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说明，中华民族不大可能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那样，成为未来主导世界统一进程的民族。但是鉴于中国现有的规模，只要能把自身的问题真正解决好，就将成为未来世界文明的重心之一。而能否建成世界文明的重心之一，关键要看其今后能否在制度、价值和信仰等三方面建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1974年，在中国的“文革”还没有任何退潮迹象的时候，著名英国学者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就曾对中国在未来世界统一进程中的作用表示了无与伦比的期待。这位20世纪西方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这样说道：

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人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1]

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2]

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3]

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4]

像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两千年期间所建立的功能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5]

联系汤因比作为一名伟大的历史学家，曾对过去6000年来地球上大多数主要文明的起源、兴起、衰落、解体作过深入研究，我相信汤因比上述观点不是出现一时兴致所致，而是基于对人类数千年文明史的整体研究。那么，为什么汤因比先生对中国在未来世界的作用寄予如此高的期望呢？仔细研读其书可知，他认为人类未来避免自我毁灭的唯一途径在于政治统一，而在这方面，中国有着最为成功的经验。他说，过去五百年间西方人虽然在经济和技术上、甚至一定程度上在文化上把全世界统一了起来，但是西方人却无法在政治上统一整个世界。这是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在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本身或在世界其他地区，都没有实现过政治上的统一”；从现实的角度看，西方的民族国家制度本质上是民族主义而非世界主义的。[6]然而，“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7]“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两千二百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8]

汤因比对中国在未来世界进程中的作用是否高估了？该如何来理解他的上述观点？本文试图从分析汤因比的上述观点入手，对于中华文明在未来能否成为世界文明重心之一这一话题提出若干看法。

（一）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大一统趋势的成因，前人有许多有价值的解释。特别是魏特夫（K. A. Wittfogel）有名的“治水工程说”[9]，金观涛、刘青峰的“超稳定结构说”（后面讨论），许倬云的纵横联系说[10]，赵鼎新的阶层融通说[11]，等等。其中魏特夫的观点后人批评甚多。本文不否认前人说法合理性，但想换一个角度，从中华民族基本性格——我也称为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来分析中国在过去数千年来表现出强大的统一能力、也就是所谓“大一统趋势”的原因。

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基本性格早在西周（约前1046年-前771年）已基本定型，它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形成了以此岸为取向的高度世俗化文化。与希腊文化、犹太-基督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印度文化乃至东欧-东正教文化等相比，中国文化早就表现出对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this world）——称之为“天地”或“六合”——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而在前面所列的几大文化中，对于“这个世界”则皆持消极或否定的态度。他们往往认为这个世界为虚幻，或者在整体上堕落或有罪；这几大文化皆认为生命本身永不终结，终结的只是肉体；因此宗教修炼的目标在于彻底摆脱这个世界，生命的终极归宿在这个世界之外而不是之中。

相反，在中国文化中，对于这个世界之外的世界，即天地之外有无天地、六合之外有无六合，基本上采取否定或存而不论的态度。从根子上讲，中国人相信世界只有一个，即以天地为框架、以六合为范围的“这个世界”（this world）；与此同时，他们对于死后生命采取了消极怀疑的态度。几千年来中国的精英文化对死后生命是倾向于否定的。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即使祭祀鬼神，也不敢真相信自己灵魂不灭。

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导致中国人非常重视天下的和合或和谐。这是一种本能的对生存安全感的追求。假如世界有无数个（如“三千大千世界”），假如这世界虚幻不实，我们无需担心它不和谐，因为它本来就要被超越或克服。但假如世界只有一个，又神圣无比，它就是我们唯一的家园。它的动荡和不宁就会直接摧毁我们的人生安全感，导致我们无家可归。因此，“天人合一”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最高追求，深深扎根于中国人心灵底处。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此岸取向”还导致了它的另一重要特征，我称之为“关系本位”。即：中国人既然不太看重自己与另一个世界（God、上帝之城、六合之外等）的关系，自然会看重自己与此岸人/物的关系，以此来确立人生的安全感和方向。我的所有“关系”，是指我与身边所有对象的关系，当然包括我与家人、亲友、同事、团体、地方、民族、国家、社会、自然等一切可能事物的关系，构成了我这个人的全部生活内容。根据费孝通的说法，这些关系在我的世界里是根据亲疏远近而呈现出“差序格局”的。按照有些学者的说法，中国人的关系世界是通过人情和面子这两个重要机制来组织和运行的。中国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关系的文化”。关系本位导致中国人重私德而不重公德，重人情而不重制度。

