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在鲁迅和张爱玲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似乎很容易。于青在《张爱玲传》中说：“如果说，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是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贡献；那么，张爱玲对女性意识里‘女性原罪’意识的展露和批判，则是张爱玲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补充，是对女性意识的进化和发展的一个贡献。”〔1〕此外， 迅雨（傅雷）也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写道：“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止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2 〕以上论断为我们研究鲁迅张爱玲之间的共同关系提供了依据。然而，胡兰成对鲁迅和张爱玲进行比较时，却又从完全相反的两个方面说起。胡兰成在《评张爱玲》中说：鲁迅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有受到过摧残，所以没有一点病态。”又说：“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向人间……”〔3〕这就是说，在这两位时间跨度相隔30 年的作家身上，人们既发现了他们的共同之处，又看到了他们的截然不同。怎样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辨析出一条道路，更好更合理地通向鲁迅和张爱玲，是本文试图论说的一个问题。
首先，应该考察一下这两位作家在文学史上被扭曲和错位对待的情况。
过去几十年，由于我们一直把鲁迅放在一套政治权力话语中进行解读，所以，鲁迅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的形象。鲁迅的一生，固然充满了“启蒙”、“论战”、“战斗”的光辉色彩，但鲁迅内心深层的精神危机和惶惑痛苦，却一直没有很好地被注意研究过。现在，对鲁迅的研究正在向着“还俗”的一面发展，很多资料显示了鲁迅在文学史上被单向地错位对待的问题。这种单向错位对待发展到极点，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鲁迅的著作是国内“唯一可以自由阅读的非‘领袖’著作的全集”，从而把鲁迅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政治性的工具。当一个人失去了最起码的生命真实感的时候，即使被推到天上，也是他的最大失落，是对他的贬抑和人格的不尊重。
而张爱玲，则一直被排斥在现代文学史之外。正因为人们错误地对待了鲁迅，也就会在张爱玲这样的作家身上发现和鲁迅完全对立的地方，以证明鲁迅的革命和张爱玲的市俗。当鲁迅终于由一个“导师”、“先驱者”、“战士”的形象，向他自身本体的血肉的一面回归的时候，人们也终于在张爱玲的作品中看到一种“真实人生”的魅力。即使在今天，张爱玲被文坛接受，给她一席沦陷区文学或市民文学的边缘位置，或者把她与新感觉派小说连在一起，都不能说明已经矫正了什么。矫正本身只是对问题的提出，真正的思考和研究应该在矫正的过程中深入具体地进行。
然而我们对这两位作家的研究还停留在表面的印象上。从本质上说，这两位时代差距甚远，而又都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的作家，他们的共同点究竟在哪里？他们有没有最接近的共同之处？如果有，为什么张爱玲不像丁玲、萧红等女作家一样，追随鲁迅，连作品的主题精神和创作道路都和鲁迅同一格调，而张爱玲却不同，她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4〕她对冰、白和苏青的感情上的疏亲， 表明她已经脱离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光照和影响，她站在自己的立脚点上思考和说话了。而鲁迅，自从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实现“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理想，就一直想站在一个独立自主的立场上说话。他认为，只有每一个国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心声，“人各有己，不随风波”，才能唤醒大众的觉悟，才能有一个自立自强的中国〔5〕。