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3月1日复刊，发表《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2006年3月1日《冰点》，以下简称《反》文），批判拙作《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2006年1月11日《冰点》），拜读以后，留下四个突出印象：一是力求摆脱拙作惹事以来席卷朝野的打棍子、戴帽子的文革遗风，回归学术讨论的常规；其中夹杂一些引起不少读者不满的非学术用语，可以理解为环境和习惯使然，不必苛责。二是史实错误很多。三是论断未能深思熟虑，逻辑混乱。四是集中了半个多世纪为义和团辩护的各种论据。

当前的辩论，实质是坚持还是摒弃左毒之争。作为研究19、20世纪中国史的学人，有责任针对这些观点，提供史实，为拨乱反正略尽绵薄，让广大读者在比较中作出自己的判断。

对 “反帝反封建”的两种扭曲

家国之恋和喜爱自由，这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感情。同其他国家的国民一样，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爱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自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帝反封建”对多数中国人说来，本来是人之常情，愿意投靠外国反动势力出卖国家利益，或甘心做奴隶、奴才的是极少数。但是，有两个现象极为值得重视：一是有些枭雄、权奸以“爱国”名义欺世盗名，以国家、民族的化身自居——“朕即国家”，掩盖其专制独裁统治和其他倒行逆施。二是20世纪下半叶以降，有些人动辄斥责别人不爱国甚至卖国，为帝国主义或其他反动势力服务。他们以为，只要挥起“爱国”这条大棒，自己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可以压得别人服服帖帖。一大批有志报国的知识分子因此饱受冤屈，甚至家破人亡。

《反》文再次提起“反帝反封建”这个话题，仿佛拙作离开“主题”，否定了“反帝反封建”。因此，我们的讨论必须从什幺是反帝反封建这个常识性问题开始（秦统一后是不是封建制度，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本文采用中国大陆的习惯说法），以免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再次沦为棒下冤魂。

首先应该指出， 19、20世纪中国的主题，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法治、文明、富裕、独立的现代化国家；反帝、反封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还有其他手段）。这一时期的许多悲剧，都与漠视这一主题息息相关；也只有在这个主题统领下，才能正确理解反帝、反封建的内涵。“反帝”的内涵是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反封建”的本义是让国民从前现代的压迫、束缚中解放出来，得到现代公民应有的各种自由，并相应建立民主、法治的制度予于切实的保障。两者应该密切结合，以免“爱国主义”为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这些本来不易产生歧义，但实际生活中常常出现种种不应有的扭曲 ，《反》文是体现这些扭曲的新例。

第一种是对内涵的扭曲。

例如：《反》文对1840年以来的中国史有个概括：“前109年是争取国家独立的历史，后56年，是争取国家现代化和富强的历史。”而对前109年（1840－1949）的诠释是 “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这样的诠释简单明了，但有两点令人生疑：

一是按照中国大陆的习惯，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的执政者，都不是“人民群众”，于是，立即出现一个问题：收回山东权益、治外法权、租界、关税自主权是不是“反帝”——维护国家独立的具体内容？以二百位将军和百万大军的鲜血为代价抗击日本侵略者，算不算“反帝”？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些却是记录在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名下的历史，《反》文的概括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

二是“前109年”是不是对“争取国家现代化和富强”无所作为呢？“在1912——1920年间，中国工业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3.8％”，1912至1936年间则为9.2％；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每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9％”。 用日本著名中国经济史学家的话来说是：“中国已经踏上以工业化为轴心的‘中进资本主义’之路，则是不争的事实。” 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危机频频发生的环境下取得的；有历史和经济学常识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不俗的成绩。

多年来，有些历史书的可信度一再受到质疑，根源就在除“人民群众”的革命造反行动外，统统视而不见！《反》文对反帝反封建的诠释，不是自己发明的；尽管如此，传播左毒的责任是推不掉的。

至于对民主、法治内涵的扭曲，更是俯拾皆是。有的把民主说成是领导者的“作风”。有的只提民主决策的程序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抹煞现代民主的前提和目的是公民的自由。法治及其运作的基础——司法独立则长期被视作资产阶级的谬说。《反》文对这些都是讳莫如深的。

第二种扭曲来自概念和逻辑混乱不清。

要不要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为何）；什幺环境下反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何时）；用什幺方法反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如何）；这是三个虽有密切联系，但又有严格区别的问题。以这次引起轩然大波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义和团事件来说，冷静地问一问：为何，何时，如何，本来可以是非立判。现在搅得沸沸扬扬，其中的思想混乱，叹为观止！在网上随意发泄情绪的帖子弄不清三者的区分，他们中有些人也许会随着年龄和知识增长自己反思，不必计较。但对学术文章说来，这是绝对混淆不得的问题。不幸，《反》文却犯了不该犯的概念和逻辑错误。

