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先生负责注释的前期鲁迅书信，特别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鲁迅书信，由于年代相隔较远，收信人中绝大部分，如蔡元培、周作人、胡适、许寿裳、钱玄同、孙伏园等位，早已隐入历史，已无法就书信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向收信人求教。不像我参加注释的后期鲁迅书信，巴金、胡风、萧军、黄源、赵家璧等收信人都还健在，我为注释鲁迅致他们的书信，就都曾拜访请益。因此，景山先生的注释工作难度更大，所要猜的“谜”更难猜测，这是完全可以想见的。《考释》把他的猜“谜”解“谜”过程中别有价值的部分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不要说对研究鲁迅的莘莘学子，就是对“专业的鲁迅研究者”，也是大有裨益。

36年前，我参加1981年版《鲁迅全集》书信部分注释工作，从而有幸结识王景山先生。

1981年版《鲁迅全集》书信部分共有11、12、13三卷，其中11卷与《两地书》并卷，13卷中又有“致外国人士部分”。需加注释的鲁迅致中国人士的书信起自1904年10月8日致蒋抑卮信，止于1936年10月17日致曹靖华信，共1333封；致“外国人士部分”起自1920年12月14日致青木正儿信，止于1936年10月18日致内山完造信，共112封，总共1445封。按照注释工作的统一安排，由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鲁迅全集注释组分别承担，北京师院注释1904年-1933年鲁迅致中国人士的书信（简称前期），上海师大注释1934-1936年鲁迅致中国人士的书信和致外国人士的书信（简称后期）。两个注释组互通有无，经常交流切磋，乃至一起开会讨论，修改初稿。这样，我就与北京师院注释组的景山先生成为了忘年交。

在我记忆中，1977年夏，我和王自立先生等到北京虎坊桥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仰晨先生汇报鲁迅书信注释工作进度和搜集注释资料，也拜访了北京师院鲁迅著作注释组，该是首次与温文尔雅的景山先生见面。无论就年龄、经历还是学识，我都是学生，但他对我这样的初涉鲁迅研究的后学毫无架子，亲和有加，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鲁迅书信的注释工作疑难问题很多，进度不快，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从辽宁借调了马蹄疾（陈宗棠）先生到注释组，协调前后期书信的注释并担任书信部分的责任编辑。那年初稿统稿工作移至花园村北京师院校内，从深秋到初冬，我和自立先生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月，与景山先生、刘国盈先生等一封一封书信讨论注释，该加几条注释，哪条释文不详、不确或不妥，都在讨论之列。后来全集书信部分注释定稿，也是景山先生、陈早春先生、马蹄疾先生和我一起参加，经常是今天热烈讨论，发现新的问题，次日就安排我跑北图或首图核实或重新查找史料，以便补充、修改和调整释文。所以，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和景山先生两度朝夕相处，甚至可以没大没小地开开玩笑。进一步亲灸景山先生謦欬和教诲，对我而言，真是受益匪浅。

我后来才知道，景山先生曾就读于西南联大，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50年代初曾任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教学秘书和教员，后执教北京师院中文系，熟稔中国现当代文坛的文事和人事。在出色地完成了《鲁迅全集》书信部分的注释工作之后，景山先生又把研究兴趣转移至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锐意穷搜，竟近十年之功编纂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词典》，后又修订再版。这部《词典》搜集颇为齐全，至今仍是内地同类工具书中的佼佼者，我一直置于案头，时常翻查。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注释鲁迅书信开始，景山先生就一直嘉惠于我。

在注释《鲁迅全集》过程中，不少研究者把考证经过、注释心得陆续结集成书。据我有限的见闻，1980年5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初版《〈鲁迅日记〉札记》，系担任全集日记部分责任编辑的包子衍先生所著，是注释全集衍生成果的第一本。景山先生这部《鲁迅书信考释》（以下简称《考释》）则是第二本。《考释》1982年4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距1981年版《鲁迅全集》问世才半年左右时间。当时景山先生就馈赠我一册，我一口气读完，对景山先生写作之勤奋、考订之精深和见解之独到，深感佩服。

