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娜是马克思最小的女儿，她出生于1855年1月。当时马克思一家的生活正处于艰难困窘之中。作为政治难民，马克思一家租住在伦敦苏荷区一处逼仄破旧的房子里，这里本就是贫民区，而马克思一家的生活几乎悲惨到了极点。当时光顾过马克思居所的一位伦敦警察描述说——
[马克思]住在伦敦最便宜最糟的地区，他只有两个房间，对着街道的房间是客厅，卧房在后面，两个房间的家具没有一件是干净像样的，而且破旧不堪，上面积满了灰尘，房间里到处是一片凌乱。客厅的中间摆着旧式的大桌子，上面铺盖着一条油布，桌子上堆满了稿件、书本和报纸，还有小孩的玩具、马克思夫人做刺绣的针线、边缘缺角的杯子、很脏的汤匙和刀叉、灯泡、墨水罐、烟斗以及烟灰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全部堆在同一张桌子上面。
当你走进马克思的房间时，烟草的气味和烟雾熏得人眼泪直流，你起先什么都看不到，好像在黑暗的洞穴中摸索，直到你的眼睛适应了之后，你才在一片朦胧中看清楚一些东西。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了一层灰，而且很脏，你要坐下来时必须特别小心，因为有一只椅子是三只脚的，另外一张是完好的，但小孩子在那上面玩过煮饭的游戏，这一张是给客人坐的，可是小孩在上面煮过的东西却没移走，如果不看好就一屁股坐下去，你的裤子就报销了。马克思和他的夫人对这些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们以友善亲切的态度接待客人，他们请你用烟斗抽烟，并且以现场可能有的适合东西招待你。最后，一场聪明有趣的谈话展开了，弥补了刚才你所遭遇到的一切不适，这时你开始觉得自在起来，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很有趣，而且也很有创意。
这段巨细靡遗的描述，使我们感受到了马克思生活的贫困，在这贫困的生活中，马克思夫妇似乎有着安贫乐道的情怀。但这只是生活的一面，蒙着灰尘的暗淡生活还有着另外一面。这一面有些可以示人，使我们感到这位巨人伟大光辉的一面：如马克思于1852年6月获得许可进出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他每天早上十点到下午七点去那里读书，他仔细阅读十九世纪英国工厂的的蓝皮报告书，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这之前，随着1848年欧洲革命火焰的熄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从社会运动中脱身，此时，他正用这些资料从事《资本论》的著述。而有些是隐秘而痛苦的，他们骇人的贫困让我们心生悲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在1850年的一封信中曾详细叙述他们一家因交不起房租被赶出门的惨状——
有一天，我们的房东太太突然出现，冬天里我们已经付过她两百五十丹纳，而且商议好未来不用再付房租给她，而是付给房东先生，这个大家都同意了。她现在突然来跟我们要求我们还欠她的五镑，她完全否决了先前的决议。我们一时拿不出这笔数目，这时，来了两位法警，进入我们的屋子，盘踞住我们所有的家私：床、家具及衣物等等，甚至连婴儿的摇篮和我女儿的玩具也不放过，我女儿站在一旁哭个不停。他们威胁说要在两个小时之内把所有的东西搬出去，果真如此的话，我宁可抱着发抖的小孩们躺在地上等死！我们的朋友康拉德·施拉姆急着去城里求救，他跳上马车，马匹顿起脚来，他当场摔倒在地，浑身流血，被抬进了屋子，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那栋房子，天气很冷，还下着雨，我丈夫急着为我们寻找落脚的地方，可是大家一看到我们带着四个小孩，没有人愿意收留我们。最后一位朋友跑来帮我们脱困，我必须把床卖掉才能清偿药店、面包店、、肉商以及牛奶商的债务，牛奶商早在听说有法警来我们这里时，就连忙赶来跟我们要钱了。我卖掉的床被抬了出去，搬上马车——然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当时太阳早已下山，在英国晚上是不许运送家具的，这时房东又找来警察，说这些家具中可能夹杂有他们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偷偷运往国外，不到五分钟，门口竟聚集了两三百人，都是这一带的居民。床只好又搬了下来，等到第二天天一亮就赶快送去给买主。
