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美国人类学研究旨趣的转变及其理论的推陈出新与美国国家意志的变迁息息相关。美国独立建国后为拓展疆域、增强国力所发动的西进运动，激发了社会各界对印第安人的调查和研究热潮，引发了种族论和进化论长达百余年的争论。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为化解国内的种族歧视和排外主义情绪，加强社会建设所组织的社会调查，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生成和发展。二战后，美国的冷战政策和反共氛围迫使新进化论者隐晦化其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学术思想，理论流派的发展受到遏制。与此同时，美国为推行霸权主义大力扶持针对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研究，并因此间接催生了注重“文化路线”的象征主义。
【关 键 词】美国/国家意志/人类学/理论演变
人类学是近代以来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欧洲的殖民扩张而兴起的一门以调查和研究非西方社会文化为己任的新学科。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人类学的研究旨趣与理论演变也始终同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情境密切相关。然而，中国人类学界在引介和运用西方人类学理论时往往忽视了其产生的知识背景，结果不仅造成了对理论的片面理解，而且抑制了本土人类学理论的创新。鉴于此，笔者将历时地对美国人类学理论的发展作粗略梳理，展现其与美国国家意志的互动关系，以增强学界对西方人类学理论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促进中国人类学者的理论创新意识。
美国人类学的兴起源于独立战争后联邦政府为拓展疆域，增强国力和构建国家认同而发动的西进运动中对印第安人的调查研究。其后，随着美国的国家意志从建国初期的西进扩张转变为20世纪初的社会建设，再到二战后的冷战与霸权主义，美国的主流人类学理论也相应地从种族论与进化论并驾齐驱，次第过渡为文化相对主义、新进化论和象征主义。美国人类学研究旨趣的转变及其理论的推陈出新与美国国家意志的变迁息息相关。
一、西进运动中的种族论与进化论之争
1783年，美国脱离英国殖民统治，正式成为独立而自由的国家。其疆域东起大西洋沿岸，西止密西西比河，北接五大湖区，南至佛罗里达。独立建国初期的美国面临内外交困的窘境。一方面，欧洲的英、法、西班牙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对新兴的美国虎视眈眈，而且对其满怀鄙视心理。当时在欧洲流行一种理论，认为新大陆因地质年代较晚，自然环境要比旧大陆缺乏活跃性。相对于亚欧大陆，美洲的山岭更为险峻，交通更为闭塞，动物更为低级，甚至从欧洲引进的家畜都变得更小。[1]8自然环境的“懒性”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发展成为文明国家。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多数欧洲国家拒绝为美国提供经济援助，甚至拒不承认美国。另一方面，美国内部因长期遭受战火蹂躏，满目疮痍，物价飞涨，经济濒临崩溃。在此情势之下，如何构建国家，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是美国联邦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西进扩张无疑是最为有效的方法。
19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通过购买和战争等手段相继从法国、西班牙和墨西哥手中获得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德克萨斯、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等地，版图迅猛扩展数倍。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积极号召和鼓励民众向西部移民，垦殖开发。在国家西进扩张意志的激励下，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接踵越过密西西比河，涌入广袤的西部平原拓垦荒地，开采矿藏，兴建城镇。然而，西进运动虽富有成效地刺激了美国经济，拓展了版图，但却产生了新的问题。西部的草原和山麓自古以来是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狩猎场所，他们对白人的入侵极为反感，报之以顽强抵抗；而白人则视印第安人为阻碍其拓殖土地的野蛮人，对他们进行残酷杀戮，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在西进运动中如何处置印第安人是美国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为了解决印第安人问题，推进西进运动，美国政府多次派遣探险家去西部探索生态环境，调查印第安人的风土人情。例如，1803年，在购得路易斯安那后不久，时任美国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就派遣了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去探索这块新领土，要求他们获取所遇到的每个印第安部落的民族信息，包括历史、宗教、生计、娱乐、衣着、风俗、观念等。[2]61再如，1869年，美国国会委托探险家卫斯理•鲍威尔(Wesley Powell)对科罗拉多河流域的印第安部落进行调查。鲍威尔招募了数个曾在美国中西部生活过的人作为探险队成员，这些人先前的职业也各不相同，有勘测员、艺术家、外科医生、军官、农民、记者、铁匠、中学教师、传教士、律师等。[3]23探险队重点对印第安人的语言词汇进行采集和分类，同时收集了大量的艺术和工艺品。除了美国政府组织的社会调查外，如火如荼的西进运动也激发了“美国民族学学会”(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和“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等学术机构，以及其他社会人士对印第安部落的兴趣。他们分赴各地，对印第安人的亲属结构、宗教信仰、生计模式等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美国的人类学研究也由此而开始兴起。