由于中国人人生安全感寄托于“关系”，所以他们特别重视关系的和合或和谐。因此中国人在主观上希望（1）和天地宇宙，（2）和人间世界，（3）和国家民族，（4）和亲朋好友，（5）和家人族人都建立起和谐的关系。“家和万事兴”，最好整个世界都能像家一样安全可靠，让人放心。显然，这种和合精神，更倾向于接受统一而不是分裂。这是因为差序格局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对于陌生人（关系疏远）不放心。如果能统一到同一个共同体，按同样的方式行事，彼此就可以放心了。

这种“关系本位”，在中国文化中还产生了两个特殊的变体，一是许烺光所称的“处境中心”（situation-centered），[12]即从周遭处境出发建立自己的安全感。所以“处境中心”就是我与自身处境（the situation in which I live）的关系。这种“处境中心”会抑制攻击冲动，渴望安定，向往太平。这导致了中国人过去数千年缺乏象游牧民族或西方民族那样进行大规模、远距离迁徙的热情，没兴趣去进行横跨几大洲的长程侵略或殖民。因为对中国人来说，那些遥远的异国他乡太陌生，让人不放心，宁愿舍弃。安土重迁也罢，重视风水也罢，都是“处境中心”的体现方式。所以，他们虽然宁愿修筑长城把敌人挡在外面，而不一定要占有敌人的土地；他们最终放弃曾统治过的朝鲜和越南北部，因为那遥远荒蛮之地终究是个麻烦；他们不愿直接统治、管理那些少数民族，宁愿采取藩属方式让其自理，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能心心相印，岂能让人放心）。如果中国人要对其他民族发动战争，往往是出于生死存亡的恐惧、无路可走的选择等原因。“处境中心”因此暗含一种务实地与周边环境和谐相处的精神。

“关系本位”在中国文化中的另一个变体是“团体主义”（collectivism）。因为“我”不可能跟所有人同样好、同样熟悉，通过人为构造一种相互理解、相互需要的小团体，可以抵御陌生人或其他力量的威胁，团体无疑比单个人的力量大。“团体主义”是对自己生存处境的积极、人为建构（也是一种“处境中心”），关注我和我所在团体（collective in which I live）的关系（是“关系本位”的变体）。文化团体主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区分自己人和外人（in-group/out-group），对“非自己人”持排斥态度。团体主义的积极形态可以包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其消极形态可以变成圈子意识、帮派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文化团体主义体现了中国人构造人生安全感的一种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团体主义精神是追求大一统的重要心理基础之一。中国人春秋时期形成了“夷夏之辨”，后来又发展出忠孝节义、精忠报国的传统，其中皆包含舍小我、保大我的集体主义精神。

上述几方面，或可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文化中有利于大一统的因素，解释汤因比所说的中华民族的统一趋势。

（二）

然而，中国文化中虽有上述有利于统一的因素，也同样存在有利于分裂的重要因素。在中国文化内部，分与合的巨大张力从来都异常明显。比如我们常常讲中国人自我中心，“一盘散沙”；中国人勾心斗角，内耗严重；中国人拉帮结派，陷于党争。此外，地方主义从未断绝，王朝因此衰落，国家因此解体。所有这些，无不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与统一相反的趋势。导致这一趋势的根本原因恰恰也是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

一方面，“关系本位”体现了对人与人关系的深刻依赖，由此导致了无比深刻的人际矛盾与斗争，进一步可导致人与人分崩离析。人与人之间如果关系疏远甚至冷淡，有时不会有太大矛盾；人与人之间如果过分亲密或依赖，各种矛盾就容易产生。这种由人际关系所引发的人际矛盾和斗争，也表现在帮派、诸侯和地方之间。二者在性质上完全一样，后者是前者的延伸。这无疑是造成分裂的重要动力。

