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中，社会变化或者社会问题的影响问题一直受到忽视。作者强调了外交政策中社会变化问题的重要性，试图提出而非回答一些问题。中国卷入全球化已经带来了基本的社会变化。在过去 20 多年中，全球化不仅改变了中国经济而且影响了中国社会。尽管如此，中国整体的外交政策仍然由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为中心的日程所主导，尚未有效地回应来自全球化的社会挑战。作者还就一系列问题（如中国到底如何形成系统的全球治理主张、如何保护全球化下的中国社会、如何调整中国的国际道义外交等）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 社会变化；全球化；社会保护；作为社会的中国；中国外交
一 问题的提出：研究中国外交为什么不能忽视社会变化问题？
对社会变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or transformation）长期以来不在外交政策或国际关系研究的正统之列。这是一种严重的缺失。[2]现在是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而全面研究的时候了。本文讲的社会变化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是民族或者国家层次上的，第二个是全球层次上的。
经济和社会本来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全球化本来包括了社会变化，但许多人理解或者强调的“全球化”却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换一个说法，社会变化可以用全球化来表达。不管人们如何定义或者理解全球化，全球化都意味着单个的民族社会不再是封闭的或者与外部世界联系较少的。实际上，在全球化时代，各个民族社会已经受到外部全球行动者的很大影响。
社会问题在世界政治经济或者全球经济中日益突出。资本和市场力量驱动的全球化带来许多变化，包括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权力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在国家层面，近年来，一些国家已经对全球化做出明确的反应，强调了全球化存在的问题，要求国家尽可能地保护社会、尽可能减少来自全球化的冲击。而在全球层面也兴起了世界性的社会运动，如“世界社会论坛（WSF）”的“反（抵制）全球化”。
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谈到“中国”时往往含义模糊，或者根本不去问“中国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而多数国际问题研究者所指的“中国”自然就是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严重忽略了作为“社会”意义上的“中国”。本文的“中国”不仅是“作为国家的中国”，而且是“作为社会的中国”。
在过去近 30 年的时间，日益全球化的外部世界对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和社会意义上的中国影响很大。中国社会对“国际关系”或者“国际问题”普遍感兴趣是这种影响的重要标志。通过对外开放促进经济改革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被认为是通过进一步的经济开放而促进国内经济改革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社会变化的特征也越来越清晰。从全球化的角度看，中国社会变化最主要的方面是全球化的影响，笔者用“全球化在中国”或者“中国的全球化”来表示中国最主要的社会变化。
同时，中国社会对世界变化的影响也逐步显现出来。在封闭的社会条件下，一个社会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往往不是直接的，即使是间接影响，也是有限的。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是主动面向全球开放的社会，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不仅是间接的，而且是直接的，并且具有越来越大的跨国性、全球性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要把社会变化的研究与对中国外交的研究结合起来，外交或者外交政策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就不能再忽略社会变化问题了。 把社会变化与对外关系联系起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笔者认为，有兴趣的研究者可以深入研究以下问题：（1）探讨中国社会变化的外部原因，这里主要指全球化与中国社会变化的关系；（2）中国社会变化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社会变化所引起的外部主要国家和非国家行动者的政策变化；（3）中国对待全球化的立场和政策到底如何变化？
目前，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社会挑战。本文试图从全球化与中国社会变化交互作用的角度从中国社会变化的角度思考中国外交的适应性变革及其可能方向。
二 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变化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全球化了的和继续在全球化的国家和社会。全球化已经和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运作方式。
从市场的角度看，中国已经从封闭的经济体系转化为市场经济，已经属于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加入了全球生产网络。当前，市场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已经是主导性的。中国已经宣布，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从理论上讲，占世界人口 1/5 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社会与世界的结合更加密切。但是，中国参与的全球化仍然是部分意义上的。[3]
