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兵团》是一部由非兵团亲历者完成的有关兵团历史的长篇纪实文学。分为上下两卷，共有三百多张图片，一百二十多万字。作者用近两年的时间采访黑龙江兵团历史的亲历者，在身份上涵盖各种人员层次，并查阅和收集了大量历史文献和档案，在口述和文史两个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并以客观审慎的态度，把对人性的解读作为落笔重点，讲述了那一代知识青年在北大荒的种种生活经历。

一纸御状告到了李先念那里

“老高中”在兵团知青中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和“文革”前的小学生和初中生相比，他们的特殊性不仅在于书本知识更多，还在于已经形成了自己思考和判断事物的一套方法，带着这一特征下乡的人，行动上具有更多的主见。因此，在学历普遍较低的北大荒人中，他们显得更不好驾驭。

1师有一个北京“老高中”知青指导员告诉我：要把一个连队带好，你必须用好两拨人，一拨是连里的排长，一拨是老高中知青。只要这两拨人有了心气，认同了连队的管理，连里的人心才能稳定，活儿才能干好。

我在上海接触了一些老高中的兵团知青。这些人当年因为年纪相对较大，被称为“老上海”。几十年过去后，和当年的小知青相比，“老上海”们今天在外形上普遍显得更老一些，对历史的评价也显得更为理性，不大喜欢把自己的兵团经历在“激情燃烧”和“蹉跎岁月”之间做简单归类。同时我也发现，兵团军人的理想化教育在小知青身上产生了更多的影响，而对“老高中”们却没有催生出多少化合作用。

在谈到在兵团的经历时，“小上海”知青们喜欢谈苦处，而“老上海”知青则喜欢谈问题。前者的回忆带有更多的青春感受，后者的回忆则带有更多的政治印记。

5师的“老上海”陆建东在兵团是一个颇为特殊的“激情派”知青。人家跟着领导奋发向上，他对着领导满怀斗志。而促使他和领导叫板的所有事由，都不与他的个人得失相关，他针对的是连队领导人的作风和兵团的整体管理，而他采取的方式也很特殊：一次次越级呈交“御状”。为此，他在50团5连得到了一个外号，叫作“老右派”。

“老右派”陆建东的故事，显示出他鲜明的个性——认准一条路，就一定走到头。

他说：“你问我‘老右派’的称号是怎么来的?因为我要‘砍红旗’!

“我们5连是整个5师的一面红旗。当时兵团到处亏损，但我们5连年年盈余，而且逐年增加。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主要还是我们连长孙贵有头脑有办法。他知道农业和副业要一起抓，养猪、养蜂、养鸡、酿酒……什么都干，而且都找最懂行的人干。

“但是我们的指导员老郎(化名)不正派。这人是老职工，脑子好使，口才极佳，但作风败坏，和好多女知青和家属队的妇女都有两性瓜葛。兵团在抓干部作风时，有些知青找我反映指导员的问题，有的是受害者本人，有的是她们的男朋友。说指导员把女知青带到土豆窖边上，推下去就欺负。我气不过，写了份检举材料，和另外两个掌握全面情况的人一起，把老郎告到了团政治处。”

陆建东告诉我：

“想搞清楚郎指导员的这个案子不那么简单，涉及的人很多，而相关人员和老郎的关系也不一样。要是我拿不出证据，就成了诬告，得罪了老郎和一批和他关系好的知青，以后在连里的日子该怎么过?

“还有一点很重要。5连是50团的先进连，把指导员扳倒了影响太大，对兵团的工作不利。但兵团对迫害女知青的案子历来很重视，只要有人检举，就不会置之不理。团里很快派了一个工作组到5连来调查情况，组织股长老关、保卫股孙干事都来了。他们按照我们举报的十三个案例，按顺序一个一个地查。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了解此事的老职工老李变节了，他在工作组下来之前把我们举报的事透露给了郎指导员，精明的老郎事先已经准备好了一套反调查措施。工作组的调查方式也有问题，他们只询问老郎本人，并不和受害人接触。我坚持要求工作组去找受害人做调查，这样就形成了工作组和检举人之间的情绪对立，这次调查最后没有收到任何实效。我一看这事情要不了了之了，坚决不答应，马上给团里和师里分别写了信，反映工作组有包庇老郎之嫌。

“在此期间我还有另一个更大的举动。1973年秋收时，连队的喇叭广播了李先念副总理对兵团的批评，说兵团的生产形势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连里广播这个消息，意思是说我们5连在兵团是反例，经济效益越来越好。我听了很反感，认为5连的干部中有的人烂掉了，我们不应该用生产效益这一俊，来遮其他的百丑!于是我在1974年初写了一份‘御状’，直接寄给了人民日报编辑部，并请他们转交李先念副总理。

“同时我还给兵团写了信，寄给了兵团的鲍鳌副参谋长和5师政治部的岳春普副主任。在信中，我除了讲到5连干部的作风腐败问题外，还提出了一些在农业管理上的建议，比如：应该实行豆麦轮种，这样有利于地力的恢复;查哈阳水利工程在南北向打梗，应改成东西向……这一下事情闹大了。别管人民日报和李先念理我还是不理我，兵团对我的这种做法不能不做出反应了。

