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施蛰存继《上元灯》之后，以他的《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等小说集，“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创作的经验》天马书店1935年版）施蛰存开辟的新路径，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
在施蛰存文学现象出现的三十年代，撰文评说的研究者不少，虽然褒贬不一，但也热闹非凡。如朱湘、叶圣陶、沈从文等对施蛰存的创作给予了赞赏，沈从文在论文《论施蛰存与罗黑芷》（载《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中说：“作者的成就，在中国现代短篇作家中似乎还无人可企及。”评价是很高的。当时也有不同意见，左翼文人楼适夷算是一个代表，他在《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载《文艺新闻》33号，1931年10月26日）一文中指出：“这两篇作品所代表着的，乃是一种生活解消文学的倾向，在作者的心目之中，光瞧崩坏的黑暗的一面，他始终看不见另一个在地底抬起头来的面层”，认为施蛰存“只是张着有闲的眼，从这崩坏中发见新奇的美，用这种新奇的美，他们填补自己的空虚。”由于楼氏“左翼”批评模式对施蛰存的“定论”，其他左翼批评者就沿着这个模式和定论，将施蛰存视为新文学的逆流和异端，从被批评到被冷落，直至被人们遗忘。对施蛰存的研究从此销声匿迹。除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施蛰存的小说做了简要评价外，一般大学的教材，基本少提或不提施蛰存。有些大学本科中文专业的学生不知道施蛰存何许人也。这不知是施蛰存的悲哀，还是文学的悲哀。
新时期以来，被埋没近半个世纪的施蛰存被人们从陈迹中翻出来，正如施先生1991年8月9日给我的信中所说：“想不到近年忽又‘走红’，颇感青年人好奇好古。”施蛰存再次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不仅仅是青年人的好奇好古，还因为政治环境的宽松，学术研究逐步进入正轨。所以对施蛰存的研究和重新评价势在必然。
八十年代初，《文汇报》、《文学报》对施蛰存的情况有些介绍，表明了人们对施蛰存的关注。新时期最早研究施蛰存的文章，是吴福辉先生的《中国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归依——兼评〈春阳〉》（载《十月》1982年第6期），这篇文章对施蛰存的创作重新定论， 肯定了“施蛰存小说不乏佳篇。”文章对小说《春阳》进行深刻细致的分析，认为“婵便是婵，她是施蛰存提供的旧式城镇市民中苦闷女性的典型。”“她也终于逃脱不掉为资产殉葬的命运。婵的悲剧性就在于她的变态，本应是都市人们平常的生活形态，但她永远是退伍者，落伍者。她的冲不破是由她的一次希图冲破来表现的。”通过对婵阿姨的形象分析，吴先生认为，“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与性格外部特征的模糊，正是施蛰存人物刻划的特点。”吴福辉总结施蛰存的整个创作历程，认为施蛰存所走的基本上是一条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又到现实主义的道路，施蛰存的创作使“现代派与现实主义两种因素不断得到融会，统一”，“是现代派与现实主义，现代化与民族化趋向结合的未完成型。”（着重点为原文所加，下同）随后，吴福辉又在《对西方心理分析小说的向往》（载《走向世界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中进一步说明， “施蛰存身上仿佛存在有两个源泉，现代派的与写实派的、此消彼长。他有洋味，他欧化，但又始终掺和着由江南城镇风物凝结成功的那股民间气息。”吴福辉说施蛰存“直接从奥地利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者弗洛伊德和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那里，从现代派文学所依据的理论之一弗洛伊德主义那里，获得一种眼光，觅得一种人类心灵的探测器，从而彻底改造了自己的小说，为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提供了活的标本。”但是吴福辉同时又说，“一个作家的外国文化修养的背景，必须与他独特的生活背景融合和一致，”所以，我们不必在弗洛伊德与施蛰存之间，“去一一寻找出对应的关系”，而要看到，“他的心理分析说逐步向现实主义依归的特质。
由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1987年8月撰写出版，1998 年7月修订再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海派小说》一节中， 论述了施蛰存，说他的心理分析小说在三十年代堪称独步，“由人的内在生命来表现人性，表现男女情爱，就这样成了施蛰存小说的母题。”还有着“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倾向。”评价施蛰存“是最早认识到现代派需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作家，并付于实践。”吴福辉的文章对施蛰存小说的微观分析和宏观把握，为新时期研究施蛰存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
