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概念的兴起往往与哈贝马斯（J ürgen Habermas ）对「公共领域转型」的研究相联，由於该研究所针对的背景是欧洲社会，许多学者认为这个概念不适用於中国的特殊背景，以此来探讨中国问题也就颇有争议1.但这种见解并不完全令人信服。首先，公共领域完全可以在广义上界定为社会公众所接触的观念和信息。由此观之，所有现代社会都具有某种形态的公共领域2.其次，如果更严格地以「开放与理性」等理想化特徵来界定公共领域，那么这个概念不只不适用於中国，对西方社会也很难成立。认为这些标准是西方所独有的社会特质而与东方无关，是对「西方」不加批判的肤浅认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西方社会曾有过哈贝马斯所谓的「清晰交往」的理想化公共领域，因而他的论述在西方也备受质疑3.然而，以理想化的形态来思考和追求公共领域仍然有其重要意义.诚如杨美惠指出，以这些术语来研究中国，也许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来促进我们思考和实现某些重要的社会价值4.本文试图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传媒改革中的商业化趋势对公共领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应当如何估价这种影响？传媒的商业化能否为知识份子和市民创造更多的可能空间来讨论公共事务？
在世界各国的学术界和知识份子的讨论中，传媒商业化的问题一直受到广泛而複杂的批评与争论，这至少可以追溯到两次大战期间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5.无论在左翼或右翼的学者当中，都有许多人对商业传媒及大众文化的影响持质疑态度6.文化批判主义者声称，商业传媒只关心利润，趋向於制造娱乐而不是理性的批判性论述。唯物主义论者则强调传媒与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关联，指出大公司控制下的传媒不可能在公共讨论中扮演独立和批判的角色7.而这些论点也同时遭到了来自左右两派的强烈反驳.例如，一些左派学者指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暴露出精英主义对大众品味的轻蔑8.也有其他论者认为，公司制度下的传媒并没有使批判性评论哑然无声，也没有丧失内容的多元化9.
中国知识份子对於商业化怀着类似的忧虑.在1990年代中期，有超过三十家报刊杂志曾开闢专题或者系列讨论，话题包括「人文精神的失落」、「知识份子的边缘化」，以及「后现代热」等等10.他们尤其担忧的是，市场导向的传媒将使知识份子的声音逐渐边缘化，他们所关注的人文精神和民主价值也将被商业大潮所淹没.的确，中国知识份子有充分理由怀有这种担忧.但由於中国社会与政治历史的特殊性，这些担忧还应当被置於自身的独特语境中审慎地予以检讨。本文将概括性地回顾分析过去二十年间中国传媒的变化，包括商业化驱动下出现的一些次生性趋势，诸如传媒的多元化、新技术的引进和全球化等。本文的结论认为，虽然传媒的商业化并非灵丹妙药，但与改革前在意识形态垄断下所塑造的等级政治文化相比，它能为开放和理性的公共领域造就更好的条件和发展前景。
一、中国「国情」与传媒改革
在讨论传媒商业化的问题中，关注本地的特殊背景尤为重要。中国现存的传媒理念和制度设计仍然具有「宏大文化规划」的传统，这是改革前历史的深刻遗痕。如林培瑞（PerryLink）指出，「它们是一个宏大试验的一个部分。这个实验基於这样一个前提：即人类有意识的设计可以塑造新的、更好的社会生活模式。」11伴随着计划经济，有计划地重新塑造人性的规划为造就一个庞大的文化等级体制播下了种子。在这个文化规划体制中，经济和商业利益完全服从於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考量。但正像科尔奈（Janos Kornai）等经济学家所指出的，计划经济制度造就了一系列反常的激励，往往会导致出乎意料的结果，从而最终挫败计划者的意图12.在文化规划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1980年代早期由潘晓引发的关於「人生意义危机」的讨论，就是意识形态计划遭到如是命运的一个例子13.
