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回顾了中美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历程。中美交往４０年，双方都从合作中获得了巨大好处。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启示：合作两利、对抗俱损。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构成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的基本矛盾，这是当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重大挑战。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是释疑增信、管控分歧，把中美关系带入战略适应期或战略包容期，建立新型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一、历史启示：合作两利、对抗俱损
对中美关系来说，２０１２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年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４０周年，也是中美建交的３３周年。在评论４０年前尼克松总统改变世界和中美关系之旅的深远影响时，当年陪同访华的温斯顿·洛德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著名学者李侃如也认为：“尼克松访华的目的纯粹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的”。基辛格博士最近说：“我认为，美中关系产生于地缘历史及各自需要”。可见，地缘政治因素是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的重要因素。
中美两国位于太平洋两岸，隔海相望，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历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美关系对抗到中美领导人打破坚冰，到不断发展，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与苏联结盟，与美国为敌。中美关系紧张对峙，中美之间的遏制与反遏制斗争给两国关系打下了浓重的冷战烙印。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尼克松访华，２月２８日，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中美之间结束对抗，开始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尽管也出现过一些波折，如在台湾问题上，从“与台湾关系法”到“八·一七联合公报”的斗争，以及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９年的“六四”事件、李登辉访美事件和炸馆事件，中美关系出现了三次大落大起的曲折变化，经历了三场重大危机的考验，但是，中美关系的主趋势是发展的，主流是好的。中美关系克服困难，渡过危机后又继续向前推进，而且变得成熟起来。
２１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在战略定位和台湾问题上一度出现紧张态势。２００１年４月１日发生了撞机事件，给中美关系“雪上加霜”。然而，同年的“９·１１”事件却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机遇，中美面临着新的共同威胁———国际恐怖主义，反恐合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催化了中美关系的新调整。这一调整给中美地缘政治关系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动力。经过调整，中美之间的合作由点到面，不断扩大和深化，从经贸到反恐，从军事关系到防止扩散，从能源到司法、从科技到教育、从文艺体育到疾病防治、从政府到民间，两国合作保持良好势头。之后，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中美合作的领域又有新的拓展。中美不仅深化在反恐、防扩、经贸、能源、执法、军事、文教、科技、卫生等方面的合作，而且还加强在全球和地区性问题（如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南亚局势、苏丹问题等）的协调。中美两国保持高层交往、加强两国战略对话、推动经贸等领域合作、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开展磋商和协商。
２００５年８月启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进一步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共识。在国际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这一对话机制对两国发展健康稳定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意义重大。在中美战略对话启动一年后，自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起，中美举行了５次战略经济对话（ＳＥＤ），双方“通过这一重要机制，不断增进战略互信，为中美经贸关系沿着互利共赢的正确方向发展作出努力”。胡锦涛主席对ＳＥＤ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ＳＥＤ“取得了积极成果，为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和两国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中美两国领导人伦敦会晤的共识和决定，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和ＳＥＤ合二为一，改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调整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级别更高、议题更广、影响更大。２００９年７月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了预期的成功。
２０１２年５月，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胡锦涛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推进互利共赢合作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讲话。胡锦涛认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促进了两国高层战略沟通，加深了对彼此战略意图和政策的了解，扩大了对中美关系发展方向的共识；有力推进了互利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丰富了两国各领域各层次交流沟通”。他希望在第四轮对话中，“双方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为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进行探索和实践”。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发展和成功折射出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的积极变化。