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世俗权威与神权之间向来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奥古斯丁以“上帝之城”的末世图景否决了古罗马共和的自然正当，马基雅维利则以新君主基于男性气概的“德性”驱逐了基督教信仰。然而，但丁却是一个例外，他的“世界帝国”构想将罗马与耶路撒冷合二为一，在古典政治哲学与基督教神义论之间把握住了微妙的平衡。
哲学与神学基础
在《飨宴》中，根据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动物”的理念，但丁指出世界帝国权威的根基就是“人对人类社会的需要”。在但丁看来，由于人的征服欲，小的社会共同体如城邦无法避免纷争等痛苦，只有让整个人类的大地联合成一体，才能使各个共同体共享友爱与和平。在《帝制论》中，根据亚里士多德“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观念和对于潜能与实现的划分，但丁提出人的目的便是实现理智的潜能。由于任何个人和较小的社会共同体无法在一时间实现这种潜能，必须依靠整个人类历史中生生不息的人类群体才能实现这种目的，因此人类社会应该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即世界帝国。在但丁看来，“世界帝国”的典范便是罗马，因为罗马人具有最卓越的德性。
在《圣经》中，但丁找到了对上述基于古典政治哲学推论的支持。借用《旧约》中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的说法，但丁指出，由于上帝只有一位，人类社会只有统一成一体才与上帝最为相似。《新约》中关于基督殉难的记载，也成为但丁为罗马辩护的证据——基督选择在罗马执政者手下死去，恰恰为罗马帝国赋予了统治世界的神圣权威。依据对帝国权威神圣性的确信，但丁驳斥了那种认为罗马的统治权威来自教皇的意见。他指出，上帝为人设定了两个目标：此生的幸福与彼世的幸福。实现第一种目标要依照哲学的教诲，运用沉思理性与实践理性，而实现第二种目标则要依靠超越理性的灵的启示。由于作为原罪结果的自由意志的败坏，人类不可能自动追随这两种力量，因此需要两位向导来分别指引，前者便是世界帝国的君主，后者便是教皇。
在《神曲》中，但丁不断将对罗马及其理想君主的想象转化为末世期待，编织进朝圣者的精神旅程。《地狱篇》中，但丁借维吉尔之口预言，一只以“智慧、爱和美德”为食的“猎犬”将成为意大利的救星，将象征忌妒和淫欲的母狼重新赶回地狱；《炼狱篇》也结束于贝雅特丽齐对未来救世主的预言；《天国篇》中，但丁通过贝雅特丽齐之口为作为基督教君主典范的亨利七世在天国的玫瑰中预留了位置。在但丁眼中，作为理想王国的天国就是“基督是罗马人的那个罗马”。
现代思想的萌芽
正如费兰特、霍金斯等学者指出的，但丁笔下神圣罗马的末世异象与奥古斯丁对“上帝之城”的表述一脉相承。然而，对人类理性力量的托马斯式理解，却使但丁对教会以及作为尘世王国的“地上之城”的作用，具有与奥古斯丁完全不同的期待。
奥古斯丁划分“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依据，是两种不同的意志或爱，前者的心灵基础是朝向上帝的、正确的爱，而后者的灵魂基础则是指向人个体的、邪曲的爱。由于人的原罪，意志的堕落不可避免，“地上之城”的结局必然是因占有欲而产生的纷争，罗马充满血腥与霸欲的历史就是见证。奥古斯丁固然承认，“地上之城”也渴望此世生活中最大的善——地上和平，但终极的和平却只有在“上帝之城”中才能寻找。因此，人在此世必须加入以基督作为其“头颅”的教会，才能将作为原罪惩罚的肉身之死变成救赎的工具。
而但丁则依据托马斯主义伦理学认为，虽然人的自由意志因原罪而堕落和败坏，但理性作为人性自由意志中最高贵的部分，仍保持着向善的潜能。因此，“地上之城”也孕育着“上帝之城”的种子，地上和平有其独立的神圣意义。换言之，但丁以具有神义论基础的“世界帝国”，取代了奥古斯丁的理想教会，成为世人得救的此世保证。这种将地上和平神圣化的做法，对书写《论保卫和平》的马西留有着深刻的影响，而在很大程度上，将君主作为上帝尘世代言人的看法，也启发着新教改革时期的政教分离思想。
应该指出的是，但丁关于政治生活自然理性基础的思索，虽然更具托马斯主义色彩，但圣托马斯关心的仍是人如何运用实践理性为哲学的生活做准备，政治——即人类共同体的善，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但丁的世界帝国理念则将托马斯主义伦理学变成了一种现实政治期待，也第一次在基督教的视野里给予了“地上之城”存在的形而上学基础。如果说深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奥古斯丁将“上帝之城”看成某种“理念”，将“地上之城”和教会看作这种“理念”的不同投影，那么深受托马斯主义影响的但丁，则把“上帝之城”、教会与“地上之城”看作处在不同等级上的实体，有着各自的目的。对但丁而言，教会和“地上之城”都可以是“上帝之城”在人间的准备。
诚如沃格林在《政治观念史稿》中所言，中世纪末但丁的世界帝国理念，预兆着现代政治思想中“自然”的上升，而正是“自然”的持续上升导致了现代政治思想的诞生。需要注意的是，相对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等建立在人类欲望或情感基础上的现代“自然权利”学说，但丁所理解的自然正当仍是古典哲学中的“理性”；但丁关于人类社会在单一权威统治下最为理想的观念，也恰恰与柏拉图《理想国》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以君主制为理想政体的观念有所契合。在此意义上，正如福廷所言，但丁的“世界帝国”理念实为古典政治哲学的再现。但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世界里，人类共同体的理想规模是以家庭和公民间的友谊为基础的城邦，城邦生活的基础是公民的分工劳作，但丁却借助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学说，以对基督的无差别信仰取消了古典政治哲学中的分工论，同时以奥古斯丁“救赎历史”的总体视野，将亚里士多德式的城邦扩大到了整个人类世界。因此，虽然但丁对于人类理性的理解是古典的，但其帝国理想却预示着现代“陌生人社会”的来临。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外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