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过去被称为新月派诗人，又是一位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他是怎样成为一个民主斗士，是什么力量使他走上这条道路的呢？他的思想发展的轨迹是什么呢？
这可以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来探讨：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而内因则是决定性的。
“诗人主要的天赋的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闻一多的这句名言贯串并支配着他一生的言行。这是内因，是他思想发展的主旋律，因时间、环境和条件（外因）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但归根到底，他的一切都出于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他赴美学艺术，他写诗，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他成为民主斗士并最后以身殉志，都是因为这一点；甚至可以说，有过一个时候，他的某些思想言行曾经误入岐途，其动机也是出于爱国。
闻一多1919年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他和160多位同学一起，从清华园进入城内演说宣传爱国，带着水壶、干粮和洗漱用具，作好随时被抓坐牢的准备。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智行为。早在5月17日他给父母写信时就说明自己参加运动的原因：“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在此情况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
1922年赴美前，他写过一篇长文《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的呼声》，文章说：“改造社会既需要科学，也需要艺术，二者缺一不可”，因此，“艺术确是改造社会的急务”，“改造社会的根本办法”。他想用艺术来美化、净化人类的灵魂，振奋中华民族。这说明，他赴美学艺术的动机，也是为了改造国家和社会。在美国，物质设备、教学条件都很好，他也结识了不少善良、正直的美国朋友，但就整个来说，他并不喜欢美国，特别是对美国人的种族岐视，他目睹身受，感触最深。在给父母的信中，他写道：“呜呼！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者落后于彼哉，而竟为彼所蔑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士大夫久居是邦而犹不知发奋为雄者，真木石也。”这充分表现出他的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美国种族岐视的极端憎恶。
闻一多后来弃画学文，写诗，也和他的爱国思想有关。据熊佛西回忆：“我们在美国求学的时候，你（闻一多）对于国事是那样的关切，你对于当时的军阀当道是那样的痛恨，你当时所学的是绘画，你觉得专凭颜色和线条是不足表现你的思想和感情，——不能传达你对祖国与人民火一般的热爱！于是你改学了文学，特别致力于诗的研究和诗的创作。”这一改行，使他成为中国现代著名的爱国诗人。他写的诗，尽管在内容、风格、技巧和情调等方面各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出于“至性至情”，而“不是无病呻吟”。其中许多是出自对家乡的怀念，对祖国的热爱。例如，在《忆菊》一诗中，他以菊花象征，唱出了对有五千年历史与文化的祖国的赞歌：“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醒呀！》一诗则是控拆虎豹豺狼糟蹋神州，呼吁“熟睡的神狮”赶快醒来；《七子之歌》把当时被列强霸占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等七地比作被迫离开母亲的七个儿子，哭诉所受帝国主义强盗蹂躏的痛苦，要求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爱国的心》、《我是中国人》、《一句话》等诗，也都饱含着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使读者感到要和诗人一起，为“咱们的中国”烧得发颤，发烫，烧得热血沸腾！
朱自清说：抗战以前，闻一多“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这个评论抓住了诗人的基本特色。
1925年，闻一多回到他朝思暮想的祖国，想好好地干一番事业。但是，五卅惨案，上海马路上血迹斑班；四•一二政变，大批志士仁人被杀；军阀混战，黑暗腐败，民不聊生。这些都使诗人十分痛苦和困惑。这一时期他的许多诗表现了这种失望和痛苦。在《发现》一诗中，他说：“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却发现，“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那不是我的心爱！”他捶击大地追问青天：自己心爱的中华在哪里？“总问不出消息”，最后诗人“哭着叫你，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心跳》则更进一步，把祖国和人民联系起来，诗人的心同受苦难煎熬的人民的心一起跳动。诗人写了书桌、古书的纸香、一杯酒、一本诗、浑园的和平之后，笔锋一转，写“战争的喧嚣”、“四邻的呻吟”、“寡妇孤儿抖颤的身影”、“战壕里的痉挛”，“听！又是一阵炮声，死神在咆哮。静夜！你如何能禁止我的心跳？”