当时，对于印第安人与白人是否属于同一种族，印第安人的民族文化与政治组织是处于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还是印第安人的生物特征注定了其社会与文化的低劣，印第安人能否习得白人的文明而逐渐融入美国社会等问题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印第安人与白人属于不同的种族。美国著名的颅相学者查尔斯•考德威尔(Charles Caldwell)认为，头脑是由决定个人性情、思维与行为的组织所构成，这些组织功能的强弱由颅骨是否突出所决定。每个种族的文化特征都可通过其颅骨的形状来判断。[4]59美国印第安人研究的权威人士塞缪尔•莫顿(Samuel Morton)在考德威尔种族理论的基础上对已进入“文明社会”的白人和从事农业生产，处于“半文明”状态的墨西哥印第安人，以及依然以狩猎为生、处于“野蛮”状态的北美印第安人做了比较研究，发现三者颅骨和脑容量的大小呈递减态势。他由此断言，种族风俗习惯的不同是先天生成，而非后天习得。美国印第安人未能形成文明社会是因为他们的头脑太小，缺乏心智能力。[5]220曾是美国印第安政策主要制定者的刘易斯•卡斯(Lewis Cass)认为，印第安人的体质和心智均无法改变，他们既自己缺乏创造文明的能力，也拒绝向别人学习。[6]既然印第安人是天生次等、心智低级的种族，那么白人从他们手中夺取土地理所当然，因为“天生高贵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注定能够给美洲大陆带来精致的管理和繁荣的经济”。[7]2再者，印第安人对其狩猎场所实际上并无土地所有权，因为他们的狩猎与游牧活动没有对土地产生任何影响。换言之，他们并未为土地付出任何劳动。相反，白人农民通过艰辛劳作将荒芜的土地开垦成农田，自然对其拥有所有权。[8]故而，采用强制手段将印第安人从原本就不属于他们所有的土地上赶走无可厚非。
另一种观点认为，印第安人与白人本质上属于同一种族。杰斐逊认为，人类天生拥有相同的道德观念、理解能力和生理需求。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生活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印第安人与白人在心智上并无差异，他们的肤色与生活在地中海地区的欧洲人甚为相似，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也与罗马帝国时期阿尔卑斯山北部的欧洲人很相近。印第安人与白人的真正区别在于前者狩猎与游牧，而后者从事农业生产。如果印第安人采用农业生产，他们的文化就能够逐渐赶上相对较为高级的白人文化。[1]9杰斐逊鼓励印第安人放弃狩猎与游牧，实行农业生产，并提倡白人与印第安人通婚，以减少双方的冲突，化解“野蛮人”与“文明人”之间的隔阂。杰斐逊的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也认为人类确实属于同一种族。印第安人的外表特征、道德情感与白人截然不同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异，而非生物机能的不同。他反对消灭印第安人，提倡购买他们的土地，并建议联邦政府创设印第安人保留区，强迫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对他们加强教育，以提高其文明水平。[9]154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刘易斯•摩尔根(Lewis Morgan)通过对比民族志资料发现，北美印第安人不仅内部各个部落亲属组织的基本特征相同，而且与南亚的土著部落有相似的亲属结构。他由此推断北美印第安人有共同的起源，而人类也应是同一种族。人类社会与文化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他依据进化论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阶段，并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标志性的发明与发现，如蒙昧时代的用火和弓箭，野蛮时代的陶器、农业和畜牧业，文明时代的文字。摩尔根认为，人类社会是顺序相承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现时各个种族的社会文化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们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他强烈抨击针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政策，多次呼吁美国政府在密西西比河以西为印第安人设立保留地，以延续其民族命脉。[1]26-30
西进运动中关于印第安人处置问题所引发的种族论和进化论之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文化相对主义兴起后才逐渐平息。在逾百年的时间内，种族论者和进化论者围绕着种族是否有优劣之分，人类社会文化是随着技术的革新不断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发展，还是种族的生物特征决定了其社会文化的优劣等问题争论不休，彼此都无法彻底战胜对方，两者处于势均力敌、并驾齐驱的态势。不过，无论种族论者还是进化论者都认为白人的社会文化最为优越，欧洲文明居于世界文明的顶端。
二、社会建设与文化相对主义
美国在西进扩张中虽使其领土在短短五十余年内骤增数倍，但多为渺无人烟的荒地，尚需开发利用。与此同时，美国的工商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与日俱增。然而，美国人口稀少，根本无法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对移民采取来者不拒的政策，希冀借此解决劳动力奇缺问题。据统计，1860-1900年美国人口从3100万增加到7600万，其中有1400万是从海外涌入美国的移民。这些“新移民”多来自东欧、南欧、亚洲和拉丁美洲，他们与早年从西欧和北欧来的“老移民”在语言文化、经济生活、教育背景、宗教信仰，甚至体质特征上都存在较大差异。“新移民”到达美国后大多聚居在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大城市的本民族生活区，从事既脏又累的活计，未能及时而顺利地融入美国社会。这些民族聚居区俨然像个大城市里的小城镇，被称为“飞地”。[10]157
