但在内容上能及时反映民族的艰苦斗争和新生，而且在形式上也选择最能为广大群众喜爱和接受、最利于民族文化建设的样式。他反对“象牙塔”里的文艺家们的主张，他认为“艺术家的心是时代的心”，作家应是“国民一分子”，必须以“救国”为天职，以“文艺”为武器。不论是抗战期间还是和平年代，老舍急人民所急，从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出发，置个人的名利地位与已经取得的小说创作的巨大成功于不顾，执意创作难写的剧本，救治全国的“剧本荒”。他一生写了24部戏剧，其中《茶馆》作为经典剧目共演出了四百多场，盛况空前。它在西欧、美国和日本的演出受到海外观众和各国评论家热烈赞誉，首场演出演毕谢幕长达36次，被外国友人称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中国人民从老舍的剧作中看到了祖国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倾听到了中华民族阔步前进的时代声响，感受到了新生活的幸福自豪。外国友人则通过老舍戏剧的窗口“对一个完全陌生的民族及其历史有了了解”，“理解了一个遥远的国家”(18)。老舍因而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老舍的京味儿作品之所以能够突破国界，受到中国老百姓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除上述精神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前面谈到过的：老舍把外来影响民族化，在民族传统中推陈出新；在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交汇点上，在民族形式的雅与俗之交汇点上，寻求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发展方向。这是老舍留下的最有价值、最有启示性的文化思考。
老舍的文艺观，与他旅居欧美十年，见多识广而形成的世界性的眼光分不开。老舍认为：“艺术一向是，而且永远是要互相影响的。任何艺术一旦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它就会僵化、衰落。无论如何固执的艺术家，只要忠于艺术，便不可能不接受些外来的影响。”(19)但是，对西方文艺的广泛接触，没有使老舍成为盲目的崇拜者；西方各式各样、花色繁多、光怪陆离的文艺，也没有把老舍引向抽象，引向晦涩，引向脱离生活。海外的涉猎，反而增加了他民族的自信与自强。他通过多次观摩美国的舞剧、广播剧、音乐剧和话剧而得出结论认为：“自然我们还有许多缺陷”，但是，“我们的话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20)。老舍终于利用话剧这个纯粹的“舶来品”的艺术形式，创作了那么富有浓厚民族风味的《茶馆》、《龙须沟》。老舍在小说创作上同样汲取了西洋文学活泼而富有变化的结构形式和叙述方法，一改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体，在人物描写方面大量运用西洋小说的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但老舍没有追随西洋小说中浩繁的背景和场面描写，也不从故事情节上横向伸展纷繁的枝蔓，而是师承中国古代诗词、笔记小说以及鲁迅作品简约凝练的长处，逐渐形成一种富有中国民族特色和老舍个人特色的简捷洗练的风格。此外，老舍作品的幽默隽永之味儿，既受狄更斯等英国作家的影响，又带有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色彩。这与他自幼深受鼓词、相声等市民阶层中各类通俗文艺的影响，以及他从父辈那里继承的不屈不挠的生活意志，自我排遣的“豁然”和“大度”，疾恶如仇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宇正不阿、外圆内方的气质分不开。这种文化氛围陶冶了老舍的艺术个性，使他具备了幽默的条件和才能。
总之，老舍追求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以世界文艺作为我们的遗产，而后以我们的文学、材料，写出我们自己的，同时也是世界的作品来。”(21)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这正是对老舍京味儿文学的最佳概括，它奠定了老舍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的作品在国际上的声誉是仅次于鲁迅的一位”(22)。据舒乙说：“老舍去世后，国外的文学家率先写了悼念他的文章和小说，瑞典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甚至准备给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23)。老舍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世界量级的优秀作家。
就是这样一位文化界知名人士中的得天独厚者，一位世界著名的作家，他的成功却不像他京味儿作品那样幽默和轻松，他是付出了一生的心血和劳苦。他的内心世界有着平常人的孤独、迷惘和痛苦，有些甚至是他不能够逾越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位有着高风亮节的作家来说，任何孤独和痛苦都莫过于他创作失败的时候。“他不是那种满足于地位、职务、名利的作家，他渴望写反映新时代的成功作品”，“他的创作实践是刻苦的，极端认真，多少遍，边抄边改，每个字每个词地反复推敲，当他倾注全部心血完成的作品确定失败的时候”，他“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那种痛苦的心态，真比一场大病的折磨还难受”(24)。
老舍以自己的创作和人格，首先实践了他在抗战初期向文艺界的同行们发出的热情召唤：伟大时代是伟大文艺的诞辰，而写作家的伟大人格必须与它同时降生(25)。
纵观泱泱华夏，我们不乏描写民族语言、民族人物、民族生活、民族情感的作品。我们缺少的是世界量级的民族作品。时至今日，老舍笔下的北京市民的子孙们正召唤着当代京味儿文学作家，用现代化意识和文化眼光，去成功地表现今天的具有北京传统美德和弱点，并且在不少方面仍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新北京人的精神风貌。我们的作家，我们的读者，是不是应该从老舍的文艺观和世界观里，从老舍京味儿文学作品的文化蕴含里得到某种心灵的共振和启示呢？
注释：
①王希杰.语言学百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160
②转引自：金汕，白公.京味儿和京味儿文学.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4，(2)：64
③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见：胡絜青.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香港：三联书店，1980
④(19)(21)老舍.写与读.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⑤曹禺.老舍的话剧艺术序.见：克莹，李颖.老舍的话剧艺术.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
⑥郭沫若.民国三十三年春奉贺舍予兄创作廿年.见：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⑦⑩(11)(13)(16)胡絜青，舒乙.散记老舍，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82，87，223，78
⑧老舍.戏剧语言.见：王行之.老舍论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6
⑨老舍.我怎样学习语言.见：胡絜青.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香港：三联书店，1980
(12)恩格斯.恩格斯致哈克奈斯.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462
(14)(18)(25)转引自：冉忆桥，李振潼.老舍剧作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15)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见：王行之.老舍论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201
(17)高莽.老舍研究在前苏联.见：北京文学，1988，(8)
(20)老舍.纽约书简.见：老舍写作生涯.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22)黄苗子.老舍之歌.见：老舍研究资料编目.北京：北京图书馆学会，1981
(23)舒乙.再谈老舍之死.北京文学，1988，(8)
(24)葛翠琳.魂系何处.北京文学，19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