回国以后， 鲁迅首先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接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弃医从文、想以文艺救治国人愚弱灵魂的鲁迅，在《新青年》上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呐喊声。《狂人日记》之后，他被推上了新文化运动一员猛将的地位，在这个位置上，鲁迅用他犀利的锋芒和义无反顾的战斗姿态，向封建文化旧营垒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击。然而，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上，他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他在尽可能地把个人性的话语退缩到心的边缘上去，或最大限度地压抑自己，保持个人内心的某种“沉默”：“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野草》题辞的第一句话，正是他失去个人语言，又要开口说出众口一词的全民性话语的矛盾心态的真实反映。这也许就是鲁迅的幸和不幸。
而张爱玲，从一开始走上文学道路，就置身在一个狭窄的沦陷区的生活圈子里，在那个“低气压”的环境里，没有人对文坛抱什么希望，张爱玲猛然走红，像一片奇光，照花了人们的眼睛。人们在她的作品中，“没有听到民族解放战争的炮火，没有听到民众的怒吼声”，反而看到了她“对人性、对情欲世界的揭示”，其“态度之冷峻，色调之丰润令人震惊”〔6〕。一个身陷孤岛的女作家能写出发自内心的文章， 这种特殊的境遇与鲁迅当年置身的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有所不同。正因为如此，张爱玲的作品没有可能被抗战文学的主潮所认同，更谈不上被后来的文学史所承认了。这也许就是张爱玲的幸与不幸。
我们把这两位作家走上文学道路时的不同境遇加以比较，也许，这都不是这两位作家所愿意拥有的结局和选择，在历史主动地选择作家、作家被动地接受选择的情况下，这两位作家都因为文学境遇不同而被历史无情地对待过。这种矛盾的遗憾、失落和牺牲，为我们今天研究他们的思想和作品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他们的共同之处，不仅在于文学境遇上的错位和影响，而且还有思想和意识方面的必然联系。
其次，这两位作家在探讨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时，都表现出孤寂苍凉的悲剧意识。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把自己对民众的呼唤，比作对铁屋子里昏睡入死的人们的一种折磨。鲁迅认为，与其惊醒他们，让他们看见自己死在“万难破毁”的黑屋子里，不如让他们在昏睡中同归于尽。这是鲁迅的个人意愿。而“听将令”文学决定了他要考虑斗争的需要，当时的“将主是不主张消极的”，他说在《药》和《明天》等篇里增加了一些亮色。这个事实说明，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忠诚战士，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文学家，他可以保留自己的思想，但并不意味着他会为了战斗无条件地埋葬自己的思想。相反，这种“消沉”思想却像一杯茶水中的茶叶一样，沉淀在他的作品中，使茶水发出醇厚的颜色，当我们品味这些作品时，这些“茶叶”中浸泡出来的鲁迅的思想，就给我们带来一种难以言说的苦味。在《狂人日记》中，鲁迅通过狂人的推论，把“救救孩子”的希望变成了一句空幻的话语。在整个封建社会“吃人被吃”的链条上长大的孩子，怎么可能逃脱出“吃人”的命运？所以，孩子并不可靠。在《阿Q正传》中， 鲁迅用夸张讽刺的手法揭开了国民灵魂的病态劣根性，他没有对阿Q抱着“哀其不幸”的感情， 他对改造国民灵魂的艰巨斗争，更没有表示出盲目的乐观和信心。在《彷徨》中，鲁迅进一步去掉了“希望”的光环，表露出更加深沉的个人情绪。一个离开指挥的孤独者发出来的哀叫，更接近“五四”落潮之后，在迷途中徘徊的战士的心声。吕纬甫和魏连殳在绝望和消磨中失掉了锐气，涓生的脚下没有什么新路可走，有的只是梦醒之后走投无路的悲哀。在《野草》中，有一篇意象极为奇特的作品《墓碣文》。那个作为长蛇的游魂，为了找到自我内心的“本味”，不惜自啮其身，抉心自食，因为惨痛难当，未能弄清“本味”，待到痛定之后，挖出心来慢慢品尝，然而心已陈旧，“本味”终究无从得知。我认为，《野草》中没有哪一篇作品能像《墓碣文》这样彻底地揭示了现代人失去自我（“本味”）之后的痛苦无助的精神状态。这种绝对的失落和失落之后的孤独处境，像《过客》中的行路人，不知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不知自己是谁，在一个声音的驱使之下，不停地走下去，走下去，像被抛弃在无期流放的荒漠中一样，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我们摘掉以往的“有色”眼镜，就会发现鲁迅作品中，最感人的一面是表现现代知识分子的绝望的心灵历程，鲁迅的这种无法言说的苦难感受和精神磨砺，代表了20世纪的一种重要的人文景观：那些肩负救国救民理想重任的知识分子，怎样在民族危亡的大崩溃中觉醒，又怎样在觉醒中面临着重新崩溃的深渊。
