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不可避免的巨大灾难，人们将怎样生活?这是一个关乎性情的问题。”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他私下完成的回忆录中发出如此“天问”。
那是1940年，米塞斯人生中最为艰难、绝望的一年。为了躲避纳粹上台后针对犹太人的迫害，米塞斯先是于1934年来到日内瓦的国际研究院任教。1938年，他与自己苦苦追求了13年的玛吉特结婚(在米塞斯身后，正是玛吉特将他的手稿整理并出版，才使人们有幸读到这份珍贵的记录)。1940年，希特勒的侵略战争已经波及欧洲，他被迫再次逃亡，这次的目的地是美国，一个他将在那里黯然度过其后半生的国度。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年出生于奥匈帝国加利西亚地区的莱姆堡，双亲皆出身于当地的上层犹太家族，这两个家族甚至包揽了加利西亚地区的全部3个犹太下议院议员名额。路德维希的弟弟理查德也是一位天才，后来从事数学研究。在米塞斯6岁的时候，他们举家迁往维也纳，自此米塞斯就一直生活在那里，直至1934年。
高中阶段，米塞斯开始对政治和历史感兴趣，1900年他考入维也纳大学法与政府科学系，所学理论都是当时在德语国家时兴的历史学派的学说。这套东西实际上乃是所谓“学术界”，为当时和后来一直盛行的国家主义思潮的辩护。尽管历史学派那些毫无远见卓识的教授，最后没有一个在历史上留下名字，但当时这种思潮和它主张的研究方法，却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追捧，甚至米塞斯在书里也毫不避讳地回忆道：“我刚进入大学的时候，也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国家主义者。”
据他自陈，一直要到大学第五、六个学期之后，因为读了奥地利学派开创者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才把他从历史学派那种重历史资料搜索、轻理论分析的方法中，拉到了纯理论分析的个人主观方法论上，他才算正式跨进了经济学的大门。此后，米塞斯经常参加门格尔最优秀的弟子、曾任奥地利财政部长的著名经济学家、维也纳大学教授庞巴维克主持的研讨班，逐渐成长为奥地利学派第三代的领军人物和精神领袖。
他遵循该学派传统，常年在维也纳主持私人研讨班，不仅吸引了哈耶克、阿尔弗雷德·许茨、埃里克·沃格林等众多后来享誉世界的本土经济学家加入其中，甚至连英国经济学家莱昂纳尔·罗宾斯也不辞辛苦，自千里之外远涉重洋赶来参加，可见彼时米塞斯在维也纳的地位之高、名气之盛，也足见其真才实学，远在那个时代随处可见的、顶着闪亮的教授头衔，以“经济学家”自居的“经济政策描述者”之上。
而直到那时，米塞斯都从未在大学拥有过正式的教席，只是遵照学术传统，短期担任过不领固定薪水的维也纳大学“编外讲师”一职。而他长期的正式职务，则是奥地利商会贸易政策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在商会一直工作到1938年，持续了近30之久。
事实上，在这部回忆录面世之前，很少有人知道，在这段漫长的时光中，米塞斯除了个人著述之外，还在商会这个向他支付薪水的机构里承担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工作，从住房问题，到奥地利与匈牙利的海关关系问题，再到公共债务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极端不利的条件下，也正是米塞斯凭借他在政界和学术界的深厚人脉和巨大影响力，成功延缓并最终阻止了该国通货膨胀可能导致的货币失控。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的德国在这一点上则未能幸免，历史走向也随之而发生了不可控的逆转。
在这部书里，米塞斯还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读起来很有意思、想起来却令人后怕的故事。在1918年与1919年之交的那个冬天，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极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鲍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混乱余波中，试图将布尔什维克主义强加于维也纳，甚至是整个奥地利。幸运地是，他有一位大学同学兼庞巴维克研讨班的学友米塞斯。米塞斯与鲍尔一家做了无数次长谈，最终令他们相信：如果鲍尔这样做，必将引来他国的干涉，断绝奥地利不可或缺的食品进口。而维也纳的食品供应在当时最多只能维持八到十天，这将使奥地利共产主义者的布尔什维克实验在短期内陷入崩溃的局面，也将令大量无辜民众面临本可避免的饥荒。令人唏嘘的是，鲍尔尽管最终听取了米塞斯的建议，没有带领他的人轻举妄动，但他却始终不肯原谅自己的这位坚定秉持自由至上主义观念的同学，认为是米塞斯诱导他背叛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原则，从此与米塞斯断绝了所有来往。
事实上，自从奉行列宁主义的苏联诞生以来，米塞斯就一直在研究“计划经济”这一当时世界受到无数学者瞩目的新生事物。1920年，他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问题》这篇著名的论文，从根本上否定了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实行经济计算与合理配置的可能性。米塞斯指出，在私有制经济中，之所以能对商品合理定价，是因为用货币计量单位所表现的价格是真实的，而在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设想中，甚至根本不存在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价格机制，所以完全无法确定某种商品是否是人们所需要的，也就不能确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和原材料是否浪费。