从人口流动的角度看，市场改革促进了中国劳动力的国内流动性，也使少量技术性的劳动力进入全球市场。由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属于资本全球化而非劳动力全球化，是资本强势而非劳动力主导，从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有限。中国在这次全球化中担当了劳动力的一个主要供应者的角色，中国不是向国外输出劳动力，而是通过开放让全球资本到中国实现与劳动力的配置。中国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4]全球资本与中国劳动力的结合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形式。[5]中国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方向是：从乡村到城市，从经济低增长、经济机会少的地区到经济高速增长、机会多的地区，从内地到沿海。这个劳动力流动路径基本反映了全球化下资本和劳动力在中国的结合状况。劳动力丰富的地区缺少资本，而城市的资本聚集密度最高。
从经济统计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外贸或者外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是世界上最高的。2003 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 60％，2004 年达到 75％左右。这个数字真实地反映了外资在中国市场的过度存在。
从技术的角度看，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第二大“因特网使用人口”。接入因特网意味着与全球经济、全球社会瞬时联系在一起。就此而言，中国与世界的时空“距离”缩小了。
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如同世界上其他任何市场经济体一样，在中国，全球化已经让许多个人和集团感到压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重组导致一些人“下岗”，一些人则在新的市场竞争中失败了，一些缺少足够技能训练和能力不高的人则根本进入不了正规的就业市场。现在失业问题成为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青年就业形势严峻，未来数年青年新增劳动人口每年仍然保持在 1 500 万～2 200 万之间。[6]但是，中国的就业者和失业者多数缺乏足够的社会安全保障。
从社会凝聚和分化的角度看，全球化下中国的社会分化越来越显著，不平等性加强了：一些地区、团体和个人与全球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一些地区、个人和人群则被边缘化和被排斥化，除了被动接受影响，他们与全球化没有直接联系。各种不同渠道的研究结果[7]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不断扩大。一个国家作为“社会”的存在，是指社会的个体之间存在最起码的共识以及直接或者间接的社会契约。全球化实际上在分解着而不是凝聚着中国社会。
从外国影响的角度看，美国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消费主义）和流行文化在中国社会无处不在。
三 “谁的全球化”问题
从社会变化的角度研究全球化和中国的关系，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那就是在中国进行的全球化到底是谁的全球化？上面笔者也引用了目前许多中国人和舆论注意到的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问题，它最好不过地触及“谁的全球化”这个敏感问题。
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说，一般是不用问“谁的全球化”这样的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政治学或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得不问如下的与“谁”字相关的问题：谁获得什么，谁受益，谁受损，谁是赢家，谁是输家等。如果不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看中国正在分层化的中国社会与全球化的关系，就可以发现不同的中国阶层或者集团与全球化的利害不同。本文无法做这样的实证研究，但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关于中国“全球化代价”的讨论则明显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8]这中间有一个政府、企业和外资、国内地区、不同的社会集团等之间的利益和害处的分配问题，在全球化深入进行的任何国家，这都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外资是中国参加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仔细研究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中国主流的关于全球化的各种文字，笔者发现，全球化的中国理解一直严重缺少与全球化“配套”的本土化论述。最早是一直到现在仍然有影响力的中国与“国际接轨”论述。所谓“接轨”，实际上是中国适应世界。最近的则是“中国主要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这样的普遍看法。至于“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的结论主要依据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断进入的外资、不断提升的国际贸易地位和国内生产总值规模。
现在看来，无论是“接轨”论还是“受益者”论，其实都可以看做是在全球化问题上的某种“幼稚病”。且不说接轨付出的高昂代价是否得到补偿或者回报，在“受益”的同时也付出了没有被计算进来的社会代价，单单从“本土化”的角度看，中国只是被全球化了，但却尚未深入进行对全球化的反应性和主动性的“本土化”。一般地说，全球化“化”掉的正是民族国家的主权、控制和影响，国家的权威在相当程度上转移给跨国公司。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体验的初期阶段正是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这个阶段后，不管其受益大小与否，都要进入反思全球化的阶段，尤其是进行针对全球化而开展的本土化，试图在全球化中不被完全“化”掉而丧失自性。
四 社会的“易受伤害性”和社会保护问题