二
在施蛰存他们的创作出现之前，“中国是有都市而没有描写都市的文学，或是描写了都市而没有采取适合这种描写的手法。”（杜衡语）三十年代现代派文学的出现，使都市有了都市文学，并且采用了适合这种描写的手法。严家炎先生对于施蛰存以及三十年代新感觉派有着较深入的研究，并且是从都市文化的视角进行论述的。严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发表长篇论文《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 后又作为《新感觉派小说选》的前言和《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专章出版。严家炎在继楼适夷之后再次将施蛰存纳入新感觉派，虽然施蛰存本人一直反对这种说法。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严家炎准确地概括了新感觉派作为现代都市文学的特色，充分揭示出现代都市小说的现代主义特色。但严家炎在对施蛰存的专章介绍中，对施蛰存的有些小说提出了批评，说“有一些小说的人物心理分析显得不很近乎情理，未免有雕凿过分之处。”说施蛰存的《魔道》“这种扑朔迷离的写法，说明作者为表现怪异的心理过程而实在有点走入魔道了。”严家炎能从都市文化的视角分析都市文学，却没有用精神分析学说来分析心理小说，当然会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施蛰存先生在1992年1月15 日写给笔者的信中说：“在《魔道》这一篇中，我运用的是各种官感的错觉，潜意识和意识的交织，有一部分的性心理的觉醒，这一切幻想与现实的纠葛，感情与理智的矛盾，总合起来，表现的是一种都市人的不宁静情绪。”
施蛰存说的“都市人的不宁静情绪”是一种都市病，是黑暗现实压迫所致，作品结尾三岁小女之死正应证了主人公对灾难的预感，正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所说：“怕得有理。”
严家炎在此书中还对施蛰存的《石秀》提出了批评，认为“作者是按照弗洛伊德、蔼理斯这些现代人的理论主张来写古代人的。在施蛰存笔下，石秀几乎完全成了‘性的冲动’与‘侵犯冲动’的混合物”。其实，石秀首先是“人”，其次才是英雄，所以具有作为“人”的七情六欲，《石秀》表现了石秀作为“人”的另一面，如施蛰存1992年3月7日给笔者信中所说：“因为《水浒》中写的是石秀的“表”，我写的是其“里”，《水浒》与《石秀》分别写了石秀的两面性。由于时代的原因，严先生的批评， 是用现实主义的理论来分析框架现代主义的作品。 我在1998年8 月份太原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年会上与严先生交换了意见，得到了严先生的支持。
从都市文化的角度分析施蛰存作品的文章，还有陈慧忠的《来自现代都市的孤寂感——施蛰存论之一》（载《华东师大学报》1985 年第5期），陈慧忠能够理解施蛰存因大革命失败的沉重打击而形成的“一种孤愤和落寞的心境”和施蛰存“欲前不能，欲后不愿的矛盾状况”，以及“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低回感伤的情调”，并能“扒开层层淤积的表现现实，透过扑朔迷离的艺术形式”，“发现一种不满和反抗的情绪”。陈文认为施蛰存“每篇小说几乎都在写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隔阂与沟通，心灵距离的远近变化”，这就是现代都市的“孤寂的人物，孤寂的情绪。”陈慧忠把握了都市文学的内核和施蛰存小说的内核。
李俊国的《“都市里的陌生人”——析施蛰存的小说视角兼谈现代都市文学的一种审美特征》（载《湖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1 期）分析施蛰存的小说是“专意在繁华与喧嚣背后，寻觅‘都市的陌生人’的人生踪迹及其受创的心灵。”李文用“都市的陌生人”的视角审视施蛰存的小说，把握了小说都市文学的特点。另外，还有一些对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总论的文章，谈及施蛰存等人的都市文学特点，但也大同小异。
三
施蛰存的小说主要是借鉴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并且读了许多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作品，“心向往之，加深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话》文汇报1983 年10 月18日）分析人物意识与潜意识的冲突，表现人物灵与肉的矛盾。从而区别于刘呐鸥、穆时英的新感觉的特征，成为独具特色的心理分析小说。
新时期以来，大多数论文章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切入，论述施蛰存的小说特征的。
