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殿兴:“八一五”东北光复见闻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1 次 更新时间:2015-12-20 22:48

陈殿兴 (进入专栏)  


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我国东北,日军溃败。8月15日,日皇宣布投降,东北光复。我亲身经历了这次历史大变动。有些见闻至今记忆犹新。我当时是十几岁的懵懂少年,见闻难免片面肤浅,但或许可供管中窥豹。


一、先说说我自己


我出生在山东省招远县的一个小山村。爷爷本是农民,当时山东日子很苦,他在张作霖时代就赤手空拳只身一人到关东闯荡,后来攒钱在中苏边境的黑龙江省绥芬河开了个小杂货铺。他每三年回家一次。1939 年,我11岁那年,他回来,把我带到了绥芬河,让我上小学 。我插班到小学三年级(因为我在家乡读过两年多私塾),14岁高小毕业。爷爷要我到别人的店里去当学徒,学做买卖;但我不想去,想升学,爷爷不让。现在我能理解爷爷当时的决定:他挣钱有限,要供山东老家一大家子人的生活,而且他对读书人也没有好印象——他看到的读书人都是欺压老百姓的官吏和警察。


老师知道我的情况后,推荐我去牡丹江市报考免费供给食宿的铁路员工养成所。那里录取了我;但因为校舍还没有盖好,介绍我先到铁路现场工作,等校舍盖好再通知我入学。这时爷爷的杂货铺已搬到东宁——东宁也是边境小镇。这样,我就到了东宁县火车站当了检票员——那时东宁有通牡丹江和图们的火车。因为车站发生了几起盗窃案,警察来调查过我,我怕有一天会受到牵连,就不想再干了;恰巧这年阴历4月18东宁有庙会,我没有请假就逛庙会去了。后来有人告诉我说老鬼子很生气要揍我。这样,我就决心辞职。爷爷就把我送到一个裁缝铺去学徒。老板见我会日语,很欢迎我,要我学着钉纽扣,早晚帮老板娘抱孩子烧火做饭。这不是我的理想生活,我要离开。这时恰好听说沙洞(东宁县的一个山村,现在仍然叫沙洞,那时通火车)用人,我就贸然去了。那里有一个木材加工厂和一个贮木场。木材加工厂需要一个厨子,我不愿干,一个中国职员建议我去贮木场。贮木场主任听了我的自我介绍以后,就让我留下来工作。这是1943年秋天的事。那年我15岁。


贮木场是收发原木的单位。山里采伐的原木运到这里然后再发到别处。贮木场要把收到和发出的原木登记造册。职员中有三个日本人,两个朝鲜人,连我算上两个中国人。


我每天的工作,无非是跟着别人去登记收发的原木,整理账目。这时我订了一套《国民高等学校讲义录》(函授中学教材),自修中学课程。那时我受武侠小说影响很想学武术,总想想找个工人教我,可惜没有人把我真正教会——不过这却使我经常接近工人,跟他们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


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流逝着。


二、山雨欲来


1945年。


日本太平洋战争节节败退。中文报纸不报,我在日文报纸上经常看到“玉碎”的字样——“玉碎”就是全军战死的意思。记得有一次还看到日军用削尖的竹竿在冲绳岛跟美军拼杀的报道。


大概是这年的6—7月,有个日本人山林警察把一个像两块砖头摞在一起那么大的一个长方形绿色铁盒子带到了我们的办公室,对我的日本同事说,是在山里发现的一部收发报机。他还谈到不久前发现一队穿便衣的武装人员到工人窝棚要吃的——现在我估计可能是苏联派过来的武装侦察人员。


有一次,我回东宁,听爷爷店里的伙计议论,说“老高丽”(朝鲜人的俗称)纷纷卖棉被了——推测他们可能听到什么风声,准备逃跑。还听说,有人到日本军营送货,看到大炮被马啃了——原来那炮是木头做的,刷了颜色。人们猜测边境日军已军力空虚,不得不虚张声势。


日本同事这些日子常常议论,说某某日本人应召入伍了。我听他们说一个五六十岁的县长也应召入伍当列兵去了——日本规定退伍时是什麽军衔,入伍时仍是什麽军衔,不管退伍后担任多麽高的职务。


一天,一个日本同事接到征召通知。日本退伍军人一旦接到征召通知,必须第二天就去报到,任何理由都不允许耽搁。晚上日本人喝酒欢送他。唱的歌,我听不懂,但哭咧咧的,调子甚为凄凉。


八月初,我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美国在日本扔了一颗威力很大的炸弹,报纸叫不出名称来,称之为“皮卡通”(日语象声词,音译)——我现在推想大概就是原子弹。