纠正后一种扭曲需要冷静分析和排除民族主义情绪的干扰。作为长期被侵略的国家，中国民众中有一种弱者心态，在批判侵略者的同时，不愿冷静反思，究竟我们自己有没有做错什幺？如果本国学者敢于揭示本国的错误，那怕是一二百年前的陈年旧事，也会被一些民族主义者痛诋为“汉奸”、“买办”、“卖国贼”。一些外国学者说了这一类话，则是“帝国主义立场未变”！流风所至，甚至有些外国史学家也受这种情绪沾染，努力为中国辩护，而没有认真分析中国的失误。

伟大的国家、勇敢的民族不需要廉价的同情和自我辩解。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再受阻，中国人应该坦然面对过去。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是文明与野蛮并陈。成长为伟大的现代国家和伟大民族的前提，是以坦荡的胸怀，保障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任由人们说古道今，从而扬清涤垢，为长治久安开辟康庄大道。

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缠，笔者必须申明：我一贯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火烧圆明园是侵略者犯下的罪恶。八国联军入侵也是一场侵略战争，而战争过程中他们又犯下抢掠、强奸和屠杀罪行。由于这些是没有争议的事实，本文的篇幅已经超过报刊文章通常的限度，所以不再赘言。

秉着上述精神，以下针对《反》文的责难，清理多年来习非成是的扭曲；由于这类扭曲太多，本文只能就一些主要问题略陈管见。

义和团事件与“反帝反封建”

《反》文指责拙作“否定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主题，最鲜明的是对待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的侵略上”。对义和团事件是肯定还是否定，不过是对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认识，扯到“否定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主题”上，这是多年来流行的所谓“上纲上线”的左毒再现。广州有句俗语说得好：“大话怕计数”。一落到实处，大话就原形毕露了。就让我们看看义和团事件和“反帝反封建”的具体关系吧。

请先从“反封建”说起。

（1）义和团是最腐朽的封建统治者的工具。

义和团所以能成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关键是得到慈禧和一批最顽固、腐朽的满汉权贵如庄亲王、端郡王、刚毅、徐桐、毓贤等人的支持和利用。任何政府都有责任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义和团暴行威胁下，国民和外侨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正是这个政权腐朽性的体现。而在这个政权和义和团正式结盟以前，顽固的王公贵族和大臣的支持，是义和团在京津迅速发展的条件之一。

（2）义和团事件展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

在专制制度下，执掌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或迟或早总要作出危害国计民生的荒谬决定。没有绝对专制的制度，慈禧不可能作出对11国宣战的罪恶决定；敢于提出反对意见的总理衙门大臣袁昶、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等满汉大臣也不可能先后被杀。

（3）义和团的作为与反封建的要求背道而驰。

反封建的核心是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财产自由、人身自由等公民权利。义和团恰恰是践踏这些自由的暴徒。

由此可见，义和团和义和团事件是封建专制的典型，把它与“反封建”联系起来，是对“反封建”的亵渎。

那幺，它的反帝记录又如何？

义和团事件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上留下的是：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东北、华北。首都沦陷。6月20日，慈禧下诏宣战，同日开始俄军乘机制造海兰泡血案，接着侵占黑龙江左岸仅存的一块土地——江东六十四屯，共计八千左右的中国人的鲜血染红了黑龙江水！俄国侵略军还赖着不走，埋下后来在东北兴风作浪的祸根。大沽和京津沿线炮台被拆，外国在京津沿线留兵驻守，使馆区也长留外国军队，由他们保卫和管理。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六年半的全国财政收入；连年利4％在内，则要支付9亿8223万8150两白银。对本来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这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而羊毛出在羊身上，遭灾的还是老百姓。

一笔令人痛心的丧权辱国的记录！

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辩解：义和团暴行是被迫的

一个流行甚广、颇有迷惑力的说法是：清政府和义和团的行动不管造成什幺恶果，都是帝国主义逼出来的。反抗就是有理！这个前提是经不起反驳的。中外历史都证明，蛮干只能遭灾，改革本国的落后制度为民富国强奠立牢固的制度基础，才是收回丧失了的主权和维护国家独立的可靠保证。