如果说鲁迅通过他自身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和命运的沉浮，来探索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人生的尴尬处境，那么，没有生活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潮中的晚辈作家张爱玲，只能通过她所熟悉的男女婚恋和家居生活，来揭示现代人性裸露出来的百孔千疮。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是张爱玲19岁写的散文《天才梦》中的一句话。对生活的敏感洞察和不寻常的表达方式，使张爱玲对现代人的生存方式的理解，几乎达到了和卡夫卡的《城堡》、鲁迅的《墓碣文》、钱钟书的《围城》和萨特的《恶心》同样的高度。
张爱玲热爱市俗生活，但她没有沉湎于饮食男女嘈杂浮华的漩涡里，而是对他们进行冷眼“张看”，在热气腾腾的场面中，她能透视出她所需要提取的现代人的精神内核。正如曹雪芹热爱他笔下的丫环小姐，但他并不是玩味她们的悲剧命运，而是通过她们来表达对人性的关怀和洞见。在表现日常生活和人情世故方面，张爱玲自觉地吸取了《红楼梦》的精华，她的创作从起点上说，就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市井文学。同时，张爱玲还把冰心、丁玲等上一代女作家的神话理想主义的文学观，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对现代人生的一种嘲讽的拆解。她通过女性特殊的观察力和表现手段，来穿透人性本来面目，以达到对现代人的一种终极意义上的关怀。张爱玲的每一篇小说里都有热热闹闹的故事，都有叽叽喳喳的人物，但最终都会归于苍凉和破败，即使暂时得到了美满婚姻结局，也不知道日后究竟会如何，《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婚姻到手之后，第一个感觉就是苍凉和失落。在张爱玲笔下，那些男女们的人性显露出如此“不彻底”的本相，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金钱和情欲中挣扎，甚至变态到疯狂“吃人”的程度（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最后仍然无法平衡那种病态残缺的心理，抑着黄金的枷锁老此一生。张爱玲只能为她笔下的人物安排没有归宿的归宿，这和鲁迅对现代知识分子在希望中徘徊，在绝望中反抗，最终无所归依的精神命运的探讨显得完全一致。如果我们只把鲁迅当作启蒙文学家（向无产阶级革命方面转化的民主主义作家），只把张爱玲当作现代通俗小说作家，把他们局限在一个表面上的思想框架里，就无法发现这两位作家思想深层的共通之处。这两位作家对中国现代人的精神本质的探索，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由于现代文学的特殊性，它肩负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使命，使作家们往往偏重于思想启蒙而忽略了对人性的表现。既然现代文学在启蒙的同时，也是现代人的一部活的生活乐章，一个真正的现代作家就不可能光写启蒙而不接触人性。鲁迅在挥舞着启蒙大旗的同时，丝毫没有忽略对现代知识分子内心矛盾的探索，张爱玲以通俗小说家的身份出现，实际上她关切的，也是人的本质问题，尽管现代作家对人的思想意识深层的展示和解剖，有时会被社会政治斗争的话语形式所淹没，但文学的本性如此，凡是在启蒙的同时，又注意观照人性和人生的作家作品，终究在文学史上占有了越来越突出的位置，或者向着越来越合理的价值认识的方面回归。鲁迅和张爱玲，正是由于对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思想、观念、意识处于崩溃瓦解，而又十分固守传统的扭曲变态的心理状态的观察洞见，使他们作品中丰富复杂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更加凸现出来。当丁玲和萧红顺应时代和自身的发展走上了启蒙文学道路的时候，张爱玲已经接触到了西方文学中毛姆、赫胥黎、威尔斯、奥尼尔等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中出现的精神危机有深刻了解，张爱玲受其影响，在她的散文中相应地传出了这些作家对人类文明悲观失望的情绪的回声。