朱自清分析说，闻一多“爱的是一个理想的完整的中国，也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但“事实上不免破烂，所以作者彷徨自问，怎样爱它呢？”这个时期闻一多写了不少反映现实，表现民间疾苦的诗篇。他的思想已从个人步入社会，从理想和幻想中步入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21年10月发表的《志愿》一诗中，作者就这样表达自己的情怀：“愿这腔珊瑚似的鲜血染得成一朵无名的野花，这阵热气又化些幽香给他，好钻进些路人的心里烘着吧！”在1923年的《我是一个流囚》中，诗人写道：“我的步子渐渐迟重了；我的鲜红的生命，渐渐染了脚下的枯草！”这表明，在早期《红烛》年代，他就立下了志愿，不惜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染红无名的野花和枯草（意指基层人民）。
现实与理想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而又找不到反抗现实的出路，这使诗人十分痛苦甚至绝望。《死水》一诗，反映了他的这种情绪：“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绝不是美的所在”。
1943年在写给臧克家的信中，闻一多回顾那个时候的思想：当时“我只觉的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没有能力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也许因为这样，他不得不“转向内走”。1933年在给饶孟侃的信中他说：“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向内走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所谓“向内走”，就是回避现实，专心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从周易、诗经、庄子、楚辞、汉魏六朝诗、唐诗，而进一步研究甲骨文、钟鼎文，以及音韵学、民俗学、神话学等等。在浩瀚的古籍中，他愈钻愈深愈广，使他得到了“大安慰”。这固然是由于他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内走”，但也寄托着从弘扬中华文化入手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在早期写给友人的信中，他说：“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的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其它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
在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中，他积累了数百万字文稿，撰写了大批有独到见解的论文和专著，成一家之言，有卓越的成就，郭沫若称闻一多为“千古文章未尽才”。在为1948年出版的《闻一多全集》作序时，他说闻一多“那眼光的犀利，考察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闻一多的研究成果获得如此崇高的评价，表明他的辛勤耕耘的心血结晶，已为中华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了辉煌的贡献。
一个人主观上虽然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但是如受到家庭出身、环境、条件等局限，又得不到正确的帮助和引导，也可能在认识上走入歧途。闻一多参加国家主义团体等活动，正是这种主客观矛盾的表现。
闻一多和他的几个清华同学罗隆基、梁实秋等于20年代初期到美国以后，看到一些中国留学生政治颓唐，不关心国事，感到要尽快建立一个组织，以唤起留学生的爱国热情，这就是大江学会。这个学会的宗旨是：“本自强不息的精神，持诚恳忠实的态度，取积极协作的方法，以谋国家的改造”。其着重点放在改造中国方面。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封建军阀，但不主张阶级斗争，而主张用和平的手段改造政权。他们“偏重反对列强侵略与鼓励民气。”但从国家主义出发，对苏联继续控制沙俄攫夺的中东铁路，支持外蒙古脱离中国版图等做法，在感情上无法接受，认为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
闻一多参加大江学会则是完全出于爱国动机，他想借这个团体这个刊物，宣传自己的爱国思想。在1944年西南联大“五四历史座谈会”上，他曾回顾当时的心情：“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按：即国家主义），不过那是感情上的，我并不懂得政治，”“我在外国所学的本来不是文学，但因为这种Nationalism的思想而注意中文，忽略了功课，为的是使中国好。”
