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爆发于2008年下半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成为影响所有人当下和未来生活的一件大事。为什么会爆发金融危机？这仅仅是金融或者经济危机吗？其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中国似乎能够比较早地从危机中爬出来，甚至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这一系列问题并不随着危机的爆发性的逐渐减弱而消失，相反，随着世界和中国经济的变异，它们变得更为深刻和严峻。为此，2009年9月27-29日，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牛津大学迁移、政策与社会研究中心和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系，在上海联合主办“风险，金融及现代化”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二十多位学者就金融危机深入交换意见。与会者的共识之一是，所谓虚拟经济的泡沫背后，其实是实体经济的问题，而危机从美国发端，更表征了世界政治经济不平衡的深患。而且，其背后却更纠结着社会历史和政治制度转变（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内）在当下社会的深刻困境。研讨会的论题范围相当广泛，这里谨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想象”的两篇主题发言整理发表，以期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本文最初发表于《热风学术》第四辑。
“九十年代”的终结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年。在中国知识界有很多关于“六十年”和“三十年”的讨论，在我们今天这个讨论中，当代的金融危机是个不可或缺的视角。因为在这个金融危机当中出现了很多新的要素和新的危机，就像刚才几位学者讨论的，认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新的时代到来了。
关于金融危机，中国的专家和一般社会都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争论是，到底是金融危机还是经济危机？这两者本来是相互纠缠的，但在理论上做出区分还是重要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部分媒体将分析的重心集中于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投机，但也有另一些政治经济学家，如Robert Brenner，则指出这次危机不仅仅是一般的金融危机，其根源是由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如果只是金融衍生品的问题，就是过度投机和缺乏有效监管引起的问题。如果是经济危机，就说明资本主义有其结构性的危机，不只是少数人投机，而且是生产方式的问题造成了危机。
中国的情况与美国有所不同，危机主要集中在实体经济方面，由于经济结构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而国内消费又严重不足，虽然国家的刺激计划及税收减免维持了经济增长，但如果不能改变经济结构，通过促进社会保障和社会平等以促进内需，就有可能造成新的产能过剩。
另外一个争论是，目前的危机到底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现在看来，这两者的情况也是相互纠缠的。所谓周期性的危机，意味着经济可以自我恢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如果是结构性的话，则意味着不太可能恢复到过去的结构，会有结构性的变化。从目前来看，经济状况会恢复好转，因此危机有周期性的特点，但未必能够回到原有的结构。例如，金融体系是否还会恢复到新自由主义高潮时期的模式？
再比如，由于环境危机、能源问题及在上一个发展进程中被破坏了的社会关系需要重新修复，掠夺性的开发方式所支撑的高速经济增长很难持续，大规模提高普通工人的社会待遇、逐渐改善生态环境的进程已经不可逆。最近美国提出大气变暖和节能减排的问题，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国内有人提出其中包含的新帝国主义的问题。利用环境问题对第三世界施压，逃避发达国家的责任，是的确存在的现象。但不能否认气候变化带来的普遍影响。大气变暖的问题很严重，而且速度很快，南北极和喜马拉雅山的冰川融化，部分地区湿地的消失，一些地区的沙漠化，中国的江河湖泊的严重污染，华北地区水资源匮乏，这些问题意味着原有的生活方式无法持续。长期做这方面调查研究工作的文佳军在她的文章中以太阳能热水器和农村沼气池的运用为例，说明中国在节能环保方面其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问题是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仍然深刻地影响中国的发展模式，以更为迅速地态势造成环境压力。
从上述角度说，出口导向型经济必然会发生变化。第一，为了规避长期的经济风险，拉动内需以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的状态，势必导致经济结构的变化，但到底如何拉动内需？例如，如何重建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第二，在全球市场条件下，出口产品的升级换代也是适应新的全球经济结构，改变过度剥夺国内劳动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必要选择，但这一改变所导致的产业转移究竟会在中国与更为贫穷或劳动力更为廉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上产生什么影响？第三，随着美国经济地位的逐渐衰落，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全球经济关系势必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势必投射到国内经济关系之中，比如美元地位的变化，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地位的增强，以及其他区域性贸易的重要性的增强等等，都意味着经济结构会有所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不是一般的周期性变化，也是全球性的和结构性的变化。现在中国经济已有触底回升的迹象，但如果没有结构性的调整，会迅速遇到新的结构性危机，尤其是新的产能过剩导致的金融体系不稳定和其他社会问题。即便是为了应对经济危机，重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制、提升环境工程的水平、促进经济结构的升级、重建城乡的有机互动和平等关系、加大教育投资、修补并发展为盲目的发展主义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将是不可避免的选择。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期问题，而是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大规模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社会体制和社会思潮均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经济危机除了导致了新的社会政策的出现外，战争、革命、社会运动也往往是副产品。旧式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模式—如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及阶级斗争—似乎发生了转型，虽然有局部性的战争，但不是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局部的战争没有引发二十世纪的那些暴风骤雨般的革命，而是新型的抵抗类型。在中国，围绕国企改制发生的冲突已经绵延多年，由于长期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一些利益集团和基层政府强行推行私有化计划，导致最近一个时期社会斗争中的暴力现象；由于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及贫富差别而产生的民族矛盾也有尖锐化的迹象，社会报复和暴力手段取代了早期社会运动的模式，我们不能不追问这些差别和矛盾的政策基础究竟是什么？从政治的角度看，经济危机与政治变迁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比如美国，奥巴马当选总统，推动医疗保险计划，无论成功与否，至少透露了某种程度向左转的态势，尽管其最终后果并不乐观。但欧洲在政治上是右转的，萨科齐、默克尔、贝鲁斯科尼的当选就是明显的例子，英国工党风雨飘摇，而且也说不上左或不左。最近朝鲜和伊朗发生的事态则是地缘政治的延续。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分析重大的变迁？ 最重要的不是换上了哪个领导人，即便是换上了某个看似进步的领导人，在国际领域，他们会扮演什么角色也是很难说的。