另一方面，“团体主义”易堕落为帮派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主义等形式，后者历来都是分裂的主要诱因。中国人觉得只有在自己熟悉或者特别是有感情、非常了解的人之间才有安全感，民族、国家、政治、制度这些东西在中国人看来都是陌生、冷漠、遥远和没感情的东西，不能给自己带来足够的安全感。所以宁愿依赖于自己建立的小团体或地方势力。当中央权威强大且公正时，人们觉得安全感有保障，没必要追求地方主义。但是当中央权威衰落或不能主持公道时，人们求助于地方主义或私人团体来谋求自己的安全感。

既然如此，为什么秦汉以来中国历史形成了以统一为主流的趋势呢？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团体主义”虽然是分裂的祸根，也可以是统一的动力。这是因为文化团体主义意味着，集体越强大，个人越安全。特别是当小团体林立、小团体不足以消除外部势力的无穷威胁时，人们会逐渐认识到如能将所有小团体统一起来、造就一个大团体，安全感才有根本保障。所以每当人们感到中央政权公正可靠时，他们宁愿选择统一的中央集权。

另一个重要事实是，“关系本位”虽然是分裂的诱因，也可以是统一的因素。因为在无休止的争斗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统一才是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我们看到，每当中国人分裂为不同的帮派、诸侯或军阀时，总是硝烟四起、战争不断。妥协极难做到，和平难以持久。结果，与其他帮派、地方或诸侯的关系，会消耗人大量的精力和心血，让他们筋疲力尽，正像日常人际矛盾中那样。与此同时，长期的冲突和战争，也会把全民的安全感摧毁殆尽。最终，人们普遍意识到，还是选择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更好，于是统一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13]的规律时发现，即使在分裂最久的春秋战国（约前722-前221）和魏晋南北朝（220-581年），逐步走向统一的趋势也异常明显。以春秋时期为例，先是东周初期至少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小国被楚、齐、晋、秦等大国所吞并。据顾栋高考证，楚国在春秋时期吞并的小国多达42个；晋国、齐国分别吞并周边小国18个和10个，就连鲁国这样的小国也吞并了9个周边小国。[14]所以战国七雄本身就已经是统一的产物，而秦统一六国不过是这场统一潮流的顶点。再以魏晋南北朝为例。三国鼎立只有45年即为西晋统一。西晋灭亡后，南北朝虽朝代更迭频繁，但南方基本保持统一格局，而北方在各政权的混战中也曾分别于公元376年、439年和577年几次实现过统一（其中北魏统一北方近百年），最后南北方统一于隋。是否可以说，秦和隋的统一均是顺应了某种历史趋势呢？[15]

除此之外，经过春秋战国500多年、魏晋南北朝360多年的战乱，人们对分裂的苦果已深深品尝。南北朝及五代十国这两次较长的分裂，如果不是少数民族入侵及其政权建立，分裂时间应该会短很多。而在其他时期，像秦末、隋末及汉、唐、宋、元、明、清时期，虽然都出现了分裂甚至内部严重分裂的迹象（诸侯叛乱、同姓或异姓称王、农民起义等等），但都比较快平息了下去。这种现象的发生，除了金观涛等讲的社会组织方式、许倬云说的纵横联系网之外，应当还有深层的文化心理因素。

金观涛、刘青峰先生曾运用控制论、系统论方法，对中国古代社会“大一统”趋势从组织结构上进行了研究。他们把中国古代社会大一统格局的形成解释为以儒家意识形态为粘合剂，同时为上层官僚机构、中层乡绅自治和基层宗法家族提供合法性支持，并建立了儒家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和地主经济三者相互耦合的一体化结构。[16]事实上，金、刘所说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或“宗法一体化结构”，其成熟而典型的形态出现在明、清时期，并不是秦汉以来一直如此的。由于作者以中国古代社会成熟、稳定时期的社会组织形态为代表，就无法解释在统一意识形态严重衰退、社会组织方式深刻变迁的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为何有内在而强烈的统一趋势？[17]

事实上，金、刘所说的“超稳定结构”不仅有清晰的生成、演变轨迹，在其背后还有更深层、也许是更重要的“超稳定结构”，即前述所谓以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等为特点的文化心理结构。金、刘对统一意识形态重要性的认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的分裂为何长久，但不能解释为何这两次分裂未能像古希腊和西欧那样，永远持续下去。可以说，秦和隋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两次最重要的统一，正是这两次统一促成了金、刘所说的“超稳定结构”。[18]可以说，金、刘所说的文化、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之所以能形成，与许倬云所谓的“纵横联系”、赵鼎新所谓的“阶层融通”一样，在更深层次上由本文所说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促成。[19]

