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与净出口需求的增速持续下滑，其疲弱态势不断拖累经济下行。然而，深入观察分析以后我们发现，需求疲弱现象的背后，掩盖着供需结构不匹配的深层次矛盾。2012年以来，我国需求结构与档次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基本上接近于发达国家水平，但供给结构和供给方式调整升级缓慢，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需求升级，出现了供给制约需求实现的特殊矛盾。面对“结构性减速”，简单地增加货币供给、刺激总量需求并不能解决经济中长期稳定增长问题。因此，适应经济发展变化和需求升级要求，全面启动装备制造业技术改造，实施主动的供给结构调整，推进供给方式的商业革命，提升供给能力，有效满足现实需求并激活潜在需求，从供给端发力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将成为未来政策调控的着力点。
一、理论分析与实际数据显示：需求总量约束并不成立
宏观经济上，总需求由消费需求、资本形成需求、净出口三大部分构成，资本形成需求一般也称为投资需求。从三大需求要素支撑及货币扩张支付能力来看，我国并不存在需求约束这一命题。
1、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不断提升，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迫切，消费需求旺盛
我国人口数量超过13.5亿，人均GDP 于2008年越过3000美元后，2014年突破7500美元，增长居全球前列。随着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居民收入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2004年城镇最高收入户（10%）的人均收入为27506元，是最低收入户（10%，3084元）的8.9倍，2014年降到7倍以下。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高于高收入群体，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从高峰时期的近0.5下降到目前的不到0.47，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扩大。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2010年人均社会保障支出1781元，2014年增长到2411元，社会保障水平比2010年提高0.12个百分点。随着住房、医疗和养老的不确定性降低，居民储蓄倾向逐渐降低，消费需求倾向在增加。
财富积累预期效应也对消费支出产生重要支撑。2010年以来，股市市值、房产价格和理财余额都出现一定程度攀升，居民财富积累速度较快，尤其是城镇中高收入群体通过理财积累了较大的财富余额。截止2014年末，全国银行理财资金余额已超过15万亿元，在过去的10年以平均每年40%以上的速度增长;2012年末,沪深股市总市值还在23万亿元左右,而到2015年上半年末超过62万亿元。
随着收入和财富以及财富增长预期效应的增加，居民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迫切，例如住房（扩大居住面积和提高品质的改善性住房、第二套住房等）、汽车（人均拥有量增长速度、轿车置换速度、家庭第二辆车等）、智能家电、绿色有机食品、基础教育与职业培训、旅游、医疗、养老等，消费升级换代的需求较大。因此，无论是从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还是从消费欲望角度，我国都不存在消费需求约束。
2、投资需求空间广阔，潜力巨大
随着经济发展转型升级，企业升级改造的必要性和欲望都很高，潜在的投资需求较大，尤其是一千多万的中小企业，投融资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城乡基础设施仍严重不足、工业4.0战略和“互联网+”带来的技术改造升级需求等因素使投资需求总量也较大；政府改善民生、环境的需求还远没有达到社会期望，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还不能满足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国外新兴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投资和商品需求、中高收入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也比较旺盛等，我国投资需求不是没有空间，缺的是提升经济运行质量的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技术改造类投资以及装备制造升级换代投资等。根据麦肯锡预计，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在未来18年间要达到57万亿美元，中国仍将是全球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国。可见，投资需求也不构成约束。
3、全球经济及贸易增长对我国出口需求未形成根本上的约束
从全球经济增长来看，虽然发展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但2012年以来企稳态势不断确立，2012年至2014年经济增长稳定在3.4%左右，总体上呈现缓慢复苏上行之势。全球贸易逐步恢复，2007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4.7万亿美元，2009年跌到31.8万亿美元，2011年以来明显复苏，2014年增长到47.5万亿美元以上。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贸易额将突破2.5万亿美元，对出口需求更是形成有力支撑。
4、以货币表现的支付能力扩张，不构成制约总需求的“天花板”效应
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基本上保持了平稳增长，2012年至2015年上半年末，M2同比增速只回落2个百分点，低于同期投资、消费、进出口增速回落。2015年6月末，M2达到133.34万亿元，货币供应量扩张幅度远超同期GDP增幅。与此同时，作为现实货币支付的替代品，票据总额居高不下，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超额货币供应。2014年企业累计签发商业汇票22.1万亿元，同比增长8.9%，商业汇票未到期金额9.9万亿元，同比增长9.3%，金融机构票据融资余额达2.9万亿元，同比增长48.9%。考虑到中国高达92万多亿元的“不活跃货币”（以企业定期存款和居民储蓄为主），相当一部分处于睡眠待唤醒状态，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的弹性较大，以货币表现的支付能力扩张，并未形成制约总需求的“天花板”效应。
由于现实经济生活存在着广义货币过多和实际需求疲弱的矛盾，宏观经济政策往往陷入两难选择困境，宽松的货币无法通过刺激需求曲线向右移动进而带动产出水平上升。
二、三大需求数据疲弱都有供给抑制的影子，背后的根源都是供需结构性矛盾
