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政府最近整修了天桥南侧至永定门一带的南中轴路，还重建了永定门城楼，使这几百米的街景近似恢复到了明清时期的原貌，令人耳目一新。特别值得一书的是把天坛西门与先农坛的东门展露出来，她们与各自的数百米坛墙共同构成了颇为肃穆的祭坛外貌。

天坛有幸保留下基本完整的古建筑、大部分古林木和坛区土地，但先农坛却遭到了毁灭的命运。当她残留的坛墙坛门被杂乱的建筑物长期遮挡时，路经此地的我们已经眼不见心不烦了，甚至把她淡忘了。但当她的一角面容绽露在我们面前时，却令我们悲欣交集，勾起了我们对她的百年追思。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均实行以农为本的政策。为了表示对农耕的尊重，历代帝王都会建坛祭祀先农、山川、神祇、太岁诸神。明朝统治者在建造北京城的初期即明永乐18年〔公元1420年〕就在南郊修建了山川坛，明嘉靖年间又在山川坛内修建了先农坛，最终建成了周围三公里、总面积130万平方米的完整坛区。

明清时期农历每年三月上亥日，皇帝都要率百官来此祭拜先农，并象征性地躬耕那一亩三分地。

先农坛设有先农神坛、太岁坛、以及风云雷雨、五岳、四海等十三座祭坛，并拥有神仓、观耕台、庆成宫等辉煌建筑群。现在只保留着观耕台、庆成宫、太岁殿、神仓、先农坛等建筑群的局部。

先农坛被破坏肇始于北洋军阀时期，首先是拆毁了先农坛外墙，北部设为市场，南部辟为“城南公园”对外开放。1936年又在外坛修建了先农坛体育场。解放后育才中学搬了进来，曾经占地近百亩，几十个单位也搬进来了，大片的民居也在坛区内矗立起来了，先农坛彻底沦为体育竞技区、工厂区、生活区和办公区。在高大建筑物笼罩下，在成片的楼房和平房挤压下，只有仅存的几处古建筑、不多的几株古树表明这里曾经是古代中国的国家祭坛。

我们不禁要问，整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是什么因素使人们对其采取如此轻率的态度？为什么近百年来人们几乎采取了一致行动来毁灭这座神圣的国家祭坛呢？答案非常简单：人们不再认为她拥有任何价值，在这个文化层面人们曾达成过一种共识。因为一系列摧毁行为跨越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各阶段的人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但他们的文化态度却是惊人的一致。

二十世纪是中国接受西方新思潮的世纪，也是多次在整体上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纪，为此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高潮，人们在几个阶段几乎一致认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导致了近代中国的全面失败。这是造成一代甚至两代三代中国人不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不尊重古代文化遗存的根本原因。任何民族一旦形成了这种否定传统文化的情绪，形成了这样一个价值判断，那么毁弃传统文化遗存的行为就会汹涌而起不可阻挡。

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显得是那么幼稚、那么不成熟，多像一个小孩子的任性行为，在对家庭不满后就舍弃家中的一切，就离家出走；在近代，我们整个民族在长时间中就曾多次作出了这种文化出走的行为。一个小孩子是有可能通过出走来获得新生的，因为大千世界存在着无数发展机遇；但一个民族是不可能通过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出走来获得新生的，因为世界上没有放置整整一个民族、特别是像中华民族这样特大型民族的文化空间。

任何民族都必须保持自己的文化母本，保持那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原型。因为文化母本和文化原型中埋藏着这个民族的独特个性、原创力和全部文化基因。当发现自己的文化母本和文化原型存在严重问题时，就通过学习以及嫁接的方法，将先进文化移植到自己的文化系统中来。一旦彻底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就会使自己失去文化存在的根基，就会使整个民族沦为一个庞大的文化流浪者族群。而文化流浪者族群必定是一个内心充满自卑、四处漂泊的族群。