尽管在实践中，文化规划的结果常常出人意料也令人不满，但它似乎许诺了知识份子在社会影响力和自主性方面的特权，因而对知识份子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文化规划的方案在中国形成了一整套制度，那些被纳入体制等级结构中的知识份子虽然免受商业化的冲击和制约，却无法逃脱政治上的干预和禁锢.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表明，知识份子在政治迫害来临时大多难逃厄运.而在1980年代的改革中，一种新的可能吸引了许多中国知识份子，那就是在体制内参与改革，这既能够增强知识份子政治上的自主性，也无需牺牲经济上的自立。他们将政治领导的言论予以重新阐释来支持官方改革派的方案，当时的公共领域似乎出现了令人乐观的前景。许多着名的知识份子复出，意识形态的控制日渐放松，外国文化和观念也可以输入中国，这些发展都令人鼓舞。但是，众所周知，独立知识份子与现存体制结盟的改革方案在1989年以失败告终.
由此可见，中国传媒的商业化起始於一个特殊类型的公共领域：先前完全被官方垄断所控制，尔后知识份子加入体制内的改革也终於流产.这种特殊的「国情」与其他许多国家的背景有较大差异，构成了自身独特的起点，也导致了不同的制度发展轨迹，因此，传媒的商业化对中国公共领域的影响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中国传媒的商业化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尤为显着。但在很大程度上，1980年代的改革已经为后来的商业化埋下了重要伏笔.当时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措施，是传媒机构从行政单位变成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所谓「事业单位，企业管理」）14.传媒机构转型为自负盈亏的单位，国家的行政补助逐渐减少，这给传媒机构带来压力，迫使它们生产具有市场销路的产品。许多传媒採纳了目标和配额制度，把压力转嫁到僱员身上。不少传媒最终成功，获利甚丰.例如，到2000年为止，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收入超过六亿美元。而国家拨给的补助只具有象徵意义，不过是为了表明国家仍然是中央电视台的主人而已15.
广告业的恢复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文革后的第一个电视广告（一种饮料）於1979年在上海电视中播出，观众大感意外，纷纷打电话到电视台询问是否出了差错16.此后，众多的报刊杂志开始经营广告业务，使广告业蓬勃兴起。据韦伯（Ian Weber ）统计，中国广告消费在1990年达到25亿人民币，到2000年则飙升至1，856亿.其中，电视和报纸成了广告收入的大头17.广告业的复兴使中国传媒走向市场，又反过来促进了广告消费，广告与传媒的这种互动作用加速了传媒的商业化趋势。
传媒的放权或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管理也是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1983年出台的「四级电视台」政策使众多传媒获得了更高的自主权18.改革之前新华书店垄断图书发行的局面也被打破。1990年代中期开始，私营书店的店主或书商可以拥有分布广泛的图书发行网络，其发行速度和效率可能远胜於新华书店。改革也为中国人直接接触国际传媒提供了更多机会。比如，1995年中国对国外影片的进口条例作出重大修改，在与国外出口商实行分成票房收入的条件下，每年可以进口十部电影，从而推动了国外电影大片在中国的展映市场19.
二、传媒体制与内容的多样化
中国传媒的商业化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次生后果，首先是传媒的多样化。传媒产量获得了惊人的增长.例如，1990年出版的杂志数量是1978年的六倍以上，而从1990年到1999年则又增加了40%.每份杂志的篇幅及发行量也都大幅提升。电视台的数量则从1983年的52家增加到1990年的509家，到1999年更多达943家20.无庸置疑，容量的扩大增强了多样化的趋势。但问题是：这在多大程度创造了一个更为开放和更有包容性的公共讨论空间？对此，我们可以从传媒所有制的多样化和传媒内容的多样化这两个方面予以考察。