三大需求数据“疲弱”与巨大潜在需求得不到实现的背后，存在着大量供给方面的因素，产能过剩、市场交易数据下滑只是表象，供需结构不匹配，供给结构和供给方式不适应需求的快速升级，成为制约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1、供给结构升级缓慢、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抑制居民现实消费需求
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有一个划分标准，即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足；20%以下为极其富裕。我国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0—40%之间。国际经验也表明，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人们的消费开始由“小康型”向“享受型”转变，超过6000美元后，将由“享受型”向“休闲型”转变。当前我国已跃升到由“享受型”向“休闲型”转变阶段，居民消费需求结构与档次已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年均收入10万元以上的富裕家庭快速增长，资产1000万元的富人阶层不断涌现。
从供给角度来看，我国已经是制造业大国，产品供应总量上处于过剩状态，但由于产业结构调整迟缓，创新能力欠缺，存在着大量的低水平过剩产能，难以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内在要求，许多现实消费所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无法获得，或者由于品质安全等原因而不敢消费，导致现实消费需求被严重抑制。
有效供给能力不足的结果是，本来旺盛的现实消费，要么“储币待购”，要么通过境外购买来满足，产生“需求外溢”。比如，近年来在农业科技进步引领下我国粮棉油糖、肉蛋奶、果疏茶、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产量连年快速增长，但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与居民消费快速升级不相适应矛盾却日益凸显，农产品生产供给结构与消费需求结构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再以牛奶行业为例，一方面是国内生产过剩，但品质不高，安全问题频发，严重抑制现实消费需求，如三鹿奶粉事件之后，乳品行业出现严重信任危机，奶类制品大量积压；另一方面是高品质的国外奶制品进口量节节攀升，澳洲、新西兰、欧洲等地奶粉受中国购买需求影响供不应求，德国甚至限制中国人购买奶粉。2008年至2014年，我国进口奶粉数量年均增长45%，2008年进口奶粉只有9.8万吨，2014年增长至90万吨。目前，国内市场从日常消费品到其他投资品以及医疗教育等均存在与牛奶行业类似的问题，如引发国人购买狂潮的日本马桶盖；大量进口的钢铁制品；大量境外求学、就医等。根据有关统计，2014年，我国在境外包括购物、交通、旅游等消费在5000亿美元左右，占到整个社会消费总额的10%以上。
2、供给方式有待进一步改善优化、供需信息不对称导致潜在消费需求难以转换为有效需求
近年来，我国供给方式有了很大改善，电子商务、便民服务快速发展，但仍以传统商业模式主导，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尤其如此。传统商业模式不仅存在流通环节多、效率低、成本高等经济学困惑，而且完全依靠实体网点的零售模式存在经营时间与空间限制，即使是最大购物中心陈列商品也是有限的，消费者无法及时得到全部商品信息、无法比较同一类商品的质量、功能与价格，商家找不到顾客，消费者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心仪的商品，大量的潜在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现实消费需求。市场供给方式跟不上需求升级，供需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大量的潜在消费需求处于睡眠状态。
3、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也制约了消费需求增长
国际一般经验，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阶段，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支出占支出比重会显著上升，促进居民消费逐步从耐用品向服务消费升级，拉动消费快速增长。近年来通过持续加大投入，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有所改善，但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总体水平仍然偏低，不仅抑制了公共消费需求，也抑制了居民相关消费需求。
实际上，在我国总供给结构中，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产品和服务一直处于短缺状态。例如，现阶段包括农田水利、电网、交通、网络建设、城市供水、排污等地下管道建设、环境治理等在内的城乡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供给缺口仍较大。尤其是，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对消费的抑制在农村更为明显。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导致农村家电、汽车、网络信息等相关消费需求未能完全释放。同时，制度类公共产品与服务有效供给明显不足，消费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欺诈、伪劣、侵权等不法市场行为频发，不仅导致居民消费心理发生变化，也强化了居民被动性储蓄行为，阻碍居民消费。
再如，医疗领域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长期以来难以解决，根源还在于城乡资源分布失衡、供给结构不合理；教育领域，职业技术教育一直是个短版，供需结构失衡也很严重；养老领域，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不到25张，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缺口巨大；政府采购领域，科研创新能力不足导致许多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如军工产品、国防产品等公共产品和服务，即使政府想采购，也不能采购到心仪的产品和服务，或者根本就采购不到，拖累公共消费支出增长。
