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人，我国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民主斗士。作为诗人， 他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诗集《红烛》、《死水》，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此奠 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其作品成为中国现代诗歌中杰出的代表；作为战士，在中 华民族危难存亡之际，他“走下楼”来，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并为之悲壮殉身；作为 学者，他是一位独步古今的国学大师，其研究范围涉足楚辞、唐诗、乐府、古代神话、 古文字领域，且屡有建树。诗人、学者、战士构成了他完整的一生，形成了他崇高的人 格。闻一多先生“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 在诗人和学者时期，他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1](P1)。闻一多先生的挚友，著名作家 朱自清如是评价了他的一生。
作为诗人和民主斗士的闻一多，为社会所广泛传诵。即使不知道“新月派”，也知道 《红烛》、《死水》的作者是爱国主义诗人；也知道闻一多先生是为民主运动而献身的 ，他的死使善良的人们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貌，毛泽东同志的赞扬，使多数人 从人民英烈的角度知道闻一多。相比之下，作为学者的闻一多却鲜为人知或知之甚少。 能读懂他的著作的只是为数很少的读者。
闻一多先生是学贯中西、独步古今的国学大师。郭沫若先生在《闻一多全集》(开明版 )的序中说：“在这里面关于文化遗产的部分要占四分之三，关于近代学识、特别是参 加民主运动以来的著述，仅占极少数。”“一多对于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内容很广泛 ，但他所致力的对象是秦以前和唐代的诗与诗人。关于秦以前的东西除掉一部分神话传 说的再建之外，他对于《周易》、《诗经》、《庄子》、《楚辞》这四种古籍，实实在 在下了惊人的很大功夫。就他所已成就的而言，我自己这样感觉着，他那眼光的犀利， 考证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是后无来者的。”[2](第12卷 P431-432)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闻一多先生诞辰95周年纪念大会暨闻一多国 际学术研讨会上这样评价闻一多先生：“闻一多是近代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 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首先以独具特色的诗人闻名于世。”“ 闻一多先生由一位诗人转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并能取得超出前人和同辈人的成就”。 [1](P430-431)
“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是民族英雄夏完淳哭其内兄的一句诗，用在闻一多先生身上 ，可谓恰如其分。闻一多在他短暂四十七个春秋中，留给了我们一百多万字的文字，这 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据开明版的《闻一多全集》所载，闻一多先生一生大约写作共 有一百五十多万字，其中，文化遗产的部分占四分之三，关于近代学识，特别是参加民 主运动以来的著述仅占少数。而199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全集，除第1卷(诗)、第11卷( 美术)、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以及第2卷(文艺评论、散文、杂文)的部分涉及文 化遗产外，其余各卷，均为古代典籍研究，换言之，研究古代的学术成果占了四分之三 。