必须认识到，中国人的统一能力有明显的局限。这首先表现为中国人的“统一趋势”是有限度的。通常他们主要只在本民族或已高度同化的民族之中才追求统一，而对其他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通常较少有兴趣统一（当然，在对方直接威胁自己的生存时则例外）。正如前述，汉人政权对少数民族政权在传统上更倾向于采取藩属或羁縻的方式。总之只要你不惹事就好了，我才不想管你呢。这与一些游牧民族不同，当他们统治中原时，宁愿直接统一所有被他们征服的民族。今天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格局正是满人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不要对汤因比先生的预言过高估计。

（三）

汤因比先生说：

在过去二十一个世纪中，中国始终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20]

统一的中国，在政治上的宗主权被保护国所承认。文化的影响甚至渗透到遥远的地区，真是所谓“中华王国”。实际上，中国从纪元前二二一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21]

汤因比所描述的中国人的世界主义精神，及其曾经长期影响到半个世界的巨大能量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想一方面，这确实要归功于中华民族能不断地走向统一，通过统一积聚起巨大的能量，从而能打败个人战斗力远胜于汉人的游牧入侵者，建立起空前未有的世界性大帝国。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汉人王朝衰落的时候，就有不少少数民族趁机南下，建立割据政权，造成分裂局面。

另一方面，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天人合一”观念，背后暗含着“天下一家”、“九洲大同”的梦想，这确实是一种有助于天下一统的世界主义精神。这种理想在中国历代思想史上一直占据主流。除了孔子、老子及先秦儒家表达过天下大同的期望外，后世学者也一直有强烈的“天下主义”情怀，甚至现当代学者如康有为、熊十力等人仍在阐述此种理想。与此同时，古代中国帝王的“天朝上国”、“中央之国”虽似可笑，但背后也透露着某种包容全天下的宏伟理念。这种天下一统的理想之所以诞生，从文化心理学上看，也是由于中国人对于陌生人、对“异类”不放心，缺乏安全感。只有都成了一家人，才能保障安全，所以最好是“天下一家”。

第三方面，中国文化的世界主义特征还要极大地归功于中国文化的相对早熟。别的不说，汉字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西周建立以前）就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了，其发明时期可能要再往前追溯2000年。而在中国周边，少数民族最早发明文字的时间也要到突厥人和藏族人在公元7世纪，比汉人可能晚了3700年。中国或中国周边其他民族发明文字的时间则分别是：契丹人公元960年、西夏人公元1036年、女真人公元1119-1138年、蒙古人公元1204年、朝鲜人公元1424年、满人公元1599-1632年、越南人公元1651年，比中国人可能晚了4000年以上。

一个民族没有文字，自然无法积淀起丰富的历史经验，写成世代流传的文化经典，形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塑造完备发达的制度系统，从而建立世界性的政治国家。中国文化的早熟保证了汉人在与周边异族的战争中，可以借助于高效的行政能力和强大的国家力量，形成庞大的集团战斗力，从而打败并成功同化许许多多的异族。今天我们在甲骨文、殷周金文及《左传》一类古书里所看到的许多方国或异族，早已消失在历史的云烟里，它们的名字诠释了华夏政权曾经的强大。秦的统一并不仅仅是汉民族内部的再统一，而且是汉族势力向周边、包括向长江流域甚至其以南的巨大扩展。从此以后两千多年里，中国人的地理空间基本上以秦统一后的版土为基础，逐步而缓慢地向外辐射或推进。这大概就是汤因比所谓的中国人的世界主义吧。

从历史的角度说，我一直认为，西周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大发展。不要忘了，东周的分裂和战乱是在西周数百年统一和融合的基础上发生的。西周漫长的统一极大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铸就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模式——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等。西周深深地塑造了华夏文明共同体意识，“夷夏观”成为后世“大一统”思想的重要源头。西周文明还激发出一种卓越的天下观念，正是在这一天下观的基础上，有了以治理全天下为己任的百家争鸣，有了以全面整理文化为使命的“六经”编订，有了儒家关于未来世界的千秋盛世和万世太平理想。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文化早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后来再次统一的深厚文化基础。