目前，全球化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后冷战时代的多边秩序正被经济、人道、环境、政治等各种危机的交互作用所威胁。更严重的是，现在有一种力量，使这些已然不妙的状况变得更糟。这种力量归纳起来有两条：华盛顿经济共识和华盛顿安全战略。它们彻底摧毁了政府的积极形象，威胁着自由，限制着增长，阻碍着发展，抑制着善。”[9]
由于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规模和深度，中国已经是一个容易受到全球化的消极作用影响的社会。即使那些认为中国参与全球化非常成功的外国观察者也不得不承认，“全球化已迫使中国做出了非常痛苦的调整”，“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的社会调整，其程度之严重，无论如何估量也不过分”。[10]可以把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当做是为适应全球化而付出的必要代价。问题是中国能否消化这种社会代价？
然而，关于全球化在中国的消极面，国内的研究并不很多。在美欧的全球化研究（以及早期的“相互依存”概念）中，国家或者社会“容易受到影响、伤害、攻击的性质（vulnerability）”是个重要的概念。我们在全球化研究中对这个重要的概念却重视不够。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的社会变化，受到舆论和公众关注的问题是“弱势群体”问题。[11]中国弱势群体问题产生的根源非常复杂，但全球化应该也是其中一个新的重要因素。如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全球化在中国的进行必然要产生“赢者”和“输者”的问题。当前，与其他国家或者社会相比，中国缺少在全球化中保护占社会多数的弱者的有效手段。
在全球化中的社会保护问题上，或许欧洲国家可以为我们提供某些借鉴。欧洲国家/社会也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在其主流的舆论中，全球化中社会的易受伤害性不断被强调，而如何解决社会易受伤害性的问题则不断得到讨论。欧洲国家在 1945 年以后大都发展成为典型的、后现代意义上的福利国家。全球化的加强尤其是来自外部的经济竞争使西欧国家不得不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削减福利，社会受到了冲击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社会的易受伤害（影响）性成为欧洲国家和欧洲联盟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们从最近 10年欧洲的选举政治中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点。归纳起来，西欧国家为易受伤害性人群提供的保护方案是：（1）尽可能地发挥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重要作用，当然，这种作用不是旧式的欧洲“重商主义”，而是国家通过别的手段支持企业和个人增强国际竞争力。欧洲国家在一些重要领域还保留着政府干预的强大能力，例如在研究、教育、预算政策、税收、投资和产业方面。这些国家都要通过立法和补贴大力保护其农业和农村部门。在外交中，这些国家无一不主张和支持世界“公平贸易”。（2）通过国际制度进行保护。目前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仍然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在新的国际制度塑造方面，欧洲国家力图使这样的规则更有利于解决本身的社会易受全球化影响的问题。在欧洲联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谈判及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谈判中，欧盟难以做出任何真正的不利于其农业和农村保护的“让步”。（3）通过发达的公民社会组织来进行自我保护。在西欧国家，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非常成熟。全球化的挑战更加强了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则在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之外为受到全球化影响的社会提供了另一种保护。
而中国在上述 3 个层次上尚缺少实际的社会保护。第一，为了“经济发展”，中国的一个基本政策是吸引外资，创造“投资环境”。应该说，跨国公司在中国承担着最少的“公司社会责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中国的劳动、环境和社会标准总体上非常有利于跨国公司。这样，实际上，在利用国家的力量对付全球化的社会挑战方面，由于担心外资流出，中国处在自我设定的社会让步地位。第二，中国目前只是现有国际制度的参加者，而非主导者。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成员，几乎参加了绝大多数政府间国际组织。但是中国争取对自己的社会有利的国际规则的能力仍然有限。中国自然从对中国有利的国际规则中受益，但却难以修改对中国不利的国际规则。占中国社会主体的农业和农村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缺乏社会保护的人群。与发达国家的农民受到政府的多方面保护不同，中国农村人口得到的保护还不够。而目前绝大多数国际规则并没有充分考虑和照顾中国的农业和农村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的全球贸易规则就是一例。相反，中国却为世界贸易做了很大贡献。[12] 第三，众所周知中国的公民社会产生和发育不足，难以在全球化下实现社会的自我保护。
在保护问题方面，由于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尖锐矛盾，目前的全球化还导致了处在各个民族社会的劳动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和冲突。而跨国公司则可以充分利用这种冲突降低工资成本，最大限度地牟取全球化带来的利润。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抱怨企业外迁造成就业不足，说中国和印度千方百计把这些企业吸引去了。这些工会组织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政治基础。在这样奇怪的逻辑下，中国劳动者与西方国家的劳动者的国际矛盾在上升。谁来使中国社会尽可能地减少在全球化中的易受伤害性？
五 全球社会与全球问题：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影响
