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的主要特点，可以用停滞、分化、动荡与碎片化四个关键词来概括。

所谓停滞，是指尽管距离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已经有六、七年时间了，但全球经济依然增长乏力。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前5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约为5%，但根据IMF的最新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增速仅为3.1%。“长期性停滞”（Persistent Stagnation）的风险正在凸显。所谓长期性停滞，是指全球储蓄远超过全球投资，只有实际利率降到显著为负的水平，才能重新实现全球储蓄与投资的平衡。然而，一方面全球范围内通货膨胀水平很低，另一方面名义利率下调面临零利率下限，因此全球实际利率降不下来，这就使得全球投资持续低于充分就业投资水平，最终导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长期低迷。

所谓分化，是指目前无论在发达国家内部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内部，都存在着经济增长苦乐不均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内部，目前美国经济的复苏态势较好，而欧元区与日本的经济复苏各有各的问题。在新兴市场内部，目前印度与印尼的增长态势较好，而巴西、俄罗斯等资源出口国的增长态势较差。

所谓动荡，是指与美联储加息的时机与节奏相关的不确定性，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冲击。尤其是如果美联储未来如果加息曲线较为陡峭，这可能造成新兴市场国家面临持续资本外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下跌、个别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等问题。

所谓碎片化，是指在WTO等全球贸易投资规则之外，目前有关国家正在积极构建区域化的贸易投资体系，而这些体系可能形成新的竞争，从而使得全球贸易与投资自由化遭遇挑战。例如，美国目前正在积极构建以TPP、TTIP、TISA为代表的新一轮贸易投资规则，而中国也在以积极推动RCEP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来加以应对。这种区域性贸易投资协议竞争加剧的格局，使得未来国际贸易或投资冲突爆发的可能性明显上升。

全球经济的上述特征，使得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挑战大于外部机遇，笔者认为，按照重要性由高至低排序，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外部风险如下：

首先，当前中国经济正在面临持续的短期资本外流，而未来如果资本账户加快开放，资本外流的规模可能显著放大，进而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安全造成冲击。而短期资本的持续外流又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如下影响：第一，相应造成的资本账户逆差可能超过经常账户顺差，从而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下降。这一方面将使得央行改变过去依赖外汇占款来发放基础货币的方式，另一方面可能使得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面临下行压力；第二，短期资本外流可能与人民币贬值预期相互作用相互加强，以至于形成“贬值—资本外流—贬值加剧—资本外流加剧”的恶性循环；第三，持续的资本外流可能造成国内流动性水平下降，从而使得央行不得不通过降准等方式来补充流动性。

其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到位，导致市场上形成持续的贬值预期，这不仅可能造成宝贵的外汇储备资源的不断流失，而且可能造成更大规模的、持续的短期资本外流。目前中国央行采取了同时在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上进行大规模干预的方式来提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目前甚至形成了离岸市场上人民币要比在岸市场更贵的倒挂现象。而如果市场上的贬值预期没有消失，而且市场意识到央行的逆市干预很难持续，那么短期资本外流的局面就不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再次，全球经济增长低迷，长期性停滞的风险凸显，意味着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需不容乐观，未来出口的表现可能持续低迷。2015年前10个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速有8个月出现负增长，这是除2009年次贷危机爆发后之外前所未见的。而导致出口增速低迷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全球经济增长缓慢。此外，过去两年人民币跟随美元兑全球其他货币的过快升值，也是影响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

第四，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行，加剧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也加大了“债务—通缩”恶性循环的威胁。截至2014年10月，中国已经连续44个月面临PPI同比增速负增长的局面。PPI负增长显著增加了中国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考虑到中国企业负债占GDP比率已经达到130%以上，且在内外需萎缩的背景下必将进入去杠杆化阶段，那么PPI持续负增长就可能引发“债务—通缩”恶性循环，甚至可能导致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最后，国际范围内爆发贸易与投资冲突的概率正在上升，可能影响到中国跨境贸易与投资增长。从国际经验来看，全球经济增长越低迷，国际范围内爆发贸易战、货币战与投资冲突的概率就会上升。而作为全球的贸易投资大国，中国的跨境贸易与投资可能因此而受到负面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