4、净出口疲弱虽有西方市场需求减少和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因素，但最根本原因还是出口商品自身的竞争力低下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净出口对GDP的贡献总体上为负。一般认为是国际市场需求减少、人民币升值所致。但深入分析以后发现，国际市场需求总量并不足以导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为负；汇率因素对进出口会产生影响，但不是根本性的。如2012年以来，日元对美元汇率贬值50%，但2014年日本对外贸易逆差比2012年还扩大了近1倍；欧元对美元汇率贬值7%，但对欧元区外贸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贡献；而美元指数上升了25%，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反而从2012年到2014年下降了6.5%。如果产品竞争力很强，即使价格高，也有市场，如果产品竞争力弱，价格水平低也不会有多大的市场。美国出口的饮料、手机、电影产品等，皆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因此，真正影响进出口的还是产品本身的因素。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现状及变动态势来看，当前出口疲弱，根本上还是供给因素造成的。
一是低端产品出口被不断替代。劳动密集型、高耗能的低端产品技术含量较低，生产供给的替代性很强。目前我国大量对外贸易生产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塑料制品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出口占到我国出口总额的20%以上，但利润微薄，仅3—5%。近年来，东南亚、非洲等地区依靠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与我国传统出口产业形成了激烈的同质竞争。跨国资本也直接到新兴国家投资设厂，甚至将在中国的工厂迁至其他新兴国家，我国低端产品生产供给面临市场需求的“低端分流”、“低端替代”严重挤压。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东盟国家甚至将可能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二是高端产品出口总体上缺乏竞争实力。虽然近年来我国出口产品开始由低端向中高端升级迈进，但也只有少数高端产品走向了国际市场，而且有些产品是不是居于全球制高点，也有很大的争议。即使是一些实现了出口到新兴市场甚至中欧地区的高端装备制造产品，也有许多核心技术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如我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中，60%以上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生产出口的，产品制造核心技术掌握在外方手中。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纷纷重振高端制造业并不断扩大竞争优势，我国高端产品出口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的强烈挤压。
三是中端产品出口面临着强烈的贸易保护摩擦，产品优势地位并不明显。近年来，我国对外出口产品中，机械设备、电器及电子产品、仪器仪表、运输设备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中端产品出口不断增加，占出口比重上升，成为我国出口的中坚力量。但是在中端产品的出口领域，针对于我国的贸易摩擦也在不断增加，我国对外贸易摩擦也主要是集中在中端产品出口领域。我国中端出口产品并没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同时产品出口的自我保护能力还很弱，尚不能熟练运用国际贸易规则进行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我国出口增长。
5、资本形成需求疲弱也有供给方面的原因
目前我国成套设备、精密机床、高档发电机等高端产品50％以上都需要进口，一些中间产品、重要原材料国内也没有形成有效供给能力。轿车、家电、计算机、移动通讯产品的关键部件芯片重要零部件仍主要依靠进口；作为世界钢铁生产大国，各类特殊板材如冷轧薄板、冷轧带钢、冷轧硅钢、不锈钢薄板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生产用材严重短缺，每年进口都在1400万吨以上；虽跃居乙烯生产大国之列，但高档乙烯至今仍需依赖进口；作为传统的纺织品服装大国，所需高级面料也需要大量进口。资本形成需求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设备和原材料难以满足，面临着供给方面的硬性制约。
三、提升供给能力，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思路越来越清晰
基于对需求疲弱的供给端因素分析，仅仅靠刺激需求，简单平衡过剩产能，并不能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必须从供给端着手，构建新的内在稳定增长机制。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要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变化。
1、国家越来越重视并积极着手从供给端施策经济管理
经济新常态下，实现提质增效升级的经济增长目标，其核心在于提升供给能力。国家越来越开始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发力供给端，施策经济管理。
新一届政府多次公开表示，“增加有效供给，释放潜在需求，沉着应对市场短期波动，保障经济运行不滑出合理区间，让市场吃’定心丸’，成为经济稳中向好的关键一招”；要“着力增加有效供给，不断满足新增需求”；要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中高”发展目标，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双引擎”。
“中国版工业4.0”的《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推出，正是从供给端着力，以改变粗放、低端的增长方式，积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2、政府部门采取积极行动提升供给能力
各部委、各省区也将解决经济问题的视角从需求端转向供给端。国家发改委在“十二五”规划实施评估报告中，将“供给管理”提升到与“需求管理”并重的地位，方针政策制定侧重供给端调整，为微观经济主体创造条件。工信部出台《钢铁工业转型升级计划（2015—2025）》等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政策措施，推动传统行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实施重大技术改造，推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引导和支持中小企业参与产业链、创新链，提高产品质量和协作配套能力。商务部、相关金融部门等积极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引导提升供给能力。
各省（市、区）层面，不仅广东、上海、江苏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加强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促进本地区经济升级，重庆、湖南等中西部地区也在积极出台产业升级规划，重视供给能力的提升。
3、数据显示经济运行愈来愈朝供给能力提升的方向发展
