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祥走了。我不敢谬托知己，因为我不是他的学生，也谈不上朋友。我只是和他同住华威一楼二十来年。虽然同住一楼，我不愿串门，疏于交往，很少去他家拜访，更主要的是不想打搅他。我一直以为，喜欢并敬重一位作家，读他的书就是了，这是更重要的。

电梯成了“会客厅”

其实，我和燕祥倒是常常见面。有意思的是，见面的地方是电梯内外。常常是在电梯里见到，便在电梯里说几句，十几层下来，出了电梯，有时会再接着说几句。电梯内外，是我们的会客厅。

印象深刻的那一次，是2011年的中秋节，天有点儿阴，在电梯上又见到了燕祥。我刚在《新民晚报》上读到他写的一首诗《八十初度》，问他：“您还没到八十呢！”他笑着对我说：“我都七十八过三个多月了，我现在是七十八点三岁了，就是已经开始过七十九岁的日子了，所以叫八十初度。我是1933年生人。”我笑着说他：“您这也太四舍五入了！”

一晃，九年过去了。那么硬朗，那么真诚，又那么幽默的燕祥走了。

散步与散步诗

燕祥几乎每天都会下楼出来散步。他告诉我，每天快到中午、太阳好的时候和晚饭过后，出来散步两次，各一个小时。很多时候，他的路线是这样的：向东走过农光里，再向南到首都图书馆，然后顺着三环路回来。

记得他写过一首关于散步的诗，其中有这样几句：“他曾经跌倒/不止一次/不要人扶掖/他又爬起……从20世纪到21世纪，/从蹒跚学步到从容漫步，/这个在中国散步的人，/这个在天地之间散步的人/他/就是我。”这几句包含着漫长历史容量和心情跌宕的诗，我想应该就是燕祥在这样的散步中得来的吧。

我和他在电梯里相见，大多是在他要外出散步或刚散步回来这两个时间段。

他见我不怎么下楼，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吧。他劝我说：“还是多下楼走走，接接地气。”

说起身体，他对我说：“老了，病了，并不可怕，怕的是这样两点：一是眼睛别瞎，什么都看不见了；二是别瘫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最后，他对我说：“那还不如死了呢！”

我忙对他说：“您身体不错，记忆力又那么好，再接着多写点儿东西！”

他说：“是！想写写我生活周边的人，许多曾经帮助我的人，应该感恩。”

如今，他曾经担心老境之中的这两怕，都未曾发生。他走得那样安详，走的前一天，依然散步如常。

捕捉细节的能力

很多人都认为燕祥的笔多沉郁，对于历史和现实，彼此镜鉴，多有讽喻，内含锋芒。这自然是不错的。在我看来，同样写杂文，同样写旧体诗，燕祥更多一层文学功底和自省精神。后者，秉承的是鲁迅解剖自己更多一些的传统。前者，则是他年轻时积累下了的文学素养。前者来自才情，后者来自思想。

多年前，我读过他的一篇文章，记录1958年他下放到沧县的一段往事。因为沧县是我的老家，我便格外注意，随手抄录了他在沧县看京剧《四进士》之感触的一节：“那地方戏班里老生一板一眼唱出的‘我为你披戴枷锁边外去充军’，一样悲凉，仿佛发自我的肺腑，并久久萦回在耳边。选择这个剧目，我想出于偶然，倘有并不偶然处，就是这是剧团的看家戏，经常用以待客，绝对没有深意，以古讽今，控诉不公等等。你心为之动，似有灵犀，只是说明你个人的阴暗心理，与荟萃了旧文化精华和糟粕的旧戏曲依稀相通。”

记得还读到他的一则短文，题目叫《纸窗》，说的是1951年的事情。郑振铎的办公室在北海的团城上，他去那里拜访。办公室是一排平房，郑振铎的写字台前临着一扇纸窗，郑对他兴致勃勃地说起纸窗的好处，最主要的好处是它不阻隔紫外线。老人对这种老窗，才会有这样的感情。事后，燕祥回忆那一天的情景写道：“心中浮现一方雕花的窗，上面罩着雪白的纸，鲜亮的太阳光透过纸，变得柔和温煦，几乎可掬了。”将纸窗的美和好处，以及人和心情乃至梦连带一起，写得那样的柔和温煦。几乎可掬，写得真好！

从这两则段落中可以看出，他对细节捕捉的能力，亦即布罗茨基所说的“在每一个句子里都要放上一个细节”的能力；在隐忍有节制的叙述中传递思想与感情的感人力量；也可以看出他内心柔软的一隅。这是他杂文之外的另一番功夫。

我曾对他讲起读完这两则文章的感受，他只是谦和地笑笑。然后，他对我说，前些年他还专程回沧县看过。沧县不是他的老家，一股浓浓的乡愁，却在他的眼中和话语中流露。

记忆力为何那么好？

我曾经请教过他：记忆力怎么这样的好？很多事情，都过去了几十年，为什么还能记得这样牢？写得那么须眉毕现？

他指指自己的脑袋，说：“都是凭记忆，个别地方翻了材料。史家写的就是材料，提供了很好的证据。我是从个人的经历、角度，为历史提供一份证言。年轻时的事都在大脑记忆的沟回里了，忘也忘不掉。”