然而，正如其统一能力有局限一样，中国人的世界主义也有明显局限。“处境中心”的思维方式，导致在通常情况下，中国人对于与自己差别较大的民族或完全陌生的世界，倾向于采取谨慎保守的态度，没有巨大的热情去同化。所以中国人从未发展出类似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那样无比强大的传教热情，和前赴后继的传教运动。“处境中心”思维倾向于通过缓慢融合来实现和平，所以会尽可能采取“怀柔”的外向政策。它不太相信武力，因为惧怕导致恶性循环式报复，保证不了长治久安。这就造就了一种保守的世界主义，而不是积极的、进攻性的世界主义。

我估计今后中国人也不大可能改变这种相对保守的“世界”观。在历史上，中国文化的世界主义特征，固然与其内部“大一统”的理想和能力有关，但由于也与其在文化上相对于周边少数民族早熟有关，其有限的世界主义特征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附带产物。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片面相信汤因比的话，过份抬高中国文化的世界主义特征？如果文化早熟是中国式世界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天中国文化还有什么优越性可言呢？至少古人所引以为豪的许多因素，比如文字早熟、宗教早熟、制度早熟等等，今天均不复存在了。再说，自身内部的少数民族问题数百年都解决不了，还有什么资格谈世界主义？

（四）

汤因比认为未来世界的主导权在东亚，他说：

西欧在人类史的最近阶段掌握了主导权，扮演了支配的角色。……在人类史的下一个阶段，西欧将把其主导权转交给东亚。[22]

东亚有很多历史遗产，这些都可以使其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轴。[23]

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24]

我期待着东亚对确立和平和发展人类文明能作出主要的积极贡献。……我认为世界其他地区即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和中东地区，对这种稳定似乎还不能起到这样的积极作用。[25]

汤因比所说的东亚或东亚文明，是指以中国为代表，同时包括日本、朝鲜、越南在内的文明类型，他把古代日本、朝鲜、越南视作中华文明的子体。

现在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下汤因比这些话究竟能不能成立？综合上述，我想中国文化在未来未必真的如汤因比所相信的那样，在世界统一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但考虑到中国规模之大，中华民族应该有能力建设成世界文明的新重心之一。换个角度说，如果中国连世界文明的新重心都成不了，所谓统一天下的世界主义也没意义了。那么，中国未来如何成为世界文明的新重心呢？

必须认识到，假如在未来的世界里，中国人仅仅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并因此在军事和政治上始终保持自身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这绝不能保证中国成为世界文明的重心之一。

因为首先，人类历史上许多大国（包括前苏联帝国、纳粹帝国、蒙古帝国等等）都曾经成为军事和政治上名副其实的世界帝国，但由于制度不文明，文化不进步，一旦倒台，立即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所谓“世界文明的重心”，顺着汤因比的思路，至少要包括：

（1）成熟进步的社会制度；

（2）自成一体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相配套）；

（3）普世意义的伟大宗教（至少一个）。

这些构成伟大文明的要素，在古代的中国都具备了，只是就宗教而言，中国人的普世宗教并不像汤因比所说的只有大乘佛教，更包括影响不比大乘佛教小的儒教、道教及地方宗教。事实上，大乘佛教一直到隋朝之前基本上还不占居统治地位，它的真正得势也许要到唐朝。在宋代以来的历史上，虽然佛教一直是最大的宗教之一，但在官方和私人生活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儒教。

然而，今天中国人面临的真正难题恰在于，那些构成一个伟大文明的要素还不具备。过去的价值观念、精神信仰（特别是儒教）以及制度体系受到了全面冲击。一方面，儒教等宗教的价值和信仰不再构成当代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主导因素；另一方面，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所代表的西方制度及价值全面涌入，却又不能落地生根。中国人能否重建自身的制度和价值，至今还莫衷一是，前途未卜。

汤因比非常大度地说，

对过去的中国，拿破仑曾说，“不要唤醒酣睡的巨人”。英国人打败了拿破仑，马上就发动了鸦片战争，使中国觉醒了。[26]

然而，中国人觉醒了，不等于就能建立起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只要一种新型的、具有中国或东亚文化自身特点的独特文明样式没有建立起来，任何关于中国将成为未来世界文明重心之一的预言都言之过早。