这些信息已说明日本溃败已指日可待,但是当时我做不出这样的判断来。


三、日军溃败


1945年8月9日凌晨,我听到北边传来隆隆的轰鸣,看到天空不时闪着红光。我以为是雷鸣电闪。可是第二天早晨一看,夜里并没有下雨。吃早饭的时候,听到室外嗒嗒两声清脆的巨大响声,出门一看,一架飞机飞过去了——那大概是苏联飞机扫射。


上午,我到沙洞火车站去办事,看到一列火车停在那里,车里挤满了人,连车厢上面也坐满了人。看得出来,那是日本人在逃跑。


但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日本溃败,因为日本一直宣传他们如何如何强大,我不知不觉受了影响。虽然早知道他们要败,但没有想到这麽快。


傍晚,贮木场的职员决定撤离。大家把行李搬到一辆马车上,我也把行李搬到车上,跟着出发了,儘管我对日本人并无好感:念小学时有两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一件事是,中国人吃大米是犯罪。有一天趁天黑,我跟爷爷店里的一个伙计到郊区农村买了一袋大米,用手推车往回推。刚进市区,就被一个警察拦住了。好说歹说,给了那个警察很多钱,此事才算了结。做饭时还要跟小豆一起煮染成红色,免得吃时被人发现。还有一件事是爷爷两次被日本宪兵队抓进监狱。爷爷说,抓进去,不问青红皂白,先揍一顿。两次都关了半个多月,都是花钱打点才被放出来的。对日本人不满,但不知道有其他途径能过上更好的日子:对中国抗战、对苏联和国际形势毫无了解——不知道苏联出兵是帮助中国打鬼子。这样,我就稀里煳涂地跟着走了。


我们要经过山路上牡丹江去。半夜到了山里的一个什么地方停下来。夜色很浓,只能影影绰绰地看到近处一些人影。根据声音判断,这里有许多日本人。有个日本人喊,不许穿白衬衫,不许抽烟。这时一个工人认出了我。他说:“你跑什么?!你用不着跑,跟我回去。”我听从了他的劝告,连夜跟他往回走。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怕:假如跟鬼子走了,后果不堪设想:不死在山里,也得流落他乡。这个工人使我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但我当时少不更事,连他姓什么也没有问。


天亮时,我跟那个工人到了一个工人窝棚,吃了一顿早饭,继续赶路。看到溃退的日本散兵游勇过来,我们就躲进路旁山坡上的草丛里。


这样,我们就回到了沙洞的工棚子里。那里有许多工人,我跟他们一起住一起吃——日本人仓库里有许多粮食足够大家吃。


每天我们都看到一些日本兵三三两两地溃退。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日本兵带着指挥刀,后面跟着四个扛着步枪的日本兵。很明显,前面走的是一个换了士兵服装的大官,后面跟的是护兵。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士官路过,他把手枪举到眼前,左右睃着,看样子非常害怕仇恨日本的中国人会随时结果他的性命。


一天,有个工人从山里带回了一个两三岁的日本小孩子,说他妈妈死了,他趴在妈妈身上哭;看着怪可怜的,就把他带回来了。他说那里死了很多日本人。


一天,一个工人带回了一个日本女人,她坐在通铺上,一条腿肿得很粗,据说是被蛇咬伤的。


村里的农民纷纷赶着马车到山里去捡“洋落儿”——捡日本人扔下的细软和衣物。


这样大约过了半个月。天渐渐凉了,估计路上也太平了。有些工人想离开这里去找工作。我决定跟他们结伴回东宁去。


四、“苍苍蒸民……”


沙洞离东宁约五十多公里。有一条去东宁的大道从离村子不远的地方经过。太阳刚刚升起,绿色的野草上还闪着晶莹的露珠,我们一行六七个人就出发了。


离开村子不远,我就闻到了一股从未闻到过的令人恶心的臭味。走了不远,我们就看到路旁山坡上趴着一个日本军官,臭味就是从他身上发出来的。


接着,我们上了大路,不断看到零零散散的日军尸体,苏军尸体只见过一具跟日军士兵头对头倒在路上。我们在一个山坡上还看到过日军留下的许多箱炮弹和许多箱可以即食的沙丁鱼。看来,这一带没有进行过大的战斗。日军士兵是溃逃时被苏军追上击毙的。


中午的时候,我们看到路旁草丛被压倒了一片。到近处才看到那里躺了二三十个穿新劳工服的中国人尸体。我们推测,这是一些中国劳工,日本人溃退后,他们打开仓库拿出一些新劳工服换上回家,在这里被苏军当成化装的日军枪杀了。这种推测回到东宁以后得到了证实——爷爷店里的一个去当劳工的伙计就是半路被苏军误杀的。


一路上我不由得想起起了李华《弔古战场文》:“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手如足;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其存其没,家没闻知……”