时代“已经在破坏了，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想要跳出兽性的圈子，几千年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看来如此”〔7〕。 在仅剩下“饮食男女”这两项中，张爱玲也没有放过对它的无情的拆穿，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她对那个“好男人”振保从头到尾地拆解嘲讽了一遍。振保一心想做一个“好男人”，似乎已经做到了“一半”。但人性的荒唐和懦弱，使他一次又一次地违背了自己内心设计的理想蓝图，不由自主地干出了嫖娼、通奸之类的事情。然而，由于面子上的努力，他还在社会上保留着“好男人”的名声，这使他感到骄傲，对做“好男人”重振信心。就在这时，他发现了妻子和一个裁缝通奸，用牺牲“红玫瑰”的爱情换来了与“白玫瑰”的体面婚姻原来不过如此。振保开始走下坡路，公开嫖娼，同时放弃了职业晋升的追求，最后，他发誓从第二天起，重新做一个“好男人”。这当然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话。现代人张爱玲看来，其都是残缺、病态、不彻底的。男人是如此，那些终身依靠男人做专业“结婚员”的女性又能怎么样呢？“红玫瑰”有叽叽喳喳的生命感和诱惑力，但因为名声不好，没有一个“好男人”愿意娶她为妻，尽管她对爱情有强烈的渴望和不顾一切的追求精神，并把“好男人”给感动过。“白玫瑰”有端庄贤淑的外表，但内心苍白，对男人没有任何吸引力，她自己也没有任何生活情趣，使得“好男人”虽然愿意娶她，却不可能爱她，最后把她当作浴室里的一块有黄渍的瓷砖，要彻底“砸碎”。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做好人还是做坏人，张爱玲都不给他们留任何出路，就像鲁迅在解剖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时一样，让他们在绝望中挣扎，在虚妄中反抗，反抗没有希望的“虚望”。在这里，张爱玲和鲁迅都突破了传统文学中，对人的好／坏价值观所做的一元论的简单判断，而进入了现代文学中对人的生命价值存在的意义无从把握、因而造成人的残缺与荒谬的多元论的复杂判断之中，他们把人性的悲剧，提高到一个人类生存的总体背景上来把握，这个总体背景就是：绝望与苍凉。即使张爱玲没有能像伍尔芙一样，把人的生命中“这种无可改变的悲剧性质推向极致”使她不能不保留一份对市俗生活的“安稳”“平实”的爱恋，使她作品中的男人和女人在生命中爬满了蚤子也能顽强地活下去，但这些顽强、热闹又恰恰反证了张爱玲对他们的生命本质进行无情拆解的真正含义。顽强和热闹救不了市俗男女的命，无论婚姻还是恋爱，最终都要完结在绝望与苍凉的底座上，无法逃脱。理性是靠不住的，不可理喻的人性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他们除了在爬满蚤子的生命中哭笑着表演之外，还有什么出路呢？鲁迅也只能让他笔下的“战士”在绝望中向前走去，然而，结局是无法言说的，所谓“成功”，只不过是故事的主人公为自己和他人戏剧性地扮演了一个“苍凉的手势”。鲁迅和张爱玲对现代人生的悲剧意识的探索，也包含了作家对他们个人生命体验的一种观照和反思。
其三，比较一下《狂人日记》、《祝福》和《金锁记》就能清楚地确认鲁迅和张爱玲在文化思想内涵方面的一致性。
鲁迅最重视国民性改造和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问题，早在《狂人日记》等作品中，就揭示出民族病态产生的历史根源。在封建宗法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吃人被吃”的循环关系，构成一张杀人害命的铁的法网，无论凶悍还是弱小，都会在这张法网中丧生，阿Q的麻木， 祥林嫂的死，都和这张法网的残害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鲁迅用一系列理性和形象的手段，反复宣讲着反封建斗争的复杂性。在中国，提高民族精神素质，把病态根子从每个国人的灵魂里拔出去，远比推翻一个皇帝复杂得多。基于这种认识，鲁迅开创了本世纪初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文化启蒙工程。这个关系到民族生存和兴亡的文学使命，不可能由一代作家独立完成，所以，30年代的老舍和40年代的张爱玲等，都接续鲁迅，继续参与了这方面的文学建设。除了《四世同堂》之外，张爱玲的《金锁记》也被认为是一篇“最完满的”，“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的好作品，如果认真研究一下《金锁记》，我们会发现张爱玲不仅继承了鲁迅的文化启蒙思想，而且突破了20年代小说中的某些局限性。