如今，中国传媒所有制结构的确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程度仍然有限。例如，私营公司可以生产电视节目，并经由广告商代理发行，但只能由国家所有的电视台播出。同样，私人企业家可以发行图书，但只有官方国有的出版社才可以合法出版图书。期刊所有制也受到类似的限制。也就是说，在内容生产和发行领域方面已经有一些松动的空间，但在出版权和广播权方面仍然有严格的控制。虽然传媒机构採取了企业化的经营管理，但依然属於「事业单位」，这意味着上级政府和党组织仍然在僱佣或解僱成员、允许或禁止内容的出版或播映等方面拥有决定权。尽管如此，商业化背景下出现的许多「变通」操作，的确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体制多元化。就期刊而言，许多机构把传媒的所有权当作其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能对市场需求作出反应。这使产权所有机构和期刊的实际操作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正如期刊的所谓「挂靠」操作模式所体现的那样，正式允许的所有制和非正式默认的所有制之间的界限变得暧昧不清。在图书出版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版社和私营企业家在营销领域中的协作为书商提供了新的空间.书商由此可以推荐书稿，参与编辑过程，从而承担许多出版社的职能，以至於可以通过「买卖书号」方式来变相地从事出版活动。
内容方面的多样化比较複杂.与过去相比，曾经主导中国公共领域的官方政治新闻，如今比例大大下降。虽然党的机关报纸，即「官方喉舌」，依然按指令刊登大量政治新闻（如领导的讲话、官方会议报导等等），但其相对数量已大大减少，影响力也大大衰落。因为机关报没有多少市场需求，大多只能通过官方指令在工作单位流通，而其他报纸的发行则主要通过家庭订阅和报亭销售而日益活跃.因此，有论者指出：「中国读者和观众普遍认为，大报沉闷而小报热销；报纸的头版让人兴趣索然，但娱乐和周末板块却生动活泼；主导报刊和官方电视节目呆板，而附属的出版物和娱乐性内容却富有激发性。」21那些诸如体育、名人趣闻、生活方式和时尚休闲等「软新闻」，因为具有商业价值，在政治上也容易过关，因此颇为盛行，这与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况区别不大。
但问题在於，这类「软新闻」并不能为市民的政治参与和公共讨论提供有意义的帮助。正如斯帕克斯（Colin Sparks）所言：对许多人来说，了解曼彻斯特联队的竞赛纪录，要比了解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议会在生育问题上的投票记录有意思得多，但这并不是说体育知识更加重要。任何一种民主理论，即便是精英民主理论，都要求大众具有起码的关於政治核心问题的知识，这是具体实现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而小报新闻或庸俗化的新闻不能给观众或读者提供实践公民权利的必要知识22.尽管存在种种缺失，我们仍然要在中国特殊的政治语境中认识商业化传媒的特殊意义.实际上，中国传媒中「软性内容」的增加，标志着国家权力功能的重要变化。
在商业化之前，国家主导的「塑造新的更好的社会生活」的宏大试验是国家权力的惊人扩张，包括对私人领域的吞并。而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则开启了一种转型，邹谠教授称之为「历史分水岭」23，此后，国家开始放弃了许多原有的权力职能，从私人和许多社会领域中退出。在这个意义上，以大众文化为导向的传媒的增长，特别是当传媒受到市场而不是政治驱动的时候，它既是社会自主性增强的标志，也对此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人现在已经有更多的闲暇和空间来安排和设计自己的身份认同和个人兴趣。从妇女杂志到体育杂志等各种范围的软性传媒，为这些个人规划提供了有效资源。虽然如斯帕克斯上文所述，这绝不等於出现了一个自主的公共领域，但我认为它是形成自主性公共领域的重要前提。
除了软性内容的盛行之外，传媒在商业化改革中也出现了许多受市场欢迎的「舆论监督」内容。例如，「深度调查」类的报导受到大量读者和观众青睐，当然，学者对其监督功能的性质有不同评价.赵月枝认为，「通过传统传媒管理机制，党的领导能够制订传媒的日程安排，指示传媒的监督方向和目标。」24她进一步指出，大多数调查性报导所针对的只是个别低级官员的权力滥用，而不是国家的重大体制和政策。她由此认为，所谓「舆论监督」的新闻并不能发出有效的反对声音。而李小萍则积极肯定了着名的调查性节目《焦点访谈》。她认为，平均每天2-2.5亿观众收看这个节目，显示了它重要的公众影响力。她赞同萧功秦的观点，即「除了那些直接或间接与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有关的问题，政治控制的领域在逐步缩小」25.