闻一多学贯中西，具有多种学科的广博知识，对我国文史古籍涉及甚广，他的研究领 域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中心但又不以此为限，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以唐诗研究为重点，而 又涉及其他作家作品和文学史问题。具言之，闻一多以唐诗研究为重点，研究领域遍及 神话、诗经、庄子、周易、乐府诗、文学史等。文学家朱自清为他的全集写的序言，很 精当地概括了他的学术研究道路：“他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第一步还得走正统的道 路，就是语史学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从训诂学和史料的考据下手。在青岛大学 任教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研究唐诗；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近便的路。那时工作的 重心在历史的考据。后来又从唐诗扩展到《诗经》、《楚辞》，也还是从诗到诗。然而 他得弄语史学了。他于是读卜辞，读铜器铭文，在这里找训诂的源头。——抗战以后他 又从《诗经》《楚辞》跨到了《周易》和《庄子》；他要探求原始社会的生活，他研究 神话，——他不但研究文化人类学，还研究弗罗依德的心理分析学来照明原始社会这个 对象。从集体到人民，从男女到饮食，只要再跨上一步；所以他终于要研究起唯物史观 来了，要在这个基础上建筑中国文学史。”[2](第12卷P443-446)
作为学者的闻一多，其学术生涯至少有十五年。朱自清认为，诗人、学者和民主斗士 ，这三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从1925年他参加《北平晨报》 的诗刊到1930年任教于国立青岛大学，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到1944年参加昆明西南 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这两年多，是他的斗士 时期。闻一多十五年的学术研究生涯相对于他四十七年的生命历程计，确实并不长，或 者可以说是很短，而他所留下的研究成果，所跨越的研究领域，较之本世纪的许多著名 学者，是毫不相让的，甚至更为超越、卓越的。闻一多是一代通才，是现代学术研究史 上的一座高山。
从朱自清先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国立青岛大学时期是闻一多先生一生中非常重要的 转折点，它既是闻一多诗人生涯的结束，又是闻一多学术研究生涯的开始。那么如何评 价闻一多在国立青岛大学时期的学术研究?闻一多先生在青岛进行了哪些学术研究?对今 后学术研究的影响如何?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经过八年的学术起步，1930—1932年闻一多在青岛完成了从诗人向学者的转变
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成立，著名文学家、教育家杨振声出任校长。他采用“兼容并包 、民主办学”的方针，延聘大批名人学者来校任教，使国立青岛大学在短时期内，呈现 出鼎盛的局面。闻一多先生被聘为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讲授《中国文学史》 、《唐史》、《名著选读》和《英诗入门》等课程。
1930年至1932年这两年的时间是闻一多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闻一多在青岛的这段 时光，是他苦心孤诣地要“弄清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的“钻入故纸堆中”的时 期。他说：“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两千年前的昨天”；他钻研古 典，“不是当一个蠹鱼，而是一个杀蠹鱼的芸香”，这种“知古鉴今”、“古为今用” 的严肃治学态度，对于奠定他的学术上辉煌成就的基础，无疑是很重要的。
为了探讨青岛两年在闻一多先生学术生涯中的作用，我们不妨寻求一下闻一多从诗人 向学者转变的轨迹。闻一多从事学术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22年。1922年2月寒假， 闻一多回湖北浠水老家完婚，在蜜月中完成了论文《律诗的研究》，3月脱稿。有人认 为此文“可能是五四运动以后，较早用新的方法，系统研究中国诗歌民族传统的长篇著 作”。6月，闻一多校订增广《律诗的研究》，作《义山诗目题要》；并研读李白、陆 游，离开清华赴美留学。8月，抵达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留学，并研读韩愈等人作品。 此后至1925年归国，在学习美术同时，一直在进行诗歌理论、新诗创作的研究，亦未放 弃对古典文学的爱好和研读。1926年5月，发表《诗的格律》，从传统律诗与新诗的关 系探讨新诗理论。6月，发表《英译的李太白》。1927年7月，发表学术论文《诗经的性 欲观》，这是最早运用文化人类学来研究《诗经》的论文，闻一多是《诗经》研究专家 。