全球社会变化意味着目前分散的民族社会的特征越来越相似，各个民族社会之间更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各个民族社会都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社会或者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13]的一部分。
中国的社会变化必然要对世界产生影响。全球气候变化是全球化的一个后果，全球社会变化也可以看做是这样的后果。中国的社会变化是全球社会变化的一部分。全球化的各种“联系通道”将把中国的社会变化快速和全方位地传递到世界，从而中国的社会变化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中国对全球社会变化的影响包括至少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社会形成的推动力量，中国承担起更大的全球社会责任，为“全球公共产品”做出更多贡献；另一方面，中国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将有可能演变成外部世界关注和担心的全球问题。
中国与全球化之间不仅存在互利与合作的一面，而且存在冲突与矛盾的一面。这是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民族社会的矛盾，即使作为国家和社会的美国，也不得不面对与全球化的矛盾。
全球化条件下，任何国家的社会问题都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外溢”或者“扩散”到全球，比如人口流动、环境污染、犯罪、传染病等社会问题不可能完全被控制在一国疆域之内。最近几年，中国国内的社会问题“走向”世界的速度加快了。快速的城市化、现代化使中国提前成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最大的排放国家之一。而且，在未来 10 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而中国在生产和消费中产生的大量水体污染将通过跨国河流和海洋影响周边国家，中国对包括淡水等不可再生资源的需求将加剧世界对自然资源的竞争和争夺，等等。
为了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中国制定和贯彻了相应的政策，也同时促进了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但是，全球化在中国产生的问题（即其“外部性”）却主要由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来承担，而不是由在中国进行生产、销售的跨国公司来承担。
市场经济不是只有增长和繁荣，还有衰退和危机。任何以贸易和外资为基础的经济必然会随着全球经济的波动而沉浮。中国已经是全球化中比较容易受到伤害的经济体和社会。一旦世界经济大幅度波动，不仅将直接导致中国出现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而且，中国的经济循环对世界的影响也将增大。这些年来，世界已经感受到“中国工厂”的影响。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对国家、社会与全球化的矛盾具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由于全球化加强了美国和欧洲的力量，它们可以在全球化中充分地保护其社会尽可能少地受到来自全球化的冲击。中国到底与全球化形成什么样的关系？是仍然简单地向全球资本“对外开放”，还是为了国内社会的和谐而寻求在全球化下国家对社会的保护？
六 社会变化下的中国世界战略
“全球化和外交”是中国尚未很好地面对的大挑战之一。长期生活在“国家的世界”（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的中国外交，对这样一个“全球的世界”的认识是不够的。[14]在中国社会参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如何思考中国外交的因应之道是一个迫切的战略课题。本文认为：
第一， 要把全球化、社会变化和中国外交紧密结合起来，不应再把中国与世界分开。中国在国际社会一直强调南北差距、贫富分化、经济失衡等问题，要求建立更加公正和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值得指出的是，全球化和中国“加入”国际秩序[15]使这些问题已经不再只是“中国之外”的问题。也就是说，贫富分化的世界问题是世界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如果不考虑在中国社会发生的全球化，中国在国际上强调南北问题和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性就缺少正当性；反之，如果充分地国内“关怀”，中国在国际上可以更有力、更正当地强调当代国际秩序存在的正义问题。
第二，中国需要提出具有社会性的全球治理主张。中国面对着全球变化的巨大挑战。作为已经是全球体系中最大的社会，中国有必要提出系统的全球治理方向和全球治理政策。自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中国改变了对多边主义的态度，但必须看到，这样的国家态度转换过程还没有完成。中国主张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多边主义需要清楚地说明。“中国版本”的多边主义不能空洞化和工具化，而需要具体化和目的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应该把多边主义定义为“社会的和民主的多边主义”。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真正拥抱或者接受多边主义的标志应该是主张“多边秩序”而非“多极世界”。“极化”是旧式国家中心主义的权力政治思维，极容易在国际上引起误解（如目前的“中国威胁论”把“多极化”作为依据之一），以为中国在推动建立以新的权势平衡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多极秩序不是什么新秩序。在历史上，有关的多极秩序建立过程是各个权力中心追求至上的国家利益而不顾国际利益的过程，其结果是国际冲突和战争。
第三， 在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中必须把社会因素充分考虑在内，依据国际标准发挥国家在调节全球化与民族经济社会的矛盾中的作用，帮助在全球化中出现困境的中国社会。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谈判中，无论是双边（如目前的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还是多边谈判（如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中国政府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因素。