日本1853年被迫打开国门。稍后同列强所订条约中，也有损害日本主权的许多不平等的规定：领事裁判权，类似租界的“居留地”，失去关税自主权，对马岛被沙俄占领……如此等等。但是，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在改革固有的制度和殖产兴业的基础上，国家面貌改变了，通过外交谈判，终于在1899年收回了治外法权，1911年实现了关税自主。

再看看中国的记录。19世纪5次重要的对外战争，每次都以丧权辱国告终。20世纪上半叶经过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后初步的制度变革，1921年11月至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大体上收回了引发五四爱国运动的山东权益。1925年10月开始的关税特别会议，拟好了关税自主方案；1929年2月1日实现了关税自主。1926年，孙传芳治下的上海，在凇沪商埠总办丁文江努力下，收回了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设立了中国政府管理的上海临时法院……。以上情况表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和国家主权的收回，在八年抗战前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新约，美英两国政府分别声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其他国家也先后采取了类似行动，除香港、澳门问题尚待解决外，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百年梦想终于实现。

中日两国的历史确凿证明，笼统说反抗有理，不看具体环境和选择正确道路，有时不但不能救国，反而会误国。义和团事件从结果看，误国殃民已洞若观火。但是，有些人却挖空心思为它辩解，这些辩护词可靠吗？

这些辩解都有意无意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除了与义和团无关的山东高密人民与德国侵略者因修路引发的斗争外，是义和团主动烧教堂、抢掠、杀害传教士和教民（中国信徒）惹来大祸。总的说来，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的压迫者，但在义和团事件这一具体事件中，帝国主义大体上没有惹我们，而是义和团“杀人放火”导致外敌入侵。中国人应该有勇气谴责这些暴行，把它视为国耻，掩盖甚至为这些暴行辩护对中国和中国人告别前现代、实现现代化无所助益。

为替义和团开脱罪责，《反》文在两个日期上大做文章。一个是5月31晚各国卫队从天津到达北京。另一个是6月12日所谓“猎取拳民行动”。

《反》文说：“1900年5月31日晚，英、俄、美、法、日、意六国士兵共356名自天津抵达北京。……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各国公使决定调兵的集会上说过‘这些行动就是瓜分中国的开始’。洋兵入京，不仅在克林德看来是瓜分中国的开始，在拳民看来也是瓜分中国的开始。义和团在北京和各地杀传教士、焚毁教堂、破坏铁路和电线杆以及部分人的抢劫行为，都是在这批外国士兵进京以后发生的。攻打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也在这以后。”

这些说法经不起考查，有四点不符合或不了解历史实际的错误：

（1）不知道早就弄清了的一个史实：“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各国公使决定调兵的集会上说过‘这些行动就是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误传，克林德根本没有说过那句话。

据英国公使5月27日向本国首相报告：昨天“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宣称：‘他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土崩瓦解；他不相信以设想他们的稳定为根据的任何行动能够有效。’” 同时，与《反》文说的相反，这次会议恰恰是反对调兵的。的确有些国家的公使把克林德的言论误解为考虑瓜分中国，但德国外交部根据传闻立即严厉批评克林德，克林德回电中明确说明：“他没有发表其他外交官所说的那种言论”。 德国政府当时反对瓜分中国的态度非常明确。

（2）不知道这些卫队入京是经过中国政府批准，并且是沿用多次的惯例。

当时在中国海关任职的马士，在其被学术界视为权威著作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写道：从1860年列强在中国设使馆开始，“每一个使馆都设有卫队……但是日久以后，这个卫队减到仅足以作为仪仗队的数目。后来，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就从几个舰队中派遣海军陆战队去担任冬季保护的特殊任务，因为这时北京由于天津港口结冰而与外界隔绝；在1894年和1898年年底都这样做了，每次派遣的卫队都在三月间撤回。” 1900年5月28日，鉴于局势危急，各国使馆提出增调卫队，中国政府先是拒绝，不久就批准了。31日，英国公使向首相报告：“如果像上次（1898年戊戌政变后）那样，每个使馆的卫队人数不超过30名，总理衙门已表示同意卫队前来北京。”

因此，尽管这些卫队人数超过清政府的规定，但自卫的性质没有改变。这是旧特权的应用，不是新的侵略行为。看看当时的实际情况，事情就更清楚了。

首先，清政府当时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也不能保障外国使馆的安全和正常工作。

5月21日，“使节们普遍反对调遣卫队前来北京”。 直到28日，外侨和中国教徒的生命、财产所受威胁越来越严重，他们才改变态度。事后有关人士和中外史家对调派卫队进京是否明智有所怀疑。但是，全面研究史料，可以肯定在义和团事件开始之初，列强事先并无武装入侵的打算，他们是被动应付的。同时，当时不但气氛很恐怖，攻击外国人和中国教徒的行动已经开始，而且清政府已经陷入不能保护外侨和本国公民生命、财产的状态。教案几乎年年有，1900年惹来弥天大祸，是义和团犯罪而清政府不能妥善处理引起的。