汤因比研究过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20多种文明，这些文明从形态上我认为可以大体划分为八大类（有的已消失）：（1）西方社会（包括希腊、罗马及犹太），（2）东正教社会，（3）伊斯兰教社会（包括伊朗、阿拉伯及叙利亚），（4）中国社会（包括日本、朝鲜及越南），（5）印度社会，（6）美索不达米亚社会（苏美尔、赫梯和巴比伦），（7）古埃及社会（已消失），（8）拉美社会（安第斯、尤卡坦、墨西哥及马雅）。他把日本、朝鲜及越南当作中国文明的子体。[27]当然我归纳其为八大类古代文明类型，不一定准确，希望能反映汤因比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划分框架。汤因比意味深长地指出，在公元775年左右，“在世界地图上的不同社会的数目和一致性同今天大体上相同。”[28]

按照亨廷顿的观点，未来世界文明的基本形态包括西方、中国、印度、日本、伊斯兰、东正教、佛教、拉丁美洲、非洲等为代表的几大文明。[29]亨廷顿的文明划分晚于汤因比，针对的时代也不同。不过，其中中国和日本或许不代表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不妨按汤因比合称为“中国文明”或“东亚文明”；他所说的佛教文明应该主要指信仰小乘佛教的南亚国家，可与印度文明视作一类。这样一来，我们今天就有了——：

（1）西方；

（2）中国；

（3）印度；

（4）伊斯兰；

（5）东正教；

（6）拉美；

（7）非洲

等为代表的大致七大文明形态。亨廷顿的观点常被国人误解为主张“文明必定冲突”，事实上他只是主张冷战结束后世界的格局发生了或发生着重大调整，呈现出多极化（multipolar）或文明多样化（multicivilizational）的趋势，未来世界的主要冲突可能源于此。正是基于这一文明多样性观点，他非常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权主义，他甚至称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人权帝国主义”。[30]

基于汤因比和亨廷顿对人类文明的分类，过去一千多年来，虽然人类文明经历了无数变迁甚至浩劫，但其基本形态并没有改变。据此我们可否预言，未来一千年内，人类文明的基本形态也不会有大的改变？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应该对于中国人在未来建立起新的文明样式有更大的信心。

让我们重申：决定未来中国能否成为世界文明重心之一的关键在于，中国人能否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制度模式及精神信仰（或普世宗教）。这套价值、制度及信仰的具体内容和特征，已超出本文预定范围。这里只想强调一点，中国人只要能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自然就会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国家。目前已经取得较大现代化成就的日本、韩国等国，在建立新型东亚文明形态方面还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自觉和自信。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自觉和自信是从来不缺的。

（本文发表于《人民论坛》2015年10月中，发表时有删改）

【注释】

[①]池田大作、阿·汤因比著，《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2版，页278。本书以下引称《展望》。

[②]《展望》，页279。

[③]《展望》，页283。

[④]《展望》，页284。

[⑤]《展望》，页276-277。

[⑥]《展望》，页278。

[⑦]《展望》，页283-284。

[⑧]《展望》，页278。

[⑨]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⑩]参许倬云，《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25-51。许氏认为，中国的大一统格局得以维持，是因为在横向上有横贯全国的经济交通网，在纵向上有大家族及士大夫阶层与官方之间的媒介作用。因此我称其观点为“纵横联系”或“纵横联系网”之说。“纵横联系”或“纵横联系网”均非许氏用语。许氏说，“大一统力量长期维系中国，一方面可能由于巨大的经济交换网维持了经济上的互转；另一方面，地方利益及地方意见经由察举保持了中央与地方的声气相通，也保持了政权对于儒家思想的密切关联。”（《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页31-32）这一观点金观涛、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等书中也从控制论的角度提到了。