2013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比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快4.2个百分点，2014年快5.3个百分点。当前，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值占装备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已经超过10%，比2010年提高2个百分点。进出口中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增速也保持在较高水平。2012年，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分别比整体出口增速高0.78、1.68个百分点，2013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比整体出口增速高1.98个百分点。2015年上半年，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分别比上年同期加快4.6、8.4个百分点。
2013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超过10万亿元，其中网络零售交易额1.85万亿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大国。2014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达到16.4万亿元。网络零售保持高速增长，商务部监测的5000家重点零售企业中，网络零售增长33.2%，比上年加快1.3个百分点，而传统零售如专业店、超市、百货店、购物中心分别只增长5.8%、5.5%、4.1%和7.7%，比上年分别回落1.7、2.8、6.2和4.5个百分点。2015年上半年，网络零售同比增长进一步加快至39.1%。
2014年，我国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框架下，共提交25539件国际专利申请，比上年增长18.7%，占到全球申请总量的11.9%，在申请总量的国家和地区排名中名列第三，是全球唯一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国家，显示“中国智造”力度的加大。
四、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几点认识
从我国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来看，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供给，经济也还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重视从经济总量上提升供给能力，更要重视经济的技术含量。财政货币等宏观调控政策要更多的从总量调控转向结构性调控。要全面深刻的认识到商业革命对经济运行质量提升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巨大作用。
1、优化供给与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矛盾，保持一定的增速并不是要回到粗放型增长老路上去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速保持了年均近两位数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等问题。因此，有分析认为，要通过降低增速来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迫使上述问题解决，否则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不能调整，产能过剩、环境污染问题难以解决，民众生活质量难以提高。其实，这种思路并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的实际情况。
正如增速快了可能会带来上述这些问题，简单的把增速降下来也并不能自动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把过剩产能简单的去掉，并不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把工厂都关了而不是从技术改造升级着手，从加强环保的执法监督着手，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还有另外一种思路，即在加强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状况下我国仍需要而且也能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这种思路无疑积极主动。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国内市场远未饱和，新一轮改革开放全面启动，改革红利不断被释放，我国经济增长获得了一系列基础性支撑。特别是在技术改造投资力度加大的状况下，我国经济运行与过去粗放型增长也会完全不一样。
如果对比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难发现经济增长放缓一般都出现在成为高收入国家之后，因而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还不能成为下调经济增长预期的理由。而且国际经验还表明，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如果经济增速快速下滑或大幅波动，会破坏市场信心，造成悲观预期，投资、消费趋于犹豫，失业问题、财政问题、社会问题可能接踵而至，改革空间被大大挤压，形成经济发展“陷阱”。在这方面，日本、韩国、拉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有一系列的经验教训。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在随后的20年间，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减速，相反还在提速，直至进入到高等收入国家行列。韩国亦是如此，甚至韩国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经济仍维持了一段时间8%左右的高速增长。相反，拉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增长过早地出现“刹车”，导致长时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拉美国家尤其如此。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障碍。大量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是全面的，包括支出结构和收入分配格局改变、青年劳动力供给减少、社会流动性下降等。换句话说，“未富先老”的我们，在遇到“中等收入陷阱”之前，很可能会被老龄化拖住中国经济发展的后腿。因此，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建立一个适合老龄化社会的分配结构和社会保障体系，让大家不会过多地进行私人储蓄来“防老”，多增加当期的消费和投资，让社会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当前我国经济出现高度一致性看淡预期，对促进供给能力提升，解决去库存化、化解当前较为严峻的产能过剩矛盾问题，进而对经济复苏增长，实现提质增效升级等，都将产生极为不利影响。如果任由高度一致性看淡经济预期持续下去，则将产生经济陷入快速收缩的恶性循环，我国经济也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需要密切关注并高度重视、积极着手解决当前经济预期高度一致性看淡问题，从供给端发力促进经济增长。