对於多样化而言，有些公共领域的边缘性报刊也值得关注。所谓「边缘性」是指那些编辑政策甘冒一定政治风险，或者发行量相对较小的报刊。当然，类似於「打擦边球」等冒险策略因为缺乏制度保障，往往经不起政治干预.官方可以推迟或暂停其出版，或者更换编辑主管和干预编辑政策。干预的决定通常在幕后作出，也很少在事后加以说明，当事人也没有申述的权利。这种干预往往导致投资者的经济亏损，也会对传媒主管的仕途造成严重后果。尽管这在传媒界已为人所熟知，但依然有一系列报刊採用这种边缘性操作。例如《南方周末》的策略使其获得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也拥有很高的发行量和钜额广告收入。虽然其成功不具有体制的保障，也不能证明一个自主性公共领域的存在，但的确有助於推动多样化的公共言论。
总之，中国传媒的商业化在有限的程度上增加了传媒的多样性，但在政治敏感的话题领域中，批评性言论仍然没有多少空间.现有的所有权结构表明，官方依然有能力在特定政治问题上组织大规模的宣传运动。边缘性报刊或许能发表一些批判性言论，但经常用词晦涩、委婉，而且影响有限。在另一方面，大众的确比以前拥有更多的空间来选择自己信息消费的内容，具有更多的文化资源来建构私人领域的生活。
三、新技术与全球化的影响
在中国传媒改革中，电视、互联网和音像制品（CD、VCD 和DVD ）等新型传播技术的兴起，推动了中国公共领域的多元化发展，但其意义也受到制度背景和使用者兴趣的制约.电视在1978年的中国还只有少量观众，但到1990年已经成为中国的主导传媒。电视的发展强化了私人领域的自主性，它的作用与许多传媒理论的预测相反。如阿多诺（Theodor W.Adorno）和霍克海默尔（Max Horkheimer ）曾认为，广播传媒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存在关联，因为广播传媒创造了一个从当权者到大众的单向交流渠道26.而在中国情况有些相反，当电视日益普及之后，收看电视节目最终成为家庭领域的私人活动，这使中国民众的社会传播模式发生改变，得以由从前的（诸如「政治学习」等）强迫性的公共参与，变成谨慎的个人化消费.这无疑为中国人提供了更大的自主权来选择传媒，也提供了更自由的解读传媒内容的可能27.
1996年互联网技术开始引入中国，虽然目前还远未普及，但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中国官方积极支持互联网的发展，把它看作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工具，但也垄断着如地下光缆等网络的基础设施，私营企业没有独立的网络基础资源。同时，官方制订了严格的内容发布规则，例如在新闻报导方面，只允许互联网的内容供应者（ICP ）发表已在官方报纸上刊登的内容。即便如此，由於互联网独特的技术性质，还是为中国网民提供了更快捷地获取多种信息的渠道，以及更开放的参与公共讨论的平台。互联网的「横向连通」结构使信息封锁较为困难，网民通常总是有办法绕开封锁，获得从盗版音乐到政治异端意见等被查禁的信息。低成本和相对便利的信息发送方式使私人可以借互联网把信息广为散布。但另一方面，网络上流通的信息也完全可以被监视。比如，在聊天室和论坛中发表「坏贴子」可以受到监控，甚至法律制裁。互联网企业也可能像传媒单位一样受到指令和制裁。政府对具有「敏感信息」的网页实施的封锁也有一定成效。特别是这种控制採取了高技术手段，例如近来使用的packet-sniff软件，它能拦截含有特定词彙组合的电邮或者网页。蔡斯（Michael Chase ）和马尔韦农（James Mulvenon）在最近一项调查中发现，没有任何异议团体能够通过互联网对中国政府构成挑战28.因此，早先那种认为互联网技术将会颠覆一切等级体制的预言，现在看来只是乌托邦式的幻象29.