此文是闻一多研究《诗经》的牛刀初试。1928年7月，闻一多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 长。8月，发表散文《杜甫》(传记，前半部分发表于《新月》第一卷第六号)，为诗圣 描绘了一幅肖像。1929年10月，论文《庄子》发表在第二卷第九号。1930年4月，发表 《杜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四期载完)，这 是他第一项公开发表的研究古典文学的成果。同时，进行杜甫研究的一系列工作。1930 年9月，任国立青岛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由此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从1922年至1930年，长达8年的时间，闻一多一直没有中 断古典文学研究，且屡有成果发表；二是研究的重点是唐诗。这就为闻一多在青岛全面 展开唐诗研究创造了条件；为闻一多完成从诗人向学者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1931年暑假，闻一多将行将分娩的夫人高孝贞送回家乡后，回来以后就搬到学校的第 八校舍(今一多楼)，全面展开了酝酿已久的有关唐诗的研究工作。项目如下：[1](P444 )
传记方面有：《全唐诗人小传》。
疏证方面有：《唐诗签证》、《唐诗教校读法举例》、《全唐诗辨证》、《全唐诗校 勘记》；
表谱方面：《唐文学年表》、《唐诗人生卒考》(附进士登第年龄考)、《新旧唐书人 名引得》、《初唐四杰合谱》等；
史料方面有：《唐诗大系》、《全唐诗补传》、《全唐诗续补》、《全唐诗汇补》；
札记方面有：《唐风楼捃录》、《璞堂杂记》、《唐诗要略》、《全唐诗汇补》。
其时有草拟的《拟思唐宝聚著目录》，包括：《唐代文学年表》、《唐两京城坊考续 补》、《唐代遗书目录标注》、《唐代九种名著述论》、《唐代诗人补传》、《全唐诗 校勘记》、《少陵先生年谱会签》、《少陵先生交游考略》、《说杜丛钞》、《全唐诗 续补》、《全唐诗人生卒年考》、《嘉州系年考证》、《嘉州交游事辑》、《唐文别裁 集》等。
闻一多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从唐诗起步的。他为何选择唐诗开始研究呢?他在《律 诗的研究》中早就指出过：“律诗在中国诗中做的最多，几乎占全体半数。他的发展最 盛时是在唐朝——中国诗最发达的时代。他是中国诗底艺术最高水涨标。他是纯粹的中 国艺术的代表。因为首首律诗里有个中国式的人格在。在闻一多看来，唐诗是中国诗的 高峰，也是世界诗的高峰；反过来说，一个民族如果文化被淘汰，这个民族就灭亡了” 。[3](P56)
闻一多研究唐诗，首先从研究杜甫开始的。原因是“杜甫是诗中之圣”。在评论作家 时，闻一多主张人格与诗才并重；而杜甫正是被他称为有“伟大的人格，伟大的天才。 ”在武汉大学时，闻一多就已经对杜诗下了一番功夫，到青岛以后便开始扩大研究计划 。但在研究杜诗的方法上，他是从杜甫生活的时代背景开始入手的。“他说要理解杜诗 ，需要理解整个唐诗；要理解唐诗，需先了然于唐代诗人的生平。于是他开始草写唐代 诗人列传，积稿不少，但未完成。”(梁实秋语)[4](P82)基于这种考虑，他首先撰写《 全唐诗人小传》，这项艰巨的工作涉及到306位与杜甫有交往的唐代诗人，有关他们的 小传或原始素材被分门别类的誊写在四个大本子和五个小本子上。臧克家回忆说，这时 候，他正在致力于唐诗，长方本子一个又一个，写得密密麻麻，看了叫人吃惊。关于杜 甫的一个本子，连他的朋友也特别划列成了目录，题目：《杜甫交游录》。还有一个抄 本，是唐诗摘句，至今还记得上面一个句子是“蝇鼻落灯花”。在这将近60万字的手稿 中，闻一多还留有大量的朱笔批语。虽然由于闻一多英年早逝，没有来得及做得更多， 但有这么多的材料作后盾，整个唐代诗歌和世人世界在他的脑海中清晰起来，形成了一 个有机的整体。有了这样高屋建瓴地认识，他后来写《唐诗杂论》、编《唐诗大系》才 能那样游刃有余，屡有创见。对于闻一多的唐诗研究，尽管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谁 也不能否认，闻一多用诗人的才气，用学者的严谨，用诗的语言，为唐诗研究构筑了一 个宏大的格局。
唐诗是他持续时间最长、成果最为丰硕的学术研究领域。杜甫研究是闻一多唐诗研究 的起点，也是他下力气最大，著述最多的一个诗人，先后著《杜甫》(传记)、《少陵先 生年谱会笺》、《少陵先生交游考》、《说杜丛钞》等。“差不多杜甫每一首诗，他都 给考定了著作的年月”(朱湘《闻一多与<死水>》)。闻一多在青岛时期研究杜甫公开发 表的成果主要有《杜少陵年谱会笺》，分三次发表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即1930 年7月第一卷第一期，10月第一卷第三期和1931年1月第一卷第四期。