2、经济在全球上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大小，更取决于经济的技术含量
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商品出口国，是名符其实的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
但是也应该看到，受制于供给能力约束，我国产品全球竞争力整体水平并不高，世界主要名牌产品、奢侈品牌，我国基本上处于空白，绝大部分为发达国家所垄断，极大影响到我国的生产品质和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美国的3倍，日本的6倍，还高出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水平。如果我国单位GDP能耗达到世界平均水平，GDP总量在现在基础上可提高36%，如果达到美国能效水平，可提高70%，达到日本能效水平，可提高170%。因此，提升我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由经济大国、贸易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贸易强国，必须提升供给能力，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含量。
3、宏观调控政策要更多地从总量调控转向结构性调控，注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
在我国产能过剩已较为严重状况下，货币政策调控并不是简单的松紧银根、收放流动性问题，要通过产业信贷政策调整匹配现代产业政策，引导利率水平下行，吸引民间资本加入等，切实增加有效供给能力。近年来，央行通过加强精准调控、定向调控等，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起到了很好的支持作用。相比而言，财政政策的结构调整作用更为显著。要进一步通过加大税收增减、财政补贴等方式，促进生产质量、供给能力的提升。
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很大，加大稳增长力度的境况下，要进一步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历次经济危机后能较快率先恢复，与政府适时适度干预市场，积极发挥财政政策作用是分不开的。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为对冲危机产生的不利影响，美国财政政策可以用“果断、迅速、力度大、针对性强”来形容。2008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从2007年的1607亿美元激增至4590亿美元，2009年进一步大幅扩增到14127亿美元，占GDP比例从2007年的1.12%上升至9.8%。由于危机仍在演绎，经济未能得到好转，美国财政刺激经济力度在随后的三年仍较大，联邦财政赤字占GDP比例维持在较高水平。在经济复苏态势逐步确立，私人投资和消费开始有力拉动经济增长后，出于平衡财政赤字的考虑，美国政府投资与消费逐年缩减，联邦财政赤字及占GDP比例显著下降。可见，美国经济不仅依靠私人消费和投资要素带动，也非常注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
与此对应的，则是20世纪80年代拉美和2008年希腊等应对危机举措不当，经济长时间陷入衰退萧条复苏艰难景象。20世纪80年代拉美和2008年希腊等爆发债务危机后，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在经济明显处于下行状况下，政府不但未能采取扩张措施刺激经济发展，相反还采取紧缩政策，从而使得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如希腊在经济衰退加剧境况下，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还从2009年的15.6%下降到2012年的8.9%，政府干预不当产生严重后果。
借鉴他国经验教训，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增长，加强结构调整，防范通货紧缩，此时更需要大力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去杠杆化要把握好力度，稳妥推进。
4、全面深刻的人士商业革命对优化供给，促进消费，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等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和作用
提升供给能力，增加有效供给，不仅取决于技术和装备水平，还有一个商业模式的问题。从现在发展趋势来看，互联网商业已经显示出未来的一个方向，我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起步，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但当前社会还主要是从搞活市场这个角度来看待商业模式革命，这种对商业模式革命重要性的认识远远不够。商业模式革命不仅对潜在消费需求唤醒实现，提升供给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对整个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也意义重大。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其中很重要体现在经济运行效率方面，但近年来这方面的差距明显缩小。仅从物流运行效率方面来看，2014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例从2011—2013年间的18%左右下降到15.2%，与美国、日本、德国等的差距在1—2年间缩小近4个百分点。按照这一趋势发展下去，我国物流运行效率将很快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商业模式革命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网络零售交易额市场占比还较低，2013年，网络零售交易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7.78%，2014年增长至9.39%。因而，继续推进商业模式变革，保持商业革命全球领先势头，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极为必要。