[11]赵鼎新，“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文化纵横》2009年第6期。赵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不像罗马和欧洲那样多重政治势力（国王、贵族、教廷、城市中产阶级）并存、谁也不能吞并谁，而是只有国王和贵族两种势力主为，且各国实现了旨在削弱贵族的郡县制。社会结构的单一，也导致类似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一类概念在中国未能形成，这些都有利于走向统一。在汉代以后，“儒学为中华帝国提供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和认同感基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古代帝国控制能力有限这一局限”。他对汉以后儒学重要性的看法与金观涛、刘青峰相似。他对先秦时期社会结构的分析很有道理，但我认为并不代表全部原因。而且，中国在先秦时期贵族阶层逐渐被削弱从而导致社会结构单一化，这是与封建制度解体相伴随的现象，而在欧洲没有出现此种情况，为何在中国出现了此种情况，还值得深入研究。“阶层融通说”是我用来概括赵的观点的，非其本人用语。赵的观点，在我看来正好映证了我所说的中国文化由此岸取向决定的关系本位重视和谐、和合的特点。从此岸取向出发，各家学说皆以天下治理为宗旨，所以必然导致儒家这种最有利于天下治理的学说获胜。从关系本位出发，不能容忍某种独立的势力（如贵族、教廷）完全自外于世俗政权体系。

[12]Francis L. K Hsu, Americans and Chinese:

Reflections on two Cultures and their People, introduction by Henry Steele

Commager,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70

[13]对于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考察，参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增订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14]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全三册），吴树平、李解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页524（楚）、517（晋）、510（齐）、507（鲁）。

[15]据盛思鑫介绍，王赓武先生在近来也论证了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各国如何在制度改革上为后来的统一作了准备，从而说明了五代十国从分裂迈向统一的历史必然性。不过王的角度与本文完全不同，但也不矛盾。参盛思鑫，《大一统思想与意识形态结构——评<分裂的中国：迈向统一的883-97>》，《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555.html），2011年11月15日，上网时期：2015年10月8日。

[16]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另参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页1-17；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页7-21。

[17]金观涛、刘青峰既然以儒家意识形态、国家官僚系统及自耕农经济这三个子系统的耦合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自然就无法解释在儒家意识形态未兴起前的三代，统一为何延续那么长久（夏、商、周三代历时2000年左右），以及春秋战国的分裂为何会走向统一。对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统一的完成，作者解释为“民族大融合大体完成，儒学消化了外来文明后再次复兴，中国才又按着传统的一体化社会整合方式，建立了强大兴盛的隋唐帝国”（氏著，《开放中的变迁》，页418。类似观点参《兴盛与危机》，页227-267），这一解释固然符合作者所建构的“超稳定结构模式”，但无法解释儒家为何在经历巨大衰落后能取代佛教和玄学而复兴？为何中国未像西藏等地那样变成纯粹的佛教王国（特别是在由少数民族主导的北朝）？北朝的封建化趋势为何会中断、传统的一体化结构为何能重建？他们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用了“令人惊讶的历史惯性”来说明（《兴盛与危机》，页260）。事实上，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有一个前提，即中原汉族人口数量上占优势，并在生活方式上基本保持不变。我在其他地方论述过，儒家在中国成为统治意识形态是西周即已成型的中国文化心理结构决定的；汉代以来独尊儒术之所以能形成，与此有关，并非由于个别帝王的偶然决定。（参拙著，《“三纲”与秩序重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因此南北朝之中儒家复兴和统一趋势，不能说与文化心理结构无关。

[18]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西周时期的统一，及战国的“大一统”思想皆为后世大一统趋势的重要来源。参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刘家和，“论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页58-67；张传玺，“大一统与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北京日报》2000年9月18日第12版（理论周刊栏目）。许倬云亦说，“秦汉与罗马，文化的统一早于政治的统一”，“在秦汉统一以前的战国时代，中国即已走向统一。”载氏著，《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页109。

[19]在《开放中的变迁》一书中，金观涛、刘青峰同样用“超稳定结构”说解释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均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竭力重建意识形态、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一体化结构的。这一观点独到、新颖，在我看来进一步说明了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巨大力量，也即中国文化内在的“大一统”趋势。

[20]《展望》，页277。

[21]《展望》，页278-279。

[22]《展望》，“序言”。

[23]《展望》，页277。

[24]《展望》，页283。

[25]《展望》，页276。

[26]《展望》，页280。

[27]汤因比著，索麦维尔节录，《历史研究》（上册），曹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1966年，页15-43；另参维基百科英文版词条“A Study of History”，https://en.wikipedia.org/wiki/A_Study_of_History，上网时间2015年10月1日。

[28]《历史研究》（上册），页10。

[29]Samuel P.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6.

[30]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 Vol.72, No.3, Summer 1993, pp.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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