随着数以万计的外国移民，特别是有色人种的大规模涌入，很多本土美国人开始警觉和担忧起来，害怕日益增多的外来移民会改变美国的白人主导地位，降低国民素质，危及社会稳定。他们成立了“美国保护协会”、“移民限制联盟”等各种反移民组织，通过大众传媒宣扬移民的危害，呼吁政府限制移民入境。在种族歧视者和排外主义者的不断鼓动下，美国政府逐渐改变了宽松的移民政策，开始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如1882年国会通过“排华法案”，禁止华人入境、入籍；1917年国会通过“文化测验法案”，要求成年的外国移民必须能够阅读一段英文或其他文字。尽管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外国移民入境的限制，但国内的种族歧视、排外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仍旧日益高涨，以致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文化相对主义理论便是在此种社会政治情境下产生的。
文化相对主义的创始人是弗郎兹•博厄斯(Franz Boas)。1887年，他迫于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压力，放弃在柏林民族博物馆的工作，移民美国。然而，作为犹太人的博厄斯在美国同样遭到排挤和歧视，有段时间他甚至找不到任何工作。面对美国社会中泛滥的种族歧视，深受新康德哲学影响的博厄斯开始对种族主义理论进行批判。他认为人类文明并非某个特定种族的创造，而是不同种族智慧的共同结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使人确信某些有着较高文明的种族一定比其他种族更具天赋。1894年，他在美国科学促进联合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年会上公开质疑文化发展水平和种族类型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种族是否有等级之分，白人是否比其他种族更有创造力。[11]221-243在挑战种族论的同时，博厄斯也对进化论展开批判。他认为进化论者为了形塑社会发展规律，断章取义地假定每个社会阶段都有标志性特征，所有社会都会沿着相同的路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可事实上人类社会虽不断向前进步，但并非单线进化。
如果说美国浓厚的种族歧视和排外主义氛围催生了文化相对主义理论，那么，美国政府为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社会秩序所组织的社会调查则为文化相对主义战胜种族论和进化论，在20世纪30年代登上美国人类学理论的霸主地位提供了契机。美国虽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但国内的种族歧视和移民冲突问题却特别严重。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关系到美国能否发展成为一个稳定而强大的国家。鉴于此，联邦政府雇用了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家围绕着两大主题进行调查研究：一是美国不同种族的社会组织与社区建设；二是移民与本土美国人的同化与涵化。博厄斯作为著名的人类学家，受美国移民局的委托，负责主持调查美国环境对移民及其后裔的影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培养的那些具有犹太人、黑人和印第安人血统的人类学者也多受雇于美国的印第安事务局、移民局、农业部、国防部等部门，参与对印第安人保留地、黑人儿童教育、社区建设等问题的调查研究。博厄斯和他的学生们通过这些课题的调查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文化相对主义理论。例如，1907年，博厄斯完成对近2万名外来移民的测试后，在给美国移民局的报告中写道：“在未进行调查之前，我们很难想象移民的适应能力如此之大。即使那些曾经被认为是某个种族最为恒久的特征，也会在新环境下发生改变。”[12]5他认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种族和文化密切相连。虽然每个地区都存在独特的种族和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种族与文化之间是相互的决定关系。实际上，种族的社会文化是受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而绝非生理特征。他由此进一步指出，人们不应以自己的文化标准来衡量和评判其他种族的文化，而应从文化所有者的视角来理解他们的文化，因为每个种族的文化价值观不同，在一个民族是好的东西，在另一个民族就有可能被视为坏。由是观之，博厄斯在丰富的实证材料基础上对文化与种族的关系做了较先前更为深入的剖析。再如，博厄斯的学生克拉克•威斯勒(Clark Wissler)在广泛考察美国本土文化，特别是印第安人布莱克富特部落文化后认为，文化是个按地域分布的综合体，并将“文化区”研究发展成为一种研究方法。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国防部的资助下注重研究文化与个性的关系，提出了文化模式理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美国政府为进行社会建设所组织的社会调查有力地促进了博厄斯和他的学生们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实证研究，进而丰富和拓展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不仅如此，博厄斯和他的学生们还通过调查研究不断向种族论和进化论挑战，展现文化相对主义的合理性，扩大其社会影响。例如，博厄斯通过对奥克兰、亚特兰大、纽约等地的儿童成长与发展进行长期跟踪调查后指出：“种族论的错误在于将个体的遗传推而广之成整个种族的遗传。其实，遗传只存在于家系之中，没有任何种族存在统一的遗传特征。我们不能以点带面地认为某些家庭成员的性格特征是其隶属的种族所共有”。[13]91至于进化论，博厄斯认为它所追求的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根本不存在。因为每个种族都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有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尽管在历史的时空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种族拥有相似的文化特征，但不能据此就以“人类心智的一致性”来推断社会发展存在普遍规律。