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主要经济数据的持续下行，各方面已经给出了很多解释。但有一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充分探讨过，那就是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名”与“实”，究竟是不是一致？
当前中国官方的宏观经济政策表述，主要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第二个层次是“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原则”，第三个层次是“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宏观政策取向”。从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阶段和经济形势来说，这三个层次的政策定位应该说非常全面、非常正确。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实际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与这套政策表述真的一致吗？
从财政政策角度看，中国今年的预算赤字率为2.3%，比去年的2.1%略高，似乎符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取向和“财政政策要更有力度”的要求。但在中国的经济现实中，“实际有效”的财政赤字是由预算内赤字和预算外赤字两部分组成的，后者主要是地方政府举债进行各类投资时形成的财政赤字，其规模远高于正式财政预算设定的赤字。在去年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进行清理规范后（著名的“43号文”），地方政府原有的融资渠道很多被堵死，新开的规范融资渠道则非常有限，规模数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仅仅解决了存量债务的成本问题，却无助于维持真实财政支出规模。粗略估计，今年地方政府实际赤字规模的下降幅度在万亿级，远远超过预算内赤字的增量，实际的总赤字率大约比去年低2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强力反腐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改变，实际财政支出规模的缩减幅度将更为可观。财政存款余额屡创新高，正是这种支出缩减的反映。所以，中国的财政政策名为“积极”，实际却是紧缩的，这是第一个“名实不符”。
在货币政策方面，如果观察两个关键政策变量：实际利率和实际汇率，那么中国的货币政策非但不是稳健的，反而是非常激进地在进行紧缩。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国际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动下，中国的PPI降幅显著扩大，以名义贷款利率和PPI计算的生产企业实际贷款利率相应地陡然上升。如果说去年上半年实际利率还只有7%多一点，与经济增速尚算匹配，还可以称得上“稳健”的话，那么到了年底，实际利率就快速攀升到了10%左右。今年以来央行虽然多次降息，但下调幅度远低于PPI降幅的扩大程度，造成实际利率始终在10%左右的水平徘徊，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和企业利润水平。在汇率方面，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锁定，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强势美元带动下也出现急剧升值，到今年7月份上升了15%左右。“811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虽然略有下降，但就实际有效汇率而言仍远高于去年同期。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名为“稳健”，但关键政策变量实际都是大幅紧缩的，这是第二个“名实不符”。
现代经济体系极其复杂，影响经济形势的政策变量非常之多，作用机制也有诸多微妙之处。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利率、汇率、赤字率三个指标，仍然是所有宏观政策指标中的关键。假如这三个关键变量实际都是紧缩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如何能好呢？再加上中国经济和进口需求的巨大体量，实际宏观变量紧缩造成的内需萎缩又带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进一步下降和衰退性顺差，反过来在僵化的利率和汇率机制下进一步推高实际利率和汇率，形成一个需求循环弱化的下行反馈机制，这就是最近一年多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基本逻辑。
去年下半年以来，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官方不得不推出一系列“微刺激”措施来稳增长，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这些微刺激措施每个几十亿、几百亿，有时候上千亿，算上所谓带动的社会资金，似乎也很不少。但简单算下账就知道，对于超过60万亿规模的中国经济来说，这点措施相对于宏观层次的财政和货币紧缩，无异于螳臂当车。另一方面，由于微刺激措施的频率很高、名目繁多，又引来一些人对“走四万亿刺激政策老路”、“大水漫灌”、“缺乏定力”、“稳增长压倒调结构”的担忧与批评，舆论汹汹，反过来进一步制约了宏观政策变量应有的调整。
在一些人看来，“稳”似乎意味着名义政策变量不动或少动，更有人据此认为现在的宏观政策“宽松过度”。殊不知在一个变动不居的经济世界中，名义变量不动恰恰意味着实际变量不稳甚至是大幅波动。“宏观政策要稳”的真谛，应该是保证实际变量的稳定，这就意味着要根据环境和形势变化灵活调整名义政策变量，而不是相反。一个缺乏弹性的宏观政策名义变量调整机制，特别是缺乏弹性的利率和汇率体制，会顺周期地加剧经济波动，而不是起到应有的政策稳定器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经济付出的“过热”和“过冷”代价已经太大了，不要再继续付学费了。
总结起来，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真实图景，恐怕可以概括成“名义上稳，看上去松，实际上紧”。这种名实不符的错杂形势，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讨论中造成了很多伪命题，引发了很多“关公战秦琼”式的无谓争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机遇。最典型一个伪命题的就是“稳增长与调结构何者优先”。实际上，这个矛盾纯粹是宏观经济政策“名实不符”带来的逻辑佯谬。当实际宏观政策变量处于紧缩状态时，无论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都无法有效解决。比如，企业的研发投入总体上是一种顺周期行为，在经济萧条中企业保命尚且困难，何来资源和精力创新发展？中国的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速已经连续四年放缓，是经济下滑不利于转型发展的明证。又比如，在一个因宏观政策紧缩造成的企业普遍不盈利的经济中，产业结构调整如何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所以无论“稳增长”还是“调结构”，现在都迫切需要让主要宏观政策变量恢复实际中性。
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当需要做以下宏观政策调整，才能使经济回到稳定的轨道上来：
（1）较大幅提高预算赤字率，在今后一两年内可以突破3%，甚至可以达到5%。增加赤字不必都用于扩大政府投资和支出，可以考虑大幅减税，特别是减少间接税，以降低交易成本和实体经济负担。
（2）较大幅度地降低名义利率和准备金率，市场无风险利率应该降到1%以下，同时配合货币当局资产购置计划压低市场风险溢价，力争把实际贷款利率控制到5%以下。
（3）取消对汇率的干预，释放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压力，解放利率，稳定可贸易部门特别是制造业。
采取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搞“强刺激”，而仅仅意味着使宏观政策回到实际中性。中国经济既然已经被持续的实际紧缩政策严重损害，那就只有对名义变量进行较为激进的调整才有可能恢复实际稳定。在一定意义上，矫枉必须过正。同时，旨在改善供给侧质量的结构性政策和改革可以更为大胆地向前推进，一些短期内有收缩效应的改革政策也可以及时推出，而不必为了所谓“稳增长”延误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