1922年，米塞斯又出版了《社会主义》一书，除了再次深入阐述以上观点之外，还很自然地预言了在失去价格机制的情况下，中央计划体制必然面临的经济效率低下、计划机制失灵乃至彻底瓦解的整个过程。用米塞斯后来在奥地利学派的集大成之作《人类行为》中的话说，“计划是在资本主义和混乱之间展开的——计划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而是所有能使人体面生活的制度的替代物。强调这一点是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正如讲授钾氧化物不是营养品而是一种致命毒药是生物学和化学的主要任务一样。”
这应该是米塞斯这位被后世经济学家认为“贡献不下于五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伟大预言者对二十世纪经济学最为伟大的贡献了。而在当时，米塞斯的论证，则是那场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的产物。在跨越了20世纪20-30年代的那场论战中，米塞斯那些极富洞见的观点和论证，逼迫着对手不得不认真审视。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已经意识到了米塞斯的论断可能带有先见之明，所有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国家，还是一致运用了“计划经济”的治理模式。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5年诞生以后，曾有好几位来自苏联的数理经济学家由于在算法领域的杰出贡献而荣膺该奖，表明苏联当局十分重视被认为是能够为计划经济的运行提供支持的数理经济学研究，却最终没能挽回计划经济体制陷于崩溃的命运。米塞斯和他的奥地利学派赢了。无疑，这也正是米塞斯的理论在20世纪末叶引发人们巨大关注的主要原因。
米塞斯的回忆只写到1940年7月，他离开瑞士国际研究院便戛然而止，再也没有写下新的篇章。在这部他并不打算生前出版的手稿中，他一反过去在写作中严格遵循的只关注对手的思想错误，而绝不议论其道德缺陷的惯例，对他的前辈和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作了大量直言不讳的评论。与他接近的人都知道，他向来不是能够和和气气容忍愚蠢之辈的人，只是过去从不把这些看法诉诸文字。是什么促使他这样做?事实上，与他之前在欧洲如鱼得水的情形相比，初到美国的日子确是其人生的低谷，不过令他真正落落寡欢的岁月还并没有开始。
在其后的日子里，年过六旬的他，在目睹了发生在奥地利与欧洲其他地方的国家主义、集体主义不断兴起，并和其他人一起饱尝了其苦果之后，与那些思潮的拥护者一样沦为难民。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后者在被他们信奉的主义驱逐之后，稍经改头换面，居然很容易就获得了最高学术礼遇，在美国备受欢迎。而米塞斯，原本就是以一位坚定的市场自由鼓吹者而闻名于世的，来美国后，仍然坚守自由至上主义的原则，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于是，在曾经遭受了经济危机切肤之痛的美国，便一直不容于学术界，遭到冷遇甚至蔑视。
不过说实在的，造成这悲情一幕的，很可能并非只此一项因素。除了年龄偏大这一不可抗的因素，米塞斯本人面对美国经济学界时那种桀骜不驯、不容置疑，甚至明确拒绝加入学术对话的态度，也应当是他经历如此遭遇的主要原因。虽然在他看来，美国和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偏离良性发展轨道，于是越发不能容忍他所藐视的一些“蠢见”。但在美国读者眼中，尽管米塞斯已改用英文写作，但其作品的主题往往仍然没有脱离欧洲大陆很久以前的学术争论，而丝毫不能打动美国读者。基于此，整个新大陆学术界对他的态度，基本是“拒之门外”，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是在这段寂寞凄清的日子里，米塞斯写出了得以传之后世的鸿篇巨制、今天被公认为奥地利学派重要著作的《人的行为》。而这部书首次出版时，居然被界定为畅销书，它在商人和其它非学术圈的读者中的销量，远远超过学术界。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这个漂泊中的苦魂，曾经成功预言了1930年代经济危机的到来，准确解释了计划经济泡影必将破灭之缘由的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被罗斯巴德赞誉为“学者、创造者和勇士”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第三代传人，在发出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天问”之后，以近乎悲壮的姿态，这样回答自己和世人：“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按照惯例，选择了维吉尔的一句诗作为我的座右铭：不要向邪恶低头，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我愿意去做一个经济学家所能做的任何事情。我不会倦于诉说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又一次，他做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