其次，对当时社会的自卫行动要有全面的了解。

清帝国的政权设置只到县一级，县以下试行建立民主自治组织和维持社会秩序的警察制度，除了戊戌变法时湖南曾经试行很快就被扼杀外，都是义和团事件后清政府实行新政改革的业绩。因此，民间自卫是当时常见现象（现在仍然不难见到不少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民居有“炮楼”、“碉楼”）；教堂、教民自卫也被清政府默许。

1900年1月，在山东巡抚任上的袁世凯向朝廷报告：“秋冬来，济东各属，焚劫大小教堂十处，抢掠教民三百二十八家。掳害教民二十三名……诸官吏不能辞其责也。适有不逞之徒，乘间滋事……辙诳诱乡愚，勾引报复，焚毁教堂，劫掠教民。继因各处著名教堂……皆设备固守，屡攻弗克，转遭杀伤。益复四出抢掳，波及良善……该匪等虽托名仇教，而观其举动，实只在于纠众劫财。”“当以西人护身枪支，每人不过一二杆……韩庄、白云峪教堂均有快枪多杆，上月迭经匪徒纠众四五百人扑攻，均被击伤多名，溃败纷逃……查洋人在内地，私储军火多件，向为约章所不许。当此匪徒滋扰之时，暂未便认真查禁”。

1900年4月，义和团进攻保定附近的姜家庄，“该拳匪共有二千余人……庄中教民逆知该匪等必来滋扰，早预备军械以待，该匪于晨刻即往攻打，彼此争持直至下午三点钟，方停止。”

历史论断必须考虑社会环境，有些论着对使馆召集卫队作过度的解读，定性为侵略军，甚至发挥想象力，说他们可能进攻紫禁城，“对皇宫构成威胁”，而没有提供可靠佐证，未免失之轻率。

至于6月10日出发的西摩尔联军，作为增强救护力量的措施，最后也是得到清政府同意的。当时奉命与驻天津法国总领事商谈的直隶总督裕禄向清政府报告：“该总领事以各国各使催兵甚急……其二次进京之兵（指西摩尔联军），虽仍以保护使馆为言，中露保护眷属出京之意。如果中国官兵能任认真保护之责，朝廷有切实谕旨，则续进京之兵可从缓议……查洋人在京，照约本应保护。现在谣言四起，其惊恐亦系实情。所请降旨保护，在彼固非意外之求，在我亦舍此别无办法。” 这表明清政府承认西摩尔联军目的是保护外交使馆。其次，清政府确实一再劝阻公使们不要增派军队，但最终还是表示：“中国政府将放弃它对援军前来使馆的反对意见。” 运送他们进京的火车，也是中国政府拨给的。

正如清政府所认定的，各国军队6月17日强占大沽炮台才是侵略战争的开始。

（3）不知道或故意掩盖义和团杀人、放火、抢掠和威吓不是从5月31日卫队进京后开始的。

《反》文说：“义和团在北京和各地杀传教士、焚毁教堂、破坏铁路和电线杆以及部分人的抢劫行为，都是在这批外国士兵进京以后发生的。”这与历史事实相差太远。

从1896年义和团运动（包括其前身）兴起之初，杀人、放火、抢掠的记录便不绝如缕。

英国传教士卜克斯是1899年12月30日在山东被杀的。此后，对各地教堂、教民和传教士的攻击、杀戮、抢夺、恐吓连绵不断。

1900年3月，天津已到处有匿名揭帖，威胁于4月2日攻打租界和将“各教堂房屋，悉行拆毁，纵火焚烧”。4月中，“义和团匪潜来京师，凡遇教堂，则遍粘招贴，谓三月杪当与教堂为难云云。” 这些威吓已属犯罪行为，而义和团在“各地”杀人、放火、抢掠的消息也纷至沓来。例如，5月12日，在直隶涞水高洛村，“验明被烧华式小教堂七间，及教民房屋共七十五间，暨业经起出尸身五具”。“此次衅端，系属开自拳民。” 5月13日，烧掉直隶定兴县仓巨教民房子80多间，因县令事先通知，教民连夜逃走，没有死伤。 5月18日，“烧毁固安县之公村教堂，杀害传道者二人。”25日“又焚烧霸州之善来营村，杀毙教民男女十三人。”

