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调控由需求转向供给
2015年改革内涵的最大变化，是加上了“供给侧”的前置定语，显然这意味着未来改革重点要放在供给端上。再加上这几年一直强调的“结构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成了本年度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词。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发布的公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五大政策”的支柱，是为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直接目的是扩大有效供给。近几年来，中国国内需求持续疲软，但同时对国外商品存在着巨大需求，矛盾的需求疲软和需求“溢出”同时存在，表明国内供给不符合需求，即有效供给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供给不足，即供给“瓶颈”制约了需求的实现。不过，按照改革后中国经济“十年一周期”的划分，在中国经济进入第三个周期后，“短缺经济”模式即告结束，实现需求水平的平稳、持续增长，成了新时代下宏观调控的长期性主要任务。中国经济在第三个周期中的持续高速增长实践表明，中国宏观调控的需求管理政策是相当成功的。
2008年金融危机后，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三马车”相续降速。显然，受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带来阶段变化，以及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过去延续了十多年的需求快速扩张阶段已过去，中国经济将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阶段。相对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范式，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范式是不稳定的，新常态的阶段任务是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结构调整任务；对宏观调控部门来说，对供给结构调整的重要性，自然要远超需求稳定性管理。
新常态下新供给“瓶颈”产生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表面上是需求不足，实则是经济发展带来需求改变后供给调整滞后。不时见诸报道的中国居民海外抢购，甚至买断货现象，正是中国有效供给不足的体现。曾经行销全世界的中国商品不可能突然因国际竞争力问题，变得自家市场也跌失。中国居民海外抢购现象，是国内需求不能被国内供给满足的表现，是总供给过剩下对新需求的有效供给不足。这种新供结“瓶颈”的实质，是供给不能及时适应需求的变化；但进一步，供给不能及时调整的原因却是多方面的：需求变化太快，产业管制等体制因素约束企业活力，资产泡沫长期发酵摧毁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等。
首先看需求变化太快。中国经济要上台阶，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这是早在“十一五”期间就提出并写入了政府经济工作纲领文件中的。但在实际中，在以“房地产”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下，需求转型只能沦为“口号”。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角度，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由“要素扩张”向“效率提升”转换的阶段；前后两个阶段，中国经济的需求结构也会发生基本性改变，简单地说就是需求变化由“扩张型”向“改变型”转变，前者只需简单重复（企业拼的是成本和营销），后者讲究变革，宏观上体现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企业拼的是创新）。本来2008年危机对中国经济转型来说，是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危”中有“机”转变窗口，但却政策应对错误，过度刺激反而强化了旧经济增长模式，并最后导致了长期的“后遗症”——新常态的三大内涵之一就是“前期政策消化期”（另外二方面内涵是“增速换档”和“结构转型”）。
再看产业管制和体制等约束企业活力因素。危机前10多年中国经济成分领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国进民退”的快速推进。这与改革开放前20年，民间经济持续发展、市场活力持续提高的局面，存在显著不同。“国进民退”意味着政府对经济控制力的加强，它并非表现为国有经济占比的扩大，因为“控制力”来源是多方面的，股权只是其中最市场化的方面，其它如法规、管制等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并且更加不可调和。不过，政府介入经济领域多少为宜，是个世界性难题。笔者认为，这一比例应是动态变化的，“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只是中国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探索。显然，中国经济当前正在推进的“混改”和产业政策调整，不仅是对前期“国进”过度的修正，也是在新形势下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的标准重定。
最后，经济“泡沫化”对供给调整的影响，是最为严重和深远的。在一个“泡沫化”的经济里，“资本经营”是比“实业经营”更能实现财富增长的手段。而资本经营的就其价值创造来说，我们虽不能说其不具有生产、创造功能，毕竟资本经营等金融行为促进了要素等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但对其本质而言，“资本经营”要远比“实业经营”更具分配性、更少生产性。2003年以来，以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长期处于持续上升状态，中国经济实际上已处“泡沫化”常态！事实如此告诉企业家（以及社会大众），放杠杆、搞投资、囤房子……，是远比辛苦从事实业来得划算和快速“发达”的途径！社会风气转变的结果，是众多企业家的主业“飘移”，在转型的口号下，追求市场热点投资机会。除了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外，传统企业的企业家精神普遍被“泡沫”消磨！
供给侧改革呼唤实业精神回归
笔者一直认为，当前经济运行的困境，也不在于人口红利消失、产能过剩、杠杆过高等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当前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根源在于社会缺少干实业风气，仅有的创业氛围，也是在充斥着概念创造和快速上市的造富故事中演绎。中国改革开放已进行了30多年，前20余年的民营经济领域（改革初期，国有经济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传统的“实业兴邦”思潮是社会的主流，民间资本发源地浙江的“四千精神”为全社会所盛誉；2003年后，城市化超越工业化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优先基石，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主流，财富分配逐渐超越财富创造成为中国财富实现手段，干实业不如“炒房”、不如“放高利贷”，先后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经验法则”。这种局面不但加剧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且使得经济行为短期化，创新导向不足，增大了经济波动性，客观上形成了当前所谓的“产能过剩”和“杠杆过高”局面。可见，解决中国增长后劲，激发经济运行活力，扩张需求的基础，是要在全社会重新形成从事实业的氛围！ 这是解决中国“有效供给”不足的根本，也是供给侧改革见效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