在青岛，闻一多还将研究范围扩大到《诗经》和《楚辞》。闻一多在《诗经》研究方 面，也充分显示了出了自己的独创性，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全面提高了当时学术界《诗经》研究水平，为中国现代诗经学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他 认为中国文学研究往往空有丰美的内容，却缺少相得益彰的先进研究方法，决心要以全 新的视野对这部分最为古老的汉字作品彻底加以梳理。他以诗的眼光研究《诗经》，以 诗人的独特思维方式重新关注《诗经》。他的研究，没有再走腐儒们繁琐考证的老路， 没有被那些古奥艰涩的文字所束缚——这些固然也是他所要解决的目标——，而是第一 个使用了全新的西洋近代社会科学的利器，他重新解剖了中国这一最古老的作品。
《诗经》研究，很快有了成果，这就是《匡斋尺牍》。通过《匡斋尺牍》里《芣苡》、《狼跋》、《兔苴》这些文章所昭示的崭新思想在当时尚不能被人们立即领略， 但他的确为后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诗经》研究通道。梁实秋说，“在《诗经》研究上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他用现代的科学方法解释《诗经》。他自己从来没有夸述过 他对《诗经》研究的贡献，但是作品具在，其价值是大家公认的……。”[4](P85)此著 本着要“真”不要“神圣”，了解“诗人”而非“圣人”之旨，论《芣苡》、《狼跋》、《兔苴》三诗，这是在训诂基础上的文学的研究；是对文学的文化学、社会学的研究，体现了闻一多《诗经》研究的独创性。《匡斋尺牍》发表于1934年《学文月刊》第一卷第1、3期，它标志着闻一多的研究由唐诗上朔至《诗经》，自此构成了他研究较为完备的格局，而且带有研究方法意义上的“宣言”性质，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我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五四”运动以后， 研究《楚辞》的学者有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郭沫若、游国恩、陆侃如、刘永济、姜 亮夫、刘盼遂、朱季海以及文字学家于省吾。闻一多承继前贤，独辟蹊径，成为当时成 绩卓著的《楚辞》研究专家。闻一多“以研究《楚辞》的影响最大，用力最多，成绩也 最突出，研究方法更纯熟，可以说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学术水准。在‘五四’以后的《楚 辞》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地位。”[5](P468)闻一多研究《楚辞》始于1930年。他是 受游国恩先生的影响走上研究之路的。在国立青岛大学，二人同属中国文学系，且同住 一楼，常切磋《楚辞》，为他以后开展《楚辞》研究奠定了基础。1933年闻一多在清华 大学任教时，已开设《楚辞》课了。闻一多和游国恩在《楚辞》研究中，建立了深厚的 友谊，一位是“可以说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学术水准”，一位是“现代《楚辞》学的集大 成者”。[5](P454)
闻一多先生在青岛全面开展《唐诗》研究，兼及《诗经》和《楚辞》，其研究成果， 或完成于青岛或开始于青岛。从《闻一多全集》所收集的文章来看，关于《唐诗》、《 诗经》和《楚辞》研究的文章，于1933至1937年多发表在《清华学报》、《清华周刊》 上。主要有：《嘉州交游事辑》(《清华周刊》1933年第39卷第8期文史专号)、《嘉州 系年考证》(1933年《清华学报》第七卷第二期)、《匡斋尺牍》(1934年《学文》创刊 号(芣苡篇)、第一卷第三期(狼跋篇))、《天问•释天》(1934年《清华学报》第九卷第四期)、《离骚解诂》(1936年《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一期)、《邙风》(1935年 《清华学报》第十卷第三期)、《召南》(1936年《清华学报》第十二卷第一期)、《诗 经新译》(1937年《清华学报》第十二卷第一期)等等。从发表的时间来看，大多集中在 33年至37年之间。换言之，就是闻一多离开青岛，重新回清华园以后。我们知道；一篇 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的发表，没有充分的酝酿和准备时间是不可能的，且发表的文章很多 是在青岛拟订的研究项目。
综上所述，闻一多从1922年至1930年经过8年的学术起步阶段，至1930—1932年在青岛 全面展开了《唐诗》、《诗经》和《楚辞》研究，完成了从诗人向学者的转变过程，且 对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唐诗研究项目的制订是闻一多完成从诗人向学者转变的 标志。