5月26日大规模拆毁铁路和焚烧、抢掠已经开始。一个外国记者在日记中写道：“铁路已被摧毁，车站（丰台）被包围，工程师都被围困在他们的房子里……来自涿州的消息非常糟。暴民们用恐怖手段和大屠杀来迫使基督徒放弃信仰，强迫他们烧香拜佛，还把他们家中较漂亮的女孩卖了当妓女。”他亲眼看到“机车的库房正在燃烧……四周蜂拥而来的村民正在抢劫。”

《反》文为了证明义和团烧杀的正当性，说了这么一段话：“据施达格研究，1900年5月29～6月4日，发生在雄县附近义和团与京保铁路洋工程师倭松（Ossent）的冲突，是义和团与武装的欧洲人的第一次冲突，洋人先开枪，义和团从数百人聚集到万人，对洋人加以追击，‘将洋人追击上岸，未知存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义和团杀教士、焚毁教堂、铁路等的具体原因。”实际情况如何呢？

5月29日，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的铁路工程师及其家属共41人从保定逃往天津，其中有七个妇女和一个小孩。到达天津时，有九人失踪，二十三人受伤。芦汉铁路是中国政府自主建设的重要项目，这些工程师及其家属是受聘参加经济建设的。他们“接到即将发生严重危险的警告后”紧急乘船逃亡，并不是殖民主义的征讨队。要这样的逃亡者主动攻击别人是不可能的。实际情况是：“官方派一队士兵护送他们，但是在五月三十日下午五点钟，军官们用一个小的事故作借口而离开了。在第二天早晨，他们被一群用大刀和长矛……的暴徒攻击，而护送的士兵也参加了攻击；这次攻击被打退了。”于是，他们弃舟登岸，边打边逃，前后历时四天，最后在天津欧洲人的救援下，才到达天津。

类似史料很多，也是涉猎过这段历史的人熟知的。而且正是这些暴行，使公使团从反对召集卫队，变为急忙调他们入京。

（4）不懂得解救和保卫教民是正义行动。

历来的辩护者，都在所谓6月12日开始的“猎取团民行动”大做文章。

6月12日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11、12两日，大批义和团涌入北京，12日起北京全城一片混乱，到处烧教堂、商店、杀教徒、教士和抢掠他们的财产。“自十五（6月11日）以后匪徒以杀教士为名，任意焚劫民庶。” 激于义愤，一些外国人组织抢救队去抢救生命垂危的教徒和传教士（绝大部分是中国人）。“众见礼拜堂被烧，皆怒……有人呼曰‘志愿兵向前’诸人争上，无退缩者……彼拳匪经机关炮之扫击遂退至路边成一排，渐渐逃散……此次无号令，但如平常行路之状，步履甚缓，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忽有一法人失足而跌……跳起惊呼，盖其足下卧一中国之妇女，缚以绳索，身已半焦……微微呻吟。彼拳匪真残忍已极，捆此妇人以火烧之，抛至路旁为照路之用”！“有自烧毁处逃避而来者，皆面如白纸，手足战栗，无复人形。有一看门人所遭尤惨，其家人、什物均已无存，其父母、妻子及其亲戚共十三人均被烧死，皆拳匪执刀逼之以投于火。”北京天主教三个主要教堂，除北堂（西什库教堂）外，东堂、西堂都被毁，“有数胡同尸骸遍布，当此六月暑天，臭味难闻……男女老幼之尸堆置一处，有裂成数块者，有身首异处者，有已死者，亦有半死者，尚微微伸动”。 从这一天开始，“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外五里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户房产等，焚烧殆尽。教民之被戕者无日无之，弃尸于御河中……常见奉教妇女途行时，遇义和团即跪下，率被拉去斩之。而平民之误杀者亦多”。

历来都有人片面摘引“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掐头去尾，作为洋鬼子残暴的证据。请良知未泯的中国人静静想一想，我们究竟应该谴责还是赞扬这些抢救队？义和团的这些丧失人性的罪恶行径应不应该曲为辩护？事关判别正义和罪恶，含糊不得！

行文至此，可以顺便弄清西什库教堂是不是侵略据点了。被困在这座教堂中的中外人士共三千多人，有2名军官和41名士兵帮助防守。西方宗教传入中国后的作用颇为复杂，不能笼统说他们是“文化侵略”。明末清初天主教再次传入，带给中国的是文化盛宴。19世纪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既引起文化冲突和对非教徒的欺压，又是当时朝野兴办的各类学校、翻译机构和报刊等新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