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首先是一个被买卖婚姻制度残害（吃掉）的妇女，这一点和祥林嫂的命运相似。但由于家庭出身和经济地位不同（祥林嫂是农村妇女，曹七巧是商人的女儿），这两个女性在精神特征方面又有明显的不同。祥林嫂屡遭婚姻折磨，落下了两次守寡的罪名，不明不白地死在人们的白眼和唾弃中；而曹七巧，明明知道婚姻是陷阱，是带着黄金枷锁的监牢，她也愿意往里跳，因为她喜欢金钱。这两个妇女，一个是被动地经受折磨，默默地惨死，一个是一边陷落一边反抗，挣扎报复，最后竟变成一个“强者”，主宰了自己的一生。在曹七巧周围，她用沉重的黄金枷锁的枷角，劈死过好几条人命，没死的也送掉了半条命。曹七巧一边“被吃”，一边学会了“吃人”，这种既残缺又畸形变态的女性形象，只有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市民中才能产生；祥林嫂生在贫困的农村，她的眼界、经历、精神状态，都不可能使她战胜环境，只能成为一个单向面的受害者。曹七巧不但自身性格强悍生辣，而且在她的生命意识中懂得要求个人的幸福，懂得金钱和情欲，她咬牙切齿忍受着“守活寡”似的夫妻生活取得家族地位，通过丈夫死后分家，获取了相当多的财产。从这一点上看，曹七巧是一个奋斗者，然而奋斗的成功，非但没有使她活得更好，反而遭到了比祥林嫂还要沉重得多的精神折磨，她把自己套在婚姻、金钱、情欲这三重枷锁之下，疯狂地变态和扭曲，变成了恶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清算了封建性的“吃人”的社会关系之后，似乎了结了文明史上的一笔旧帐；然而中国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又是几千年封建礼法关系的肌体上孽生出来怪胎，曹七巧带着这个“胎记”出生长大，但她已经不再像封建吃人者那样迷信，害怕报应，她可以为所欲为，全部都是个人欲望的支使。正因为曹七巧的生命中有了强烈的金钱意识，而又无法摆脱封建婚姻制度，才使她把封建吃人者的本性和现代物质生活欲望扭结在一起，迸发出比封建时代更强大更可怕的能量，疯狂地毁掉了自己，毁掉了别人。张爱玲通过曹七巧的形象，揭示出现代人精神素质的复杂性，由这些复杂可怕的人际关系编织成的网络，远比鲁迅的时代更加令人感到震惊，鲁迅和张爱玲的共同之处，就是都看清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从而透视出国民灵魂和精神素质方面的种种特征，因为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古代宗法社会人际关系的变态和发展，张爱玲写出了这种变异的活生生的过程，从而发展了鲁迅的思想。与此同时，张爱玲还把鲁迅对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反思，从以男性为主体的病态农民身上，扩展到以女性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中来，填补了鲁迅在民族文化心理建构方面的一个空白。在鲁迅笔下，女性都是受欺压残害的对象；在张爱玲笔下，女性可以是欺压和残害别人的主体，尽管她们在变异的过程中也遭受着别人的残害。
结语：鲁迅和张爱玲是分属于两个文化时代的作家，他们在思想意识、文化观念和个人生命体验等方面都存在着息息相关的联系。由《狂人日记》到《金锁记》，不仅是两位作家在创作思路上的契合，而且是“五四”文学发展到40年代之后的必然结果，后辈作家对前代作家的创作思想的发扬，是文学内部运动规律的反映。鲁迅和张爱玲之间的文化关系，一经被放到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角度来考察，就显得他们的联系是必然的，尽管从表面的某些迹象上看，他们似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作家，但问题往往会出现在这种简单的误解和空白之中，答案也应该在这里寻找。
注释：
〔1〕〔2〕〔3〕引自《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1期。
〔4〕张爱玲：《我看苏青》，《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
〔5〕参看鲁迅：《破恶声论》， 《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 〕盛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卷，50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
〔7〕引自余斌：《张爱玲传》，333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10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