二、闻一多从诗人向学者转变的动因
(一)闻一多完成从诗人向学者转变的原因之一，是源于他所具备的多种潜质
闻一多生于世代耕读之家，先世业儒、祖父尤嗜书。闻一多六岁入塾，读《三字经》 、《幼学琼林》、《尔雅》、《四书》等。七岁延师来家课读，学国文、历史、博物、 修养等课，开始接触新思潮。十四岁考取清华学校后，每年暑假读书二月，名书庐为“ 二月庐”。喜读梁启超的文章，圈点《史记》、《汉书》，又喜读诗词。从小爱好美术 ，喜剪纸，武昌起义时，画过成套的革命故事。早年自传《闻多》云：“好文学及美术 ，独拙于科学，亦未尝强求之——闲为古文辞，喜敷陈奇义，不屑屑于浅显。暇则歌啸 或奏笛以为娱，多宫商之音。”[1](P3)可见，他原本具有多向性的发展潜质。
闻一多17岁发表旧体诗，1920年将所作古文、诗词收为一集，名曰《古瓦集》。1922 年，在清华学校九年，毕业后赴美国学习美术。他学的是美术，却志在文学。至以前， 已出版了《红烛》、《死水》两本诗集，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诗歌界的地位。1927年， 闻一多在致饶孟侃的信中，以轻松幽默的笔调写道：“绘画本是我的元配夫人，海外归 来，梭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我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 [1](P6)
闻一多先生由一位诗人转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并且取得了超出前人和同辈人的成就 ，决不是偶然的。“他自幼喜爱诗赋古文，具有坚实的国学基础，在研究中既继承了我 国朴学注重物训考据的传统，又广泛吸收现代西方社会学说，如文艺学、语言学、历史 学、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新理论和方法”(费孝通语)。[1 ](P430)
(二)闻一多完成从诗人向学者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挚爱
闻一多在评论郭沫若的《女神》时说：现在的新诗有的洋名词，“但是，我们中国在 那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那里?那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 又那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辞》、李、杜、苏、陆?”又说：“《女神》底作者 对于中国，只看见他的坏处，看不见他的好处。他并不是不爱中国，而他确实不爱中国 的文化。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底态度不同之处是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 而尤因他是有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爱祖国是情绪的事，爱文化是理智底事。 ”[1](P5)闻一多先生写诗是表现爱国主义感情，转而研究古典文学，同样有一酬爱国 夙愿之原因在。臧克家说：“先生爱国忧民，埋头学术研究，从唐诗入手，决心为颓废 之中华民族，寻求一个起死回生之文化良方”(臧克家《闻一多先生纪念碑文》)。唐诗 研究是闻一多从事学术研究之起点。由于时代的更加动荡，他也更加敬爱着杜甫，连续 出了三篇研杜作品。
(三)不能适应环境，是闻一多完成从诗人向学者转变的外在原因
闻一多将自己所从事的艺术研究—诗歌、绘画等，称为向外走，将从事学术研究称为 向内走。闻一多在向外走的道路上，怀着艺术救国的满腔热忱，以诗和画投入到开拓新 艺术的事业中去，然而，时局的变化使他失望，北洋军阀的残暴统治，“三、一八”惨 案，“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斗争的复杂……。这一切，煎熬着闻一多那颗忧国忧 民的心。朱自清说：“他爱的是一个理想完整的中国，也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 现实让他失望：“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任教武汉大学时，受到学生攻击。这一切，似乎成为他不能适应环境的明证。1933年，他在致饶孟侃的信中，谈到自己思想上的苦闷：“总括的讲，我最近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憾——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 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2](第12卷P265)