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３日，习近平副主席在访美时指出，今年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发表４０周年。４０年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但始终向前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成就。我们从中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作为世界上两个大国，中美两国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持久向前发展，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１年，中美敌对２３年，双方都付出了沉重代价。从１９７２年到现在，中美交往４０年，尽管有曲折，但双方都从合作中获得了巨大好处，尤其是两国极大地受益于不断发展的经贸关系。中美关系曲折发展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是：合作两利，对抗俱损。“平等互利，合作双赢”是两国关系的主体、主旋律和主趋势，符合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持这一积极合作的两国关系发展大方向。
二、焦点问题：中国和平崛起与美国战略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后，中国经济仍保持着较快的增长。２００８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等西方国家深陷其中，中国则成功渡过危机，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２０１０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的消费者为全球市场提供了更多的需求，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在生产、投资和消费领域，中国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之一。中国成为世界各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东盟等许多亚太经济体的对外贸易中，与中国的贸易额都是位居榜首。中国与东亚、南亚、中亚、大洋洲国家的贸易联系也日益紧密，成为世界各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在金融领域，根据央行发布的《２０１１年四季度金融统计数据表》报告显示，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为３１８１１．４８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超过居于第二日本和第三东盟的总和。中国成为美国政府债券的最大持有者，截至２０１２年２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共计１．１７８９万亿美元。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主动和建设性的举措，加强了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升了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在东北亚，朝鲜核危机发生后，中国在各方之间进行斡旋，积极构建六方会谈机制，推动六方会谈向前发展，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在东南亚，中国积极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贸易联系，积极参加东亚合作，进一步推进“１０＋３”进程。在中亚，中国积极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共同为促进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而努力。
在美国看来，能够对其霸权地位提出挑战的潜在霸权将主要来自欧亚大陆，因此美国必须高度关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与安全格局。对此，布热津斯基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说：“欧亚大陆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在政治上非常自信和富有活力的国家……所有可能在政治和／或经济上对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削弱欧亚大陆在世界地缘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欧亚大陆依然保持着它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不仅它的西部周边———欧洲———依然是世界大部分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所在地，而且它的东部地区———亚洲———最近也成了经济增长和政治影响上升的极其重要的中心”。因此，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目标便是，“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具有把美国赶出欧亚大陆，或大大地削弱美国关键性仲裁作用的能力”。亨廷顿也认为，“２００多年来，美国的利益始终要求促进欧洲和亚洲的力量平衡，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过于强大，从而威胁美国的利益，美国因此要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一个政治、军事霸权主义国家”。
中国的迅速崛起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疑虑。在美国，不少人视迅速崛起的中国为威胁，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导致中美对抗。小布什政府也一度明确把中国界定为“匹敌的战略竞争者”，尽管后来有所改变，但在美国战略思维中，把中国当作潜在对手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美国即便在反恐、防扩散、解决金融危机等方面急需中国合作时，也没有放弃对中国的防范。在亚太地区层次和中国周边层次上，通过强化联盟体系、扩大安全伙伴，从地缘上对中国形成了战略钳制。
“９·１１”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把反恐提升到战略高度，把恐怖主义视为对其安全的主要威胁，其战略重点转移到中东、中亚和南亚地区。总体而言，美国的亚洲战略呈“东西对进，南部突破”的战略态势，以“中东—中亚”为重点，从西翼、南翼、东翼三个方向自“边缘地带”向“心脏地带”呈合围之势收拢。在亚洲西翼，美国加紧了对北约的战略调整，不断加大东扩的力度，将其触角延伸至中东乃至中亚，强化了北约在这些地区军事渗透。在亚洲的东翼，美国将重心东移，突出美日同盟在欧亚大陆东部地缘战略中的“核心作用”。