当然，就互联网功能的评价而言，公共讨论的范围和质量比是否对政府构成挑战是更为重要的标准。就此而言，互联网作为传媒仍然存在着许多限制。首先，尽管互联网发展迅速，网络用户仍以高收入和高教育水平的群体为主，其中主要是单身男性30.其次，在中国也和其他国家类似，大量参与论坛（布告栏）和聊天室的匿名发言，质量参差不齐，许多言论既不理性也不文明。但无论如何，互联网正使中国的公共领域变得更为开放和包容。白傑明（Geremie Barme 和戴维斯（Gloria Davies ）指出，在有关「长江读书奖」的争论中，许多中国知识份子发现互联网是一个更为开放的场所，热烈地参与了网上讨论31.虽然他们在结论中指出，这些网上讨论带有许多「文人相轻」的传统陋习，也还远不是一个自主的公共领域，但我认为，类似「长江读书奖」的讨论，是朝向更为开放、包容和理性的公共领域进展的重要标志.总之，新传媒技术的引进对中国公共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技术的影响不是决定论式的，也没有使制度环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技术自身的特性使得制度在与传媒实践的互动之中产生了新的可能，从而导致了渐进性的却也是重要的进展。
最后，中国传媒的商业化促进了不同形式的全球化趋势。就中国电视而言，由於频道数量急剧增加，需要大量进口电视节目来填补播映时间的空缺。而中国各大电影院每年都上映一定数量的进口电影以保障票房收入。市场上流通着不计其数的国外音像制品，其中大部分是盗版光碟。而外国杂志的中文版也逐渐在大陆发行。在互联网的使用中，有证据显示较高比例的中国用户浏览中国之外的网址32.此外，一些跨国传媒企业，包括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新闻公司和德国企业贝塔斯曼（Bertelsmann ）等，都已经有限度地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传媒的全球化趋势将会更加盛行。
许多全球化的批评者认为，传媒的全球化会使本土文化的生产衰亡。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首先，主要的信息都由国外进口，那么本土的公共领域的理性讨论就无从谈起。其次，跨国传媒公司在商业竞争中处於强势，可能形成对本土市场的垄断和文化霸权。例如，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中，好莱坞的产品主导了电影市场33.的确，跨国传媒企业的动机并不指向建设一个理性的公共空间.默多克的新闻公司就是一个例子。默多克在许多国家都遭到了批评.他野心勃勃地获得传媒资产，导致了传媒所有权的高度集中，同时为了盈利通常制造轰动性的庸俗新闻，而不惜放弃新闻应有的道义立场。例如，当初默多克从香港大亨李嘉诚手中购买了卫星电视后曾宣称，极权体制不可能抵挡现代通信技术所保障的消费者自主性34.但后来他很快发现，中国当局能够通过各种强制手段来抵制卫星电视之类的现代技术的开放性。於是，为了其传媒能够进入中国大陆盈利，默多克向中国官方做出许多「友好让步」，包括从卫星电视节目中删除中国官方敏感的英国广播公司（BBC ）节目，把《南华早报》出售给马来西亚企业家郭鹤年，而后者在接手后就解僱几位声誉卓着的记者，「软化」了有关中国的新闻报导。默多克所建立的凤凰卫视，在新闻报导方面迅速快捷，并制作了丰富的娱乐节目，因而比中央电视台更能吸引观众。但其新闻和编辑政策极力弱化批评性，避免触犯中共当局35.这使默多克得以与中国大陆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近来在广东省获得了利润丰厚的有线电视市场。
当然，在抨击全球化弊端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当忽视它对文化变迁複杂和多面的影响，特别是传媒全球化对於不同文化语境（如对加拿大和北朝鲜）可能会产生非常不同的意义.因为同一个文本或文化事件，在不同的语境中会获得不同的意义阐述。例如，阎云翔指出，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对於麦当劳的理解就很不相同。在许多中国人的感觉中，麦当劳是一种更为昂贵、时髦和国际性的消费36.类似的，骆思典（Stanley Rosen ）发现，在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轰炸之后，许多中国年轻人倾向於接受中国传媒的报导，而那些可以直接接触国外传媒的人，如果感到国内外传媒对事件有不同的解释，会倾向於排斥国外的报导，将其视作外国政府编造的谎言37.由此看来，全球化虽然使国外传媒进入中国，却并不意味着将导致西方文化的垄断与霸权，也不意味着中国正在成为国外文化入侵的牺牲品。实际上，国外传媒企业总是要剪裁它们所生产的内容，以适应当地的需求。而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中国国内的文化封闭和管制可能逐步放松，中国自身的传媒和文化产业就极有可能获得更强的竞争力。
四、结论
中国传媒的商业化表明：通过有意识的文化设计来塑造新型社会生活模式的宏大试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对於许多知识份子来说，放弃这个文化设计工程似乎是有损其地位。在一个由政治统制的世界中，至少在表面上，观念和操纵观念的知识份子显得格外重要。而在消费社会中，知识份子陷入了某种内在的困境。市场和思想之间的关系是複杂暧昧的，大众文化产业也需要创造性的理念和才能，并回之以丰厚报酬，但它趋向於以经济标准而非艺术和智性的品格来评价文化生产.对於迷恋於后一种标准的人们，市场所造成的体验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腐败和专制。
