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形态的趋同性和稳定性并非是绝对的。导致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因素，分为“外生”和人们非预期，“内生”和人们预期的两大类。
人类历史几千年，绝大多数时段是在延续着以往的发展轨迹，在平淡、无奈、沉闷和保守中度过的。但是，却有少数一些时段，人们的生存、生活和思维形态发生根本性改变，原来的轨迹中断，进入新的轨迹，即人类文明形态的发生“转型”。当下方兴未艾的互联网技术革命，已经成为推动整个人类的文明形态转型的引擎，并从根本上影响着各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选择。
自上个世纪末，中国开始频繁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定义其制度性质和发展阶段。近年来，“制度转型”成为中国一个广为流行的关键词，解释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种种新现象。本文力求回答的是互联网时代人类文明转型和中国现行的制度转型之间的相互关系。
文明形态转型、思想文化形态转型和制度形态转型
支撑人类历史的主要是文明形态、思想文化形态和制度形态。文明形态是最根本的，其次是思想文化形态，再次是制度形态。这是因为文明形态就是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即民众为了衣食住行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一般来说，文明形态的演变过程是渐进的，具有超越空间限制的趋同性和稳定性。思想文化形态是活跃的和多元的，即使在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没有明显改变的情况下，思想文化形态也会发生突破。例如，漫长的中国农耕社会，思想文化并没有停滞，时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和进步。至于制度形态，主要是指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演变，因为需要改变现实利益结构，所以通常和战争、革命等暴力形式的介入联系在一起。
但是，人类文明形态的趋同性和稳定性并非是绝对的。导致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因素，分为“外生”和人们非预期，“内生”和人们预期的两大类。
人类文明形态受到“外生”的和人们非预期因素影响的事例俯拾皆是。如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等。至于影响人类的文明形态的“内生”和人们预期影响的事例，集中表现为技术进步和创新。因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人类的自觉和主动行为。自中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有三次：第一次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蒸汽机发明、机器革命和动力革命彻底完结了中世纪。第二次是20世纪中叶以原子能和卫星为代表的能源和空间革命。原子能开辟了新能源，卫星实现了空间突破。人类利用能源和空间的范围得到巨大拓展。第三次是正在发生的互联网革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世界不断走向破碎和分裂，人类需要理性和公正地组合全球经济力量、思想力量和文化力量。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发生互联网技术革命，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联络，新的信息基础结构，人类自觉和主动地解构和再建自己文明形态的意愿，成为可能。
为什么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意义如此之大。因为技术进步和创新可以最终改变人类获取和分配资源的方式，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转型提供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了系统的技术创新理论。熊彼特认为，惟有通过技术创新，方可以破坏旧的经济结构和创造新的结构，实现“产业突变”和促进“经济发展”，最终改变的都是人们生存的时空状态，或者说是人们的社会组织的时空范式。也就是说，相比较经济和政治制度，因技术创新改变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更重要，是一种新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引发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不是一个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决定新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工业革命所建立的传统的工业体系支撑着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美国著名电影《飘》，其副标题——“文化随之飘逝”，通过浪漫的爱情故事和充满暴力的南北战争，告诉观众的是南北战争不仅解放农奴，而且彻底改变了美国文化、历史的传承，具有创新能力的北方工业文明战胜了丧失创新能力的南方农业文明，最终在北美确立以工业资本和权力融合的制度。20世纪后期，因为信息产业革命和后工业产业体系的形成，逼迫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开始了至少近四分之一以上世纪的持续转型。