小布什政府上台以来，进一步明确了日本的“支柱”地位，将日本置于美国亚洲政策的“中心”。美国通过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染指台海，渗入东盟，插足中亚，通过前沿驻军和建立庞大复杂的双边和多边同盟体系，企图控制海上能源运输线。在亚洲的南翼，美国提升与印度的关系，默认印度的“核大国”地位，解除了对印的军事制裁，加强了美印军事交流，建立了高层定期互访机制，并“有条件支持”印度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通过印度从西线对地缘政治地位越来越突出的中国进行平衡和牵制。
美国一方面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提供支持与合作，另一方面又担心新兴国家上升过快，挑战其霸权地位。美国在全球建立军事基地，“９·１１”事件发生后，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借机扩张势力范围。这不仅对中国日益增加的海外利益形成牵制，而且还直接影响到中国周边的地缘安全形势。亚洲重返世界事务中心是２１世纪重大的权力转移，凸显出地缘政治的新特征。随着国际权力不断东移，美国的战略重心和军事力量的部署重点也开始向西太平洋地区转移。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在访问亚洲时提出“重塑美国的亚太地区领导权”。他在２０１１年８月在出席美澳领导人对话时又称：“美国外交政策的支点，需要远离中东，更加关注亚洲。”奥巴马政府认为，“亚太是世界上经济最富活力的地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总量占世界的５４％，全球贸易额的４４％，世界人口的４０％，拥有２７亿消费者。在全球治理、国际贸易、金融和新技术开发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亚太地区快速的经济发展给美国提供了巨大的商业机会。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一个关键的驱动力，未来的发展将取决于亚洲，今后１０年美国外交方略的最重要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度增加的投入（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锁定于亚太地区。
２０１１年月１１月１０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的亚洲政策演讲中提出：“２１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亚太将是美国今后外交战略的重心”。在差不多同时为《外交政策》撰写的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文章中，希拉里·克林顿一方面阐述美国前沿部署外交，另一方面着重强调美国向亚太地区的“战略转移”，并提出六项行动方针：加强双边安全联盟；深化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关系；参与区域性多边机制；扩大贸易和投资；打造有广泛基础的军事存在；促进民主和人权。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奥巴马总统高调宣布，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向亚太转移。２０１２年１月，新年伊始，奥巴马政府就出台了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２１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新军事战略报告。这份报告标志着美国对其全球战略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整。该报告提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是２１世纪美国国防的优先任务。”美军将放弃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略，而把其“重心转向亚太地区”。报告还对恐怖主义、亚太、中东、欧洲、非洲及拉美地区的安全形势及威胁进行了综合评估，在此基础上明确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十大使命”，并指出打造２０２０年美国新型军队的八条原则。目前，美军在亚太地区舰只数量占美军总数量的比例从５２％增加至６０％，美军拥有的１１艘航母中有６艘部署在亚太地区。
根据美国的新军事战略报告，美国将调整亚太兵力，构建新的军事战略网络，这些有可能的调整主要有：（１）调整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凸显日本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日本将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前沿的作战司令部。此外，削减和调整驻韩美军，将驻韩美军南移２００多公里，超出了朝鲜军队火炮的射程。（２）重返菲律宾苏克比军事基地。１月２７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罗伯特·威拉德表示，如果菲律宾方面提出请求，美方愿意以轮番驻扎的形式在菲律宾驻军。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３月２９日称，菲律宾将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包括允许美军更大范围使用菲律宾的机场、开辟新的区域供美军使用等。菲美已于４月１６日在菲西部的巴拉望岛举行首次军演。（３）在新加坡部署濒海战斗舰，最近部署的将是新一代高速隐形战舰———“独立”号濒海战斗舰。（４）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在澳大利亚建立海军基地。４月３日，美国第一批驻澳北领地的海军陆战队官兵抵达达尔文，美军进驻达尔文，是美国实施“亚太战略”的重要举措，第一批进驻达尔文的美军官兵有２００人，将逐步增加到２５００人，美军驻扎期间将进行旱季的训练，与澳大利亚国防军一起展开联合军事演习等。（５）加强关岛海空力量，把关岛构建成西太平洋地区美军海空力量投送中心。在美亚太军力调整中，关岛将成为在西太平洋最前沿的本土军事基地，为在驻日、韩和印度洋的美军提供强大的军力支持，并将第三线夏威夷为中心基地群的战略威慑明显前移，形成以关岛为核心的有机体系。（６）增加美军同亚太地区盟国和伙伴国的联合演习和训练次数，巩固和传统盟友韩国、日本、菲律宾等的关系。上述部署中，在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将会对中国南海形成双重威慑，并力图将上述军事基地建构成联动的军事网络。
近年来，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或在亚太的战略再平衡，是冷战后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转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有专家认为，美国已经毫不忌讳地把中国放到了美国主要战略对手的位置。如今，美国大举兵临亚太，把中国由潜在对手变成现实对手，由软防范转向硬遏制，由概念构想转向现实部署，不是通常的军事秀。美国亚太战略着重从六方面全力打造以中国为对手的战略遏制体系：第一，以中国为主要作战对象，以西太平洋为主要战场，以空海军为主要作战力量的“空海一体战”战役作战体系。第二，以日本和澳大利亚为南北两大战略支点的军事同盟体系。第三，以西太平洋岛链为依托的军事基地。第四，以西方价值观为内核的政治渗透体系。第五，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ＴＰＰ）”为依托，排斥与压制中国，确立美国经济主导权的经济遏制体系。第六，以离间与挑拨中国同周边国家友好关系为特色的所谓“前沿部署外交”体系。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对华战略包围既是出于其维护全球和地区霸权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该地区国家为防范中国主导地区事务而寻求区外霸权予以牵制的需求。例如，随着蒙古和中亚各国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国，它们担心会在政治和安全上失去自主性，越来越受中国左右。于是，不少国家便寻求同美国（有时还有俄罗斯）加强政治与安全合作，试图取得某种大国平衡，通过大国竞争为自己拓展发展空间。它们“欢迎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存在，以制衡中国的崛起；它们不想与中国为敌或对抗，但也不愿意被主宰。”