正因他“不懂政治”，回国以后，他从《醒狮周报》上看到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的发起启事，认为其中有“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宗旨，与大江学会的国家主义颇相吻合，便找到发起人青年党的李璜，代表大江学会要求加入。闻一多当时并不了解李璜等人的反共背景，其思想出发点与李璜等人更是完全不同。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李璜等人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大肆反共。但闻一多则与之相反，为爱国同胞惨遭屠杀而义愤填膺，连续发表《唁词》、《天安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等诗文，称赞“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血的事实使闻一多看清了谁是真正的爱国者，从此以后，他就和国家主义政客们分道扬镳。
闻一多对日帝的侵略行为十分气愤，早在九•一八事变时，他在青岛大学就主张组织青大同学义勇军，增加军训时间，支持同学参军抗日。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1936年百灵庙大捷，闻一多都欢欣鼓舞，多次慷慨解囊，捐款支持。在一二•九运动中，他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是同情和肯定的，运动后期曾在自己家掩护过被反动军警搜捕的爱国学生。但他对运动的重大意义不够了解，他不赞成罢课、游行、示威等激烈行动，认为这样会遭到镇压，造成无谓牺牲。至于对西安事变，他和清华大学的其它教授一起，更是持反对态度。他们斥责张杨兵谏为“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在课堂上，闻一多对学生说：“这样做（指张杨兵谏）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倒退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这说明闻一多把希望放在蒋介石身上，把蒋当作国家统一的象征来维护。
所以，抗战开始后，他随着清华大学南迁到长沙，继而又步行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仍继续埋头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当然，他没有忘怀抗战，他曾等待过政府征调，希望上前方参加工作，或在后方从事战时生产，至少可以在士兵或民众教育方面尽点力。他在教学和研究之余，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主要在戏剧方面）。在物价暴涨、生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很长时间内，他都安之若素。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表示：自己觉得“这样度着困难的日子于良心甚安”。他认为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后方人民吃苦是应该的，人民“暂时忍受此痛苦，不久即可重见天日”。
但是，残酷的事实教训了闻一多，使他从根本上改变了态度。到1943年，战争已打了五六个年头，而战局毫无起色，丢失国土越来越多，贪官污吏借抗战之名横征暴敛，投机奸商，大发国难财，而广大工农群众则饥寒交迫，公教人员在物价的高压下，生活十分困难，一些小公务员和小学教员因失业或有病无钱医治而全家自杀的消息时有所闻。教授们也是衣不蔽体，食不饱腹。张荫麟教授即因无钱治病而死亡。
一天在课堂上，讲完杜甫的“三吏”、“三别”后，闻先生讲他的亲身见闻：在昆明近郊，驻军用免费请看电影的手段，把老百姓骗进营房，然后关上大门抓壮丁，一次就抓走20多个；昆华中学的驻军开拔时，有一个病兵没人管，走投无路，跳井自杀。讲完这些以后，闻老师愤怒地问：为什么？为什么在杜甫1000多年以后还会发生比“石壕吏”那个时代更卑鄙更无耻的事情？一次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为附庸风雅，请几位联大教授座谈。教授们列举事实，纷纷质问：士兵为什么受到如此待遇？闻一多实在忍受不了，他激动地说：“我只差要在街上嚎啕大哭！”当着国民党许多高级军官的面，他说：“现在只有一路，就是革命！”使这些军官们大惊失色！
他对费孝通和华罗庚说过：“我过去钻故纸堆，放任丑恶去开垦，结果放纵反动派把国家弄成这样腐败、反动、落后，所以我们不能不管了，决不能让国民党为所欲为了。”他写文章、发表讲演、大声疾呼：“这些年我们亲眼看到国家糟到这步田地，人民生活得这样困苦，我们再不出来说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管还有谁管？我们不出来主持正义，就是无耻的自私！”