从一个村子旁边路过,看到一面国旗在村子的上空飘扬,在碧蓝天空的衬托下,显得非常鲜艳。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国旗——在山东老家读私塾时,没有见过真正的国旗,只是从课本上看到过。


五、东宁见闻


爷爷店里的伙计说,苏军先头部队过来时,大家拿着食物和水去欢迎,那些苏联兵秋毫无犯。后续部队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不仅吃你的,喝你的,看到你手上戴手表,还叫你摘下来给他。


外地苏军抢劫或强奸的事不断发生,闹得沸沸扬扬。相对来说,东宁是太平的。人们说,这归功于苏军卫戌司令。刚进城时,这位司令亲自带兵上街巡逻,看到抢劫或强奸的苏军毫不留情,立地正法。


不过我也听说过两起抢劫事件。一起是我回到东宁以前发生的。那是爷爷的商店被抢。听店里的伙计说,一天一帮苏军赶着一辆马车来到爷爷的商店,两个人把门,几个人进来抢东西——其实爷爷店里已没有什么好东西了,因为日本人垮台前什么都限量配给,商店已无货可卖了——可是这帮俄国人什么破烂儿都不嫌弃,可见他们也够穷的。


我听到的另一起抢劫事件是我回到东宁以后发生的。一天,全市设卡,堵截一辆卡车。据说这辆卡车抢了东西正要开走,苏军两个纠察队员上前拦截,一个被车上人开枪打死了,另一个跑回来报信。全市设卡,堵截的就是这辆抢劫的卡车。


日本人逃跑以后,大家马上就出去捡洋落儿了。等到我回到东宁去捡的时候,已没有什么好东西了。我在日本军营里捡回了一套旧军服和一双旧军用皮鞋。


听说,绥芬河北山一个很大的山洞被苏军用大炮轰开,里面的人全死了,人们进去捡了不少好东西。


还听说,东宁附近有个村的派出所长是日本人,平时待村民很好。日本溃退时,村民集体保他安全,把他留了下来。苏军进城后,村民联名请求苏军宽大他。他的情况如何,没听到人们谈论;只听说他的太太住在离爷爷商店不远的一座日式小房里,苏军军官经常光顾那个地方。光顾的时候,有两个兵在门口站岗。


在东宁时,我曾被当地维持会派到附近煤矿去给苏军卡车装了一天煤——有很多苏联卡车运煤,往哪里运,不知道,猜想是往苏联运,因为苏军在东宁驻军人数有限,用不了那么多煤。后来听说苏联把许多工厂的设备也拆下来运走了。


东北光复,人们做了十四年亡国奴,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举国欢腾, 百废待兴,欣欣向荣,充满希望。我深受鼓舞,决定去实现读中学的梦想。我想到牡丹江去读书。要读中学,必须到牡丹江去——那时东宁没有中学。爷爷反对我读中学。我跟堂叔陈志山(他也在爷爷的店里经商)谈了我的想法,得到了他的支持。他给他在牡丹江的哥哥陈高山写了封信给我拿着。这样,我就趁爷爷不在家,拿着这封信离开了东宁。


六、去牡丹江的路上


东宁本来有铁路,一条通往图们,一条通往牡丹江。这两条铁路都被苏军彻底摧毁了——后来共产党解释说是苏联怕将来美国利用这两条铁路对苏联发动进攻。我要上牡丹江,必须徒步走到绥芬河去上火车。我跟几个沙洞工人结伴走了一天,傍晚到了绥芬河。我带着他们到爷爷认识的一家商店住了一宿,第二天上了火车。那时没有客车,我们坐的是闷罐车。


正在等待开车,突然上来一个背转盘枪的苏联兵。他在车厢里走了一会儿,看中了我脚上穿的那双日军旧皮鞋,让我脱下来。我不想脱,但他手里拿着枪,我不敢不脱。他把自己脚上咧着大嘴的破皮鞋给了我。过去我只是听说苏军抢东西,这次让我亲身遇到了。后来我到了牡丹江还遇到过一次。那是我从酒厂背一玻璃罈子白酒回家,路过现在的文化宫广场——当时是废弃的几条铁路通过那里,行人很少,突然一个穿苏军大衣的俄国少年把我拦住,要我的白酒。我看他岁数个头跟我差不多,我打得过他,不想给他,又不敢走——他手插在兜里,不知他是否有枪。这样对峙了一段时间。这时来了一个背着转盘枪的苏联兵,他们嘀咕了几句,那苏联兵就端起枪来,让我把酒放下。我怕他开枪,赶紧放下,转身就跑。


我坐了一天一夜火车,终于到了牡丹江。陈高山堂叔二话没说,把我留下,帮我找中学联系插班。我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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