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专节《施蛰存，现代心理小说的探索者》，较精辟地分析了施蛰存的心理小说，认为施蛰存“开始熟练地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适用于小说创作，使其作品带有浓郁的现代派色彩”。杨义的专著《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不仅将施蛰存与京派作家比较，而且将施蛰存与刘呐鸥比较，说“‘上元灯’是中国岁节风俗中悬挂的彩灯，纱光烛影，自然不能同‘都市风景线’上的霓虹灯同日而语。”杨义的论述，填补了施蛰存与刘呐鸥、穆时英等人比较分析的空白。
赵凌河的《中国现代派文学引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用《施蛰存和心理分析》的专章分析评价了施蛰存。 赵凌河从“里比多与理性：生命中的两种背驰的力；异化与爱情；情感中的不平衡形态；潜意识与意识；心理的多元结构”等方面评价施蛰存的小说，材料详实全面，分析深刻中肯，体现出新时期施蛰存研究的新收获。虽略嫌琐碎，但已开创出了新局面。
吴立昌的《三十年代的创新能手——心理分析小说家施蛰存》（载《上海大学学报》1991年5 期）揭示了施蛰存小说“性”描写的深刻内涵，认为“《鸠摩罗什》正是这样一篇表现‘灵’‘肉’激烈冲突，人性战胜神性的佳作。……正是人性终于冲破道德藩蓠和佛门清规，向着封建禁欲主义奏出的一曲凯歌。”沈其茜的《论施蛰存的小说创作》（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2 期）也肯定了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和性心理描写，认为《春阳》是最成功的一篇，“它既充分揭示了性欲本能在人的行为动机中的重要作用，又始终扣紧当时的社会生活环境，并着重表现这社会环境是怎样压抑着性欲。”
余凤高1987年出版了《“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内有专章《施蛰存与“心理分析”》，谨慎、细致地分析了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文章虽然肯定施蛰存“写得那么地谨慎、细致、华美”，但又认为那么精致的个人的描写，“大大地限制了作品题材和主题的深化，削弱了作品积极的社会效果，有的甚至产生不好的影响。”1991年余凤高又发表《施蛰存小说创作论》（载《绍兴师专学报》）仍然认为“弗洛伊德以‘性’为其支柱理论，只可能产生于西方生活的土壤上。”他说施蛰存的历史小说中的性描写，既“不顾主要的历史事实”，又“不会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心理”，“这种处理和描绘也是西方式的。”余凤高的谨慎和保守态度，妨碍了他对施蛰存的正确认识。朱锦辉的《从创造社作家、施蛰存、张爱玲的创作看现代心理小说之演变》（载《益阳师专学报》1993年3期）也认为， 施蛰存“走入了为心理而写心理的歧途。”这些评论者可能没有了解施蛰存，甚至没有了解心理分析小说，所以可能步入批评的误区。
刘俊的《中国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两种形态——施蛰存，欧阳子比较论》（载《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2期）， 文章从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两人的异同，总结他们都能挖掘出人类心理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以及人格分裂和心灵压抑的深层内涵，并体现出心理分析小说的两种形态。刘俊在比较分析中确立了施蛰存心理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杜秀华的《〈梅雨之夕〉：初恋之情的颂歌——兼谈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的表情技巧》（载《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4期）， 通过对《梅雨之夕》的个案分析，认为施蛰存的小说，“向读者展开了一幅幅人物心态的图画”，“给读者多带来一层审美愉悦，具有特殊的审美意义。”
四
随着施蛰存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研究的视角更独特，研究的内容也更深入了。如谭桂林的《佛教文化的现代心理学透视——施蛰存佛教题材小说论析》（载《上海文论》1992年5期）， 从佛教文化的角度透视施蛰存的四篇佛教题材的小说，认为施蛰存“除了对佛教题材有特殊的兴趣外，还有一个与二十世纪人文思潮的主流息息相关的目的，即用精神分析的利刃揭开佛教的神学雾纱，让人们看到在那沉寂入空的得道身躯里依然有着像地火一般运行的人情力量。”谭文分析深刻细致，论述也充分合理。