就先农坛来说，她首先是一种精神形态，是一个文化形态。一个民族具体的物质生产模式和具体的生活方式最终将不断发展、演化为新的形态，使旧的生产、生活形态归于消失，最后我们只能从其精神形态去了解认识曾经拥有过的整个物质形态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国是一个拥有辉煌农业文明的东方古国，是人类古代农业生产模式最高成就获得者。多少年后，我们不可能永远保留着这种旧的生产模式，让我们的后代了解这个曾长期存在、长期辉煌的历史事实，但我们却可以通过一种特殊的精神形态、通过文化遗存来证明这一切，先农坛无疑就是最好的明证。她以庄严的祭祀形式表明了中国人对农耕文明的基本态度；她通过对影响农业生产的各种重要环境因素的崇拜表明了中国人对农业生产活动本身的高度重视；她也以多个神圣化的农耕场所、多种农业劳作工具展示和表明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一个成熟的民族绝对不是经常陷入情绪化的民族，而应当是一个充满理性的民族，一个永远不放弃传统文化的民族，一个不丢失任何历史数据的民族，一个拥有完整记忆的民族。我无法想像，当我们未来真的走向辉煌、走向全面现代化时，我们却没有了自己完整的文化遗存，到处是现代化建筑，到处是现代化设施，到处是展示外来文化的乐园，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我们是谁呢？我们是从那里来的呢？我们又是怎么一步步发展过来的呢？我们将自己的民族精神、民族感情将安放在何处呢？

我们如果仍保留着自己完整的文化遗存，保留着我们完整的的民族精神，那么我们可以讲，我们曾失败过，但我们又站起来了；如果我们真的失去了全部传统文化遗存，进而整体地失去我们的民族精神，那么我们只能说，我们是彻底的失败者，我们的所谓胜利其实是外来文化的胜利。我们就永远也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再站立起来了。当今世界，还没有一个民族因为彻底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却成为真正成功者的先例。因为丧失了主体文化的民族只能成为其它先进文化的附庸，成为永远的学习者和永远的追赶者。而这个世界不可能接受一个文化附庸做文化潮流的主导者，不可能让一个文化附庸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地带出现。

今天我们的情况在上述两种局面之间，我们的文化遗存呈现着极不完整的状态，我们的民族精神也呈现着极不完整的状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漫延，全民族整体文化价值的迷失和国家意识的逐渐淡化。与之相对照，地方主义、集团势力、极端个人利益则日益抬头。这些现象都严重地威胁着我们民族的整体利益，但我们却缺乏与之抗衡的文化力量。目前，人们过多的从社会经济体制转型角度分析其成因，其实整体民族文化因素更为重要。因为只有优秀的民族文化在不断地向我们指引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向我们展示着共尊的行为准则，向我们提供着相互交往的最高标准。一旦丧失了优秀的民族文化，做为一个个具体的社会成员是无法超越其狭隘生存条件和狭隘价值观的。

一个彻底沦为文化附庸的民族注定是一个丧失了灵魂的族群，是一个丧失了自尊的族群，是一个极为涣散的族群，是一个丧失了原创能力的族群，是一个大量流失优秀人力资源的族群，也是一个永远处于骚动不安的族群。我们尚未来到这样一个危险境地，但不得不防。我们民族的整体文化生态目前也并未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要防止出现最终的危险局面不能总停留在口头上，而应当采取积极的行动，要全力保住我们的文化命脉。当我们看到2005年北京市政府对先农坛北里小区的环境进行整治，拆掉了十座简易楼以及数片乱建房屋时，当我们看到新世纪开始不久临危授命的市长亲自率队参与整治工作时，我们真为我们的文化命脉受到抢救而感到高兴，为我们整个民族文化复兴的新气象感到高兴，这表明我们的民族正在进行着某种程度的文化觉醒。

难道先农坛真的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古代国家祭坛吗？难道她只是一个象征封建帝王在春耕时节作秀的场合吗？难道她不是一个最具权威的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博物馆吗？难道她不是象征中华民族传统农耕精神、象征中华民族顽强生存意志不可缺失的一处重要文化遗存吗？难道她不是我们中华民族极为重要的一处文化命脉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像保护我们的民族生命那样保护我们的这一重要文化遗产吗？

古代中国的国家祭坛绝对不属于统治者个人，也不属于统治阶层，而是属于整个民族的，是古代中国人民群体意志的集中体现。与此相比照，我们现存的一切文物古迹、文化遗存也都是中华民族精神长期发展的物化形态，是必须万分珍惜的民族瑰宝，我们民族的灵魂就坚守在里面。毁弃一处文化古迹，我们民族的灵魂就丧失一部分，毁弃全部文化古迹，整个民族的灵魂就彻底丧失了。失魂者必然落魄，失魂者必然彷徨，失魂者必然轻浮，失魂者也必然短视！

我们当代人的整体认识水平一定要超越前几代人，我们民族的整体思维一定要全部回到理性立场上来，形成我们当代人稳定的文化心态，让中华民族的文化河流不致中断，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未来避免失误。我想，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对我们民族的文化遗存就会格外尊重起来，格外重视起来。我们也就知道该如何面对包括先农坛在内的一切文化遗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