从以上分析来看，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事件后，美国进入新的战略调整期，奥巴马政府将其战略重心东移至亚太地区。２００２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随后的和平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迅速崛起。这几年，美国的战略调整期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发生了碰撞，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构成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的基本矛盾，这是当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重大挑战。其发展趋向有二：坏的趋向是美国视中国的迅速崛起是挑战和威胁美国，中国视美国的战略调整是针对和遏制中国，这样就会导致新的对抗，把中美关系带入战略对抗期或战略危险期；好的趋向是双方逐步增加信任、扩大共识、相互包容、相向而行，把中美关系带入战略适应期或战略包容期，促进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当然，中美两国应该选择的是争取好的发展趋向。
三、发展关键：增信释疑、管控分歧
２０１２年初，两位中美关系研究的资深学者北京大学王辑思教授和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侃如联合发表一篇长文《中美战略互疑：解析和应对》。两位学者以坦诚的态度，摆事实、说真话，表示出他们“依然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两位学者认为，“令人担心的是，截止到２０１２年，战略互疑好像在两国均有增长”。“如果这些疑虑没有得到有效的应对，一段时间以后，将会促使两国关系走向相互敌对的状态。”显然，中美之间的互疑聚焦在中国和平崛起和美国战略调整上。李侃如指出，“中国迅速崛起的同时，美国陷入了严重困境，这一事实使美国对中国的观点、行动及其公之于世的愿望变得非常敏感，进而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王辑思则强调：“在北京看来，正是由于美国的政策、态度和误解，才导致了两国之间缺乏信任”。“中国对美国的战略疑虑根深蒂固，而且近年来似乎呈现加深的趋势。”这篇费时一年多的著名学者合写的研究报告一时间在中美两国激起了热议。
实际上，中美两国领导人一直高度重视这一“信任缺乏的问题”，近年来通过频繁的高层接触、互访来往、战略对话、务实合作、人文交流，来释疑增信，不断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奥巴马总统访华。胡锦涛主席１１月１７日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胡锦涛就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提出五点主张，除保持对话磋商、加强政策协调、推进务实合作、应对共同挑战之外，着重强调双方要“持之以恒增进中美战略互信”。同日，中美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双方认为，培育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对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要”。２０１１年１月，胡锦涛主席访美。１月１９日，他与奥巴马总统进行正式会谈，发表了具有４１点内容的《中美联合声明》，亦称“４１点声明”。《声明》的第三点庄严宣告，“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２１世纪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推进两国共同利益、应对２１世纪的机遇和挑战。”第五点内容是：“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这是《上海公报》发表４０年来最重要的一份中美两国政府的正式文件，其内容和精神实质与《上海公报》等三个公报一脉相承，对２１世纪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１月２０日，胡锦涛应邀出席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胡锦涛就推动中美关系更加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提出五点主张，他强调，“双方应该以更加广阔的全球视野和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之路。”
２０１１年８月，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胡锦涛主席８月１９日在接见拜登时说，中美双方应该登高望远，超越国情差别，把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好、发展好。胡锦涛表示，中方坚定致力于构建互尊互信的中美关系。拜登也表示，美方和中方一样致力于建立信赖关系。回国后，拜登副总统９月７日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中国的崛起并不是美国的覆灭”的文章，回顾他１９７９年第一次访华的情景，联系他８月份对中国访问的所见所闻，他认为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中美将发生冷战式对抗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他也不赞成美国在亚太的目标应是遏制中国崛起的观点。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３日至１８日，习近平副主席访美。习近平强调，他是为推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而去的。２０１２年恰逢中国换届年和美国大选年，使习近平副主席的这次回访具有特殊的意义，成为一次重要的承上启下的访问。期间，笔者之一正巧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实地目击了习近平副主席访美全过程，感触丛生。应该说，习副主席这次成功的访问是中美双方释疑增信、管控分歧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习副主席抵达华盛顿后不顾旅途劳顿，就会见在不同阶段为中美关系作出重要贡献的美国前国务卿、国家安全助理和内阁成员，包括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斯考克罗夫特、伯杰、奥尔布赖特、鲍尔森和赵小兰等，就中美关系发展谈了四点看法：镜鉴历史、登高望远、互尊互信、互利共赢。他特别指出，４０年的中美关系发展告诉我们：双方共同利益是内在动力；三个联合公报是制度保障；相互理解和战略互信是重要前提；与时俱进的开创精神是前进推力。