如今，信息、观念和权力依然在中国社会中流通，但其方式已经受到了市场的深刻影响。这个转型创造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私人生活领域，同时又是複杂和多面的，蕴含着各种可能性的后果。其中的一种可能是，消费将成为中国公共传媒的中心话语.传媒既是消费对象，自身也在促进更多的消费.在这种环境下，各种意识形态依然在传播，但私人领域越强大，那些缺乏大众感召力的观念就越难以赢得公众。与此同时，许多论者指出，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在中国传媒中仍然有很大市场38.许多国家的历史也表明，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以及对公共领域的政治控制，可以与消费主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市场导向的公共领域长期共存、并行不悖。总之，传媒市场的迅速发展产生了日益增长的、至少对某些人来说是可资利用的资源。而传媒市场最显着的特徵是其任意性和无序性。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很难完全控制中国传媒的未来。与商业化之前由国家所垄断的传媒相比，中国传媒在持续、複杂而多面的变化中，更有希望出现一个更为开放、更具包容和更为理性的公共领域。
蒋狄青译
註释
1J ügen 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trans.Thomas Burger （Cambridge ，MA：MIT Press，1989）。
2Richard Kraus ，"Public Monument and Private Pleasures in the Parks of Nanjing：A Tango in the Ruins of the Ming Emperor's Palace"，in The Consumer Revolutionin Urban China，ed.Deborah S.Davi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287-311.
3John B.Thompson，The Media and Modernity：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71-75.
4Mayfair Mei-hui Yang，"Introduction"，in Spaces of Their Own ：Women'sPublic Sphere in Transnational China，ed.Mayfair Mei-hui Yang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1-31.
5参见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1935）。Available at http://pixels.filmtv.ucla.edu/gallery/web/julian_scaff/benjamin/benjamin.html.
6有关左派对商业化负面效应的评价，见Theodor W.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The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trans.John Cumming（New York：Continuum PublishingCo.，1972）。保守派对於相同问题的看法，见Neil Postman，Amusing Ourselves to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New York：Viking Penguin，1985）。
7Edward S.Herman and Robert W.McChesney，The Global Media ：The New Missionariesof Corporate Capitalism （Washington：Cassell，1997）。
8Mark Poster ，The Mode of Information：Poststructuralism and Social Context（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9Benjamin Compaine ，"Global Media"，Foreign Policy ，no.133（November/December 2002）：20-28.
10发起讨论的刊物包括声誉卓着的《读书》、《文艺批评》、《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人民日报》、《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等。参与者包括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和学者，如张承志、王蒙、张贤亮、赵毅衡和陈平原等。
11Perry Link ，The Uses of Literature ：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System（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3.
12Janos Kornai ，Economics of Shortage（New York：North-Holland PublishingCo.，1980）。
13Pan Xiao ，"What Exactly is the Meaning of Life ？"，Chinese Education14，no.1（Spring 1981）。
14见Yuezhi Zhao ，Media，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Between the PartyLine and the Bottom Line（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52-54.
15Chin-Chuan Lee ，"Chinese Communication ：Prisms ，Trajectories ，andModes of Understanding"，in Power ，Money，and Media：Communication Patterns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ed.Chin-Chuan Lee （Evanston，I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0），9.