再如，博厄斯的学生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在研究美军中的智力测试后指出，这些智力测试其实更多的是依据教育和社会因素，而非种族特征。故而，测试结果的不同不能作为种族优劣的证据。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基于对优生学所谓的“种族融合程度与智力高低密切相关”的质疑，在哈沃德大学对具有相似教育背景的大学一年级学生进行分组测试，结果发现以肤色为标准的体质特征与测试分数之间根本没有关联。[1]61博厄斯的学生开展诸如此类的研究相当多，在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文化相对主义理论的生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国家意志促使的结果。一方面，美国政府为缓解劳动力短缺的压力所实行的来者不拒的移民政策导致国内的种族歧视和排外主义高涨，从而催生了文化相对主义理论。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为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建设所组织的社会调查为文化相对主义丰富其理论和方法，拓展其社会影响，乃至最终战胜种族论和进化论，登上美国人类学理论的霸主地位提供了契机。
三、冷战与新进化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共产主义的蔓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颇为担忧。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宣称横跨欧洲存在一道无形的“铁幕”，在其东面几乎处处都受到“警察政府”的控制，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遍布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已构成对基督教文明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他建议英、美结成特殊的“兄弟联盟”，联合两国遍布世界各地的军事力量共同对付苏联。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咨文中大肆渲染共产主义的威胁，声称世界已分成“极权政体”和“自由国家”两个敌对的阵营。美国必须支持那些正在抵抗外来征服企图的自由民族，在全世界范围内构建一道遏制苏联侵略的屏障。“铁幕演说”和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揭开了冷战的序幕。
冷战对美国人类学的研究旨趣和理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大致而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了人类学对国民性的研究；二是新进化论者被迫隐晦其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学术思想。冷战期间，美国政府为了掌握苏联、中国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风土人情，预判这些国家领导人在危机面前会做出何种举动，拨付大量资金，挑选某些特定而重要的问题雇用人类学家进行研究。其中，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Naval Research)组织的国民性研究最为著名。实际上，早在二战期间，美国的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就已雇用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的国民性进行研究。战后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为了推动本尼迪克特扩大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性研究，向其主持的哥伦比亚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提供了大约10万美元的资助。本尼迪克特与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合作，雇用了包括研究生、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来自苏联和中国的移民在内的60多人参与调查研究。本尼迪克特等是文化相对主义者，认为不同文化情境中的人们处理情感和规范言行的方式不同。基于此认知，她们侧重从儿童抚养方式、家庭组织、民间传说、宗教信仰等方面入手，探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特征，力图揭示这些国家民众的主流性格特征与其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然而，文化相对主义者的研究方法却遭到了一些美国人类学家的批评和质疑。例如，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认为，博厄斯学派是归纳法优越论者，回避普遍规律，青睐特殊主义。他们的研究方法就是尽可能多地收集调查资料，相信结论会自动从丰富而详尽的资料中显现。博厄斯学派的新康德哲学立场使其无法构建任何有系统性的社会思想。[14]250-318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指出，文化相对主义者的错误在于将文化上层建筑而不是经济基础视为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不仅如此，他们还刻意淡化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规律，漠视在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社会结构与文化的相似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所有反对文化相对主义理论的美国人类学家中以新进化论者的理论观点最具系统性。