习副主席访美第二天恰巧是情人节，他在美国国务院为他举行的欢迎午宴上表示，中美建设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是一项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的开创性工作，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经验可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或者“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说，“中国有句流行歌的歌词是这样的，‘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我相信，中美双方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办法维护和发展好相互尊重、互利双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建设积极合作关系树立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典范。”习副主席访问的第三天，他在出席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上指出，战略互信是互利合作的基础，互信程度越深，合作空间越大。双方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习副主席回国后，笔者之一去华盛顿曾见过一位全程陪同习副主席访美的美国高官，他说，这次访问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一个字“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信心），通过习副主席这次访美，美国人民看到了和感受到了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信心。
这期间，美方也频繁正面积极地阐述了对中国和平崛起和美国战略调整的看法。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０日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表示，中美必须合作，根本没有别的选择。中国崛起对中国和美国都是有好处的。２０１２年３月７日，希拉里在美国和平研究所举行的纪念《上海公报》４０周年会议上指出，世界上没有美中参与任何问题都解决不了。４月１２日，希拉里在美国海军学院发表演说，否认中美面临新冷战，指出今天的中国不是前苏联，美中没有在亚洲站在一场新冷战的边缘。她强调一个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有利，而一个繁荣的美国也对中国有利。
２０１２年５月初，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胡锦涛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说，他提出，中美双方应该“以创新的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他还提出，发展中美关系需要相互信任，“我们这个星球有足够大的空间，应容的下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这轮对话取得６７项互利共赢的成果，双方决定加强重大问题和重要领域的协调合作。这轮对话体现了中美双方释疑增信的最新进展。
“管控分歧”是习副主席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创新思想。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７日，在接见基辛格博士时，习副主席说，互利合作是中美关系的本质特征，双方应坚持相互尊重、增进战略信任，有效管控分歧。据公开资料，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中美应“管控分歧”的概念。１２月６日习副主席在会见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时再次提及“管控分歧”，他表示，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共同利益和合作需求远大于分歧。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不断加强对话、互信、合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敏感问题，有效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美应同舟共济，深化合作，加强宏观协调，充分发挥贸易、投资、地方合作等方面潜力。他在访美会见奥巴马总统时又一次提到这一看法，他认为，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做朋友、做伙伴，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选项。中方期待同美方增进信任、巩固共识、扩大合作、管控分歧。４０年的中美关系，如今又到了一个历史新起点。在世纪之交，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曾指出：“如果我今天能向你们传达什么意思的话，那就是：我相信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时代，在这一时代，中美的双边关系将在２１世纪上半叶的权力结构的形成过程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就是打破传统地缘政治中大国必然对抗的历史宿命观，建设新型的中美地缘政治关系。要发展地缘合作，避免地缘对抗；要实现在亚太良性互动，避免恶性冲突；要相互尊重、适应和包容，避免跌入战略危险期；要不断增加互信，争取互利双赢，避免互疑加深，零和博弈。为此中美应努力树立和坚持以下四个观念：
全局长远的战略观。中美两国应登高望远，以宽广深邃的战略眼光和互利合作的时代思维，共同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合作发展的大局，不断将中美关系向前推进。
求同存异的利益观。两国应该通过对话协商，有效地管控两国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中美两国应努力寻求国家利益汇合点，减少冲撞点，扩大共同点，缩小分歧点。两国关系既斗争又合作，既冲突又协调，斗争而不破裂，冲突而不对抗。两国应始终坚持求同存异，稳步发展。
互利双赢的合作观。中美应根据互信互利的原则，加强合作对话，扩大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形式，完善合作机制，推动两国关系从冷战时期对付共同的苏联威胁到冷战结束以来寻求共同的合作基础的转换，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夯实新的支持基础。
与时俱进的发展观。中美关系现在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发展时期，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两国应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中美关系的发展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在２１世纪，时代潮流也必将不断地推进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原文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