第四， 推动中国参与的各种地区机制（如东亚合作框架），开展地区社会合作，实行社会地区主义（social regionalism），实现最低限度的地区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ance）。世界上不断出现的各种地区（regions）是全球经济和社会变化的产物，代表着世界治理的新模式。地区治理与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是构成世界治理的 3 个层次。地区安排的不断出现是全球化的产物，其中一个考虑是为了使社会不因为全球化而失去凝聚力和基本认同，在地区层面实现社会保护。以往的地区整合（一体化）往往是政治和知识精英的沟通与合作，主要是创造出一个地区性的经济（市场）和政治（战略）空间，而鲜有考虑社会因素者，经济部门外的社会部门参与得很少。结果，这样的地区联合不是人民的共同体（community ofpeople），最终因缺少正当性而导致“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和社会抗议，从而降低了社会的共同体归属感或者认同感。
第五， 把中国外交与全球治理密切结合起来，多边外交的重点应该是全球治理外交。中国社会变化中的问题特别是环境变化都将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不足以对付这些挑战。中国外交面对着维护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利益和解决全球体系与中国冲突的任务。在全球治理外交中，国家仍然是主体，但却不得不包括了非国家的行动者（例如非政府组织、计算机网络、地区集团等）。中国外交已经遭遇非国家行动者的挑战，这种挑战并不见得对国家不利。实践证明，非国家行动者可以在某些方面有效加强国家的力量。对此中国应有清醒的认识并积极地应对。
第六， 中国与世界需要建立起有效和互动的价值关系。一个属于“国际体系”的国家却不一定属于“国际社会”（或者“国际共同体”）。国际社会的成员与国际体系的成员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前者中成员分享着共同的观念、价值和规则，而后者则不一定。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到现在，中国在组织形式上完成了加入国际体系的过程，即中国已经是国际制度的“会员国”。但是，如果从价值关系的角度看，中国仍然没有完全融入“国际社会”。在经济和社会变化的影响下，中国存在着新旧价值体系的冲突。如何在全球化下重建中国与世界的共同价值是中国的一大任务。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特征之一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已经存在广泛的和物质的利益关系。但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却继续存在着各种非正常的政治和价值的摩擦和冲突，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和判断仍然充满了猜疑和不信任。这些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价值冲突。中国与世界之间尚未建立起非物质的价值共享和共生关系。中国若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大的作用，与世界的“共识”是很重要、很必要的。中国必须通过与世界的价值关系来影响和贡献于世界。经济力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价值力量往往被当今的物欲横流、道德沉沦所遗弃。中国必须与外部世界建立具有进取性、认同性和共享性的价值关系。
第七， 当把社会因素纳入外交时，国际正义或者国际公平应该是中国外交的重点之一。中国能否在现有的经济外交和合作外交之外，主张和开展“国际道义外交”？笔者认为，从事国际道义外交是中国外交的优势（比如中国强调缩小南北差距、身体力行对外援助并不附带政治条件）应该发扬光大。而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社会性互动中，中国的道义外交则不仅可以作为“软力量”弥补中国“硬力量”的相对不足，而且可以体现中国外交的根本目的，即促进人类的和平、发展与繁荣。从事中国的道义外交，与国家在目标上一致的中国非政府组织或许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第八， 重视在社会层面上的“在国内的外交（diplomacy at home）”。不管喜欢与接受与否，在中国生活的世界，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大量的非国家性质的新“行动者”。人们一般认为外交针对的主要是国家行动者，而且主要是在外部世界进行，实际上，外交本来就包括“在国内的外交”。[16]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在国内的外交发生了不少变化，其中之一正是与这些非国家行动者打交道。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关注中国和进入中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越来越多，它们纷纷在中国开展活动。这就使中国在国内的外交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七 结束语
在以往的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家占据了研究的中心，而市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全球化改变了这些关系。引起国内社会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全球化，市场的加强代表着全球化在中国的深入。长期以来，中国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呈现“强国家”、“弱社会”的形态。全球化则使社会更容易受到市场的影响甚至冲击。“弱社会”是中国目前社会变化的特征之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代表社会，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会挤压、侵蚀和削弱社会。这个时候，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需要重新调整，国家要居间调节市场与社会的矛盾，发挥国家的作用，保护社会。目前的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力量驱动的市场全球化，对世界上各种国内社会构成威胁和挑战。