然后，他又对我说了句：“还有一点，死猪不怕开水烫，只要你把自己当成死猪，写起来，就什么都想起来了，什么也不怕了！”说完，他自嘲地嘿嘿笑了起来。

燕祥与吴小如交往点滴

一次，我在电梯里碰见燕祥送一位长者下楼，燕祥向我们做了彼此的介绍，我才知道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吴小如先生。他们是老朋友了。我知道吴小如学问丰厚，字写得也好，得他父亲吴玉如先生的真传。

燕祥见我喜欢吴先生的书法，特意借我一本吴先生小楷抄录宋词的新书，对我说：“写楷书最见功夫。”我说：“是，现在草书行书最蒙事行！”他接着对我说起有官员借水行船，靠官位写字卖钱，冒充书法家。然后说起吴先生的一则轶事，有人见吴先生字写得那么好，问道：您是书协会员吧？吴先生答道：会写书法的人，一般都不入书协！说完，我们两人相视，不由笑了起来。

燕祥的字写得也很漂亮，清秀而有书卷气。有一次，我从汪曾祺纪念馆回来，在那里见到燕祥题写的一副对联，雕刻在门前的柱子上。见到燕祥，我告诉他。在他家，他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上面是题写着“何满子故居”的匾额，然后对我说：“看了人家吴小如的字，咱们都不敢拿出字来写了。”

我说：“您的字一看就练过。”他说：“小时候练过小楷大楷，但老师没教过用笔，到现在也不会用笔锋。”他说得谦虚，但很实在。

吴小如先生病重期间，燕祥约我一起去探望。行前，他嘱咐我，不要开车去，也不要打的去，咱们一起坐地铁十号线，下了地铁站，到小如家很近。

这让我没有想到，我本想燕祥年纪那么大了，让他挤地铁，心里过意不去。但他说得不容置辩。我知道，他是不愿意麻烦人。这符合生活平易而低调的他的性格。

他又嘱咐我，不必带什么礼物，要带就带几本你的书。这又让我没有想到，小如先生是长辈，我又是头一次去他家，总应该带点儿礼物，才合乎礼数。但是，燕祥说得依然不容置辩。我只好从命，带去了几本小书。

地铁不算太挤，车厢里还有座位。我们坐下，燕祥的爱人从包里掏出两块巧克力，分别递在我和燕祥的手里。是圆形的巧克力，包着漂亮的金纸，上面印着莫扎特的头像。我对他们二位说：这种莫扎特巧克力，我在芝加哥音乐商店里见过，一块要一美金呢。他们笑笑。巧克力很甜，莫扎特伴随我们颠簸一路。

在“堆房”聊俄罗斯文学

我很少到燕祥家骚扰。印象中好像只到过两次，顶多三次。记得第一次到他家，书房的桌上和地上堆满了书籍杂志和报纸，他笑着对我说：“我这儿快成堆房了！”然后又说：“堆房这词，你是老北京，你懂，大概好多年轻人不明白怎么回事了。”没错，老北京人管仓库叫堆房。

那次，是在电梯里遇到他，他说看了我在报上写的一则文章，谈到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一生的故事》，他想看看，可惜没买到这套书。我说，我拿给您看看吧。他说我跟你上楼去取。他是要出门的，我哪里好意思让他跑一趟。尽管我从来都管他叫燕祥，但他是我的长辈，只是一直觉得这么叫着，比叫先生或老师更亲切。而且，他也从来没有怪我，总是那么谦和平易，还对我说：我们是校友呢。对，我们还是汇文中学的校友，但他是年长我十多岁的老学长了。

《一生的故事》一套六本，我给他送书那天，在他家里聊过一次，算是比较深入的交谈。帕乌斯托夫斯基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位俄罗斯作家，我问他对帕氏的认知和理解，然后向他请教俄罗斯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尤其是对他们这一代作家的影响。燕祥学问深厚，对同代作家有着惊人且警醒的认知，见解不凡，明心见性。

谈到帕氏时，他告诉我：帕氏一战时当过卫生员，属于历史问题不清吧，所以，十月革命之后，他一直远离政治漩涡。但他的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很强，属于文学史上少不了他，但又上不了头条的作家。然后，他打了个比喻：“有点儿像咱们这儿的汪曾祺。就像林斤澜说的他自己和汪曾祺是拼盘，不是人家桌上的主菜。”这个比喻，说得真是精到而别致，意味无穷。

2007年，邵燕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瞻仰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纪念像。