这种凄惨而窘迫的处境曾经发生在马克思身上，令我们不可思议。事实上，马克思当年的确是一个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穷学者，他们穷得有时连孩子的衣服和女仆的鞋子也要当掉，更何况幼小的孩子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会患病夭折。穷困有时会带来屈辱，有一次，他们当掉的一件首饰上刻有阿吉尔公爵的纹章字样，当铺老板叫来警察，把马克思抓了起来。一些有地位的朋友出城度周末，没有人来营救他，马克思留在看守所里，直到礼拜一早上才被放出来。燕妮原是家境优渥有教养的女子，尽管在这封信中，燕妮为自己的丈夫感到自豪，认为“亲爱的丈夫”在她的身边就是她“生命的支柱”，但是，衣食不继的生活是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虽然她以超常的坚韧和爱心和马克思共度艰窘的岁月，但有时不免感到绝望。她时常难过得彻夜哭泣，惹得马克思生气烦躁，她甚至说，愿意和自己的孩子住到坟墓里去。马克思是不善养家的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声称决不做金钱的奴隶。年轻的马克思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家赚钱只要能够维持生活和写作就行了，但不能为了赚钱而去生活和写作……作家可不能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一种手段，那应该是一种目标，如果有必要，，他要为自己的工作而牺牲自己，像宗教上的教士一般，坚持一个原则，：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不要像一般人那样，成为需要和欲望的奴隶。”这种对精神创造宗教般的虔诚固然可敬，但一个男人不能挣钱养家，使妻子儿女在贫苦中备受煎熬，总不能说尽到了丈夫和父亲的责任。马克思在流亡伦敦三十年的时间里，只有一次动过要找一个固定工作的念头，是到铁路上做一个书记员，因字迹潦草，碍难录用而作罢。当年他的书卖得并不好，出版也很困难，起码在他生前，理论研究和精神创造并没有给他带来应有的物质回报，维持生活的费用要靠恩格斯的资助。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友谊终生不渝，他说，马克思是天才，而我们至多算有才华而已。由于马克思无尽的索求和尖酸刻薄的性格，两人的关系也曾一度有过疏离，但后来还是和好如初。
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所要实现的未来社会如何，却决不是一个让所有人都俯伏在某个至高无上神灵脚下的社会。马克思痛恨和嘲弄宗教，从来没想过要树起一个人格神供人膜拜，更没有把自己看成先知和神明。马克思创造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通过思想的力量改变了世界，但他也是普通人，吃饭、睡觉、做爱、生孩子……面对柴米油盐的琐碎庸常生活，他同样充满了烦恼。刚到伦敦的时候，马克思一家有六口人：马克思夫妇，三个孩子，还有一名女仆。这名女仆名叫海伦·德穆特，是燕妮出嫁时，母亲送给她的结婚礼物。这名女仆对马克思一家忠心耿耿，她就是马克思家的一员，他们叫她琳蘅。三个孩子中，两个女孩，即马克思的女儿劳拉和小燕妮，一个男孩，名叫艾德加。后来，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又有三次临产，1855年1月，艾琳娜降生了，他们叫她杜茜。燕妮另两次分娩，一次是一名女婴，生下不久死去了，另一次产下一名死婴，燕妮为此倍受折磨，险些丧命。就在艾琳娜降生三个月后，马克思唯一的儿子，那名叫艾德加的男孩死去了。据和马克思一家熟识的李卜克内西记述，这名男孩一头黑发，亮晶晶的大眼睛，长得很像马克思，而且很聪明。有一次，面包商登门，他带来了一些面包，同时要和马克思结算旧账，艾德加去应门，他收下了面包，声称马克思不在家，把面包商关在了门外。艾德加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使马克思倍受打击，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表达了自己无比悲伤的心情，说家中的灵魂没有了，房子里更变得死气沉沉。