因此，在我看来，经济危机所导致的一个最正面的变迁，是新自由主义的绝对支配地位的衰落。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中心的一套论说，在广大的社会中不再获得绝对的信任。这并不是说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会很快衰落，也不是说它的后果会很快消失，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后果将在很长时期内伴随着我们，但它的霸权地位被彻底地动摇了，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上升为清晰的社会意识和政治价值。围绕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的争论仍然会持续，但这是在其衰落过程中的争论。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表现在地缘关系方面。地缘关系和全球权力关系的转变是长期的过程，但经济危机将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从资本主义历史来看，以往每一次重大的危机，都伴随着权力关系的变化。例如，美国的霸权地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渐确立的，苏联的霸权地位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冷战就是两霸支配的结构。今天不再是简单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需要分析新的地缘政治关系与权力关系的转变。比如，在金融危机中，美元的霸权地位没有被彻底动摇，但受到削弱，其地位的下降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如果中国对美元的信心动摇，改变依附性经济模式的努力获得成功，势必对美国的霸权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危机之前，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正在朝向新自由主义方向变化，但在金融危机中，中国的银行变成世界上市值最高的银行，中国的银行系统也是相对稳定的银行系统，这与其说是政策选择的产物，毋宁说是时机促成的结果。但无论如何，在这一条件下，以美欧为绝对中心的经济-金融体制正在遭遇挑战。中国经济到底存不存在某种模式，现在争议很大，在我看来，讨论模式的唯一意义，是对旧的模式、旧的霸权的怀疑，这也是为什么在其他地区，人们对中国模式的热衷常常超出了中国人自身。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原有的世界性的霸权构造，不仅是纯粹的经济霸权和经济结构，而且是一套政治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目前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开始，文化和政治的变化，则需要更多的创造性的工作。新的模型和社会关系的产生不是自然的结果，需要人来塑造。如果这次危机带来的结构性转变只是地缘关系的转变，那就不过是霸权关系的转移而已。今天需要讨论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中国要什么样的国际地位？中国要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要什么样的政治文化？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思考经济危机与新政治的关系、新文化的关系。就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并促成了新的政治的发生一样，我们也要问金融危机与政治的关系。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也在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和市场。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存在在西方引起了许多议论和不安，那么，中国能否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但找到一条另类的发展的道路，而且也不重复西方在其他地区做过的方式？这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中国曾经有过国际主义的传统，也十分关注第三世界的命运，中国在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声誉，至今仍然受惠于那个传统。这些传统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条件下还有可能产生作用吗？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是具有扩张性的，它对能源及其他资源的需求，无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都具有扩张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国际主义的传统需要被重新提出来——不是那种输出革命式的国际主义，而是真诚关心和尊重第三世界国家的生存、发展和社会权利，在全球范围内探索一条平等、民主和共同发展的道路。放弃对霸权性的世界构造的分析，不可能对中国在全球的定位做出深刻的、准确的分析。
事实上，国际地位的问题与国内关系的转变是相关的。中国要发展怎样的商业、政治文化？它与美国式霸权有何区别？它应该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市场在文化与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不能让市场逻辑变为宰制的逻辑。从经济体制来看，劳动者地位应该有显著的提升，生态和自然环境应该得到改善。重点在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变化，但这一点现在的讨论最少。目前的结构性危机也是旧的主导型的模式的危机，现在是创造新政治的时候了。
我具体提三个问题：
第一个：中国在二十世纪经历了深刻的和漫长的革命，中国社会对于公正和社会公平、平等的要求非常强烈，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和政治的传统，应该如何转化为当代条件下的民主的诉求，创造出什么样的新的民主？
第二个：中国的政党是一个庞大的、经历了巨大的转变的政党，它日益和国家机器混合在一起，如何使得政党体制本身变得民主化，或者说变成一个新的政党，还有可能像在二十世纪那样发挥作用吗？新的政治到底在何处？
第三：如何在社会的地基之上形成新的政治形式？使得大众社会获得政治的能量，以克服由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化而造成的所谓“去政治化”的状态，普通的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大众社会怎么变成一个新的、政治的主体，适应到中国和全球性的进程里面去，因此，金融危机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思考的问题是它的一个政治的面向和文化的面向。
1990年代结束了。这个后89的过程在前几年已有走向尾声的迹象，到2008年，这个过程可以说结束了，其标志在全球范围内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路线遭遇重大危机，而在中国，这一过程则是由一系列事件贯穿起来的：从“3·14事件”到汶川大地震，从北京奥运会到金融危机，从“7·5事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中国社会对自身社会的风险状况和全球位置有了不同的解释，中国的风险管理机制也相应有了不同的表现形态。在西方社会，关于中国的崛起的讨论已经有了一段时期，但在危机中，人们突然意识到中国已经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仅次于美国的经济体，并以超出人们预期的速度，表达出与之相应的自信。这个变化是戏剧性的，有巧合的成分，但并不偶然。问题很可能是：中国社会对于自身在国际社会的这种新身份还不及适应，中国社会在市场化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和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也同样前所未有。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上升态势与中国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的尖锐化并不是相互否定的关系，正如过去二十年的经验所证明的，在今天的发展模式下，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尖锐化不但并行不悖，而且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因果关联。作为一个命题，所谓“九十年代的终结”的真正意义是对一种新的政治、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的探寻。重新思考我们的发展模式是不可避免的。
（韩炜炜、孙晓忠根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