1943年3月，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出版了，这本书赤裸裸地宣扬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使闻一多结束对蒋的幻想，他说，看了此书后“吓了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然的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1915年12月，云南人民举行护国起义，埋葬了袁世凯帝制。1944年12月，即29年后，昆明人民集会纪念这个光荣的日子。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湘桂前线一溃数千里，使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重庆昆明震动。在护国纪念大会上，大家发言纷纷表示对当前战局的忧虑。闻一多走上讲台，他画龙点睛地问：“30年了，居然国家还像30年前一样，难道袁世凯没有死吗？”台下群众响亮地回答：“是的，没有死！”并热烈鼓掌，闻一多指的没有死的袁世凯当然就是蒋介石，而群众心领神会，一起高呼：“打倒新的袁世凯！”这样，把大会推向高潮，激动的人群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在1946年4月14日一次集会上，闻一多痛斥蒋介石：“为什么他就不能骂？他这些年造了多少孽？害了多少人民。我有名有姓，我叫闻一多，我就要骂！”
这个闻一多和10年前西安事变时把蒋介石当作国家的偶像、统一的象征的闻一多，已经完全是两个人了。
在中国文学史众多的作家中，闻先生最崇仰的是屈原。不只是因为他的“文采”，而主要是因他的“行义”。他认为屈原的离骚唤醒了楚国人民的反抗情绪。首义推翻秦帝国的陈胜吴广正是楚国农民。正是屈原给这暴风雨的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因此，他把屈原说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是最受人民热爱的诗人。
后来，他又将这些意思写成《人民的诗人——屈原》等文章，作了进一步系统的阐述。不只是讲文学史，而是有很大的现实针对性。他是针对当时那些所谓超然的学者而发的。就在他被暗杀前6天（1946年7月9日）的一次民盟招待会上，他现身说法说：“因为只有我们超然，老爷们才更敢放手干他们那套卑鄙的吃人勾当，如果我们昨天的超然，是掩饰自己的怯懦、无能和自私的美丽的幌子，那便是比自己干着吃人勾当更为卑鄙的卑鄙的行为，我们今天更应该忏悔。”
闻一多经过10多年的故纸堆中的生活，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敢于开方了。这方子就是：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不能再用超然来掩饰自己的怯懦，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的斗争，“虽九死其尤未悔”！
在闻一多的书斋里，挂着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闻一多不再满足于自己的朴素的爱国热情，他还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具体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以及他周围的进步朋友、同事以至他的学生，都对他伸出了热情之手。
他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学习《新华日报》和党的书刊，了解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不久，加入民主同盟，他更加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学习《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读《西行漫记》，读鲁迅的书和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等。李公朴和张光年又分别给他介绍在解放区的见闻，这些都使他大开眼界，看见了祖国的希望。他积极参加联大和昆明进步社团组织的各种爱国民主活动，在起到重要作用的同时，他自己也得到了“温暖”。
他在课堂上为学生朗诵解放区诗人田间的诗，称田间和艾青是时代的鼓手。他检讨自己：“抗战6年来，我生活在历史里，在古书堆里，实在非常惭愧。但今天是鼓的时代，我现在才发现了田间，听到鼓的声音，我非常感动。我想请诸位不要有成见。”所谓“成见”，他指的是自己过去参加过的新月派的唯美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注）他要求学生们“不仅会写新的诗，更要做新的人”，到人民群众中去，理解人民的痛苦，喊出人民的呼声。
无私的人是无畏的，既敢于面对凶残的敌人，也勇于解剖自己，承认错误，闻一多对鲁迅就采取这样的态度。在1944年10月鲁迅逝世8周年纪念会上，闻一多说：从前“我们有一些自称‘京派’的学者先生（按：指新月派诗人等），看不起鲁迅，说他是‘海派’。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过去，“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如今，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实在感到痛心，”他接着说：“现在不是又有人在说什么我闻某某在搞政治了，在和搞政治的人来往啦，以为这样就能把人吓住，不敢搞了，不敢来往了，我就要和他们来往，时代不同了，我们有了鲁迅这样的好榜样，还怕什么？”闻一多不只是“坐而言”的人，他更是“起而行”的人。一旦认清真理，他就不畏人言，毫不犹豫地和战友们一起，投身到爱国民主运动的大潮中去！
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爱国？闻一多通过学习和自己的细致观察和思考，终于对这个问题逐步获得比较正确的科学的理解，并对过去自己信仰过的国家主义进行自我批判。