如前所述，进化论在文化相对主义者的激烈抨击下，到20世纪初基本上完全丧失了影响力，已绝少有人再谈论它。然而，二战后美国的人类学家斯图尔德、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等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开始重拾进化论。不过，他们在坚持进化论基本思想的同时，又创造性地提出了若干新观点，对19世纪的古典进化学派思想作了修正。例如，对于文化演进的原因，怀特借用物理学和热力学中的能量转换定律加以说明。他认为文化整体功能的发挥依赖于可资利用的能量以及将其付诸使用的方式。“假设栖息环境不变，根据为人类需要的物品与服务的人均产量而测量的文化发展程度，取决于人均利用的能量和借以将能量付诸使用的技术手段效率。可以用公式简明扼要地表达：E×T=C，C代表文化发展程度；E代表每人每年消耗的能量数；T代表能量消耗过程中所使用工具的质量或技能”。[15]326-355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文化随着每年人均利用能量的增长而演进，或者随着将能量付诸运用的技术手段效率的增长而发展。再如，斯图尔德指出，19世纪的进化论者是把具体的文化置于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上，探讨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连续发展顺序，是“单线进化论”。怀特把文化当作一个整体，研究在这个整体中文化形式的连续顺序，是“普遍进化论”。两者都过于笼统，虽能解释单个文化现象，但却不能解释普遍的文化特征。他认为，研究文化的演进不能片面地追求普适性的发展公式，而是要从深层寻求文化变迁的原因。在整个人类社会中，严格按照古典进化论者所构建的发展顺序演进的社会文化极其稀少，而多是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进化。故而，唯有用多线进化的方法才能解释广泛分布在不同地理环境和生态条件下的文化变迁情形。[16]7
怀特和斯图尔德的理论观点在美国人类学界的影响较大，乃至形成一个新的理论流派，被称为“新进化论”。然而，新进化论者却极少使用“文化进化”与“社会进化”这样的术语。因为冷战期间，特别是麦卡锡主义横行美国的时候，任何人只要有关于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言论都会遭到攻击和迫害。怀特曾因其学术观点而被很多美国人视为危险的颠覆分子，长时间受到孤立和排挤。他的学术对手也经常借机毁坏其声誉。例如，美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奥普勒(Morris Opler)这样评价怀特：“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们的新进化论者虽然从不否认他们与达尔文、泰勒和摩尔根的渊源关系，但却绝不谈及他们的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布哈林、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等人的关系。”[17]146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进化论者因其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而被大学解雇的事时有发生，美国社会政治情境对人类学研究旨趣和理论发展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四、霸权主义下的现代化论与象征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德、意、日等法西斯主义国家彻底崩溃，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严重削弱，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随着超级大国地位的确立，美国在遏制苏联的同时，开始推行霸权主义，即在全球范围增强政治干预和军事存在，拓展市场经济，推销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谋取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在此种国家意志的导向下，美国政府开始鼓励社会科学界将研究旨趣转向海外，并持续加大对科研活动的资助。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财政预算1951年为10万美元，而到1960年就增加到1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幕后财团，诸如福特、卡内基、洛克菲勒等也纷纷拨付巨款以开拓海外项目的研究。例如，从1953年到1965年，福特基金会向美国的15所大学提供了13.8亿美元，全部用于资助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生到非洲、拉美、南亚、东欧的非西方国家进行调查研究。福特基金会还在哈佛、麻省理工、伯克利、普林斯顿、斯坦福等大学投入大量资金，扶持国际研究项目。[18]101这些获得资助的研究项目都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其研究成果也多是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服务。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研究中心便是由福特基金会和中央情报局共同出资所建。它的第一任主任马克斯•米利肯(Max Millikan)曾在一份写给中央情报局的有关美国政府对东南亚和远东经济政策的报告中建议：美国为改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所提供的对外援助项目应该附带经济、政治条件，重点支持外向型出口领域，以提高当地资本家的现代性，创造“一个决不会产生对我们有直接或间接威胁的社会”。米利肯还在这份报告里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科学家们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所进行的现代化研究勾勒了蓝图，指出现代化研究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识别和扶持那些能够有助于提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层和集团。[1]115-116