那么，马克思的一家是否还有更隐秘的东西呢？有。上引马克思夫人燕妮的信写于1850年11月，在那封信中，燕妮说到为降生不久的小艾德加哺乳的情景，其中有一句话说：“这位可怜的小天使在吸我的奶时，也许也把我秘密的哀伤和痛苦一起吸了进去……”这种“秘密的哀伤和痛苦”到底何所指？原来，此时女仆琳蘅正怀着身孕，1851年6月，她生下了一名男婴，这个男婴就是马克思和女仆琳蘅的私生子。丈夫的荒唐，敏感的燕妮自然不会蒙在鼓里，这种“秘密的哀伤和痛苦”又岂可为外人道！琳蘅生下的这个孩子从母姓，名叫亨利·弗雷德里克·德穆特，生下不久，过继给一户劳工家庭抚养，从此不知下落。但1880年再次出现，不久抛下妻子儿女移民澳洲。艾琳娜一直以为弗雷德里克是恩格斯的儿子，她对父亲的形象一向认定理想完美，后来知道真相后自然十分吃惊，但她与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依然保持十分友善的关系。
艾琳娜是所有女儿中最像马克思的一个，她有一头黑发，一双明亮乌黑的眼睛，额头很宽，个子不高，身板有点宽，浑身充满活力，喜欢朗声大笑，嗓音洪亮，说话像唱歌一样好听。尽管马克思失去了儿子小艾德加，但这个女儿抚慰了马克思失子之痛。马克思也非常喜欢他的小女儿，艾琳娜长大后，成为了马克思最有力的助手，她是父亲的秘书、伙伴兼护理，为父亲处理一切来往信件。由于马克思以无产阶级解放为自己的终身使命，所以，艾琳娜同样投入了十九世纪的工人运动之中。她了解工人运动，并掌握所有工人运动的线索，是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艾琳娜喜欢朗诵台词和表演，有一阵子马克思还让她去学戏剧表演课。后来，艾琳娜把自己的天赋用到工人运动中去，她对工人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受到了恩格斯的鼓励。她帮助伦敦东区的工人组织劳工联盟，参加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活动，教工人领袖读书和写字。
艾琳娜一度是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先锋战士，她勇敢、坚毅，为了事业勇于献身而又才华横溢。马克思死后，他和恩格斯一同整理父亲的遗稿，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第一个英译本即出自她的手笔。她还为著名的性心理学家哈夫洛克·蔼理斯翻译易卜生的作品，为后者主持的“美人鱼系列丛书”编一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戏剧《警告淑女》。但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却迷失在自己的情感生活中，造成了令人叹惋的人生悲剧。
艾琳娜十六岁时，有一个名叫里沙加雷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爱上了她，并且向她求婚。艾琳娜有些动心，母亲燕妮也不反对。但马克思以对方性格不稳定为由而拒绝了。艾琳娜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隐约提到此事——
如果你有机会来我家，见过我的父母，你就可以了解父亲对我的重要性，也可以了解我对爱人和被人爱的渴望，以及我多么需要别人的同情。我多么了解我的父亲！多年来不幸的生活中，我们中间存有一层阴影……但我们的爱始终一成不变，我们永远互相信赖对方，我也很爱我母亲，她当然也爱我，但她不像父亲那样了解我，母亲死的时候，我感到悲伤极了，觉得以前对她不够好，但是为了让父母高兴，我也牺牲了自己的黄金年华。至于父亲，他一直很信任我——我们的本性是那么的相像！
这段话表达了她对父母——尤其是对父亲——真诚的爱，同时，也隐含着某种情窦初开的少女惆怅的情绪，为了父亲，他牺牲了内心爱的渴望。
被压抑的情感一旦涌泄而出，就如冲决堤坝的洪水，漫漶而盲目，且有一种一往无前，至死不回的蛮力。艾琳娜在父亲马克思死后一年，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此人名叫爱德华·埃夫林，法国和爱尔兰的混血儿，是一名年轻的科学教员。他长得很丑，但口才很好，相当有魅力，是一个猎色的高手。有一个人评价他说：“他能够像伦敦最帅的男人，在半小时之内把一位很美的女士迷倒——这种魅力他屡试不爽，因而乐此不疲。”显然，这种人是在情感生活上草率天真的女人的恶梦。此人具有艺术家和无赖的双重气质，常常把生活和表演混淆在一起。他情感洋溢，充满幻想，有一阵子他想去当演员，还跟一个剧团到乡下去演出。他为艾琳娜和自己创作了一部独幕剧，两人共同排演。他到处借钱，甚至挪用公款，却从来不想归还，住旅馆不付账就偷偷溜走。