五、解决供需结构矛盾的关键在于装备制造业升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升级供给结构，提升产品的生产档次和技术含量，适应国内外发展需求，关键在于实现装备制造的升级换代。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不仅由于它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很大，更重要的是高技术的载体及转化为生产力的桥梁和通道，是产业升级的手段和国家安全的保障。装备制造业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一个国家产品质量，在供给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放眼全球，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高端装备制造业仍处于全面领先地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则在奋力追赶。
1、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
美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一直依托其全球领先的研发基础、金融服务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支撑，其高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23倍。在高端制造业的存量领域，美国企业构筑的“高边疆”更是中国企业在相当长时间内都难以逾越的壁垒。例如波音公司2012年的营业额就达到了817亿美元，储备订单价值达到3900亿美元，而拥有200家企事业单位、近30家上市公司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2014年的销售额不足500亿美元。奥巴马政府第一任上台不久，就把“再工业化”作为美国整体经济复苏的重大战略推出，其实质就是要推动美国制造业的脱胎换骨，掀起“第四次工业革命”。
德国是全球制造业中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拥有机械、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等全球领先水平的显著地位，在嵌入式系统和自动化工程领域具有超高的技术水平，确立了在制造工程行业中的领导地位。德国2011年提出“工业4.0”概念，在此后推出的《高技术战略2020》中将“工业4.0”作为十大未来项目之一，目的在于奠定德国在关键技术上的国际领先地位，夯实德国作为技术经济强国的核心竞争力。
日本制造早已在全球无处不在，大到造车、造船、造飞机，小到奶粉、拉链、马桶盖。日本拥有全球35%以上的半导体生产设备，占据着全球90%以上的数码相机市场。在经济放缓的状况下，日本制造凭借着过硬的质量仍稳居全球制造业领域头把交椅。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德国、日本等海外装备制造业开始向本土回流,并取得实质进展，有力支撑了经济复苏增长。美国先后制定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并设立了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数字制造和设计创新中心等先进制造技术研发创新中心，将装备制造业重振重点放在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德国颁布的一系列针对中小型制造企业的政策和措施, 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成为其独秀于欧洲的制胜法宝；日本为了夺回以往在世界装备制造业市场中所占的市场份额,提出了各项应对“产业空心化”举措。美国、德国、日本等装备制造业外流和回流的经验,为中国从装备制造业大国发展成为装备制造业强国提供了有益借鉴。
2、我国制造业的现状令人忧心
由于人口众多、市场巨大，依靠低端消费品的规模扩张就可以获取利润，追求短期利润效应使大量投资涌向低端制造产业，加之知识产权保护不力，高端制造业的技术一般源自“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自主创新的技术供给率不高，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受制于人，产业链高端缺位，导致我国虽然成为制造业大国，但远不是制造业强国。产业大而不强、基础制造水平落后、低水平重复建设、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创新产品推广应用困难等问题突出。而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外市场需求萎缩，自2008年迄今，我国装备制造业增长势头明显趋缓，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滑，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生产装备水平上跟不上需求发展需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严重制约到我国需求增长。当前，我国装备工业增加值率在26%左右，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6—8个百分点。部分生产装备制造甚至是几十年前，或是更长时间以前的，不仅生产能力落后，生产的安全隐患也很大，急需改造更新。而与此对应的则是我国技术更新改造投资增长缓慢，2014年，全国新建和技术改造类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额的比重13.8%，甚至比2004年还下降了0.3个百分点，极大约束了制造业生产水平的提升。
3、中国高端制造业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我国制造业正步入向中高端迈进的新阶段，中高端技能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优势逐步积累，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高端制造业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2014年度的世界机械500强企业中，美国占29%，日本占20.4%，中国占13.2%，比2010年还要减少2.2个百分点，且无一入选前10名；即使在前100名当中也只有13家，而美国有24家，日本有20家；前500名当中，美国145家，日本102家，中国66家；世界机械500强的门槛是20亿美元，中国机械500强的门槛则只0.3亿美元。
尤其是，根本性的装备技术进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国目前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不到50%，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有着极大的差距。最近10年来，外资企业对我国制造业的市场控制度不断上升，平均控制力已经超过三分之一。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3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滞后，已成为制约我国供给结构升级、提升供给质量的主要瓶颈。