美国人类学家在进行现代化研究的早期多青睐印度尼西亚。从1952年到1954年，哈佛大学人类学家道格拉斯•奥里弗(Douglas Oliver)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在印尼开展一项名为“莫都库图工程”(Modjukuto Project)的课题研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作为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的博士生参加了此项目。在研究之初，格尔兹像绝大多数现代化论者一样，认为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明显优越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研究之目的在于协助这些落后国家走上美国式的发展道路。他在这个理论预设下，侧重考察爪哇经济的历史发展，以及它如何形塑了二战后的印尼社会。不过，在研究过程中格尔兹发现经济只不过是社会、政治与文化等要素所构成的宽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故而，仅局限于探究印尼的社会生态与经济制度，难以揭示印尼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随着研究的深入，格尔兹终于意识到现代化也只是宽广的社会发展变迁中的一部分，而社会发展变迁在本质上是由文化价值系统所决定。基于此认识，他开始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和新进化论者只关注经济增长，视经济基础为社会发展决定因素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通过将社会发展的驱动力由经济基础重新定位为文化系统，同时糅合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有关道德、宗教能够支配人们思想，规范人们言行的观点，格尔兹开始由现代化论者向重视文化意义的象征主义者转变。在格尔兹看来，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19]11故而，文化研究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直探索意义的解释科学，即通过“深描”达到“理解他人的理解”。在此后的20余年内，格尔兹与大卫•施耐德(David Schneider)、维克托•特纳(Victor Turner)等沿着“文化路线”将象征主义逐步丰富和完善，乃至使其发展成为一个不仅在人类学界独领风骚，而且对其他学科也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流派。
由上述可见，无论现代化论还是象征主义都与美国的霸权主义意志息息相关。现代化论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直接体现，而象征主义则是美国政府及其幕后财团在亚非拉资助的现代化研究项目间接催生的结果。
五、结语
就历史发展来看，美国人类学的研究旨趣与理论演变受国家意志的影响甚巨。独立建国初期，美国政府为拓展疆域，增强国力和构建国家认同所发动的西进运动激发了美国各界对印第安人的调查和研究热潮，并因此引发了种族论和进化论长达百余年的争论。19世纪下半叶，在美国为缓解劳动力奇缺压力所实行的优惠移民政策的吸引下，数以万计来自东欧、南欧、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移民接踵涌入美国，结果导致美国国内早已存在的种族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以致影响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美国政府为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建设所组织的社会调查为博厄斯和他的学生们丰富和完善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拓展其社会影响，乃至最终战胜种族论和进化论，在20世纪30年代登上美国人类学理论的霸主地位提供了契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所推行的冷战政策，以及国内横行的麦卡锡主义迫使新进化论者只得隐晦其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学术思想，理论流派的发展壮大受到遏制。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为推行霸权主义极力扶持针对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研究。然而，以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为参照标准的现代化理论并未获得非西方国家的认同。不过，美国人类学家在亚非拉的现代化研究却无心插柳柳成荫地催生了注重“文化路线”的象征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没有再出现诸如文化相对主义、象征主义那样的宏观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已与美国国家意志的互动关系发生断裂。其实，美国人类学理论发生分散化和精细化，依然与美国所面对的社会政治情境密切相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参与的国际事务日益增多，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如国际贸易、生态保护、疾病防控、宗教冲突等。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劳资纠纷、女权运动、新自由主义等也层出不穷。调查和研究这些新现象和新问题必然使人类学的研究取向产生分化，难以形成宏大的理论。
通过对美国人类学理论演变与国家意志互动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每种理论的产生都不是少数圣贤的闭门造车之作，而是在调查研究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提炼和升华而成。既然西方的人类学理论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的产物，我们在借鉴与运用时需认真鉴别，决不能生搬硬套，否则就会误入歧途，不仅解决不了中国自身的社会问题，反而会严重抑制和损害本土人类学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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