相比经济和政治制度形态，思想文化形态常常更重要。这是因为：思想是个体行为，理所当然的享有和身体一样的自由权利，从来是改变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最重要起因。人类历史上不论有多少次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改变，人类还是形成了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念。例如，正义、自由、平等、博爱。不论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儒家学说，都以维护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作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思想文化最终影响和改变着制度的选择和转型。人类的文明和历史基于人类的思想，“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当下的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在解释中国的制度转型方面，很受西方的“制度学派”和“历史学派”的影响。“制度学派”强调的是市场为核心经济要素，以及国家的、法律的、社会的、伦理的、历史的等非市场因素对历史演变的作用。中国化的制度学派倾向自由主义。“历史学派”则强调每一种经济制度和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关系，支持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独特性。中国化的“历史学派”很容易成为“中国道路”特殊论和“中国模式”的支持者。
事实上，在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中和大历史面前，“制度学派”和“历史学派”的学说都有太大的局限性，甚至苍白。如本文前面所说，究竟是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猪马牛羊、玉米、茶叶、煤炭石油、机器，还是市场、国家、暴力、政治、法律、伦理对人类生存和生活形态影响更根本？更深远？究竟人类文明的趋势是“趋同”“聚合”，还是“分散”“分解”？毫无疑义，是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猪马牛羊、玉米、茶叶、煤炭石油、机器。道理并不复杂，人类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猪马牛羊、玉米、茶叶、煤炭石油、机器的地位几乎是永恒的。至于人类文明的大势所趋，显现的是“趋同”“聚合”，而不是“分散”“分解”，这在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尤其明显。特别需要指出，科学技术创新并非是完全受制于人类的被动工具，它本身具有生命力，存在着自我演进能力和不受控制的欲望，最终决定着人类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转型。
互联网时代下的文明形态转型
在人类历史上，文明形态转型，思想文化形态转型和制度形态转型经常是分离的。但是，却有在极少的时间里，文明形态转型、思想文化形态转型和制度形态转型同时发生，交互作用。因为互联网技术革命，现在正处于这样的时刻。
如果说工业革命颠覆的是支撑人类文明的动力基础，这次互联网革命，是有史以来在现行法令无法管束的无政府状态下的最大规模实验，网络改变了传统的思想文化形态的每个层面，包括日常生活琐事、身份认同、人际关系和国家政治事件，导致世界变小、变扁平，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多元化和去中心化，群体之间更加平等。互联网文明推动的是在更加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而不再是主要依赖国家、民族、宗教的传统组织，这势必加速现存的社会组织、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淘汰和调整。在历史上，可以与互联网革命媲美的就是德国人约翰内斯•谷登堡在1445年的活字印刷技术创新和在欧洲迅速传播，成就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时代和科学革命等运动，并为实现现代知识的大众传播提供历史性的物质基础。
尽管不断加速和扩张的互联网技术革命已经进行了二三十年，持续地改变着人类文明的时空秩序的基础结构，还普遍存在人们对互联网革命的历史性后果估计过低的现象。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承认，全球范围内的数十亿“网民”所推动的全方位“大众化”，正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新潮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众化”的九个方面：