在中国的当代背景下，社会变化意味着发展或者现代化，发展被视为“硬道理”、“第一要务”。发展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概括的“发展中国家”特征在中国已经全部具备（诸如贫富分化、畸形城市化、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这个现代化正是在中国“开放”和世界“进入”的双重过程下发生的。对我们的研究有意义的社会变化是那些可继续的中国变化。无疑，全球化就是这样一个连续性的过程。中国社会已经被包括进入全球化的过程。在市场作用下，中国出现了巨大的空前的人口流动规模，但社会结构中存在着进入全球化的和尚未进入全球化的、“中心”的和“边缘”的人群分化。力量或者更确切地说权威转移（power or authority shift）一直在进行。其他主要的社会变化还有：社会对立、冲突的加强，就业、教育、健康、权利、平等、正义和安全等问题突出以及传统的道德、价值和信用危机。
中国的社会变化具有复杂的外交和国际含义。外交政策和外交如何反映或者适应中国的社会变化？本文并没有也不可能回答这样重大的问题，而只是强调了这个问题的意义，并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外交变革的建议。
注释：
[1]本文最初的基础是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行的“社会变迁与中国对外关系”研讨会（2005 年12 月3日）上的发言。
[2] 荷兰裔英国学者Jan Aart Sholte 在其成名作《社会变化的国际关系学》一书中指出了这个问题。该书“从世界的角度探讨了理解社会变化的可能性”。在国际关系学领域，“社会转变的问题（the issue of socialtransformation）一直到今天都受到严重忽视”，参见Jan Aart Scholt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ocial Change,UK：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
[3] 蔡劲松：《外贸依存度应该“消肿”》，载《中国财经报》，2005 年7 月6 日。
[4]《2004 全球投资报告》的作者詹晓宁认为，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过去10 多年来，它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在最近二三年来，它一跃而成为最重要的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2004 年中国是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见《联合国电台》，http://www.un.org/chinese/av/radio/transcript/china041112.htm 。
[5]有意思的是，那些漂洋过海到国外打工的中国劳动者，不久又有许多回流到祖国但却为跨国公司工作。
随着全球化下的跨国公司“外包”业务不断发展，出国“打工”日益没有优势，而在国内为全球化“打工”
则十分便捷。这一点与印度等劳动力大国的情况一样。
[6]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联合发布的《联合国<到2000 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实施十周年（1995-2004）特别调查中国青年发展报告》。
[7]例如，主题为“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委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撰写）。
[8]参见袁剑：《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代价与问题》，http://www.dajun.com.cn/quanqiuh.htm 。
[9] ［英］戴维•赫尔德：《全球化的危机与出路》，载《环球时报》，2004 年10 月18 日第18 版。
[10]William H. Overholt,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Testimony presented to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n May 19, 2005, http://www.rand.org/pubs/testimonies/CT244/index.html.
[11] 2002 年3 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词。“弱势群体”一词流行起来，引起广泛关注。
[12] 《薄熙来解读世贸香港宣言：4 项条款对中国很重要》，载《第一财经日报》，2005 年12 月20 日。
[13] 关于世界社会的各种叫法包括：康德的“世界（大同）社会（cosmopolitan society）”、“只有一个世界（oneworld）”和“地球村（global village）”等。参见Dirk Messner, “World Society – Structures and Trends,” in Paul Kennedy, Dirk Messner and Franz Nuscheler, eds., Global Trends and Global Governance, London:Pluto Press,2002, pp.22-64。
[14] 联合国《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的报告》的第一章的题目是《不同的世界：1945 年和2005年》，可参见：http://www.un.org/chinese/secureworld/ch1.htm 。
[15] 美国等国把中国“纳入”国际秩序或者国际体系的概念。而更多的中国人喜欢用“融入”国际秩序或者国际体系的提法。其实，与“纳入”相对的术语是“加入”。“融入”比较中性，强调的是过程和方式。“加入”一词比较符合历史的现实，中国是主动“开放”“申请”加入国际体系的。
[16] ［英］G.R.贝里奇著，庞中英译：《外交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6-1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