埃夫林自结识艾琳娜后，也热心参与社会主义活动，演讲、写文章和参与闹事。他要求加入当时的一个社会主义组织“社会民主同盟”，可是该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却不愿意接纳他。最后，由于艾琳娜和马克思生前的一些朋友推荐才得以如愿。他是恩格斯家晚宴上的常客，许多客人讨厌埃夫林，声言如果此人到场他们就拒绝参加，但恩格斯疼爱艾琳娜，为了她的缘故，他不顾很多人的抗议，并不想冷淡和驱逐他。一个叫奥利弗·施莱诺的人写信给蔼理斯说：“我开始觉得埃夫林这个人很令人畏惧，说我不喜欢他仍不足以表达我对他的感觉。每次一靠近他，我就感到惶恐不安，每次一看到他觉得畏怯萎缩……我喜欢艾琳娜，可是那个家伙就是令人觉得不舒服。”这是在草丛中发现一条蛇的感觉。伯恩斯坦曾经嘲讽地说：“啊，他是个聪明的家伙……我们不能否认，他对我们的运动颇有一些贡献呢。”
艾琳娜和埃夫林的交往，遭到了很多朋友的反对和规劝，但艾琳娜执迷不悟。很快，在十九世纪生活观念保守的英国，艾琳娜这种令人侧目的前卫女性的行为，就给她带来了苦果。她当时在一个上流阶级的寄宿学校工作，学校知道这种情况后，立即把她开除了。她写信给蔼理斯说：“我很需要工作，可是很难找得到，‘体面的’的人不肯聘我。”
像埃夫林这种浪荡子，不可能忠实艾琳娜的情感。不久，这个人失踪了，不久之后重新出现，却身患重病。艾琳娜知道他已经和别的女人搞到了一起，在他开刀手术和养病期间，她还是寸步不离守在他的床前。时在1898年，艾琳娜在写给她同父异母的哥哥（马克思和女仆琳蘅的私生子）弗雷德里克的信中为自己行为找到辩解的理由：“我越来越了解，行为错误是一种道德病，……有许多人缺乏道德感，就像一些人耳朵聋了或近视或其它毛病一样。我现在比较了解，我们不能因此而去责难他们，我们要想办法治愈他们，要尽力而为。”这真是宗教圣女特蕾莎的情怀！但是，她不知道，道德病要比肌体和生理上的疾病更难治愈，甚至根本无法治愈。就在埃夫林肌体上的病将要痊愈的时候，艾琳娜突然服毒自杀。这天早晨，她收到一封信，信中揭露埃夫林失踪期间，他的原配妻子死了，他就趁此和一个年轻的女演员结婚了。艾琳娜知道，这个男人一直在利用和蹂躏她的情感，在他身上，她没有未来，所以她只能以决绝的死亡来终结她的错爱。艾琳娜死的时候，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只写一句话：“这些年来的生活真是太悲哀了！”
艾琳娜死后，把恩格斯遗留给他的钱全部留给了埃夫林。埃夫林带着这笔钱和新婚妻子到别的地方享受去了。几个月后，埃夫林也死了——在阳光下，躺在安乐椅上面，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显然，此人并非死于“道德病”，而是死于肌体和生理疾病。阳光、安乐椅、一本书……多么充满诗意的道德现场啊！
这里，顺便交代一下马克思另外两个女儿的情况吧。马克思的女儿劳拉1866年夏天和一位来自古巴的年轻医生保尔·拉法格订婚，两年后结婚。另一个女儿小燕妮1872年嫁给一位叫沙尔·龙格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他于巴黎公社瓦解后逃往英国，在伦敦大学充当讲师。马克思对这两个女婿皆不满意，起码在政治信仰上，没有一个是他的信徒。他写道：“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拉法格则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愿魔鬼与他们同在。”两个女婿都比较平庸。劳拉和拉法格生过几个小孩，但没有一个存活下来（据说是由于道德败坏所带来的后果）。拉法格放弃行医，有一阵子还开过照相馆，靠微薄的收入度日。他生性吝啬小气，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叫他“小杂货商”，他曾参加巴黎公社事件，还被选为内阁要员，但也许是能力所限，从未在职位上发挥什么作用。恩格斯死前留给劳拉七千英镑，她把这笔钱分成十等份，打算用完这笔钱后夫妻两人一起自杀。1912年，他们已经快七十岁了，有一天被发现死在了床上，验尸的结果，证明是注射大量吗啡而死。燕妮·龙格死在马克思之前，马克思死后六个月，她的一个小男孩也死了。他们共生育五个小孩，三男一女存活下来，这是马克思留在世界上的后代，他们已经消失在茫茫的人海里。
人类对美好的社会制度充满渴望，很多人为未来的社会理想而献身。但个人的命运悲剧常常与制度无关。美国著名的文化和社会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谈到马克思时写道：“似乎只要共产主义社会一来临，所有一切人生问题便迎刃而解，他显然对未来寄托了太沉重的希望。”
2015年5月28日于威海贝舍书屋