1.信息资源大众化。自2008年以来，至少有四个标志性“创新事件”值得注意。一是云计算。IBM、雅虎等大公司在世界各地建立云计算中心。虽然云计算存在能源消耗巨大等问题，但是，云计算的出现使得人类可以快速和大规模地制造、处理和分享信息。人类多少年的不平等，归根结底是在信息、财富和教育三角构成关系中的不平等，任何人只要在三角关系中缺位，就难以进入社会主体和主流。如今作为物理过程的云计算提供了人类平等享有信息的可能性。二是大数据。简单来说，大数据就是人人创造数据，人人分享数据，人人消费数据，数据成为日益重要的资产。可以想象，可能在30年后，甚至可能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全世界所有民主国家的总统，从他出生时有多少斤重，他的DNA，性取向等都不用去搜索和追溯，直接就有数据。三是以iPhone为代表的智能手机的普及，也就是移动数据终端的普及。现在借助智能手机，人类已经进入彼此交流的三个A状态，即anytime(任何时间)、anywhere(任何地点)、anyway(任何途径)。四是“微信”。“微信”可以定义为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即时发消息、传文件和图片、留言和视频聊天的通讯软件。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微信”和“美国版微信”的WhatsApp，实现了用户数量的持续迅速增加，形成数以万计的横向的和互相交叉的小团体，成功地吸引了年轻一代的注意力。在“微信”面前，人们似乎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加入进来，或者自我放逐。微信技术所进一步推动的商业、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信息爆炸，导致任何政府和少数人对信息的垄断和控制日益困难。
2.教育大众化。受教育权利，特别是高等教育，曾经是一种特权。如今，教育正在成为公共资源，大部分知识几乎都可以在网上获得。美国名牌大学名教授的课程全部上网。公开课可以全球共享。2012年10月，《时代周刊》发表题为《大学已死，大学永存》的深度报道，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开放网络课程(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代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正在被改变，教育资源显示出民主化和大众化的趋势。MOOC对现有的大学教育体系的冲击是强烈的，甚至具有颠覆性。2013年，American Interest杂志预测：“未来50年内，美国4500所大学，将会消失一半。”现在最难当的职业是老师，学生逼迫老师讲出有原创性的思想。思想是信息源，不等于信息。在中国，作为开放网络课程(MOOC)平台的“果壳网”，目前近2万名学习者，“果壳网”组织学员们在23个城市举办了见面会。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2万名学习者极其微小，但是，它在中国潜力巨大绝对不可低估。
3.传播媒体大众化。互联网技术革命，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技术突破，彻底改变了传统传播方式的速度局限和地域限制，以及单向性的和广播式的舆论传媒渠道，创立高速和便捷的传播渠道，传播媒体的大众化、平民化、交互性，甚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自媒体，导致传统传播媒体的神秘性和尊严的削弱，与传统传播媒体相联系的政治、艺术和体育的明星偶像地位也急速下降。
4.语言大众化。互联网革命导致了民众全面创造一套新的语言系统，不再注重修辞和文法，反规则、碎片化、自由、无拘无束、嘲讽、质疑等成为常态风格，解构现有的语法规则和话语结构。不仅如此，网络语言已经走下网络、全方位地进入人们生活，渗透到一些年轻人的日常交际用语中，甚至影响着大众媒体的语言表达方式。在中国，此次互联网所推动的语言大众化，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是民众带动精英，其规模和后果，都会超过五四运动的白话文变革和1958年的文字改革。
5.物质和文化消费大众化。现在，尽管存在贫富和收入差别，但是，人们在日常物质和文化消费领域的差别正在急剧缩小。在中国，绝大多数的民众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其中的越来越多的民众可以拥有汽车等各种主要耐用消费品，甚至住房。在基本物质消费方面，希望显著有别于他人，已经相当困难，强而为之的往往是浅薄的暴发户。同时，包括歌曲、影视和旅游在内的文化消费，迅速普及，成为一般民众消费领域和欲求领域的组成部分。人们在文化消费中获得了某种潜意识的满足。
6.技术大众化。互联网提供了大众可以迅速学习、理解和普及相当数量实用技术的可能性：只要通过搜索引擎，不难发现、阅读和下载智能手机、计算机、家居、汽车、医疗医药，甚至高尖端技术的足够资料，传统的技术学习的专业化壁垒被打破，学习时间减少，学习地点没有限制。如果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肯定的“将推动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三维打印机普及到民众生活中，将会加速更多技术的大众化过程。
7.资本和投资大众化。互联网技术革命大幅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刺激了互联网金融的产生，加速了资本和投资大众化，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移动支付替代由传统商业银行运营的支付业务。例如，在肯尼亚，手机支付系统M-Pesa的汇款业务已超过其国内所有金融机构的总和，而且延伸到存贷款等基本金融服务。二是“人人贷”替代传统存贷款业务。三是众筹融资替代传统证券业务。通过集中大众的资金、能力和渠道，为小企业或个人的创业和发展提供资金援助。小企业通过众筹融资获得股权资本，这使得众筹融资替代部分传统证券业务成为可能。加之互联网不断减低民众进入股市和基金的技术性障碍，有利于实现人人可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人人当资本家的愿望。逐渐改变现存的金融生态。