有的文章从历史题材小说的角度分析施蛰存的小说，如黄德志的《施蛰存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论》（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3 期），徐顽强的《情欲与理性冲突下的悲剧命运——论施蛰存的历史小说集《将军底头》》（载《湖北大学学报》1992年6期）， 唐正华的《论施蛰存历史题材短篇小说的创新》（载《文史哲》1994年2期）， 这些文章都能把握施蛰存历史小说独辟蹊径的创新特点，并对施蛰存的独特写法给予理解和肯定。金华的《从施蛰存的小说看现代派文学对自然生命形式的呼唤》（载《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6期）， 认为施蛰存不论是历史小说还是现代小说，都“从不同的角度为人类自身的追求作共同的揭示和探索——生命本身的意义与价值到底何在”，肯定了施蛰在小说“对自然生命形式的呼唤”。
关于施蛰存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除了吴福辉的《对西方心理分析小说的向往》外，还有夏文元、俞秀玲的《施蛰存与施尼萨勒》（载《扬州师院学报）1991年2期）， 李惠彬的《略谈施蛰存小说创作的艺术积累与准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1期）， 都作了较细致的研究，开辟了一方天地。
香港的陈国球分别于1993年、1995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了《从“惘然”到“惆怅”：试论〈上元灯〉中的威旧篇章》和《文本、言说与生活——〈上元灯〉再探》，对《上元灯》进行缜密、细致的研究精神，跃然纸上。邓时忠的《平凡?深入?诗意化——从〈上元灯〉看施蛰存小说的审美对象系统》，从审美角度分析《上元灯》，很有新意。
值得注意的还有《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5期上的两篇文章， 一篇是李欧梵的《探索“现代”——施蛰存及〈现代〉杂志的文学基础》，一篇是黄献文的《在新感觉的后面》。李欧梵说，“他的小说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艺术追求不是模仿，而是幻想”，“在《凶宅》之后，施蛰存结束了他的‘幻想’实验，而其后的作品，如小说集《善女人行品》所显现的，是一种较低调的现实主义的笔调”，李文的“幻想”提法，开壁了施蛰存研究的新领域，但这种说法是否合理，还待进一步“探索”。黄文认为施蛰存他们的新感觉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常人看不见的痛苦底蕴，无声的绝望和反抗。”黄献文试图透过新感觉的形式表象，找到产生这种形式的思想内核和感情根源。
有一些文章也谈到施蛰存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融合和渗透，但都没有超出吴福辉先生最初提出的“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归依”的范畴。也有文章说施蛰存的小说不是现代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的，但论述并不充分。
许道明1999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海派文学论》对施蛰存又有新论，他认为，“许多研究者殚精竭虑地为他勾勒‘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路线，这实在是学术生产力的浪费。”他认为不去理会现实主义，因为，“没有了精神分析小说，就没有了文学史上的施蛰存。”许道明的评论改变了近二十年来的说法，有待我们更深入地探讨。
新时期对施蛰存的资料整理研究一直欠缺，应国靖较早就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他在《文教资料简报》（1983年第7—8期合刊）上发表了《施蛰存传略》、《施蛰存年表》、《施蛰存的小说检阅》等文，并写了论文《论施蛰存的小说》（载《华东师大学报》1983年第1 期）搜集了一些较珍贵的资料。另外刘凌的《施蛰存与鲁迅的一段交往》（载《民国春秋》1994年1 期）和朱严夫的《施蛰存与鲁迅的两次论争》（载《纵横》1998年3期）， 两篇文章都客观真实地介绍了施蛰存与鲁迅的友谊与论争，论争并没有影响施蛰存与鲁迅的友谊和施蛰存对鲁迅的尊敬。但是，政治没有放过施蛰存，因为与鲁迅的论争，施蛰存在1957年的“反右”和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都遭到“灭顶之灾”，打入另册，沉冤20多年，备历艰难，这是鲁迅所始料不及的。
新时期对施蛰存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薄弱环节，施蛰存的生平传记，评传目前还是空白；关于施蛰存与新感觉派之间的关系一直存有争议，需要进一步廓清；施蛰存与刘呐鸥、穆时英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缺乏比较研究；对施蛰存的散文和诗歌也缺乏研究。等等这些，都有待我们进一步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