那一次，我们还谈到俄罗斯的很多作家，其中谈到诗人伊萨柯夫斯基。上世纪50年代，我国翻译出版过他的《论诗的秘密》和他的诗集，很出名。他写的歌《喀秋莎》《灯光》，更为人熟知和传唱。爱伦堡访华时，艾青陪同，向爱伦堡问起伊萨柯夫斯基，爱伦堡一脸不屑，说他没有文凭，是个土包子，只会写写歌词之类。后来，燕祥听翻译家蓝英年说伊萨柯夫斯基一辈子操守不易，没有写过一首歌颂强权和霸主的歌，对其很是敬佩。后来，在一次为伊萨柯夫斯基修建墓地而捐款的活动中，燕祥捐了一千元。

还有一次，我们说起苏联作家柯切托夫。有一段时间，柯切托夫在我国很有名。我对燕祥说，“文革”期间，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你到底要什么》，曾经作为内部书籍出版，在北大荒知青中很流行。我还读过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叶尔绍夫兄弟》。

燕祥对我说，柯切托夫当过苏联文学杂志《十月》的主编，思想僵化，是个保守派。但他有工厂的生活，他的长篇小说《茹尔宾一家》写得不错，还拍成了电影。因为有生活，他的作品很多是主题先行，一直到后来他写的《州委书记》《你到底要什么》。这一点，有点儿像浩然，只不过，一个有农村的生活，一个有工厂的生活。

然后，燕祥话锋一转，对我说，老舍也属于是这样的作家，有生活，会写。当年，周总理交给他任务，他都能写得出，《龙须沟》《全家福》《红店员》呀，都是这样的作品。

我插话说，肖斯塔科维奇后来反思自己的创作时说：不为订货而写交响乐。燕祥接着说，但老舍他有底层的生活，知道怎么写。就像当年胡絜青告诉他抗战期间北平的事，那时老舍没在北平，照样写出了《四世同堂》一样。最后，他补充一句：鲁迅说自己世故，我看老舍更世故。老舍自杀，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有了希望。

和燕祥聊文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特别能够将外国作家和我国作家联系到一起做比较，就像吴小如先生倡导的“对读法”，也像是为你穿上一双带冰刀的鞋，在冰面上带你迅速滑向另一个新天地，让你的眼界豁然开朗。我有时想，如果能有人专门和他聊聊这方面的话题，听听他的臧否指点，虽只是寥寥数语，却很有现实意义。他洞烛幽微，知人论世，有识见，有锋芒，一下就捅到人的麻筋儿上，比有些评论家长篇大论却茫然不知所云的文章要有趣得多。

燕祥对我的鼓励

电梯间里，常是匆匆一面而后匆匆一别。蒙太奇镜头一样，剪辑出燕祥的身影、话语和思绪。那身影瘦削而坚韧，犹如木刻；那思绪简短而深邃，犹如绝句；那话语，犹如回忆里清晰的画外音。

他常给我以鼓励。有一次，他对我说：“看到你写的《上一碗米饭的时间》，有契诃夫味儿。”这是极高的褒奖，我受之有愧，连连摆手，心中却十分温暖。

有一次，我下电梯，他上电梯，正好相遇，他没有上，和我交谈了好一会儿。他直率地对我说：“我给你提个建议，现在写老北京的人不多，我看你还行。”然后，他问我：“你是戏剧学院学编剧的吧？”我说是，他接着说，“现在人艺还有点儿北京味儿，青艺（现在的国家话剧院）演什么‘豆汁儿’，他们以为‘豆汁儿’就是北京味儿？”然后，他很郑重地对我说：“我建议你写一个，不是剧本，是长篇小说。”我谢过他，说：“您和袁鹰老师一样，袁鹰老师也让我写个长篇。可是，我水平不够，积累也不够，不行呀！”他连连摆手说：“你行！你怎么不行！”

分手的时候，他一把握住我的手，笑着说：“你要是写出来了，别忘了，要给我一个建议奖！”他就是这样幽默的一个人，手很有劲儿。

这是去年秋天的事情。这之后，我去南方，到年底回来，没有再见过他。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更是无缘见面。如今，偶然在空荡荡的电梯间里，忽然感到很寂寞。

证史文章到白头

十年前夏天，我到美国探亲，无事可做，学习写旧体诗，刚好在图书馆里借到燕祥的一本新书，读罢写了一首读后感：“半世风雨付逝川，一书览罢夜阑珊。不堪斜日遭劫日，无奈余寒涉水寒。忆在心中伤近史，言超象外叹长天。几人别后思前梦，歌舞朱门自管弦。”

回北京后，见到燕祥，将诗抄给他看，也是请他指教。在当今文人中，燕祥旧体诗，既有古风，又有现代感，还有难得的自嘲幽默，写得相当好。他认真看后，鼓励我，并指出几处格律有误。

后来，燕祥写给我两首诗。他的坦诚自省，还有他的古诗学养，都让我感佩并感慨，学到很多。

如今，燕祥走了，听到消息当天，我很伤感，写了一首小诗，以怀燕祥：“夜凉如水梦如流，世乱犹耕笔似牛。百首独吟惊后事，一书相别问前羞。鉴心明月出沧海，证史文章到白头。人去自寻日斜后，燕鸣仍在华威楼。”想燕祥可以看到。

（2020年8月24日雨后于北京，8月26日改毕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