8.货币形式大众化。长期以来，国家因为控制货币发行，持续增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和人民财富贬值，最终绑架了国民，逼迫一代又一代的民众拼命为国家打工。经济学家哈耶克凭借强大的理论逻辑和对现实的透彻认知，提出货币非国家化的主张，其途径是私人发行货币，货币竞争。而货币竞争可以保证币值稳定。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肯定哈耶克的理想层面是，但是在理性层面，则认为哈耶克说的货币非国家化没有现实性，唯一可行的选择是通过影响政府的货币政策来有限度地制约国家力量。弗里德曼由此陷入了严格悖论：如果货币政策要通过政府来实现，凭什么政府可以不将自己的利益影响货币政策本身？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人们在政府和央行制造的金融危机给自己所造成的损失面前无可奈何，几乎没有什么人还会对“货币非国家化”抱有希望。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刻，一个重要历史时刻的开关悄然打开。一位名叫中本聪的日本人提出了关于“比特币”的设想，而且很快演变为世界范围内千万人独立发掘“比特币”的实践，进而使得“比特币”所有者实现了在一种没有政治和政府干扰，自己“私有财产”处于不可侵犯、不可冻结和不可追踪的状态，在完全以信任为基础的自由体系中拥有和享用货币财富。总之，“比特币”和其他的类同货币(Ripple，Litecoin，Peercoin，Dogecoin，Nxt，Catcoin)证明人类的智慧不仅可以结束货币国家化的大一统形态，而且可以创造一个不需要依赖国家法币体系，通过个人选择货币，个人拥有货币主权和成为货币财富的主人，进而形成依靠自我信用运转的世界。
9.民主大众化。当国家的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因为技术和成本的限制，直接民主制度被认为是不切实际而遭到废弃，除了个别国家和地区，大多数现代国家会选择代议制民主。但是，代议制民主正在面临越来越深刻的挑战，这不是因为民主制度的原理有问题，而是因为代议制是精英主导民主制度。因为互联网革命，极大地降低了直接民主的制度成本，为直接民主提供了技术可能性，民众直接拥有政治资源和参与政治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趋势。所以，代议制民主和正在迅速发展的大众直接民主之间存在的矛盾在不断激化。所以，成熟的民主国家已经认识到，越来越高的大众直接参与必定是民主制度的一个演进方向，并正在寻求在原本的代议制和直接民主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关系。例如，2012年台湾年轻人创建了“g0v.tw”，即“台湾零时政府”网络社群，其主要功能是通过信息透明化监督政府，甚至提出“拆政府原地重建”的激烈口号，最终实现不断改善台湾的公民环境和改造社会的目标。伴随“台湾零时政府”影响的扩大，政府部门、媒体与学校也开始试图在了解“台湾零时政府”的想法及目标的同时，开始与其全面对话，建立积极的互动关系。
如果说上述九个方面的大众化是事实，说明人类正在开始拥有创造信息和分享信息的权力，实现世代追求而未能做到的民智自我开发，通过多元化的自组织改变日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以及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转型。说到底，人类在改变文明存在的时空范式的同时，人类本身正在发生改变。当人类发生改变，制度转型就是一种自然结果。
中国的社会关系正在从纵向结构主导转向横向结构主导，形成由民众创建的自下而上的新系统，已经构成对原本由精英控制的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的日益深刻的压力。
中国正在进行时的制度转型特点
因为互联网主导的文明形态转型，中国的社会关系正在从纵向结构主导转向横向结构主导，形成由民众创建的自下而上的新系统，已经构成对原本由精英控制的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的日益深刻的压力。以下主要通过讨论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财富管理方式，以及政府治理方式的改变，说明中国正在进行时的制度转型特征。
生活方式。虽然中国存在着日益严重的贫富差别，但是，在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进入生活方式现代化的拐点，从一个温饱型社会走向一个小康型社会，迅速完成了从一个以生活必需品为中心走向以耐用消费品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转变。因为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革命的作用，中国在普及电视机、洗衣机、空调等耐用消费品之后，家用小汽车、贷款买房正在大规模地进入普通民众的家庭。此外，快餐连锁、购物中心、名牌店、时尚、选秀、旅游业成为中国大众生活的组成部分。如今，智能手机已不是信息时代的奢侈品，而是大众的必需品，民众对信息工具的廉价占有及享用全方位地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例如，中国民众的网络购物很快替代了逛街购物。有资料称：中国民众约七成每周至少网购一次，是欧洲消费者的近四倍，美国和英国消费者的近两倍。这说明，中国人接受这种新事物的速度和意愿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发达国家，也超过了那些比中国更早使用互联网的社会。在今天的中国，新的年龄群体正在成为掌握和运作网络资源的社会群体。如何看待中国民众生活方式的改变？一方面，民众沉湎于追求物质丰盛、功利社交、名牌消费，金钱、物质和流行时尚的结合，可能导致奢侈之风以至道德下降。另一方面，没有生活方式的改变，哪里有文明形态的改变，制度转型自然也没有任何社会基础。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民众生活方式是和贫穷紧密联系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和当时的制度是兼容的。如今急剧改变生活的方式不可避免地诉求与之适应的政治制度。