正是基于装备制造业，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极其重要性，我国装备制造业整体水平不高，不能适应需求升级需要，近年来，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快装备制造业振兴升级的规划和政策，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被确定为重点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到2020年，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销售收入在装备制造业中的占比将从2010年的8%左右，提高到25%，工业增加值率较“十二五”末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5年我国装备制造业进入世界第二方阵，部分优势产业率先实现又大又强；到2035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位居世界第二方阵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装备制造业强国；到2050年我国装备制造业进入世界第一方阵，成为具有全球引领影响力的装备制造业强国。
4、启动装备制造业升级战略必须有政策保障
装备制造业升级尤其是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不仅不会加剧产能过剩，还可以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一是拉动当前投资需求；二是通过创新产品唤起市场潜在消费需求；三是增强出口竞争力，并通过技术升级从根本上解决高能耗高污染问题。启动装备制造业升级，政策取向应该进一步明确以下几个重点：
1、财政税收政策。
设立国家装备制造业技术升级专项发展基金，组织实施装备制造业技术升级专项计划，在若干领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发挥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聚效应，培育特色装备制造基地。发挥产业链辐射效应，提高重大技术装备成套能力。继续扩大高端装备及装备制造升级投资财税支持政策，编制高端装备制造业重点技术和产品目录，大力支持高端装备及其关键零部件、配套系统的研发和产业化，对研制生产国家鼓励发展的高端重大技术装备，落实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积极研究完善针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公共服务体系和重大创新工程的相关进口税收政策。
2、金融支持政策。
建立支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和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支持装备制造企业升级改造融资。建立装备制造业技术升级基金，支持装备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发展高端装备。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上市，引导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向高端装备制造及装备制造业升级领域倾斜。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促进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和高校间的合作、交流与创新。
3、技术创新政策。
支持装备制造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所需关键技术，提升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快产品的技术升级。提高加工设备水平，推广先进工艺技术，推进制造过程信息处理、生产控制、资源管理、质量检测、环保处理等典型环节的流程化再造。健全产业创新体系，支持产业技术平台和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加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创新发展工程的衔接，突破和掌握关键核心共性技术，加大关键制造装备研发力度，支持促进技术成果工程化。
4、教育与人力资本积累。
依托国家相关人才工程、计划，大力培养装备制造业尖端人才、急需紧缺专业人才、高技能人才、管理人才。加大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国外智力引进工作力度，加速装备制造业人才国际化进程。发挥企业、科研院所、高校、职业院校和其他培训机构的平台作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5、出口导向政策。
推动外贸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局。“优进”，就是从我国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根据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有选择地向发达国家开放高端装备市场，积极引进短缺的材料、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重要零部件；“优出”，就是不仅要出口高档次、高附加值产品，还要推动产品、技术、服务的“全产业链出口”。通过支持中国装备走出去，让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与技术先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同台竞争，以此倒逼我国不断提高技术、质量和服务水平，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和平台，积极探索合作新模式，融入全球产业链，鼓励境外企业和科研机构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支持国外企业和国内企业开展高端装备联合研发和创新。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总之，随着需求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变，高端供给能力不足、低端供给能力过剩的矛盾日渐突出，制约了社会需求的实现，抑制了经济潜在增长速度，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仅仅靠增加货币刺激需求，或者简单平衡过剩产能，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解决问题的视角，必须从传统的总需求管理转向改善供给结构，提升装备制造水平，大力打造经济升级版，通过解决供给问题使中国经济继续长期保持快速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