(四)对新诗创作状态不满，是闻一多完成从诗人向学者转变的直接原因
1930年冬天，任教于国立青岛大学不久的闻一多，写下了他诗歌压卷之作《奇迹》。 这是继《红烛》、《死水》两个诗集外的一篇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力作。他的诗友们都 说这首诗是他“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之作，是“《奇迹》中的奇迹。”从此，闻一多 把精力，全部用在学术研究上。为什么闻先生再没有创作新诗?闻一多的学生臧克家分 析说：一是闻一多在中国诗歌界崇高的地位已经奠定，由于成就已高，所以对自己要求 很严，不肯轻易动笔。二是社会偏见，扼杀了他诗兴。“新月派”是中国诗歌界一个非 常重要的流派，但社会上很多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当臧克家劝他继续写诗时，闻一多 不无牢骚地说：“还写社么诗?‘新月派’给你把帽子一戴，什么也就不值一看了。” “一多先生诗的绝产，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还是应归到他的生活上去。”“诗是离不开 生活的，在生活萎缩的时候，诗也萎缩了。”“一多对于《新月》月刊的态度和徐志摩 的生活态度，始终是：严肃，认真，刻苦，努力去追求的。但是，当个人生活不能和时 代沟通，不能和大多数人连接的时候，思想便成了没有血肉的东西，热情也落空了。” “在动荡的大时代里，一多先生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在整个中国急剧蜕变的时候，一多 先生唱着：‘秩序不在我的范围以内’，虽然一多先生要的不是‘咫尺之内的和平’， 到底四堵墙壁把他和世界隔绝了。因而，在他的思想失掉具体内容的时候，他的人也成 了找不到出口的火山，因而，他也没有诗了”。(臧克家语)[4](P91)
三、闻一多在从诗人向学者的转变过程中，确定了“求真”、“求美”、“求善”的 研究原则
求真、求美、求善，三者合一，贯穿于闻一多古典文学研究的始终，是闻一多毕生的 追求。闻一多完成从诗人向学者的转变过程，也是他求真、求美、求善原则的确立过程 。我们以闻一多创作于青岛的《匡斋尺牍》为例。闻一多在《匡斋尺牍》中深刻指出：
“在今天要看到《诗经》的真面目，是颇不容易的，尤其那圣人或‘圣人们’赐给它 的点化，最是我们的障碍。当儒家道统面前的香火正盛时，自然《诗经》的面目正因其 不是真的，才更庄严，更神圣。但在今天，我们要的恐怕是真，不是神圣。——读诗时 ，我们要了解的是诗人，不是圣人”。[2](第3卷P199)
这段引文是说，闻一多宣告自己的研究目的，是要将“圣人”“点化”而成的“经” ，还原为诗人所作之“诗”。因为《诗经》被历代经生儒士阐释得走了样，求真的实质 是文化还原，闻一多所倡与所行，都是这样做的。他说：“我一壁想多多恢复诗经中的 诗，使它名实相副，一壁又常常担心把诗经解得又太像我们的诗了。”(闻一多《卷耳 》载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九期)。闻一多自己对《诗经》所作的字义训诂， 就体现出文化还原的精神。闻一多先生的《楚辞》研究，同样是以求真为要旨。他认为 《楚辞》等较古的文学作品难读是由三种原因造成的，即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意识形态 的难于了解，易使读者陷入多歧亡羊的苦境，以及传本的讹误。针对这三点，他在研究 《楚辞》时，立下了三项课题：说明背景，诠释词义，教正文字。
同样，闻一多在《诗经》研究中，“如果与那求善的古人相对照，你便说我这希求用 ‘《诗经》时代’的眼光读《诗经》，其用‘诗’的眼光读《诗经》，是求真求美，亦 无不可”。[2](第3卷P214-215)这就明确无误地表示，自己要用“《诗经》时代”的眼 光读《诗经》，以求其“真”；用“诗”的眼光读《诗经》，以求其“美”。求真、求 美，是闻一多古典文学研究以一贯之的原则，既是目标追求，又是方法准则。闻一多说 “求得真(科学精神)，自与善合。”看来，求善是求真的必然结果。
闻一多先生所确立的求真、求美、求善的研究原则、方法。初成于从诗人向学者转变 的青岛时期，但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所侧重。闻一多的一生分成诗人、学者和斗 士三个时期，这三个阶段的人生追求又分别侧重于真、善、美。综观闻一多学术研究的 轨迹，也可以看出这样的特点：与他的人生追求和角色转换相对应，他的学术研究也有 前期偏于美、中期偏于真，后期偏于善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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