1945年他对自己的助教何善周说：“我们一向说爱国，爱国。爱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自己也不明白，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影子，读了这些书（按：指《新民主主义论》等书）对中国的前途渐渐有信心了，就明白了有最低纲领，将来还要逐步达到最高纲领，那时候更是‘世界大同’啊！”他还说：“过去我只晓得抽象地爱国，不知爱什么国，甚至曾错误地认为国家主义就是爱国主义，现在我知道国家主义是反动的，爱国只能是爱新民主主义的国，现在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将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他在《人民的世纪——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一文中问道：“国家是什么？”“假如国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义。”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要用阶级和阶级分析来看待国家。“老实说，国家有时候是特权阶级用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
1943年闻一多开始觉悟的时候，他还带着某种士大夫式的从上而下的悲天悯人的同情心，后来，他的认识又达到一个新高度。他喊出“人民至上”的口号。“和人民在一起——就是说自己本身是人民一份子，在他们之内，而不在他们之上，要爱人民。”“要向人民学习”，“这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出身大都是剥削别人的，但一定要改造自己的思想。”
由于长期受美国式教育，闻一多对美国曾有过一定的幻想。但是后来，他分清了是非、分清了美国反动派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区别。他对美国积极帮助国民党政府打内战是坚决反对的。在1945年召开的“从胜利到和平时事晚会”上，他指出，“中国、美国和日本的人民都是站在一起的，人民和人民是不分的，但是，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是要分的。”“美国反动派在制造中国的内战。”“谁在帮助中国反动分子打内战，我们就要反对谁！”
闻一多成熟了，从一片丹心的爱国激情出发，在思想上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最后懂得了国家的阶级实质，并达到认识人民至上，向人民学习的高度。
在一二•一运动中，闻一多和吴晗等进步教授一起，坚定地和学生站在一起，和中共党组织保持步调一致，做好团结教授的工作。虽然中间经过一些曲折，但教授会一开始就决议罢教一周，在运动后期，教授会又严正指出云南军政负责人李宗黄、关麟征和邱清泉是造成惨案的主使人，应予严惩。这些都是对学生极大的支持，也是过去历次学生运动中从来没有过的，是使一二•一运动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闻一多在团结教授和鼓舞群众的工作中起一以了别人难以代替的作用。
目睹青年学生为爱国而惨遭屠杀，血染校园，闻一多悲愤已极，他痛斥反动派“最野蛮最凶残的恐怖统治！”他宣誓“一定要为死者复仇，要追捕凶手，追到天涯海角！”这钢铁般的誓言使反动派胆战心惊，也使他们对闻一多更加仇恨。为悼念死者，闻一多奋笔写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10个大字，作为对四烈士的挽词。这使我们联想起：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给家人写信时便表示：“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他在悼念诸烈士的文章中说：“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最后一次讲演》中说：“我们随时像李公朴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跨进大门！”这些都说明，闻一多的崇高思想是一贯的：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随时准备杀身成仁，以身殉志。越到后来，他的理想与信念越加充实，越加坚定。他最后的壮烈牺牲，正是以自己的鲜血，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信念，写出了一首伟大壮丽的诗。
[注]许多学者认为，闻一多虽然参加过新月社，但与新月派诗人不同。熊佛西在《悼闻一多先生》一文中说：闻一多所以加入新月社，是因为回国后在艺术专门学校担任教务长，认识了徐志摩，因私人感情关系应徐邀请参加的。因此，“有些人将你（按：指闻一多）看成一位‘新月派’诗人，那就无异说，你是一位专咏风花雪月，而不管人民现实痛苦躲在象牙之塔里的诗人，这我要为你抗议。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你比新月派诗人伟大，你比他们更爱国，更爱人民，更了解人民。”“你的诗，歌咏风花雪月的实在不多，大多数都是有血有泪的，”“与其说你是新月派的诗人，毋宁说你是爱国派诗人。这不仅从你的两部遗著《红烛》和《死水》可以看出，更可以从你平日谈吐和行动来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