思想方式。人类大脑思想，从来需要建立在知识和信息基础上的推理、联想和创新。网络打破了知识和信息资源的垄断，提供了一个随时开放的、平面的、便捷的、提供知识和信息的巨大图书馆，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搜寻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或信息。所以，人们的思想方式开始变革，思想精英已经难以左右民众的思想生产，大众开始参与了思想生产，思想方式走向开放、个性化互动和透明，形成人们思想自主延伸的交流环境和氛围。其结果是社会建立了对思想产品多元化的审视角度和评价体系，刺激和激发人们独立心智和思想能力的发育和成长。在快速进入网络时代的中国，主流教育机构所提供的知识和官方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比重不断降低，正统意识形态影响力逐渐减弱，民众思想被禁锢的基础已经瓦解。人们从睡眼惺忪，到通勤车上，地铁站里，快餐店旁，移动数据网络和新媒体在持续地提供着知识和信息资源，唯恐错过什么消息，时时保持一种待命状态。民众记忆方式发生变化，选择记忆向重要信息点和信息获取路径倾斜。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互联网文化艺术产品，包括教育课程、影视、音乐，在给人们带来文化和艺术体验的同时，也在渗透和影响人们的思想方式。互联网文化从来是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将多种文化、多民族的生活景象连接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张力的时代。国际化的互联网文化，不论是韩剧还是时尚传媒，都有着价值观念取向。面对大众思想方式的剧烈改变，有人忧虑人们失去独立认知能力，集体思维代替个人思维，思维感性化和简单化，理性思维能力下降，以及思想大师稀缺。这些忧虑不无道理，却忽视了思维方式改变的民众本身所具有的重大历史进步意义。
财富管理方式。长期以来，中国民众不仅普遍贫穷，自己所有的货币财富积蓄不得不存入银行。在通货膨胀率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情况下，民众在银行存款被迫缩水和贬值。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焕发了民众的财富主权意识。过去财富控制在政府的金融机构手中，现在通过互联网金融，主权开始回到民众手中。最有象征意义的是“余额宝”的横空出世。2013年6月13日，以阿里巴巴集团先前创建的“支付宝”支付平台，提供一项全新的余额增值服务，即通过“余额宝”的简单、安全、快速在线服务，用户将钱从支付宝转入“余额宝”，进行货币基金的购买，钱由基金管理，收益是投资收益，与“支付宝”区隔。用户存留在支付宝的资金不仅能拿到“投资收益”，且收益高于银行活期存款利息。在“余额宝”创建的6天内，用户数突破100万。2014年2月底，“余额宝”用户数突破8 100万，这个数量甚至超过了A股股民的数量。“余额宝”用户数快速超越A股市场投资者人数，对资金流入股市带来压力，为A股市场敲响了警钟。此外，“余额宝”构成对传统商业银行的挑战。“余额宝”的历史意义是，开始改变中国民众因为资本数额有限和投资成本过高，少有直接投资机会的历史，提供了低成本、低门槛、资本流动性好的投资模式，焕发了民众的财富主权意识。最近因为“余额宝”引发的大论战，“要把百姓逼成经济学家”。
政府治理方式。在中国，互联网的产生和普及，导致一个公共空间的兴起和持续扩展，超越传统的行政管理方法或手段，进而倒逼政府治理方式的改变。互联网导致的公共空间，主要体现在“舆论”空间。在过去数年里，网络“舆论”形态快速变化，几年前，博客很有市场，之后微博几乎替代博客。政府一度忧虑微博的“大V”对舆论影响力过大。然而，微信又导致微博式微。微博是一个纵向关系——粉丝和大V，微信则是一个平等关系，是一个个朋友圈，形成圈套圈的微信群。微信推动“粉丝”时代让渡给“屌丝”时代，“大V”时代其实正悄然而去。在上述的转变过程中，网络舆论的大众化、快速化和深层次化是大势所趋。例如，网络舆论对反腐，对环境污染，对城镇化等经济政策，以及对国际战略，都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甚至导致一种全民性的共识。例如，是网络舆论最终推动全社会就雾霾形成的原因和后果达成共识。对此，政府的舆论治理方式，只能走向开明和宽容，形成了一种没有否定“新闻自由”的“自由”区间。
在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论是倾向自由主义，还是倾向保守主义，过于熟悉中国通过战争、革命、暴力实现改朝换代的历史，加之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历史的影响，对制度转型模式的看法僵化和少有的新思维。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经济和政治制度转型，没有那么深奥。革命、战争、暴力所影响的历史和对政治制度的作用，在短时间内是强烈的。但是，因为通过革命、战争、暴力无法真正改变人类生存的时空范式，并不可能造成人类文明系统的变革。即使发生了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只具有形式意义。