16Liu Q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dia Reform"（unpublished paper ，2002）。
17Ian Weber，"Reconfiguring Chinese Propaganda and Control Modalities ：ACase Study of Shanghai's Television System"，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1，no.30（February 2002）：59.
18见Daniel C.Lynch ，After the Propaganda State ：Media，Politics and "ThoughtWork"in Reforme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31-32.
19参见Yingchi Chu ，"The Consumption of Cinema in Contemporary China"，inMedia in China：Consumption，Content and Crisis ，ed.Stephanie Hemelryk Donald，Michael Keane and Yin Hong（London：RoutledgeCurzon，2002），43-66.
20Ran Wei，"China's Television in the Era of Marketisation"，in Televisionin Contemporary Asia，ed.David French and Michael Richard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0），327.
21Eric Kit-Wai Ma，"Rethinking Media Studies：The Case of China"，in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ed.James Curran and Myung-Jin Park（New York：Routledge，2000），21-34.
22Colin Sparks ，"Introduction：The Panic over Tabloid News"，in TabloidTales ：Global Debates over Media Standards，ed.Colin Sparks and John Tulloch（New York：Routledge，2000），28.另外也有学者对中国小报做了出色的研究，并得出类似结论，见Yuezhi Zhao ，"The Rich，the Laid-off ，and the Criminal in TabloidTales ：Read All About It！"，in Popular China ：Unofficial Culture in a GlobalizingSociety ，ed.Perry Link ，Richard Madsen and Paul G.Pickowicz （Lanham，MD：Rowman &Littlefield ，2002），111-35.
23参见Tang Tsou ，"Back from the Brink of Revolutionary－'Feudal'Totalitarianism"，in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ed.Victor Nee and David Mozingo（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53-88.
24Yuezhi Zhao，"Watchdogs on Party Leashes？Contexts and Implications of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Post-Deng China"，Journalism Studies 1，no.4（November2000）：587.
25Li Xiaoping，"'Focus'（Jiaodian Fangtan）and the Changes in the ChineseTelevision Industr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1，no.30（February 2002）：17-34.
26参见註6Adorno and Horkheimer.
27Barrett L.McCormick and Qing Liu，"Globa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Media：Technolgoies ，Content，Commerce and the Prospects for the Public Sphere"，in Chinese Media，Global Contexts，ed.Chin-Chuan Lee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3）。
28Michael Chase and James Mulvenon ，You've Got Dissent ！Chinese DissidentUse of the Internet and Beijing's Counter-Strategies（Santa Monica，CA ：RandCorporation ，2002）。
29见Howard Rheingold，The Virtual Community：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Frontier（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93）。
30Guo Liang and Bu Wei ，"Internet Use in China －A Comparative Analysis"，in China's Digital Dream：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Chinese Society，ed.ZhangJunhua and Martin Woesler （Bochum，Germany：University Press Bochum，2002），71-94.
31Geremie R.Barme and Gloria Davies ，"Have We Been Noticed Yet？－IntellectualContestation and the Chinese Web"，in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tween the Marketand the State ，ed.Merle Goldman and Gu Xin （forthcoming ）。
32同註30.
33有关最近的解释，参见Allen J.Scott，"Hollywood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at Yale Global Online ，29November 2002（http://yaleglobal.yale.edu）。
34Rupert Murdoch ，"The Consumer is in the Saddle ，Driving the TelecommunicationsIndustry"，The Times，2September 1993.
35Barrett McCormick and Liu Qing ，"Alternate Medias"（unpublished paper ）。
36Yunxiang Yan ，"McDonald's in Beijing ：The Localization of Americana"，in Golden Arches East ：McDonald's in East Asia，ed.James L.Wats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39-76.
37Stanely Rosen，"Chinese Media and Youth ：Attitudes Toward Nationalismand Internationalism"，in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38Wanning Sun，"Semiotic Over －Determination or 'Indoctritainment'：Television，Citizenship ，and the Olympic Games"，in Media in China，20.也可参见GeremieBarme "CCPTM &ADCULT PRC"，The China Journal，no.41（1999）：1-23.
麦康勉（Barrett McCormick ）美国马凯大学（Marquette University）政治学系教授
来源：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30401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