“从兵团到5师，再到50团，现役军人们都知道5连有个陆建东不是省油的灯，动不动就捅破天。很快，50团政委张锡令到5连来蹲点了。

“张政委下连后，发现多数群众都站在我这一边，知道我不是在胡闹生事，而是代表着民意。他带来的工作组成员也是知青，知青调查迫害知青的案子很卖劲，他们从家属队开始调查，先找到了几个我列举出的受害者，其中还包括已经调到团政治处的一个秘书。在调查郎指导员的过程中，又带出了副连长老李迫害两个女知青的问题。

“在调查期间，我被发配到山里去打石头，远远离开了连队。团里这次派来的工作组把事情基本查明白了。调查结束后，兵团对连里的这两个干部做了处理，副连长老李被判坐八年牢，指导员老郎的党籍和职务都给抹了，但是没有给他判刑。

“张政委后来还在全团大会上表扬我，说这么长时间总有人说陆建东是‘老右派’，他的指导员有理，现在看事情不是这样的。但我对案子的处理结果还是不满意，觉得太不公平了，为什么罪行比李副连长更重的郎指导员没有坐牢?

“这场是非虽然有了定论，但我也确实把团领导给吓着了。5连是兵团竖起的红旗，我到处提意见，迫使他们最后把两个连队领导都撸了。

对上山下乡的反思

有一些“老高中”说起兵团来，常以负面感受为主，比如才能得不到发挥，发展的机会被贻误。在同样的一段历史面前，陆建东付出了同样的代价，但他对新处境的反应是独特的。他想到的是如何改变环境，如何扭转风气，而且为此不惜代价。他对连队腐败现象的揭发，对工作组调查方式的质疑以及对解决兵团管理问题的建议，虽然不乏年轻人易冲动的特性，却代表了一种知青正气。在那个大众习惯于顺从或讴歌的特殊年代，陆建东显示的是另一种“老高中质量”，和颠覆正常社会秩序的“造反”迥然有别。

在陆建东的抗争中，完全没有自我。如果从个人得失出发，陆建东作为一个连队报道员，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文采用于讴歌5连的成绩，以此换来更好的处境和前程。但他选择了揭露黑暗，指出问题。“老右派”的称号，其实是对他的品质的一种肯定。在那个年代，批评无疑有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思想的独立性，对大局的批评式审视，对周边问题的揭露，这是在知青精神中极为罕见的一面，而陆建东代表的正是这一面。

想到这里，我问老陆：“你在兵团不停地上书反映在基层连队看到的问题，在连里的日子不好过吧?”

陆建东说：“压力是有的，而且在一段时间里还不小。老郎这个人很精明。他文化不高，知青送给他张大千的画，那是国宝啊，这老兄给当窗户纸用了。但是他待人处事有一套，很会交朋友，和连里的一批知青关系处得都不错。现在他到几个城市转转，还受到热情接待，好吃好喝的。

“我向团里检举他以后，得罪了一些战友。在食堂吃饭时，有的女知青过来往我的饭盒里吐口水。有一次我还挨了黑龙江知青的拳脚。我不怪他们，现在大家还是好战友。但老郎欺负女知青就不行，我就是要告倒他。在原则问题上我这人不懂得让步。”

我说：“从这件事上，是否也能看出兵团现役军人的一个侧面?军人中有不欣赏你的，也有能和你沟通的，而且兵团对你的每次上书都是有反应，有动作的。在这些动作中，我看不出任何打压和迫害的味道，这应该是军人管理的一个正面体现。如果你处在‘极左’的农场运动环境中，我想你这么干的结果可能就是另一种样子了。”

陆建东会意地笑了：“是这样的。只是现役军人不常驻连队，很多知青看不到这一点。我觉得他们有政治素养，也有很强的思想能力，特别是兵团这一级的干部。

“从我的经历可以看出，兵团的军人对知青告状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把他们归为一类肯定不切实际。张政委对我的表扬、韩处长和我的交流、鲍副参谋长的委婉拒绝、王副司令员的一言不发……反映出不同的军人在面对同一个‘刺头知青’时的不同态度。

“我这人也有欠缺，性格方面和思考问题方面都有不足。比如王统副司令员来5连，明显就是因为我给兵团上书引来的。我熟悉连队，他洞察全局，如果我能对他尊重一些，和他推心置腹地谈上一次，一定会互相学到不少东西，可惜我没有做到。

“平心而论，我没有因为‘砍红旗’受到本质性的打压。把指导员告倒之后，我被调到连队学校教书，以后又到三分场的中心学校教高中语文、历史和地理。

“至于上山下乡，我觉得不管是说好好好，还是说坏坏坏，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件事要下大力气去总结和研究。我深爱北大荒，爱那里的纯朴的乡亲。说起知青的经历，我觉得是我们个人的，也是社会的财富。不管我们现在是富裕还是贫困，是健康还是患病，事业有成还是一般般，我们每个人都在推动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