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经济和政治制度转型，没有那么深奥。革命、战争、暴力所影响的历史和对政治制度的作用，在短时间内是强烈的。但是，因为通过革命、战争、暴力无法真正改变人类生存的时空范式，并不可能造成人类文明系统的变革。即使发生了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只具有形式意义。微信的世界影响力。
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和权力体系的变革，利益结构的调整，不一定需要“急风暴雨”的冲突，可以通过潜移默化的悄然方式实现。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提出一个“核心—边缘”理论：人们在空间经济活动中，不断地创造核心和制造边缘。在这样的大视角中，一个旧的文明系统的衰亡，新的系统替代旧的系统，并不一定要以挑战破坏旧的系统为前提，更大的可能性是旧的系统被逐渐忽视和边缘化。人们可以这样或那样的解读罗马帝国的衰亡。但是，最没有争议的历史事实是，罗马帝国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被新的文明形态所抛弃，只是抛弃的过程非常残忍。当下中国，制度转型已经开始，转型模式不是显现为人们通常想象的“政治改革”和“宪政民主”，而是体现在人民日常生活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的持续改变；制度转型的动力不是来自意识形态的争论和不同思潮的讨论，而是来自民众拥有了信息力量和民间自组织能力。这样的制度转型正在超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思想框架，颠覆所谓“右派”和“左派”将“政权”和“政治”在制度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绝对化的传统观念。
互联网时代的公共政策
布坎南无疑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学家。1962年，布坎南的代表著作《计算共识》出版，那时互联网革命尚未到来，在他2013年去世的时候，互联网触发的信息革命，已经彻底改变了所有国家的制度环境。
布坎南创建的公共选择学派的主张和方法可以归纳为：公共选择的前提是个人作为决策者、选择者与行动者，公共选择过程并不排除追求个人物质利益。一般民主过程的多数规则，以及“一致同意规则”存在缺陷。例如，多数主义规则很可能侵犯产权原则。所以，不可以多数人，或者以法律程序剥夺任何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一个成熟的自由社会需要通过公共服务组织的小规模化，以求扩大公众自由选择的范围，方便程度，提高效率，实现政治代表性和体现地方自治。
布坎南没有足够的时间研究互联网时代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不论布坎南所说的“个人”还是“多数人”，其实还是工业生产为中心时代的“人”，具有工业文明的社会性。但是，互联网改变了“人”本身。“人的现代性”的内涵发生了重要改变。从根本上说，互联网的历史意义早已经超越互联网自身，不仅仅克服了民众参与公共选择的技术障碍，而是使人类“网民”化，并且创造了依存于互联网的新人类。对互联网持悲观论的人们常常忽视或遗忘这个事实。
互联网时代已经和继续改变着过去的以权力为基础的不公平的社会契约体系，完结国家绝对权威下的层层契约结构。现在，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关系开始全面展现。当这样的契约成为社会主体的时候，以国家、政府和权力为基础的不平等的社会契约就会弱化。卢梭在1762年所描述的“社会契约”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互联网时代将有力推动公众政策选择模式的转型。在民主制度国家，政府本来就不得不屈服于民众的要求，公共政策不再是政府至上政策，而是向民众倾斜的政策。民主制度的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包括公共目标、边界和结构，以及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的法律法规、行政规定或命令，都呈现为民意直接主导的趋势。政府惟有企望通过民众参与的辩论，吸引更多民众实现成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转型，改善其民主制度的主体。民众参与公共政策的程度高，不仅分享社会效益，也承担了社会成本。换句话说，一个开放的和吸纳民众参与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可以有效降低公共政策选择的社会成本，提高社会效益，有利于经济成长。2013年10月，英国通过法令保障公司员工拥有公司股份，加快人人都当股东和人民资本主义的历史步伐，就是民众对公共政策强有力影响的结果。还例如，奥地利16岁青年就有投票权，公民在年龄跨度上加大，使得公共选择空间扩大，公共政策结构复杂化，张力增加。
2012年，美国有一本影响很大的书，《国家为什么失败》，作者是艾塞莫鲁和罗宾森。这本书在总结古今中外不少国家失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繁荣富裕不是设计出来的”，不可依赖聪明睿智的领袖人物。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中国制度转型和历史进步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