《考释》的写作原由，景山先生在《后记》中作了明确的交代：

我不是专业的鲁迅研究者。只因曾接受学校分配的任务，参加了新版《鲁迅全集》一九〇四年到一九三三年部分书信的注释工作，才使自己有机会查阅了一些书刊材料，有时且不得不象猜谜一样试着去解答一些看来几乎是无从下手的问题。书信往来，只须你知我知，是完全不必考虑第三者能否理解的。因此往往为注一人、一事，困惑万分，偶有所得，自然欣喜若狂。有关材料在注释中不能具引，“猜谜”的过程，在注释中更不能详述。而有些同志却以为材料搜求不易，弃之可惜。自己也有同感，便连同千虑之一得，陆续记了一些下来。这便是本书的由来。

景山先生说他不是“专业的鲁迅研究者”，当然是自谦。他负责注释的前期鲁迅书信，特别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鲁迅书信，由于年代相隔较远，收信人中绝大部分，如蔡元培、周作人、胡适、许寿裳、钱玄同、孙伏园等位，早已隐入历史，已无法就书信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向收信人求教。不像我参加注释的后期鲁迅书信，巴金、胡风、萧军、黄源、赵家璧等收信人都还健在，我为注释鲁迅致他们的书信，就都曾拜访请益。因此，景山先生的注释工作难度更大，所要猜的“谜”更难猜测，这是完全可以想见的。《考释》把他的猜“谜”解“谜”过程中别有价值的部分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不要说对研究鲁迅的莘莘学子，就是对“专业的鲁迅研究者”，也是大有裨益。

从《考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景山先生对前期鲁迅书信的考证，是内证与外证相结合，是前后信内容互证互补、收信人生前的相关回忆和查核当时书刊披露史料相结合。《“木瓜之役”考》、《关于〈新青年〉问题的若干封信》等长文就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深厚功力。而对前期鲁迅书信中的一个个具体乃至细小的问题，对许多信中提到的陌生的人、介绍的冷僻的书、引用的具体的话和涉及的生疏的事，等等，景山先生也在诸多短文中一一解析，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对个别尚未解决的问题，也老老实实地存疑。凡此种种，对《鲁迅全集》中前期书信的注释，都是有力的佐证和补充。

不妨举个例。书信本是写信人写给收信人看的，带有很大的私密性，所以综观前期书信，鲁迅常常在给较亲近的人的信中对提到的人起别名、代号和绰号，有幽默，有嘲讽，或兼而有之。如1918年1月4日致许寿裳信中提到的“老虾公”指夏曾佑；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中的“X”指吴鼎昌（非创办《大公报》之吴鼎昌）；1919年2月16日致钱玄同信中提到的“悠悠我思”指陈百年；1919年4月19日致周作人信中的“爬翁”，同年7月4日致钱玄同信上款“心翁”，均指钱玄同；1919年4月19日致周作人信中所说的“世”指蔡元培，“禽男”指林琴南；1921年9月11日致周作人信中所说的“接脚公”指宋春舫；1925年7月20日致钱玄同信中把“孤桐”误作“孤松”，“孤桐”指章士钊，“孤松”则指李大钊；1927年7月28日致章廷谦信中所说的“菱白”指蒋梦麟；1927年8月2日致江绍原信中所说的“孟德”指傅斯年，等等，均为明证。景山先生不但查明这些别名和绰号的具体所指，而且考证出之所以如此称谓的各种原因。这样细致的考证既加深了读者对这些鲁迅书信的理解，鲁迅的有趣和可爱也由此得以彰显。

鲁迅研究早已是“显学”，鲁迅研究也一直存在着两条路向，一是对鲁迅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不断阐发，另一是对鲁迅生平和作品包括书信、日记在内的具体史实的爬梳考释，二者均至关重要，不可偏废。后者的研究不是可有可无，恰恰相反，往往会推动或制约前者乃至整个鲁迅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因此，在我看来，景山先生在《考释》中对鲁迅早期书信所作的大量考释，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的。

《考释》出版至今已经整整三十年了，当年参加鲁迅书信注释的师友，有的已经英年早逝，如马蹄疾先生，我这个小后生也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重温在我学术研究历程上起过相当作用的《考释》，我不仅仍然兴味盎然，同时也像作者一样感慨系之。一本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其生命力是长久的。

此次重印《考释》，治学谨严的景山先生又增补了《编辑史料必须尊重历史》、《〈鲁迅全集〉注释随感》、《鲁迅研究和我对有关史料工作的一些看法》等一系列厚重的新作，使之更为丰富充实。承景山先生不弃，嘱为《考释》增订本写几句话，惶恐之余，不敢不从命。不当之处，还请景山先生和读者诸君有以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